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况

1953年发生的高岗、饶漱石事件，亦称高饶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第一次严重的党内斗争。当时高岗位高权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高、饶定性为“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高饶事件被列为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彭德怀、刘少奇等错案相继平反。1980年春，中央酝酿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饶“反党联盟”问题被重新提出来研究讨论。邓小平在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中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是要肯定”；高饶事件是“分裂党”的性质，“现在看来，处理得也是正确的”。根据上述意见，《历史决议》仍维持了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概括为：“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

1991年5月，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出版，首次以专章叙述了高饶事件的始末。其基本脉络是：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主要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民族资产阶级、新富农、农业互助合作及工会作用等问题上，党内出现认识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一些言论做法表示不满；对新税制问题提出严厉批评，并对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的领导工作做了调整。高岗认为这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不信任，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借中央批评财经工作中错误缺点之机，“批薄射刘”，向刘少奇“发难”。同年秋，饶漱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配合行动，“讨安（子文）伐刘”，也进行反对刘少奇的活动。全国财经会议后，高岗到华东和中南进行挑拨活动，散布所谓“军党论”，将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称“党是军队创造的”，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认为现在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掌握在所谓“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应该彻底改组。毛泽东提出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一线、二线后，高岗私自活动，企图拱倒刘少奇，由他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还要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同年12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了高岗问题。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中央分别召开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继续揭发和对证他们阴谋活动的事实，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但高岗拒绝党的教育，自杀身亡。

1991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官方史书的形式叙述道“正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时候，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书中未沿用“反党联盟”的提法，所列高岗进行阴谋活动的基本事实，与薄书所述一致。书中的基本评价是：“反对高、饶的斗争，是按照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的，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吸取教训，从而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受到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进行得比较成功、比较健康的一次党内斗争。”此后的官方史书，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刘少奇传》、《周恩来传》、《陈云传》、《毛泽东传》等，分别使用相关档案资料叙述了事件的经过，基本形成对高饶事件的官方叙史框架。

事实上，高饶事件的背景及其发生、发展过程，远比传统叙史更为复杂：一是事发突然，定性严重，变化太大、太快；二是关键问题牵涉最高层，真正知情者寥寥无几；三是对后来的党内斗争影响深远，如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等都联系到高岗反党活动，造成错案；四是“文革”中打倒刘少奇的“罪证”，基本上还是高岗当年反对刘少奇的那些材料。这给高饶事件蒙上层层迷雾，其本来面貌更加模糊不清。由于《历史决议》遵循的是对待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官方史书囿于“为尊者讳”，在一些重要关节点上语焉不详，留下许多历史疑团。多年来，社会上流行的一些纪实作品，或因袭陈见旧说，或拼凑情节，主观臆断；散见于报刊的所谓记实文学，多采用“戏说”的手法，自由发挥想象，更为厘清高饶事件真相添加了混乱。

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开放度的提高和当代史研究的史源扩展，有关高饶事件的许多新史料陆续浮出水面。特别是高岗事件中的一些历史当事人，出于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相继写出他们的回忆史料。其中，原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的《我的回忆》，原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1]等个人著述，均有涉及事件发生时他们与高岗、饶漱石及毛泽东、刘少奇谈话的内容，披露了重要的第一手史料，掀开被厚重的政治帷幕遮蔽的历史一角，使世人看到了事件原委的复杂性。许多史料首次公布于众，引起学界和社会上的关注。

曾参与高饶事件处理的历史当事人杨尚昆，在《党的文献》杂志2001年第1、2期发表了关于高饶事件的谈话记录。谈话录[2]虽仍沿用传统叙史方式，但提供了一些有关高岗、饶漱石所作所为、中央处理过程的历史细节，其中有关饶漱石案的后续发展情况，为首次披露。2001年《杨尚昆日记》出版，更以原始记录展现了1954年初杨受中央委托赴杭州听取毛泽东意见，商讨召开七届四中全会的方针，如何应对会上可能发生“冲”与“攻”等问题的内情，为理清毛泽东对高岗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等关键环节，拓展了研究分析的思路。

2008年，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作者是原高岗秘书和管教组长赵家梁和张明远女儿张晓霁。赵家梁作为跟高岗最近的历史当事人，依据“文革”劫难后幸存的高岗检查草稿和笔记材料，以十几年的持续研究，将散落的历史断片一一拼接起来，呈现了一种与传统叙史相当不同的分析论证框架。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钩沉史料，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原始史料，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有助于再现这段复杂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本书是迄今第一部较全面、真实地披露高饶事件发生的过程，评价其社会历史背景及对中共执政后政治生活重大影响的著作，并第一次明确提出高饶事件是一个“政治冤案”的观点，为此作了许多论证。

2011年，戴茂林、赵晓光合著出版了国内第一部《高岗传》，[3]对高岗一生的功过是非做了实事求是的评述。该书通过访问原东北局多名历史当事人，根据陆续公布的档案、史料，汇集、吸收学界各方面的研究成果等，对高饶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作了较为翔实、客观的叙述和分析，对社会上流传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传闻也作了若干澄清，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高饶事件以及错综复杂的“毛刘关系”、“毛高关系”进行了大量学术研究，各种观点参差互见。其中，原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持续研究不断出现的新史料，撰写了关于高饶事件的系列论文，[4]重新梳理了这一事件的历史脉络，拂去覆盖其上的政治尘埃；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的研究论证也颇具影响，堪称学界及时跟进研究，推陈出新的作品。

二、有关高饶事件的新史料

高饶事件是中共执政后的第一次高层权力角逐，影响巨大而深远。厘清这一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基本线索，不仅能够丰富和匡正人们的历史认识，而且可以拓展中共执政史的研究视野，给建国后的历次党内重大政治事件提供新的解读路径。

按林蕴晖的梳理，高岗被定性为“反党”，历史上多指他反对刘少奇的言行。但众所周知，高岗当年因反对刘少奇而落马，但刘少奇最终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所以，重要的不是高岗在政治上与刘少奇的意见不合或公开反对，而是高岗所进行的一系列非组织活动，触犯了党内最重要的组织纪律。有关新史料大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散播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言论

据张秀山、张明远回忆，高岗从中央开会回来，或在东北局常委中间，或是几个人闲聊的时候，散播过一些中央内部的情况，特别是毛泽东在一些问题上对刘少奇不满意的言论。如毛讲过，七大以后把刘抬得太高了，几年来证明刘不够成熟，左右摇摆，掌握政策不稳，在不少政策问题上出了毛病。例如，刘在日本投降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指导土改工作发生“左”倾错误；进城时关于资本家和剥削问题的一些不妥言论；对农村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评等。由此，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高岗还说中央准备在八大调整机构，毛泽东和他交换意见时，说刘少奇、彭真不能让人放心。毛泽东还对高岗说，刘少奇等人对他搞封锁，许多事不向他请示和反映。1953年5月，毛两次批评刘少奇、杨尚昆等不经过他就擅发中央文件，高岗看见毛大发脾气，深为震惊。他曾向东北局的同志谈及此事，说“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

高岗说，自从把各大区的书记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中央内部的情况已经有了改变，刘少奇、彭真、薄一波他们再不能像过去那样蒙蔽毛主席了。现在除了周总理是中立态度，林伯渠、董必武因年老体衰不大管事之外，中央其他许多同志都对刘少奇等人不满意。高岗还说过，白区干部爱犯错误，有帮派。刘少奇对干部有私心，对华北干部的使用，在情绪上有偏向。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有圈子，对干部有偏有私，刘少奇支持他们，等等。

赵家梁在书中进一步披露，高岗到北京以后，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颇多交谈。高岗在反省时讲到毛泽东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如：进城以后，刘少奇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泽东帮助不大；少奇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少奇要架空他毛泽东，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毛泽东说他讨嫌迎送外宾和接递国书之类的事情，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以便专心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想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说少奇喜欢那一套。[5]

以上表明，高岗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如此随便地传播小道消息，扩散中央内部特别是毛刘之间的意见分歧，讲了不少出格的、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确实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其错误的性质是不是反党，是不是“篡党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还须有更多的事实依据。

2、“有薄无林”名单的外泄扩散

被列为高岗罪名的财经会议期间会外活动，是他散布“有薄无林”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传统说法是，安子文从高岗口中得知毛泽东要改组中央政治局，未经中央授权就草拟了两组名单，其中一组“有薄无林”，并送高岗看过。

赵家梁引述了高岗在反省时的另一种说法：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递，由秘书签收。唯有这一次例外，是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岗本人，而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6]

换句话说，高岗只看过“有薄无林”的名单，并未看过所谓有林彪的另一组名单。安子文从未将任何名单送高看过。

“有薄无林”，在当时看来确实不正常，虽然安子文承认这个名单是他搞的，但高岗认定这是刘少奇授意的，是刘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各部委的人事。以当时高与毛的关系，他本应马上将自己的看法向毛泽东汇报，却和陈云、林彪等谈了。这是高岗的一大错误。更大的错误是，毛泽东在中央的小会上严厉批评安子文：一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哪来那么大的权力搞这么一个名单？安子文当即作了检讨。毛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许扩散”。高岗却不听毛的招呼，在财经会议和到南方休假期间，利用与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扩散了名单，藉以攻击刘少奇。这是违反中央纪律的行为，并且引起一些干部的不安。

1953年12月，叶剑英、谭政从广州来京开会，问及毛泽东“有薄无林”名单是怎么回事。毛很生气，在中央的小会上追问是谁泄露出去的，并说这件事一定要在中央的会上追查清楚。会议结束时，毛让高岗单独留下，问他：你看是谁泄露出去的？高岗依然不敢承认，欺骗了毛。这件事引起毛的怀疑和警惕。赵家梁认为，“有薄无林”名单的扩散，是毛泽东从借助高岗反对刘少奇，变为联合刘少奇除掉高岗的重要转折点。

3、高岗领头去看望在西山休养的林彪

林彪因生病在西山休养，没有参加财经会议。一些大区负责人想去看望他，高岗便出面联络，带领几个大区和军队负责人，还有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前往，总共去了二三十人。事后，参与探望的王鹤寿曾对人说：“林总（林彪）的水平确实很高，看问题深刻、尖锐，击中要害。现在刘少奇这些白区党的人控制着中央的权力，有篡权的危险性和可能性，是毛主席身边的危险人物。”当时林彪讲:“看来，现在中央的领袖中，毛主席年纪大了，刘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高岗）是久经考验的……”[7]

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分别接见各大区负责人，在同高岗、张明远的谈话中，毛讲到：“谭震林对我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人掌握着党权（组织、人事部门）、政权（政法部门）和财权（财经部门）；另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大权旁落，这很危险，应该把权夺回来。”毛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已经批评了谭震林，不能说什么‘白区党’、‘苏区党’。只有一个中国共产党，一个司令部，就是党中央。”这应该是高岗去西山看望林彪后，又一次从毛泽东口中听到有人讲“苏区党”、“白区党”问题。

上述两件事，按传统的分析，说明在对刘少奇的看法上，林彪与高岗是一致的；高岗在这个问题上散布的言论在党内高层是有共鸣的。实际上，这时高岗的南下活动尚未开始，林彪和谭震林关于苏区党、白区党的议论在前，高岗南行散播这些议论在后。赵家梁引述的高岗的反省说明了这个问题：“我散播苏区、白区的二元论；编党史的问题，说趁主席在，以根据地武装斗争为中心编写党史等等。这些都是别人讲的，我拣起来，好像自己很有水平。”“其实，这里有许多意见本来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把别人的意见拣起来，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以散布，借此贬低白区工作的作用，贬低少奇。”问题是林彪、谭震林都讲了这些话，却唯独高岗受到整肃。

4、高岗的南方之行

1953年财经会议后，高岗到南方休假的一系列活动，是高岗的重要“罪证”之一。赵家梁书中谈到高岗在上海、杭州、广州等地逗留活动的经过。10月8日高岗到杭州，不久即去看望在此养病的林彪。24日马洪等六人在刘庄向高岗汇报时，陈正人来了，一进门就很兴奋地嚷嚷：“高主席呀！这下可好了！组织会议可热闹啦！把盖子揭开啦！”这是指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安子文受批评，并牵涉到刘少奇。高岗偶尔插几句话，主要是询问情况，没有发表多少意见。25日高岗抵达广州，住在广州军区招待所。高岗与陶铸很熟，交谈较多，其间自然谈到刘少奇的问题。叶剑英、谭政等都与高岗有所交谈，故有叶、谭来京开会向毛谈及政治局委员名单之事。

可见，高岗南方之行，将毛泽东对他说的有关刘少奇和中央体制问题的意见，不仅同林彪私下交换过看法，而且在不少高级干部中散布过，议论过中央调整机构及人事变动的问题。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王鹤寿、陶铸、陈正人、刘亚楼等在发言中，都讲到高岗与他们谈过毛对刘少奇的意见。其中，陶铸说在广州陪同高岗期间有一次三个小时的谈话，是高岗“较系统的一套反党纲领”，并详细列举了谈话内容。

赵家梁说，在去广州的专列上，高岗与我和梅行多次聊天，内容广泛，讲得较多的是对刘少奇的看法。高说七大时，实际上确定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但后来，毛主席对少奇感到失望，不满意。尤其是这几年，少奇没有帮主席什么，没有做什么工作，而且不少意见与主席不“合拍”，毛主席深感少奇不是个好帮手。中央也有不少同志有这个看法。少奇不那么稳，要不是毛主席掌舵，而由少奇掌舵，是危险的。在干部问题上，少奇有他的圈子，主要是把原来华北的那些干部安插在各个方面，乘八大之机，肯定要安排他的人。刘不从全局出发，不从党的利益出发，这是很危险的。高岗还对他们说：“主席说，中国的马林科夫还未定，要刘少奇当中国的什维尔尼克。”[8]赵家梁说，高岗讲主席对少奇不那么满意时，给我们的印象是，他是直接听毛主席讲的，有一种深为忧虑的心情。

林蕴晖总结道，高岗南方之行的一系列谈话，可以说是财经会议“批薄射刘”和组织工作会议“讨安伐刘”意图的总概括。它集中反映的是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上，“苏区党”和“白区党”的权力要重新分配。而高岗因深得毛泽东器重，将成为这次权力分配的主要决策人。

5、关于高岗主张“轮流”说的考证

1953年12月，毛泽东准备去南方休假，关于由谁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历来有多种说法。传统说法如《毛泽东传》记载，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依照前例，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与会同志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轮流；高岗反对，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反对刘少奇的面目又进一步暴露。[9]还有彭德怀的说法：主席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10]三是杨尚昆的说法：毛要外出休假，拟请少奇同志临时代为主持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后两种版本略有差别，但均为征徇意见的语境，并未明确指定由刘少奇代理。

应该说，毛泽东没有依照惯例指定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以征询意见的方式提出，是有政治原因的，即上述毛与刘在新民主主义政策等诸方面出现认识分歧，以至刘不仅在政治上，甚至在组织上失去了毛的信任。但刘少奇终究是中共七大以来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还必须观察一下其他领导人对刘的态度。按杨尚昆的说法，“毛主席有意亲自‘测试’一下”。刘少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立即表示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一种观点认为，高岗显然了解毛的意图，故而说出：“轮流吧，搞轮流好。”杨尚昆的判断则相反，说：“这一试，果然使他（高岗）露了底。”[11]

据林蕴晖考证，历史事实是中央先后作过两个决定。最初讨论问题的会议，按《邓小平年谱》的最新记载：“1953年12月15日下午，（邓）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参加，集体讨论解决问题。”[12]显然这次会议并非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主持，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毛泽东的本意。

另据赵家梁补充的细节，会前毛泽东对高岗说，他要到南方休息一段时间，中央的工作是由少奇主持好，还是轮流主持好，你先找几个人酝酿一下。高岗立刻去找陈云商量，陈云思量毛是不是另有考虑，犹豫道：“我看可以轮流？”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不在北京时，是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还是由中央几个同志轮流主持，请大家考虑。周恩来首先表态：“按照过去的惯例，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都是少奇同志主持工作，这次当然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刘少奇说：“不妥，不妥！我看还是轮流好些。”高岗马上说：“我赞成轮流，轮流好些。”接下来，邓小平和陈云赞成刘少奇主持；朱德、林伯渠、饶漱石等人表示轮流好。毛泽东见一时难以统一意见，便说：“此事今天不作结论，以后再议！”[13]

论者认为，在中央的会议上发表不同的意见，应属正常现象，何况“球”是由毛泽东抛出来的。可见把高岗的“轮流”说作为意欲“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证，是不能成立的。后来有人指责朱德也赞成“轮流”，是想“黄袍加身”，有“野心”，在高、饶问题上“有帐”等等，是经不住历史事实检验的。[14]

问题在于12月15日会议以后，事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于是，在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揭开了高岗问题的盖子。为了表示对刘少奇的信任，会议另作了一个决定：由于毛泽东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刘少奇代理。[15]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揭露高岗问题，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决定，在毛泽东去杭州休假并主持起草宪法草案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16]这与高岗提议“轮流”，根本不是一个会议了。

6、高岗在中央高层的非组织活动被揭露

所谓“根本性变化”指什么呢？一是《陈云年谱》所说，12月15日“会后，高岗又分别找陈云、邓小平，动员他们也赞成轮流”。[17]二是据赵家梁补充：大家从会议室出来，三三两两向停车场走，一边继续议论。高岗走在邓小平身边，说少奇政治上不稳，不宜主持中央工作，还是轮流好。邓小平说，少奇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应该由少奇主持。当时高岗没有回东交民巷的家，而是径直去陈家，质问陈云“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两人争执起来，不欢而散。[18]

第二天，形势骤变——“12月16日，下午，（邓小平）在毛泽东处谈话。”[19]“12月17日，下午五点，（陈云）同邓小平前往毛泽东住所谈话。至晚八点，毛泽东请周恩来前来一起谈话。”“12月18日，晚，（陈云）同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前往毛泽东住所谈话。”“12月19日，晚，（陈云）同邓小平前往毛泽东住所谈话。”[20]12月20日，毛泽东先同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继与刘少奇谈，又同周恩来谈。21日，毛泽东与朱德谈，再与陈毅谈。22日，毛泽东再次与彭德怀谈话。

这样频繁的谈话，都是围绕着如何解决高岗、饶漱石的问题。从时间表看，邓小平找毛泽东谈话在先，之后才有邓与陈云一道去谈话及后来的一系列谈话。事隔多年后，邓小平谈到此事说：“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21]

赵家梁书中说，与高岗发生争吵后，陈云感到高岗这样下去，实在太危险，于是先向周恩来报告了高岗的非组织活动；周向毛报告之后，陈云去毛泽东处作了揭发。关于这件事，陈云在1955年时说：“毛泽东同志提出他退居第二线的时候，这个时候，高岗匆匆忙忙来找我，他估计党的书记处对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的人选就会讨论，他估计少奇同志可能被任总书记或者副主席，因此高岗提出他要任副主席。为了找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这件事情是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少奇同志的目的。我向中央揭发了高岗的阴谋。”[22]

林蕴晖分析说，毛泽东在陈云、邓小平揭发高岗私下进行串连活动时，下决心解决高岗的问题，显然是经过反复权衡的。在此之前，叶剑英、谭政已向毛问及“有薄无林”的名单问题。当党内高层把高岗的这些活动一一摆到毛泽东的面前，就使高岗在党内处于极大的被动地位，即触犯了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属非组织活动，这在党内是犯了大忌。而刘少奇从财经会议到组织工作会议，一直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公开检讨，显得光明磊落，无懈可击。

正是在形势发生如此变化的情况下，毛泽东于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不点名地对高岗进行了严厉批评。会后，为消除高岗非组织活动的影响，毛泽东“随即派陈云代表中央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高岗游说过的地方，同有关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泽东特别嘱咐陈云，到杭州向林彪转告他的话：‘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23]这句话的核心是：“我”与他分离。故早年出版的《陈云年谱》出于慎重，删掉了这个“我”字。

陈云到杭州向林彪原原本本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并向他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林彪说，反对少奇的不只是高岗一个，还有许多人，应该给主席讲清楚。高岗在东北做了大量工作，这时我们应该为他分担一部分责任。他最后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24]其实，林彪还就提谁当中央副主席同陈云交换了意见，林彪认为“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了”。陈云向毛泽东汇报时，讲了“林彪自己不想当中央副主席”的意思。[25]

高饶事件之后，林彪在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增选为中央副主席。显然，毛泽东兑现了“改了再与他联合”的承诺。此事与林彪的崛起密切相关。主动揭发高岗阴谋活动的邓小平，也在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中央人事安排上的精心布局。

7、毛泽东交给高岗的“绝密”任务

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史料。如张秀山首次披露了毛泽东交代高岗调查刘少奇在奉天被捕情况的事情：“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之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26]

赵家梁引述高岗的检查说：在“亲眼看到毛主席好几次对少奇发脾气”的“这个时候，毛主席让我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二十年代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主席把这么绝密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那是对我的特别信任。我也由此意识到，主席对少奇的革命品质已产生了怀疑。显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分歧问题，而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了。这更使我坚定了要把少奇从毛主席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思想。我想，毛主席对我如此器重，什么话都跟我讲，什么事都叫我过问，我也应该为主席分忧才是，要帮助他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我以为这是为党和国家、也为毛主席办一件大好事；以为这样做，完全符合毛主席和相当多的负责干部的意愿呢。”

最能反映高岗孤注一掷反对刘少奇的思想背景的，是他反省时说的这段话：“现在有人说我反对少奇是想自己‘取而代之’，是为了‘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我做梦也没想过，根本没有这个思想！我哪有那么自不量力！比我资格老、有能耐的人多着呢，怎么也轮不到我呀。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毛主席已经不信任少奇了，我就应该帮助他除去这块心病。至于谁来接替少奇，我并没有想那么多，反正谁上去都行，就是少奇不行。”[27]

查看刘少奇档案之事，当时并没有作为高岗的罪状，可见这是毛泽东的“绝对机密”。查阅结果由中央归档，立此存照，长期不为人所知。耐人寻味的是，十几年后刘少奇在“文革”中被定为“叛徒”，就是因为他1929年在奉天被捕过。戴茂林等所著《高岗传》提供了一个相关历史情节：“文革”初，中央刘少奇专案组曾让饶漱石写刘少奇的“叛变”材料。当时刘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饶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饶在材料中证明，刘“是因为到沈阳奉天纱厂等候工人党员谈话被敌人把他当作小偷而被捕的。因为敌人未得到刘的其他材料，故刘只在监狱住了十天左右即被释放。刘被释放后即到我家将上述情况告诉了我。”[28]因反对刘少奇而身陷囹圄的饶漱石，写了一份不能证明刘少奇“叛变”的材料，当然不能为中央专案组所用。流年倒转，“文革”后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中央复查小组，却引用了饶的这份证词。历史留下了给人们长而思之的空间。

8、高岗、陈云关系之谜

《高岗在北京》一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岗与陈云的关系和交往。陈云是高岗特别信赖的人，他曾说：“我把陈云当圣人。”毛泽东交办的查阅刘少奇被捕档案一事，高岗迫不及待地告诉了陈云。高岗说，看来，毛与刘的分歧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对少奇的革命品质产生了怀疑。陈云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先不忙作结论，等调查清楚再说吧。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你可不要随便到处乱讲！”联系到查敌档的事，他们一致认为，刘少奇过去在政策上不稳，不能在中央掌舵，现在政治上又受到毛泽东的怀疑，作接班人的确不合适。

高岗在开枪自杀未遂之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绝密信，其中交代了当时的谈话内容。陈云说：“看来，主席考虑接班人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也是他心头的一件大事。但是，他自己不好出面，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除去他的这块心病。”考虑到党内朱德、林彪都难当此任，高岗认为只有陈云出来牵头最合适。陈云说：“我不行，你比我行。你的本钱比我大，你有陕甘宁，毛主席信任你，给你撑腰。你在军队和地方都有条件活动，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你出来挑头最好。你怕什么！”见高岗不语，陈云又说：“你先干起来，先不忙告诉毛主席，等搞确实了再说不迟。”“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29]这些对话，有秘信被烧时周恩来让赵家梁等当场复述其内容的文字记录，虽然是高岗交代的一面之词，但鉴于这是高岗以最后遗言方式写给毛泽东的秘信，造假的可能性甚微。

1953年，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制或议会制的国家制度、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征求党内高层的意见。传统叙史的表述为：高岗对陈云采取搞交易的办法，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可是高岗在反省时却另有说法。高岗把自己的看法告诉陈云，陈云说：“设总书记的确不好。要设就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高岗说：“这个办法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30]“高岗说”变成了“陈云说”，这对传统叙史而言，显然是一个颠覆性情节。对于上述高岗检查中涉及的与陈云的谈话，周恩来在揭批高岗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说，高岗这是“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一个垫背的”。孰是孰非，无以对证。

今天看来，既然中央就是否增设副主席问题征求党内意见，在当时毛、刘裂痕凸显的语境下，提出多设几个副主席，无非是担忧毛泽东被“架空”。陈云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说：“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31]这里透露了高、陈之间确有许多“私房话”。这反映了当年党内高层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9、毛泽东回避与高岗对质的考证

林蕴晖研究《杨尚昆日记》发现，毛泽东1954年没有参加解决高、饶问题的七届四中全会，但在会前他断然拒绝了高岗提出到杭州与他会面的请求，同时指示刘少奇、周恩来等“事先招呼好”与会人员对高岗不要“冲”（发动攻击），“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会期不要“拉长”，力求避免毛泽东回京处理等。[32]由此，人们不能不提出疑问——党内发生像高岗如此明目张胆地要拱倒中央核心中的第二三把手的事，此前是绝无仅有的。对这样的重大事件，毛泽东作为第一把手为何极力采取回避姿态？如果毛泽东与高岗“发难”之事毫无瓜葛，他完全可以回京主持会议，当面批评高岗“分裂党”的言行。毛不这么做，显然是“事出有因”。

林蕴晖还发现，毛在与杨尚昆谈话前曾对高岗一事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对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的谈论曾发生错觉？”这句颇为晦涩的话的意思是：毛泽东曾与高岗谈论过“某同志”（即刘少奇）的“若干个别错误”，这使高岗“发生错觉”（即以为毛不信任刘了），因而犯了错误。[33]由此可见，毛泽东曾与高岗谈到过刘少奇的一些“错误”，而高岗攻击刘少奇的言论基本上是照着毛的话说的，所以毛要“力求避免”与高岗面对面时的尴尬。杨尚昆透露了一个细节：他把高岗想在会前去杭州见毛的要求“代为转达后，按照毛主席的交代，托词主席正忙于修改宪法草案，没有时间，把高岗回绝了”。[34]这便是毛泽东电告刘少奇“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35]的内情。

关于毛泽东曾与高岗有“对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的谈论”，上述史料已列举很多。薄一波提到，高岗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曾对人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36]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高岗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以毛的身份和说话的口气，有论者认为，这“某个领导同志”当指毛泽东。虽然薄一波断言高岗是“无中生有”，是“捏造”，但就当时党内的政治氛围来说，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不排除出自井冈山的林彪会讲这样的话，但薄一波书中为什么能够指明却不指明呢？留下一个疑问。

面对复杂形势，刘少奇、周恩来等拟出七届四中全会的方案，让杨尚昆交毛泽东定夺。如《杨尚昆日记》所录：“1、（高岗）去杭（州）——不好处理；2、主（席）回，也不好处理；3、由主（席）指定书记处谈话，组织（措施），目前太重，也不好处理……”对此，毛泽东稳坐杭州“遥控”，指定刘、周与高谈话，“（邓）小平可参加，陈（云）不参加为好”[37]。这后半句，暗含蹊跷。毛复电指示：高岗已表示要在会上作自我批评，让刘少奇主持会议宣读完报告后，接着宣读已准备的自我批评；属于刘“圈子”里的彭真、薄一波、林枫等“重点应放在自我批评上”。总之，全会的方针是“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毛泽东还在杭州与陈伯达“商改刘的检讨”。这已是刘少奇继财经会议、组织工作会议后，第三次作检讨，并于1955年10月七届六中全会上，继续检讨。

三、高岗问题谜团：焦点与拓宽视野

高饶事件过去近60年，仍可称为中共党史上少数未曾解密的重大历史谜团，学界和社会上对事件性质、过程的追问和探讨从未停止过。随着上述历史当事人著作的公开出版和各方面史料的汇集，高饶事件不时成为人们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并且把它作为解读建国后党内分歧和斗争的一个轴心。许多观点直接指出，高饶问题实质上是毛刘问题，其斗争也是毛刘斗争；高饶事件了犹未了，余波一直持续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弄清楚毛在高岗问题上的态度和作用，是解开这一历史谜团的焦点所在。

1、关于“批薄射刘”风波

薄一波说，在财经会议分组讨论中，“高岗等人看到对新税制意见较多，就鼓动一些同志‘放炮’，进行不适当的责难”。而据张明远回忆：高岗曾对我们说，东北代表不要先发言，要谦虚谨慎，提意见时不要太尖锐。所以东北代表的发言比较和缓，我的发言主要是批评中财委对东北在抗美援朝中负担过重的问题重视不够，中央调拨的物资不能及时到位等。他认为高岗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足以操纵会议的进程。实际上，真正引导批评薄一波并涉及到刘少奇的，是毛泽东6月15日那篇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并指示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从思想上组织上讲清楚。“这样一来，原来只在领导小组范围对薄一波进行批评，后来变成在大会上进行，其声势自然就大不一样了，一些人联系到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及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讲话等进行批评，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批薄射刘’”。[38]

许多分析认为，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的号召，他所列举并批判的右倾观点，虽未点名，但大家都明白，是在批评刘少奇（当时刘一再检讨就是明证）。这个讲话传达后，会议很快便转入学习总路线和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并以此指导会议的进程，不仅批薄，而且联系到刘。所以出现“批薄射刘”的局面，是顺理成章的事。高岗在财经会议上的讲话，就是在毛把薄放到“桌面上斗争”之后，让马洪等几个人起草的，根据毛的要求，从思想上、理论上批判薄一波。据赵家梁说，其中有的话确实不是单纯批薄，而是批判刘少奇右倾。高岗将这个稿子拿给毛泽东、周恩来看后，都是同意的。毛还在“个人主义”之前都加上“资产阶级”四个字，比原稿的提法更重了。高岗发言以后，薄一波去找他交换意见，认为上纲太高，难以接受。高岗把毛批改过的发言稿给薄看，薄无言以对。周恩来8月11日作总结时也说：“薄一波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最突出的地方，我同意高岗等同志的意见，就是个人与党的关系摆错了位置……”

历史上认为高岗的阴谋活动，是为了篡党夺权，故意制造“批薄射刘”的歪风。其实，财经会议批薄如此高调，引起与会者许多猜度，一时流言四起。据张明远的回忆材料，在会议期间召开的一次会上，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次会议有两个司令部，说批评薄一波另有后台。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对会议的情况完全清楚。如果说有后台的话，这个后台是谁呢？那就是我！没有两个司令部，只有一个司令部，我就是司令！”[39]显然，毛并不认为“批薄射刘”有什么不妥，也没有动摇借批薄而批刘的决心。既然“批薄射刘”是毛的意思，与会者谁不踊跃响应？有人甚至把薄一波比作布哈林或季诺维也夫。以高岗与毛泽东历来思想观点相一致的情况，他“跳得高”是很正常的。若是他不“跳”，或“跳得不高”，反而是不可思议的、不正常的了。

2、关于“讨安伐刘”风波

接下来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这时高岗已到南方休假，与饶漱石并无接触。毛泽东原准备在组织工作会议上，检查批判组织工作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以保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不料饶漱石一直纠缠安子文在中组部工作中的错误，揪住安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事不放，并将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引起哗然。东北局张秀山的发言又节外生枝，其中有关组织不纯问题的批评，被认为暗指薄一波等61人经中央同意“自首”出狱仍受重用，引起华北代表的强烈不满。讨论时，华东、西北、东北代表的意见一致，华北代表坚决反对，双方争吵得厉害，使会议无法进行下去。毛泽东只得指示会议暂停，先解决团结问题。会议由原先批评组织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右倾错误，转变为批评饶漱石不利于团结的言行。

张秀山在会上的发言，曾被指受高岗唆使，助长了“讨安伐刘”风波。而据张秀山回忆，正是远在杭州的高岗让王鹤寿、郭峰向他传达，不同意他提的那几条意见，反而是毛泽东支持他这样讲。会前，毛泽东问他准备在会上“讲些什么”，他向毛当面汇报了对组织工作的几点意见。毛听后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刘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第二天未及找刘少奇谈，刘说“就先讲吧”。发言后，刘少奇对张秀山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据当时的反映，各大区组织部长多数认为张秀山讲的意见是对的，是有根据的。可见毛泽东要求各大区负责人认真批评中央组织部工作中的右倾错误，大家是心领神会的。而且刘少奇在这次会议的总结中，也就富农党员问题、有关农业互助合作不妥当的谈话作了自我批评，安子文也作了检讨。可是高饶事件发生后，张秀山的这篇发言却成为“‘有预谋配合高饶进行反党’的证据和罪行”。[40]

3、毛泽东态度陡转与高岗的悲剧

有论者指出：虽然没有足够证据表明高岗攻击刘少奇的言行背后有毛泽东的授意，[41]但毛泽东向高岗多次表达对刘少奇的不满，是不争的事实。或许毛是要借高岗这门“大炮”在财经会议上敲打一下刘少奇，并没有让高取代刘的想法；或者毛泽东的确有让高岗来分割刘少奇权力的考虑，并授意他可以有所行动，但由于高岗做得太露骨、太过份、太拙劣，引发了高层的混乱，损害到党的团结和稳定，所以毛泽东只能保刘而弃高。

有关史料表明，财经会议批薄容易，批刘难。这次较量相持了两个月，直到毛让周去“搬兵”，请回陈云、邓小平到会讲话始得“降温”。结果是刘少奇在总结大会上，对“天津讲话”、过早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土改过“左”等错误作了检讨而暂告一段落。接着，组织工作会议又发生轩然大波，不得不转而强调团结。虽然两次会议都敦促刘少奇在会议总结时做了检讨，但都未能很好地达到团结全党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预定目的。随着高岗的非组织活动被揭露，毛泽东权衡利弊，决定保刘弃高，立时风云陡转——高岗作为替罪羊被抛了出去，还被强加了子乌虚有的“里通外国”的罪名。高岗实在想不通，又无法向毛面陈，愤而自杀。但毛刘的恩怨并未就此了结。十几年以后，毛泽东终于发动“文化大革命”，一举打倒了刘少奇。

高岗当然有“自铸大错”的一面。据赵家梁研究分析：高岗沉浸在毛泽东对他的器重，以及毛泽东的明言与暗示之中，又被当时中央和地方一些犯“自由主义”的干部对刘少奇的种种议论所蛊惑，便认准了让刘少奇“挪挪位子”，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不仅是毛泽东的意图，也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他心甘情愿担当重任，以为这是对毛泽东尽忠尽力，除去其心病；以为这既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也是报答毛泽东对他的知遇之恩。所以，他对财经会议“草草收兵”很不甘心，为实现毛在八大前解决问题的意图，继续在一些高级干部中散布对刘少奇的不满，完全没有觉察到毛泽东这时已经更弦易辙。他最大的失误是事先没有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就干起来，正好成为他背着毛泽东“搞阴谋诡计”的把柄。特别是他自恃深受毛泽东信任，把他们之间的私房话到处张扬，不仅泄露了毛的“天机”，打乱了毛的战略部署，而且让自己背上了“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这就是高岗自铸大错的历史悲剧。[42]

4、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史的角度拓宽研究视野

就历史唯物主义史观而论，仅从毛、刘意见不合或个人权力之争的角度，或纠结于毛泽东的“权谋”看问题，显然不足以揭示高饶事件背后折射的党内高层政治生态，以及当年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王海光的研究，从中共执政史的角度拓宽了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视野。

王海光指出，高饶事件发生的时段，是中共从革命战争向经济建设转轨的关键时期。在国家战略上，中国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开始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在政治路线上，中国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全面引进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在国家体制上，从中央和大区两级分权的过渡性体制转到中央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执政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再分配。在这个历史转轨过程中，各种矛盾集中于执政党，此时出现的高饶事件，兼有治国理念冲突和利益冲突、政见之争和权力之争的双重性质。政争和权争相互胶着，互为表里，是解读高饶事件的关键所在。[43]

第一，从治国理念上看，党内分歧的焦点是：是先搞一段时期的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还是现在就去实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围绕是否坚持新民主主义治国路线，党内政见分歧迭出，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冲突。这个政见分歧虽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为代表，同时也发生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之间。其中，既有认识上的差异，也有政策上的抵牾，集中表现为前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和批评。反映在法理层面，是临时宪法《共同纲领》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冲突。刘少奇、周恩来等坚持《共同纲领》原则，不采取超越发展阶段的政策。毛泽东则以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为根据，批评刘少奇、薄一波等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右倾。从当时的情况看，在长期战乱后，国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城乡社会需要休养生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适应这一要求的。由于政见分歧，又导致了战略和策略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等。

第二，“白区党”和“苏区党”问题。从中共执政后的现实来看，最迫切的问题是缺乏搞建设所需的干部。首先走上国家管理前台的，是党内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现代经济知识较多的干部。这些干部大都出自白区系统。这种国家权力配置上的成分变化，不免让根据地和军队干部很有些失落。所以高岗此言一出，呼应者甚众。虽然这是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而起，同时也反映了党内其它山头对刘少奇和华北山头占居中央权力中枢的不满情绪。高岗并不是一般地歧视白区干部，他反对的只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山头的干部。并且，当时对刘少奇一派不满而站在高岗一边的，不仅有“苏区党人”，也有“白区党人”，不仅有“东北山头”的人，还有其他山头的人。高饶事件的主角之一饶漱石，本人就是白区干部，是刘少奇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初到中央后，马上站到反对华北山头的立场上。可见这时的党内派系之争，只是在大区山头层面上进行的利益博弈，是新进中央工作的外来户和原在中央工作的本地户的冲突，与历史上“苏区”和“白区”的山头派系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所谓“白区党”和“苏区党”问题的提出，表面是要突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统地位，实际上是要贬低刘少奇系统的人马；表面看是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政见之争，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新的权力分配中的利益博弈。当然，高岗强调根据地的主体和正统地位，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因为只有在维护毛泽东党内最高权威的名义下，才可以在新一轮的权力再分配中争取到更多的份额。

第三，地方削权和中央分权制衡问题。中共建政伊始，实行中央和大区两级中央政府的行政分权体制。随着国内形势的稳定，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这个中央集权过程，是在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全面引进苏联计划体制中完成的。其要旨，一是结束“诸侯”分治局面，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二是调整中央政制，建立以毛泽东为轴心的中央分权制衡体制。在权力架构的调整中，含有真实的利益再分配。

1952年8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将各大区书记等一批干部调到中央工作，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大区机构随后撤销。毛要借重各大区来的力量，改变刘、周主持中央工作的格局，并在组织上采取措施削弱和分割刘、周的权力，使大区干部中的领头羊高岗权倾一时，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到1953年6月，中央实际形成了刘少奇管党务，周恩来管外交，高岗管经济的格局。这个三足鼎立的中央权力格局的形成，改变了过去内阁制的体制，初步实现了毛泽东“中央分权制衡”的意图。进而，毛泽东提出中央领导人分为一线和二线的设想。高饶事件正是在这新一轮权力结构变动的背景下发生的。

诚然，高饶事件的背后是毛刘之争。但毛泽东对高岗的重用，并不意味着要用高岗取代刘少奇的地位。中央分一线二线的设想，主要考虑把年富力强的人（高岗时年48岁）放到处理党政日常事务性工作的前台，毛则居于主持大政方针的后台。这样，既能摆脱日常事务的繁冗，又能防止大权旁落出现“分散主义”的危险，并非是更换接班人的走马换将。在这个格局中，刘、高各有其位，相互替代不了。这种体制性的分权，要比人事上的换马更具制度上的稳定性。由此可见，高岗本来是毛泽东嵌入新体制中平衡刘、周的棋子，但这个棋子的鲁莽行动却几乎导致砸盘，以致毛泽东不得不忍痛割爱，把他清除出局。

第四，从当时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制或议会制、是否增设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来看，如果实行总书记制，刘少奇一直负责党务工作，自然是总书记非他莫属。这样，中央的权力架构还会是自延安时期形成的毛刘体制的延续，而毛泽东实际上是想变动这个格局。高岗深知毛的心思，他坚决反对设总书记，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以高岗的资历及其所担任的职务，赞成多设几个副主席，自己也任一个副主席，未必就有僭越的野心，更别说“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了。高岗的目的很明确，多设副主席就是反对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是帮助实现毛泽东的意图。

毛泽东关于“集体领导”、分权制衡的人事安排，从高岗散布“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搞政治局”的言论，可以看到一些端倪。这里边或许有高岗添枝加叶的私货，但无疑是来自毛与他“个别酝酿”的私下谈话，基本内容是编造不出来的。这实际上是对中央已经形成的刘党务、周外交、高经济的工作格局的又一重大调整。高岗如接替刘少奇管党务，掌握的实际权力又将扩大；刘少奇如改为负责人大常委会，权力将更加虚化；政府体制由政务院改为部长会议制，周恩来的权力也将被进一步分解。如果按高岗在毛向他征询意见时提出的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周恩来专管外交事务，这样，中央一线可能是一个由毛泽东驾驭的三驾马车或是四驾马车的分权把口的体制。其核心要点，就是变更历史上形成的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格局。

从现实来看，以高岗在党内的根基和能力水平，平衡刘、周是可以的，但要取代刘、周，还差得很远。毛泽东这时需要的是制衡刘、周，并非要扳倒刘、周。高岗私下散布的那个方案，应该体现了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尽管毛刘关系已是嫌隙毕显，但说这个时候毛泽东就要从政治上打倒刘少奇，现有的证据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支持。

高岗显然把毛泽东从体制上的考虑，仅仅看成是人事更替，因此“倒刘”心切，四处串联，犯了党内生活的大忌，被揪住了“非组织活动”的尾巴，黯然落马，身败名裂。毛泽东关于中央一线二线的设想没有实现，已形成的刘、周、高三足鼎立的格局也不复存在了。1956年中共八大选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不久又增选林彪为中央副主席，正是多设几个副主席分权把口的体制。然而，毛泽东后来对中央一线领导人不满，认为自己被“架空”，故“文革”中改变这个体制，林彪成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高饶事件造成了巨大的党内裂痕，影响至深至远。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每次党内斗争都会有来自这一事件的沉重的历史回音。在这条党内裂痕的尽头，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了刘少奇和他领导下的“白区党人”。

四、饶漱石问题的一些情况

从上述中央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可以看到，高岗是权争的主角，毛泽东在“后台”，饶漱石则是被“卷入”的。当年在处理高饶问题时，有人提出“高饶反党联盟”，拿什么做证据？毛泽东说：这种事彼此心照不宣，还要条约，还要签字？——这些反映高饶被定性为“反党联盟”缺乏证据、处置不当的材料，近年来在网上广为流传。

据杨尚昆回忆，在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饶主要交代了四个问题上的错误：1、黄花塘事件——1943年借全党整风、审干之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陈毅，独揽大权；2、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1949年底，他明知毛主席、党中央要陈毅任主席之职，却玩弄“合法”手段骗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3、在京休养期间半夜打扰毛主席的问题；4、在中组部工作和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承认当时自己“明斗安，实反刘”，与高岗的反党活动作了配合。只有最后一条，饶漱石反复斟酌，“违心”地承认与高岗作了配合。对此，中央考虑从宽处理，只撤销饶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保留党籍，并给出路。

不料，在1955年3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饶漱石问题骤然发生逆转。主要是因为：其一，饶漱石闹翻案，否认曾经勾结高岗进行反党活动，表示要向党中央申诉冤屈，在会议代表中“激起众怒”。其二，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被揭发在镇反时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特务分子”，涉及饶漱石，无异于“火上浇油”。其三，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交代，1943年他曾被人用劫持的手段拉去见汪精卫，回来后一直未向组织上报告，更引发“大爆炸”。潘、扬问题直接同饶漱石问题纠缠在一起，当时毛泽东认为：“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于是，饶漱石被认定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会议通过决议，将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改为同高岗一样“永远开除党籍”。会后，饶被逮捕入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潘汉年、扬帆错案先后彻底平反，“饶、潘、扬反革命集团”不复存在。1982年8月，原饶漱石秘书陈麒章给陈云写信，提请中央就饶漱石涉入潘、扬案一事进行复查，尽快作出结论。之后，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第436条注释作了如下表述：“……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在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这一小段经过中央有关部门认可的注释，被认为是从事实上给饶的“内奸”问题平了反。近几年，景玉川等学者遍访知情者，认为当年的冤案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并广为公告的，如今单凭一条不容易看到的注释代替平反，似是而非，不免令人困惑。更主要的是，饶漱石被列入“高饶反党联盟”、“阴谋集团”，这一重大罪名始终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应予重

五、几点看法

高饶事件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围绕该事件的历史迷雾逐渐被一层一层地揭开。事实上，目前的传统叙史方法已不足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有待史家进行新的历史认知与真相解读。

首先，高岗在党内进行非组织活动，事实俱在，并无虚枉，的确犯有严重的错误，理应严肃处理。但是否就上升为“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中央在最初研究处理意见时，还是比较慎重的。毛泽东曾考虑让高岗到延安当地委书记，以观后效。然而，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被认为是拒绝党的教育，自绝于党，问题的性质严重升级。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缺席审判”，不乏“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的检举揭发，以至罗织了“里通外国”等罪名。这实属以往党内斗争中“无情打击”的做法，后来揭批斗争萧克、刘伯承、彭德怀、刘少奇等，概莫能外。

过去官方修史，有一条“宜粗不宜细”原则，现在写史则要深入研究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高饶事件最令人难以释怀的是，高岗为实现毛泽东改变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格局的意愿，竭尽全力反对刘少奇，被定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而高岗的这些“反党”言论，却几乎被原封不动地用来在“文革”中打倒刘少奇。这些经不起稍加推敲和追问的因果连环，在官方修史中一向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为此，史家需要重新审视内中实情。一旦高、饶“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罪名不能成立，“反党阴谋集团”的联盟问题查无实据，“里通外国”的嫌疑也得到澄清，就会牵涉到高饶问题、尤其是饶漱石问题的历史结论是否还维持不变的问题。

其次，关于高饶事件中毛泽东的态度和责任，邓小平在讨论《历史决议》时承认：“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这些说法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多年来所披露的大量史料，更清晰地反映了毛、高关系这方面的问题。

通过上述史料的重新梳理，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一条不同于官方叙史的脉络：1953年上半年及之前，毛泽东对高岗是很信任的，倚重有加。在治国理念上，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在此问题上与刘少奇进行较量——如高岗所透露：刘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在这场较量中，毛泽东一方面借助于高岗，同时也密切观察着高岗的言行。到了夏秋，他开始对高岗有所怀疑，如扩散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又不承认；领头去看望林彪时相互间有种种议论；到南方休假时与军队和地方一些负责人的谈论更为出格，引起党内一些干部的不安等。高岗的莽撞活动看上去比刘少奇还危险。11月至12月中旬毛的怀疑加深，感到问题严重。到12月下旬，毛权衡利弊，下决心与刘少奇联手除掉高岗。

其三，官方史书要维护《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但无妨在可能的范围内，对传统叙史作些必要的调整。如201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指出：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的进程和结果表明，在党的路线和政策发生转变，过去工作中的某些是非问题一时未澄清的情况下，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全面的、历史的观点分析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准确把握错误的性质，防止上纲上线而导致对党的团结的破坏，给党和国家的工作造成损害。这里既是指向高岗，同时也指向毛泽东的一些不妥做法。另外，书中阐明高饶问题的实质，主要是利用党内某些本属正常的不同意见或看法，挑拨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并故意将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从而造成党的分裂。[44]该书着重指出其“分裂党”的危害，而不刻意突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定性。这反映了官方史书在总结高饶事件教训时的一番用心。

相对来说，学术界论者比较注重总结导致党内发生如此重大事件的原因和教训。譬如，毛泽东一批再批的所谓“分散主义”的问题，以现代民主政治的观点，本是比较简单的责任权限划分和工作程序的问题。说到底，也无非是政权初创，各项事权不明确的问题。但毛泽东却认为自己“大权旁落”，问题的性质就很严重了。另外，关于治国理念的冲突，教训在于如何建立党内民主的协商机制，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高饶事件的发生，正是因为没有健全的民主机制，不能以正常方式达成党内思想的统一。

最后，在当今互联网资讯传播范围甚广，体制外和非主流民间史学研究的影响愈益扩大的新形势下，党史研究应更加注重应用现代史学方法，引入现代政治学理论和研究分析框架，力求还原历史真相，切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更好地发挥中共党史的资政作用。

（庞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注释：

[1]  先后由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04年、2007年出版。

[2]  后被收入苏为民著：《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  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4]  大部收入林蕴晖著：《国史札记（事件篇）》，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

[5]  赵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112页。

[6]  赵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第118页。

[7]  张明远著：《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赵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第135页。

[8]  马林科夫，是斯大林在世时指定的接班人；什维尔尼克，是当时的最高苏维埃主席（系没有实权的荣誉职务）。后据高岗检查交代：“当什维尔尼克”这句话不是主席说的，是我伪造的。

[9]  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280页。

[10] 见彭德怀在1962年向中央递交的“八万言”申诉书。

[11]      苏为民著：《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9-1150页。

[13] 赵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第183-184页。

[14] 见林蕴晖：《有关高岗“轮流”说的考证》（未刊稿）。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页。

[16]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1151-1152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页。

[18]      赵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第184页。

[19]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1150页。

[20] 《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191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页。

[22] 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3月28日。转引自金冲及等主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85页。

[23] 陈云写的一份揭发林彪的材料，1971年10月8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第280页。

[24] 赵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第187页。

[25] 陈云：《我对林彪的揭发》，1971年10月8日。转引自《陈云传》（下），第887页。

[26] 张秀山著：《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21页。

[27] 赵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第44页。

[28] 戴茂林等著：《高岗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9页。

[29] 赵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第114-116页。

[30] 同上。

[31] 陈云在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54年2月16日。转引自《陈云传》（下），第886页。

[32]      以上引文见《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101页。

[33]      林蕴晖：《毛泽东缺席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释疑》，载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2003年8月号。

[34] 苏为民著：《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第62页。

[3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40页。

[36]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220、221页。

[37]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38]      张明远著：《我的回忆》，第380页。

[39]      引自张明远《我的回忆》未刊稿（出版社要求删除）。

[40]      张秀山著：《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302-303页、309页。

[41]      毛泽东在财经会议上说他是“后台”，似提供了一个证据。

[42] 赵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第122页。

[43] 王海光：《政争与权争——“高饶事件”起因再解读》，http://www.aisixiang.cn。

[4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91页。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3年第5/6期合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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