赵家梁先生是高岗生前的最后一任秘书，在高岗被管教期间，党中央决定他为管教组的组长。最近,我应赵先生之约,听他谈了对何祚康先生编译的《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以下称何文)的意见，现整理发表，供读者和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参考。——张晓霁

首先，我认为，毛主席谈高岗事件，不必引用外国人的话，因为何先生所引用的资料是经过从中文翻译成俄文，又从俄文翻译成英文或中文，再加上作者的编辑，这中间难免发生文字上或理解上的错误。其实，从1953年夏季到1955年，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多次谈到高岗的问题。直接把毛主席和中央主要领导人有关高岗问题的讲话整理出来，恐怕更有意义，更有研究价值。

其次，统观何文，似乎意在告诉读者，高岗与苏联的关系确实不正常，试图用一些前苏联的资料来证明高岗“里通外国”的罪名成立。关于这个问题，可另作探讨。这里只就何文中明显与实际不符之处谈几点意见。

1，关于捷沃西安(何文译为捷沃相)访华的情况及高岗为什么要去东北。

何文引用了毛主席的话：“高岗在捷沃西安访华时想出一切办法到东北去，虽然中央是要李富春去的。”“事实上，高岗不仅与捷沃西安会面了，而且尤金也在场。”并说“在途中，高岗与我们谈了两次话。”

我要说明的是：

首先，在那个时期高岗曾不止一次作为中方代表去苏联，他与苏联人接触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奇怪的，完全没有必要故意寻找机会去接触苏联人。

1953年12月中旬，苏联派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来华，目的是参加鞍山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竣工投产典礼。这是当时苏联援华的标志性项目，双方都很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岗作为国家副主席、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主管工业工作的负责人，无论从职位上，或是从工作性质与工作范围上来看，陪捷沃西安去鞍山，都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记得在12月17日上午，高岗与计委的两位副主席李富春、贾拓夫在计委办公室商量由谁陪同苏联客人去鞍山的问题时，他们三人都想去,争议了好久。按理说，李富春去比较合适，高岗不一定非去不可。最后还是李富春、贾拓夫让了步。后来才知道，高岗坚持要去东北，的确另有原因，但那不是想和苏联人接触，而主要是因为，一是由于他在毛主席面前为饶漱石说话而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二是在毛主席离开北京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已成定局。因此，他想借此机会去沈阳向东北局的同志打招呼，消除一些过去对少奇不利的影响。

第二，1953年12月25日一早，高岗按照原定计划陪同捷沃西安去鞍山。当天下午三点到达鞍山。同行的有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翻译李越然、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马洪和高岗的秘书赵家梁等。一路上我没有看到尤金。

在高岗的专用车厢里，除警卫、随员和高岗自己的卧室外，还设有一个较大的会客室兼作餐厅，因此他的一切活动都在这节专用车厢里。当天上午在车上，捷沃西安在伍修权和李越然的陪同下来到高岗的会客室。他们谈话时，马洪和我都在场，我没有看到尤金，也没听到高岗谈论有关中共中央的情况。关于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多次有人来找我调查，我当时就如实写了证词。

其实，捷沃西安是苏联主管工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不是苏共中央的领导人。高岗即使真的有什么话，也不可能向他说，更别说什么政治上的机密。再说，当时在车上，不仅是高岗与捷沃西安两人和翻译，还有我们三个人在场。高岗怎敢当着这些人的面说什么出格的话?更何况，当时高岗已经知道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妙，正忙于想去沈阳“擦屁股”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再去找苏联人惹麻烦!

第三，正因为如此，12月26日举行过庆典活动之后，高岗便急急忙忙赶到沈阳，于28日召开东北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加强党内团结的指示，一改往日对刘少奇的态度，强调刘少奇在历史上的功绩和在党内的重要作用，要求大家拥护刘少奇在毛主席外出休养期间主持中央的工作;同时，也要求东北全党团结在以林枫为核心的东北局周围，搞好工作。

显然，他是在做补救工作，但为时已晚。他从沈阳回京以后，就不再上班，开始准备反省检查。至此，他给东北局打招呼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也没心思再继续“接触”苏联客人。1954年1月初，一天半夜12点，周总理亲自给马洪打电话，说明天捷沃西安和尤金要去上海，你立即转告高岗，请他送他们上飞机，一定要去，这是中央的决定。

顺便说一句，当时中苏关系友好，我们把苏联称为“老大哥”。中苏关系恶化，称之为“苏修”，是60年代以后的事。

2，1954年1月4日毛主席在杭州召见尤金和捷沃西安时的谈话。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

首先，尤金和捷沃西安是应召去杭州，而不是负命去杭州。也就是说，他们并非是为了向毛主席“通报苏联情况(处决贝利亚)”而去见毛主席的。其实，早在1953年6月中旬，苏共中央已经正式向我党中央通报了关于贝利亚事件的情况，尤金大可不必在半年多以后再来向毛主席通报。那是财经会议召开(6月13日)之前(不是何文所说的7月7日)，我党中央接到苏共中央的急电，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位负责人去莫斯科，有紧急事情通报，没有说明是什么事情。经过酝酿讨论，中共中央决定派高岗前往，陪同前往的有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和翻译师哲。党中央、毛主席作出这样的安排是很有意思的。对苏共方面来说，派去了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两个同志，令人感到高岗是代表中共中央、毛主席前去的，是够隆重够规格的。可是另一方面来说，毛主席让自己的秘书和翻译陪同高岗前去，可以更好的了解高岗在苏的活动和苏共的意图，这至少是一种谨慎而警惕的措施。高岗很快就回来向中央汇报了关于贝利亚事件紧急通报的详细情况，并交上了有关的文件。这件事也成为财经会议期间的一件引人瞩目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高岗当时的确有一种异常心态,他在临上飞机前，私下对妻子说：“这次去苏联，我担心有人要害我。万一出什么事，你要把孩子照顾好。”可见，何文中所引“高的情绪低落”，并非到苏联听了贝利亚事件以后才有，而是在北京出发前就有了。至于他为什么会在倍受毛主席器重的时候产生这种不祥之感，就不得而知了。

何文还说到，“有特别意义的是，高岗从莫斯科回来后，没有回家，立刻去各省党的工作者因公来京下榻的北京饭店，开始对他们做工作。”

这也不是事实。当天，高岗同叶子龙、师哲一起乘飞机回京，是直接从机场回家的，第二天向中央汇报情况。高岗去北京饭店活动主要是在7、8月间。

至于说“高岗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变得异常活跃”，这里边不乏猜测的成分。确切地说，应该是高岗在财经会议期间异常活跃。他为什么“异常活跃”，自有他的原因。但这是否同他去苏联有必然的联系?似乎至今没有确凿的依据。这使我想起1959年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挨批判时，不是也有人把他给毛主席写信同他去东欧访问联系在一起，而说他“里通外国”吗?我们研究历史不能按照“邻人偷斧”的逻辑，而要遵照事实。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毛主席与捷沃西安和尤金的谈话内容。我认为，最直接而确切的叙述莫过于当时的翻译师哲先生的回忆。在这里引用于下：

1954年元旦刚过，毛泽东便邀请苏联客人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到杭州见面。

1月4日，见面后稍事寒喧，对若干问题作了一般了解后，便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党内和我们国内的一些情况。

毛主席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毛用手指着我),楚就是我们湖南(毛用手指着他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样?还要等等看。”

其实毛主席所说的陕西是指高岗，但他没有明讲。捷沃西安和尤金似懂非懂地听完谈话后，回到自己的寓所，两人坐在一起嘀咕了整整一个下午和晚上，十分神秘，不让我听到，对我态度都变了，因为他们误解为是我要打倒毛主席。

这次谈话确实是极其出奇而不寻常的，使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虽然在这期间，请他们参观了……但他们仍然念念不忘地猜测和推敲毛主席讲话的涵义，总想找出这次谈话与他们的瓜葛在哪里。最后还是不得要领，不明所以。不知捷沃西安回国后是如何汇报的。不仅他们，就连我当时也是在五里云雾之中，什么也不清楚。

从这段记述，我们看到，毛主席是暗示可能发生高岗问题，有意向苏联客人“通风报信”。而当时尤金和捷沃西安都没有明白毛主席的意思。

3，关于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信。

这里我还是要引用师哲先生的回忆，因为他是直接的当事人。

1949年12月—1950年2月毛主席访苏期间，因斯大林长时间未与毛主席会谈，毛主席向科瓦廖夫发脾气。师哲写道：

科瓦廖夫和费德林(苏方翻译)离开时，我送他们出门，发现科瓦廖夫的表情不正常。

他们走后，我去见主席。他情绪很好，高兴地对我说：他如此教训一番科瓦廖夫，其目的是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情况(即反映我们的不满)。

我向主席解释说：“科瓦廖夫不会见到斯大林的，也不会反映他受到的训斥。他不能这样说，也不敢这样说。如果他这样说了，他就会受到指斥或处分的，科瓦廖夫将采取什么办法摆脱窘境，还得等等看。”

不出所料，科瓦廖夫回去以后写了一封污蔑中国的长信。斯大林收到信后，即刻转交给我们，并说：“这是科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须知，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适当的。”

后来，在主席和斯大林一次谈话中，谈到派专家的问题，主席提出是否可把科瓦廖夫派给我们。斯大林马上说：“科不是专家，不懂建设，我们将给你们派出熟练的专家。”

这段叙述可以看出：第一，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信是他在苏联自己写的，而不是高岗让他写的，更不是高岗写好后让他转交斯大林的。第二，斯大林不赞成这封信的内容，以致后来不再让科瓦廖夫到中国来工作，而改派阿尔希波夫来华。

另一方面，在1954年2月中旬召开中央高干座谈会期间，这封信曾在部分与会者之间传阅过。当时也仅仅是根据信中有些内容与高岗的某些言论“相似”而“估计”是高岗所为，并无确实的根据。而高岗至死都没有承认是他，或他授意写过这样的信。

4，高岗与贝利亚有关?

何文引用了1955年3月毛主席与尤金的谈话，其中两处使用了“可能”二字。这说明，无论高岗“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也好，乃至“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也好，都是毛主席的猜测和臆断。

其实，“高岗里通外国”的罪名至今广为流传，其由来是有人在中央高干座谈会上揭发说，在东北时期，高岗“与一个洋人单独谈了三天三夜”，引起与会者哗然。后来国内外的一些书刊都曾谈到高岗向苏联或斯大林送情报，反映中国共产党内的矛盾和反苏情况。

事实并非如此。所谓“与洋人单独谈了三天三夜”纯属捕风捉影。

那是在1947年与1948年之交，苏联的一个名叫卡瓦列夫的军事情报员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找刘亚楼索取“关于东北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和增长的估计”等材料。当时刘亚楼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卡瓦列夫与刘亚楼有过工作上的联系。可是刘亚楼不在，便要找当时主持司令部工作的副司令员高岗。高岗让秘书刘家栋将其介绍给作战参谋处处长尹达接谈。在整个过程中，高岗根本没有和卡瓦列夫见面，哪来“谈了三天三夜”?更何况他不懂俄语，又怎能单独密谈呢?

关于给苏联送情报的问题，更是无稽之谈。

1945年至1946年间，北满解放不久，苏联内务部在我东北各地建立了二三十个情报组织，其中极大部分是地主或倾向于国民党的人员。这些情报组织给苏方提供了不少对中共不利的失实情报，其中就有一些是说，东北的大多数中央委员是“反苏的”，是对苏联“不友好的”这类完全失实的情报。苏联内务部和情报部门都曾收到过这些电报。当时中共的东北领导人，包括高岗在内，就曾正式向苏联指出过这种不当的情况。1946年至1947年间，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说，李富春在齐齐哈尔有反苏言行。林彪、高岗、陈云三人当即责问这是从哪里来的谣言?并申明李富春是我们东北的重要领导干部，他与中共中央完全一致，对苏联十分友好，根本不会反苏，绝没有反苏言行。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由于个别苏联军人强奸妇女和苏军撤退时将大量东北的工业设备拆运回国，的确曾引起一些群众和干部的不满甚至愤怒，这无可非议。苏联情报人员把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歪曲夸大为“反苏情绪”，并嫁祸于东北局的一些负责人，是完全错误，甚至是别有用心的。东北局的领导同志一方面向苏方严正交涉，使他们处决了犯罪分子，以平民愤;同时批评苏联的情报不实;另一方面教育干部群众从大局出发，看到苏联出兵东北的伟大历史作用，维护中苏友好关系;也严肃批评了个别干部的不当言行。今天看来，东北局的处置仍是正确恰当的

1950年，毛主席访问苏联时，斯大林把那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电报内容告诉了毛主席，说：“这是我们的蠢人干的蠢事。”表示了对中共中央、对毛主席的完全信任。

1953年6月，贝利亚事件发生后，苏共领导人把一份资料交给中共中央代表,并说：“这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情报，就是贝利亚干的坏事!”

当时去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紧急通报的中共中央代表不是别人，正是高岗，翻译就是毛主席的翻译师哲。高岗回国后即把文件和资料交给党中央，并如实作了汇报。如果他真的心里有鬼，怎敢将材料全部交出?

现在，却有人说这些情报是高岗送给贝利亚的，毛主席也怀疑高岗与贝利亚“有阴谋”。其实，贝利亚在1953年出事之前，是苏联主管情报机关的负责人，即使高岗与他有过联系，也不能因此断定就是阴谋，更何况至今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至于说高岗通过贝利亚与英帝国主义联系，更是毛主席的无端猜疑。

何文中还说到一个叫张某的“神秘人物”(影子)是高岗与苏联驻沈阳总领事之间的联系人，据我所知也纯属子虚乌有。因为以高岗当时的身份，无论多么“神秘”的人物，要接近高岗，都瞒不过警卫和随身工作人员。

5，关于高岗的生活作风问题。

首先必须看到，高岗与许多女人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这是我们党和人民所不能容许的腐败行为，在他的诸多罪行中，也是重要的一条，很令人反感不齿。但说一周就“安排了8个舞会”不是事实;他也不是“想跳舞，就下令去找女人”。高岗毕竟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首脑人物，不是什么人都能接近的，至少保卫制度也不允许。据我所知，在与高岗接近的女同志中，除了家庭保姆(这些人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外，没有超出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何文中所引毛主席的话“现已明确其中有些是敌对分子”，其实也不过是猜测而已。

6，一点疑问。

何文中说到在1954年2月2日，刘少奇和周恩来向尤金详细通报了高岗事件的经过，并说高“可能会以自杀威胁党”。2月13日又一次向尤金说高“仍以自杀相威胁”。

问题在于，四中全会是2月6日至10日召开的，会议从始至终没有点高岗的名字。对高岗的揭发批判是从2月15日的中央高干座谈会开始的，高岗自杀未遂发生在2月17日。刘少奇和周总理怎么会在事前就将尚未发生的、未被证实的事情反复向苏联人透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