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70年代以来，美国和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关联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中国国内的某些年轻学者也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对美政策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系统地研究中国对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成果目前仍不多见。 本文试图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渗透的方法，对中国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本文的重点是分析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及其对各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
一、另起炉灶与中美关系的开端（1948-195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中美关系是建国前中共与美国关系的继续。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共出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曾经提出了与美国真诚合作的政策。1941年12月9日，中共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并在同日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其中明确提出“中国人民、中国侨胞及南洋各民族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太平洋各民族的广泛的反法西斯日、德、意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是英、美、荷、印、中及南洋各民族的各阶层、各政党，包括英、美、缅、印、荷、澳、菲的政府，与日本国内反战人民及其被压迫民族—高丽、台湾等等。”对待美国，中共认为：“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是有重大意义的，中英美合作集中力量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解放的必要前提。日英美战争使英美政府及统治阶级，站在和中国人民反日的一条战线上，使英美政府更加关怀中国抗战之成败，国共关系之好坏，以及八路军抗战之积极。”因此，中共应“向英美人士特别是其当政人物表明我们愿意与英美政府真诚合作抗日。”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即分别致函英美驻华大使，表示中共将与他们的国家并肩作战。
在抗日战争时期，总的说来中共与美国保持了比较良好的合作关系。1941年2月14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劳克林.居里在重庆进行了会晤，这是中共领导人与美国官方人士的第一次会面。1944年7月，以包瑞德上校为首的美军观察组访问了延安，从而建立了美国官方与中共的直接联系。与此同时，陈纳德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还主动与新四军五师联系，要求中共军队提供军事合作。在1944年1月-1945年7月间，中国解放区的军民曾经多次救助了美军飞行员，前后有100多名美国飞行员被敌后抗日军民营救脱险。为此，1944年8月20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曾亲自给八路军总部发来感谢信。来信说：
“接奉本年7月28日台函，得悉美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白福利欧在正太路被迫降落，经贵部营救出险。
查美国飞行人员被迫在敌占区或其附近地区降落，多赖中国军队及人民予以宝贵之协助，使其得以安全返防，继续进行对贵我两国共同敌人日寇之斗争。本国政府深为欣喜，感荷上述美国飞行人员承阁下及贵部军队之援救。
本大使谨代表本国政府敬致谢忱！”
但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美国与中共的关系却出现了较为复杂的局面。1944年9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将军来华。不久，赫尔利又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全权调停国共纷争。但在对国共纷争的调停中，赫尔利采取了出尔反尔的政策，企图诱骗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主、但容纳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对于赫尔利的图谋，中共方面最初保持了克制态度，没有公开批评美国，并寄希望于罗斯福总统的干预。为此，在同年12月，中共领导人曾建议派遣一个非正式的代表团访问美国，以便向美方进一步阐明中共的政策和表示与美国合作的愿望。对于中共的善意，美国却没有引起重视，反而采取了公开的扶蒋反共政策。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公开宣布：“美国政府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而“不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4月1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接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进一步趋向保守。同年6月6日，美国国内爆发“美亚事件”，美驻华使馆人员谢伟思等6名“中国通”以“通共间谍罪”被捕，他们曾向美国政府建议与中共合作，以免中共“受制于苏联而成为其附庸”。上述事件表明，美国政府中以赫尔利和魏德迈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已占上风并改变了罗斯福总统的对华政策。因此，中共不得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提出公开批评，同时暂时停止了与美方的军事合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在延安举行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领袖毛泽东在会议的政治报告中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提出了警告，并寄希望于美国重新考虑它的对华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求同盟国政府，首先是英美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1945年8月14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然而，由于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抗战的胜利并不能掩盖中国已濒临内战的残酷事实。中国局势的严重恶化，引起了国际舆论和美国朝野的关注。同年11月27日，赫尔利被迫宣布辞职。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们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求早日解决目前的内战。”随后在12月26日，英美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紧急磋商后也发表公报，表示希望中国国内保持和平，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在华美军将撤出中国。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动向，中共立即表示了欢迎的态度。1945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正式调解国共冲突。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压力和马歇尔的调解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与中共签定了数项协议，主要是1946年1月10日达成的停战协议和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等5项协议，当时中国国内和平出现了一线曙光。但是，蒋介石对“和平建国”并无诚意。1946年3月，蒋介石利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召开之际，策动国民党右派以决议的形式推翻了政协会议通过的文件，并以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和发动内战的实际步骤粉碎了和平建国的希望。对于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和倒行逆施，马歇尔起初施加了一些压力，但在蒋介石一意孤行的情况下，他表现得无能为力，甚至采取了纵容的态度。1946年3月11日至4月18日，马歇尔回国述职。4月27日返华后，他采取了更加偏向蒋介石的方针。5月初，美国又为国民党向东北运去了两个军的兵力。后来蒋介石还乘座马歇尔的飞机亲临沈阳上空指挥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1946年6月1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美参议院提交所谓《军事援华法案》。22日，毛泽东发表了《为美国军事援华法案的声明》，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7月，中国内战全面爆发。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承认美国调停失败。从此，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美政策是与美国对抗的政策，因为此时中国内战已经爆发，美国在中国内战中推行了援蒋反共的政策，这种政策的核心是由美国人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但是，美国的援蒋反共政策很快遭到了失败。随着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8年8月起接连进行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并取得了完成胜利。到1949年1月，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已被全部歼灭，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决策者感到非常沮丧，同时又无可奈何。1949年2月，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等待尘埃落定“的讲话，表示美国政府在动荡的中国政局面前将静待形势的发展而后确定对策。基于这一判断，美国对华政策在1949-1950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试图接触、观察和待机而动的微妙时期。1949年4月，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前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没有象某些国家的大使一样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而是留在了南京，寻机与中共进行接触。对于美国对华政策上的细微变化，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中做出反应。他指出：“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对此，中共的政策是：“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方有独立，中国方能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基于对当时形势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认识，中共在1949年1-3月间，提出了处理与美国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首先，在军事上、思想上做好美国干预中国内战的准备。一旦美国介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将把战争进行下去，直至取得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其次，实行政经分开，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生意就得做，奉行互通有无的原则。再次，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上，采取“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的时期内也不必急于解决”的态度，实行“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这就是：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将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普通侨民对待而不当作外交代表看待，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要重新审查处理，把帝国主义国家在的势力和特权逐步加以肃清，在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方针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最后，在具体策略上，中共提出应采取谨慎的态度，避免给美国干预中国内政以口实或借口。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严禁不经批准私闯外国使馆和外国驻华机构，要求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违者严惩不贷。
根据上述方针，1949年5-7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之后，中共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处长黄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了会晤。在会晤中，黄华向司徒雷登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要求美国撤走在华美军，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承认新中国，并表示新中国需要同外国建立商业关系。在获悉司徒雷登有意访问北平时，中共领导人采取了积极态度，同意以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名义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大，并会见中共最高领导人。但是，美国政府却以此行“可能提高中共的威信”，造成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政权的错觉等为由，反对司徒雷登访问北平。8月2日，司徒雷登一行离华返美。1950年2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合作条约》，不久美国撤走了其全部驻华使领馆人员。很快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从此开始了中美两国全面对抗的时代。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美国政府不让司徒雷登访问北平，确实使中美两国失去了改善关系、避免对抗的一次机会。
二、一边倒与中美关系的对抗（1950-1960年）
1949年春、夏之间，中共领导人在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外交方针的同时，也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前者主要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后者则运用于处理与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从时间上看，“一边倒”的方针的提出要稍晚一些。该方针的提出和实行，尽管存在着国际环境、意识形态、苏联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但是起直接作用的是美国和苏联与新中国关系的实际状况,决定了中国只能与苏联站在一起。当美国顽固地拒绝承认新中国，并拒绝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时 ，中共就只能与苏联站在一起了。1949年6月30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主义》一文中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他强调指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去找。”“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带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站在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一边倒”方针的提出和实施，实际上包含了联苏和反美两个方面。1950年2月14日，中国与苏联正式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包括前言和6个条款，有效期30年。其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双方保证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国家之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和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磋商；”“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在“一边倒”方针的政策框架下，中国与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相反与美国的关系则越来越敌对。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威胁的全面遏制政策，并从日本、韩国、台湾至东南亚对我构筑了一个新月形包围圈。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并企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同时美国还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与蒋介石签定《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从而严重威胁到了中国的生存和安全。因此，从1950-1960年，中国围绕着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与美国进行了顽强地较量，其中既有兵戎相见的军事斗争，也有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
朝鲜战争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同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美国军队直接参战；同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次年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美国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参加侵朝战争的16个国家的军队。同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争形势出现了不利于北朝鲜的变化。对次,中国通过公开和外交途径向美国提出了警告，强调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一定要管。10月7日,美国不顾中国警告,大举越过“三·八线”。10月1日,北朝鲜领导人致电毛泽东,恳请中国出兵支援。是否出兵，中共领导层内部意见不一。但毛泽东一锤定音，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10月13日,毛泽东最后决定出兵援朝。他认为：出兵“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有利;而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从1950年10月至次年5月,共打了5次战役,歼敌近23万人，把美军赶回“三·八线”以南，扭转了朝鲜战局，并迫使美国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在朝鲜战争中，中国的对美政策是打退美国的军事进攻，通过谈判恢复朝鲜半岛的和平。虽然中国领导人认为中没美较量在所难免，但仍希望把冲突限制在朝鲜当地，避免使之扩大为全球战争或中美战争。为此，中国决定以志愿军名义出兵朝鲜，并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当时，周恩来曾指出：“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要使它压不下来，给它以挫折，然后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 因此，当美国方面声明愿意举行停战谈判时，朝中方面也立即表示同意举行谈判。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在朝鲜开城正式举行，中国外交部派出了以李克农为首，乔冠华为副手的指导谈判工作组。在停战谈判中，美国不甘心朝鲜战争成为美国历史第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因而在谈判中不断提出各种无理要求，使朝鲜停战谈判出现了时断时续，边打边谈的局面。双方围绕着军事分界线问题、停战安排和监督问题、战俘问题等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较量。为此，中朝方面采取了“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争取和，不怕战，准备拖”等谈判方针，最后在1953年7月27日，美国被迫签定了《朝鲜停战协定》。朝鲜战争的胜利,粉碎了美国妄图侵占整个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狂妄计划，保卫了朝、中两国的主权、独立和安全，对远东和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同时它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中美关系史上，朝鲜战争是一个重大事件。它使中美和解的任何可能性都暂时地消失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后来中美两国长达20多年的对立和隔阂。它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反美态度；同时由于美国在战争中改变了对台政策，使台湾问题更加复杂化，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长期而敏感的因素，其负面影响至今仍难以消除。在朝鲜战争停战后，苏、美、英、法、中、朝鲜和韩国等于1954年4月在日内瓦召开了国际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的身份参与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在中、苏等国的努力下，日内瓦会议就印支问题达成了协议；同时由于英国代表的安排，中美双方在会议期间就侨民问题举行了初步会谈，这些会谈尽管由于美方的僵硬态度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却成为今后15年中美大使节会谈的前奏。在朝鲜撤走外国军队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上，日内瓦会议由于美国的阻扰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国继续采取保持和加剧远东紧张局势的政策。
日内瓦会议之后，中美两国的敌对状态有增无减，双方围绕着台湾问题的斗争在1954年和1958年形成了两次台湾海峡危机。
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但近代以来先后遭到荷兰、日本等国的占领和侵略。1943年1月1日，中、美、英三国政府签署《开罗宣言》, 规定战后台湾、澎湖列岛等将归还中国。1945年10月25日，当时的中国政府宣布，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所属的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置于中国主权之下。但是，1950年6月27日，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背弃诺言，命令美海军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台湾问题由兹产生。
美国侵占台湾后，一方面在国际上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 另一方面加紧开展控制台湾。从1950年7月至1954年6月，美国曾向台湾当局提供了14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1951年5月，“美军军事援助顾问团”在台北成立，妄图将台湾变成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1953年2月，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以后，他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放蒋出笼”的政策，继续视台湾为遏制中国的工具。1954年12月，美国又与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公然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针对美国妄图永久分裂中国领土的阴谋，中共领导人决定给予反击。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随后，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强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容许他人干涉。”同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10月10日，中国政府决定解放一江山、大陈等沿海岛屿，并对金门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惩罚性打击。1955年1月8日，为了反击美蒋签定“共同防御条约”，实现台、澎、金、马归属祖国的愿望，人民解放军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解放了大陈岛外围据点一江山岛。2月13日，又解放了大陈岛。对于中国政府解放沿海岛屿的正义行动，美国一方面策动新西兰提出要安理会审议“在中国大陆某些沿海岛屿的敌对行动”； 另一方面则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紧急决议，授权美国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美国武装部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甚至威胁要使用原子武器。在美国的外交压力和军事威胁面前，中国政府没有退却，在公开拒绝新西兰的无理提议的同时，表示要与美国的侵略对抗到底。但是，中国政府从不拒绝与美国直接谈判解决台湾问题。1955年4月，第一届亚非国家会议在万隆召开。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向与会国家说明了台湾问题上存在的两种不同性质而又相互关联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自己的主权，实现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统一，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侵占台湾并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造成了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性问题。他表示，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如何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愿意就此国际性问题进行谈判。4月23日，周总理还应印度尼西亚总理的要求向记者发表了声明，重申愿意与美国进行谈判。他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左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周总理的声明，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不得不在4月26日表示，不排除与中国进行双边会谈。这就为中美大使级会谈开辟了道路。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后来在1958年9月改在华沙。从1955年8月-1970年2月，中美大使共举行了136次会议，双方除在1955年9月10日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外，没有达成其他任何协议。特别是由于美方坚持干预中国内政的做法，双方在台湾问题这个关键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是，在当时双方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中美大使级会谈实际上成为双方保持接触，交换意见的重要途径。
由于美国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缺乏诚意，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一如既往。1957年12月，美国竟然单方面宣布中止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还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措施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形势发展到1958年夏季，美国拒绝了中国政府在6月30日提出的在15天内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的建议，同时美国还在中东等地炫耀武力。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当局更是蠢蠢欲动，准备“反攻大陆”。8月8日，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扬言，美海军正密切注视着台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象在黎巴嫩一样进行登陆。为了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以及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中国领导人决定炮击金门，把世界的视线转向台湾海峡。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并封锁了金门。美国急忙在台湾海峡地区集结了6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和40艘驱逐舰。8月27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宣称，美国将不放弃它已经承担的阻扰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责任”。9月4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本国领海的宽度为12海里，强调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6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重申解放台、澎、金、马是中国主权，任何外国不得干涉，并表示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9月9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明确表示，准备“随时”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会谈中，美国要求中国政府放弃使用武力解放台湾，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方的拒绝。为了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政府于是出面劝说蒋介石从金门和马祖撤军，企图在台湾海峡划一条永久的停火线，从而使台湾与祖国分离永久化。对于美国的如意算盘，蒋介石并不同意。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也洞察了美国人的用心，决定将金门、马祖暂时留在台湾当局手里。10月6日，中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对金门停止炮击7天，让国民党部队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护航为条件。7天之后，中国政府又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强调“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计议，”同时宣布“逢双日不打炮……，逢单日也不一定打炮。”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由此告一段落。
三、反帝必反修与中美对抗的加深（1960-1970）
进入60年代以后，有几件重大事件影响着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一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二是美国侵略越南；三是中国国内极“左”思潮恶性发展最后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苏关系的破裂本来应当成为中美关系改善的契机，当时美国政界曾有人提出利用中苏矛盾调整对华关系的设想，如1966年3月13日，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在公开讲话中赞同对中国实行“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但是，遗憾地是，由于受到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对华仍然奉行孤立、遏制和封锁的政策，甚至把中国视为比苏联更“好战”、更具“威胁性”的国家。1965年,美国公然派遣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南方,把战火再次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并扬言对中国开战。美国还与苏联相勾结，企图延缓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进程。同时，美国还以秘密军事援助支持西藏叛乱，并挑动一些亚洲国家与中国发生冲突和边界纠纷,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战争,1965年,印尼发生“九·三0事件”，中国与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也发生了龃龉。一时形成所谓“帝、修、反”反华大合唱的局面。当时中国领导人不仅对美国的可能入侵,而且对美苏联合入侵中国都做了准备。1965年9月29日,陈毅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不会准许他们的领导做出这样的决定”。 这一宣告,是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即把事情放在最坏的估计上,极而言之,四面八方的反动派都来进攻中国,中国人民也有这样的胆量和志气来对付。同时，从中国方面考虑，由于极左思潮泛滥和国际环境的恶化，中国的对外政策比50年代更加强硬和缺乏理性，中国的对外战略已从“一边倒”转变为“反帝、反修”的“两条线”战略，对美政策则以对抗为主。在60年代,我国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在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上,出现了错误判断。他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因此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国军队和各方面都要做好准备，始终处于一种备战状态，并由此安排了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制定了“山、散、洞”的方针，使我国付出了很大代价。
60年代，中美对抗的主要战场是印度支那。当时美国用武力直接入侵印支三国，并使侵越战争由“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中国则全力支持印支三国特别是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中美对抗和敌视进一步加深。
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原是法国的殖民地，1940年6月又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日本投降以后，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领导人民举行武装起义。1945年9月2日，越盟领导人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宣读《越南独立宣言》，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但是，法国殖民者却不甘心失去印支，不久又卷土重来，印支人民不得不进行艰苦的抗法战争。1954年，日内瓦会议就印支问题达成了协议，该协议规定在印度支那实现停战，结束法国发动的殖民战争，确认印度支那三国的民族权利。在越南，交战双方以北纬17度线为界，越南北半部获得完全解放，从而为越南人民在全国范围内赢得独立斗争的胜利，建立了一个可靠的基地。日内瓦会议之后，美国逐渐取代法国殖民者成为越南南方的主人，其手段就是培植代理人建立傀儡政权。与此同时，越南劳动党中央在1959-1960年间也改变了斗争策略，放弃以政治斗争实现国家统一的温和路线，转而认可、支持和领导南方的武装斗争，越南民主共和国也不断向南方游击队运送武器和人员。为了扑灭越南南方人民的武装斗争，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直接卷入越南战争。1961年，美国派遣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开展“特种战争”。1962年2月，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宣告成立，直接统一指挥南越吴庭艳军队和美国特种部队作战。1964年8月,美国制造了“北部湾”事件，随后对北越进行了“报复性轰炸”。1965年2月，美国总统约翰逊批准代号为“响雷”的行动计划，美国在越南进行的“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同年3月,美国正式派遣35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越南南方的岘港登陆，迈出了美国地面部队大规模卷入越战的第一步。7月,美国军队参加地面作战,越南战争迅速“美国化”。对于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动,作为邻国的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坐视。还在1965年2月9日,中国政府即发表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6亿5千万中国人民绝不会置之不理,而且是作了准备的。”中国给予了越南人民以巨大支持，这些支持除了物质的援助外,还包括总数约30万人的防空、工程、铁道和后勤等军事力量的援助。中国军队驻在北方,使美帝国主义不敢直接出兵侵入越南北方,而越南军民能集中力量为争取南方解放而斗争。中国支持越南抗美战争,无疑是巩固中国安全的重大地缘举措,是义不容辞的。正如陈毅同志指出：“乡邻有火,要披发撄冠而往救之。乡邻有火,我们站在侧边不救,那我们还谈什么国际主义呢?” 但是,中国支持越南抗美,当时是冒着美国入侵的危险的。1965年,美国国防部长宣称：今天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敌人,并说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此后中美的小规模海、空军冲突不断发生。美国还支持蒋介石骚扰大陆。对于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中国政府提出了严正警告。1965年,周恩来通过外交渠道由巴基斯坦向美国政府传去四句话：“1.中国不会主动调起对美国的战争。2.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以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3.中国是作了准备的。如果美国将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4.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 ”同年9月29日,陈毅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又对美国提出公开警告：“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今天美国是否要同中国进行大战,这要由美国总统和五角大楼来决定。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任何幻想。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 为了越南的抗美斗争取得彻底胜利,中国还拒绝了来自国际上的所有和谈建议，例如联合国的建议,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建议,以及来自苏联和美国的建议。因为中国认为这些建议都是和谈阴谋。陈毅1965年9月29日曾对外国记者讲：美国的和谈是一个骗局,“它的目的是分割越南,永远保持美国对越南南方的占领,使南越成为美国的傀儡国家。” 中国的这种态度与朝鲜战争中的“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的态度是有很大差别的。
越南战争进行到1967年，美国入侵越南的部队已达到56万人之巨，当年所耗战争费用约为300亿美元。美国还把战争扩大到了老挝和柬埔寨。但是，美国并未取得越南战争的胜利，同时美国国内反战运动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1968年，美国政府宣布无条件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和炮击。次年1月，美国及其南越傀儡政权在巴黎开始了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四方谈判，此后越南战争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1973年1月27日，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等有关各方签署了，关于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和其他四个附属协议。该协议规定，美国军队将在同年3月29日全部撤离越南南方。1975年5月，越南南方获得解放。翌年6月，越南实现了国家统一，更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至此，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在中国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了彻底胜利。
四、联美反苏与中美关系的解冻（1971-1982年）
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取代美国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和直接的威胁。它不仅在我边境陈兵百万，挑起流血冲突,并派兵进驻蒙古,而且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包围中国。1969年2月,苏联当局在中苏边境东段制造了珍宝岛流血事件;同年8月13日，苏军又在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新的边界流血事件；1978年,苏联支持越南地区霸权主义反华排华,并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1979年,苏联又亲自出兵阿富汗,妄图拼凑南北夹击态势的“钳形” 包围圈。1969年,苏联甚至向美国试探袭击中国核基地的可能性。据美国人回忆，苏联在1969-1970年苏美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中,曾向美国建议：联合对付“来自一个拥有核武器的第三国的挑衅性进攻问题”,后为美国婉拒。 对于苏联的核威胁,中国政府在1969年10月7日采取了严正立场，声明表示中国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的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面对来自北方的不断增长的威胁，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开始考虑调整中国的对美政策。1969年4月中共“九大”闭幕后不久，毛泽东立即交给四位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一项任务，要求他们研究一下“国际形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安排，陈毅主持了“四老帅国际形势座谈会”，姚广和熊向晖列席会议。经过两个阶段的讨论，四位元帅给中共中央提交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的报告。在报告中，四老帅全面分析了“中美苏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反华战争不会轻易发生，并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联的扩张“是挤美帝的地盘”，“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从而勾画出刚刚呈现并延续10余年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 四老帅的报告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视。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要注意了解美方动向，注意抓住美国人伸出的触角。
几乎与中国领导人试图打开中美关系的同时，美国领导人也在考虑打开美中关系，因为美国要对付苏联以及结束越南战争，都绕不过中国。早在1967年10月，尼克松曾在《外交季刊》发表文章，主张不要孤立中国。1969年1月担任总统以后，尼克松再次表示要寻求改善与中国关系的途径。同年7月，美国国务院宣布部分放宽对中国贸易和美国公民去中国大陆旅行的限制。8月，尼克松访问欧亚8国，正式建立了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条与中国联系的渠道。10月，美国表示将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固定巡逻。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主动找我驻波大使馆官员联系。对此，中国驻波兰代办雷阳在汇报国内之后，于12月11日邀请斯托塞尔到中国大使馆会晤，双方一致同意恢复已中断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970年1月20日至2月25日，中美先后举行了第135次和136次会谈。在会谈中，双方均表示了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但是，由于1970年3月美国入侵柬埔寨，中国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中美会谈被迫中断。同年10月1日，中国邀请美国友人爱德加.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并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会见。第二天，中国的《人民日报》还在头版的位置刊登了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庆祝国庆典礼的照片。这些都是中国领导人向美国领导人发出的含蓄而又饶有深意的信息，但是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美国领导人对此却没有立即领会。但是，10月初，尼克松在会见《时代》周刊记者时继续表示要与中国打交道。他说：“如果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10月下旬，尼克松在欢迎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领导人时，向他们表示准备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的宴会上，他还以总统身份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称呼中国，被认为上“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11月，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先后向中国领导人传来了尼克松愿意到中国访问的信息。但是，此时中国领导人不得不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1971年4月7日，历史的机遇终于降临，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正式来访的美国代表团。4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和随行记者，并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热烈欢迎。“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小球转动了大球”，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之后，中国政府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向美国领导人发出了访华邀请：“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交谈。”1971年5月，尼克松总统答复中方，表示愿意派基辛格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同年7月9日，基辛格首次秘密访问北京，经过会谈，双方迅速就尼克松访华达成协议并发表了《公告》。10月中旬，基辛格再次访问中国，为尼克松访华做前期准备。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访问，随同访问的有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等。在这次访问中，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最后于2月28日在上海签订了《联合报告》（又称《上海公报》）。《上海公报》一反国际协议的通常惯例，既写进了双方的共同点，也写进了双方的分歧点，尤其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表示对“一个中国”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提出异议，在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揭开了两国关系中的新的一页，标志着中美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开始，并为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尼克松在访华时曾承诺在他第二个任期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1974年的水门事件使他未能兑现自己的诺言。福特上台后，美国热衷于与苏联搞缓和并且不愿意抛弃蒋介石，因此中美建交直至1977年民主党总统卡特上台才得以解决。卡特总统接受了中国建交的三原则即断交、废约和撤军的原则，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他在台湾问题还是留了一个尾巴，让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给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设置了一大障碍。
中美关系从敌对到和解，反映了当时世界格局的变化，也是完全附合中美两国的利益的。1972年2月在访问中国时，美国总统尼克松曾坦率地表示：“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因此，当基辛格为掩饰美国的利己主义而宣称“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无求于美国”时，毛泽东当即指出：“我看部分是对的，部分不对。小的是台湾，大的是世界。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你们为什么到北京来，我们为什么要接待你们和总统。” 在中美关系解冻以后，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联美反苏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1973年2月,毛泽东对基辛格讲：“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谈话中,还提出了他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整个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次特别大会时,把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正式公诸与世,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来看,现在的世界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他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大大改善了我国的国际处境,为后来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做了准备。
五、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与中美苏大三角的形成（1982-1989年）
历史发展到80年代初期，国际环境再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苏联由于经济困难和长期对外扩张，国力受到严重削弱。美国在里根的领导下，重振国威，对苏采取强硬政策，美苏关系严重恶化，美苏力量对比逐渐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就中苏关系而言，苏联已不再像70年代那样对中国安全构成严重的和迫在眉睫的威胁。苏联为了改善自己的国际处境，不得不在对华政策上有所松动。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靠近中国的苏联城市塔什干发表讲话，表示愿意与中国缓和关系。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台湾问题成为发展中美关系的直接障碍。1981年里根担任美国总统以后，对台政策严重逆转，发生了售台武器和试图建立美台官方关系的严重事件。对此，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曾明确警告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不会象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 直到1982年，中美双方经过紧张的谈判，签署八.一七公报，才进一步确定了解决售台武器问题的原则和方向。考虑到苏美关系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现状，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战争不可避免的估计，认为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同时，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在国际上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继续奉行联美反苏的方针，必定会卷入美苏之间的冲突，不利于国际力量的平衡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根据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中国领导人适时地调整了外交战略和对美政策，坚定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真正做到不结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发展关系。
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酝酿于1981年， 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正式提出。1981年底，中央领导人指出，不能只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而丢掉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旗帜；对第三世界的正义斗争和合理要求要旗帜鲜明地加以支持。1982年4月，中央领导人再次提出，我们要利用美苏矛盾，侧重反对苏霸，在有些问题上也要侧重反对美霸。“一边倒”不利于利用美苏矛盾，不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也是不利的。同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强调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1982年12月中国五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提出和实施，表明中国放弃了联美反苏的政策，标志着中美苏大三角的正式形成，而且在这个三角结构中，中国占据了较为有利的地位，是国际格局中重要的平衡力量。尽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大三角中，中国“这一角的力量是很单薄的”，但是中国人多、块头大，不信邪，“中国在国际事务里是有足够分量的。”“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的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 根据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整个80年代，中美关系尽管出现过曲折和反复，但总的说来发展比较平稳，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往进入了一个发展较大的时期。同时我们也改善了与苏联的关系，从而树立起了一个中国是和平力量，是制约战争的力量的崭新的国际形象。
有论者认为，中美关系的解冻，特别是《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 对此笔者却有不同意见。我认为，中美关系的解冻只是为中美苏大三角的形成做了准备或者具有中美苏大三角的雏形，而1982年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才是中美苏大三角形成的标志。
美国学者迪特默认为，战略三角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客观条件。第一，所有的参加国必须认识到三个主角的战略特点。每个参加国可以从事各种各样的附带竞赛，但这些竞赛必须服从于它与其他参加国所进行的中心竞赛。第二，虽然参赛三方无需具有同等的战略重要性，但各方必须被另两方承认为合法的、自主的参加国。因此，三角竞赛中任何两个参加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它们各自与第三方关系的影响。 迪特默关于战略三角的看法为我们观察70年代的中美苏三国关系提供一个尺度。毫无疑问，1971-1972年基辛格和尼克松先后访华，不仅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而且对当时的国际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基辛格访问中国的消息公布后，苏联领导人当时就感到非常恐慌。对此，曾任苏联驻美大使的多勃雷宁在回忆录中写道：苏联领导人本来期待着与尼克松举行首脑会晤，但是却万万没有想到，尼克松决定先访问中国，苏联人感到“我们无可奈何地听任美国人和中国人击败了自己。” 在1978年12月15日中美宣布建交并将联合反对霸权主义之后，苏联人同样表现得十分恼火。一周后，美苏在日内瓦举行了外长会议。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就此向美国国务卿万斯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万斯给葛罗米柯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葛氏则弄了个自讨没趣。显然，中美改善关系已经深深地刺痛了苏联，从而对中美苏三国的关系及其世界格局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但是，当时中美苏三国关系很难说已经构成了完整的大三角，美国在三国关系中处于左右逢源的地位，甚至存在着美国打中国牌，牺牲中国利益的危险。对此，当时毛泽东曾直言不讳地对基辛格讲：“你们就是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 在1973-1975年美国热衷于与苏联搞缓和的时候，中国的联美政策曾经发生局部波动。 同时由于中国奉行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在中美苏三国之间形成了二对一的局面，实际上还“两角争”，而不是“大三角”。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指出：我们有一段时间搞了“一条线”，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这个针对苏联的“一条线”战略，我们改变了，改变到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搞“一条线”战略，那就是站在美国一边。这个道理很简单。现在世界上都在说“大三角”，所谓“大三角”就是苏美中。如果搞“一条线”，那就没有“三角”了嘛！就只有两角在那儿嘛，就是“两角争”嘛！我们搞独立自主的对政策，谁搞霸权就反对谁，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方。这就是中国由“一条线”、“两角争”变成真正的“三角”中的一角。 因此，1982年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是中美苏大三角形成的重要标志。
六、韬光养晦与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1989-现在）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以美苏对抗、东西方冷战为标志的两极体制宣告瓦解，世界进入了新旧格局的转换时期。苏联、东欧的剧变及其冷战的结束，不仅改变了战后的国际格局，并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和逆境之中；而且使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和重新定位的时期。与70年代初期中美和解以来的任何时期相比，冷战结束后初期的中美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倒退，降到了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国内不少人对1989年北京风波以后中国国内政局是否稳定持怀疑态度，并认为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中美苏大三角宣告结束，中国的重要性已大为降低。于是，美国在1989年6月北京风波后带头制裁中国，并以人权问题敲打中国。同年6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就中国局势发表讲话，宣布中止一切中美间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中断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的互访活动，对中国留美学生延长逗留时间的要求给予同情的考虑。6月20日，布什又指示美国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制裁中国，主要包括暂停同中国一切高级政府官员的互访；美国将力求推迟考虑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此后，美国还对中国采取了一些其他制裁措施，如布什总统于1990年2月16日签署了含有制裁中国修正案的国务院《1990-1991年度外交关系授权法案》，限制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和继续中止中国火箭发射美制卫星等等。1991年以后，由于中国领导人沉着冷静，反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中美关系出现了某种积极变化。但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布什总统在其后期仍然做出一些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1992年9月2日，布什政府公然违背中美八.一七公报，决定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52亿美元的150架F-16战斗机。同年10月5日，布什还签署了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粗暴地干涉了中国的主权和内政。1993年1月，克林顿入主白宫以后，中美关系更是雪上加霜。他扬言对华采取强硬政策，把人权问题置于中美关系的首位。1993年5月28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签署了第12850号总统行政命令，宣布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一年，同时开列一系列人权条件，作为1994-1995年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条件。随后在6-8月，美国政府又制造了若干事端，使双边各种呈螺旋性下滑的态势。先有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反对在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又有所谓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M-11导弹事件，继而发生了“银河号”事件，中美关系再次跌入谷底。
面对冷战后严峻的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中的困难局面，中国领导人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和冲击，适时地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藏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思想，机智巧妙地解决了冷战后我国对外关系和对美关系中遇到的难题，为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打开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赢得了主动权。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藏拙、决不当头、抓住时机、有所作为的战略和策略思想是由邓小平同志亲自提出来的，也是他的国际战略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和深化。
首先，涉及到如何看待当时的国际局势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从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发，提出了三句概括性的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 也就是说，要全面、客观和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冷战后的国际局势。他在一系列讲话中指出：第一，要对国际形势冷静地观察，继续观察，“总之，不能看成漆黑一团，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 第二，“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复杂得多，乱得多。”“世界上的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会存在着，关键是要善于把握。” 第三，中国不许乱，中国社会主义的旗帜不能倒。“现在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许乱。”“告诉同志们，遇事要沉着。”“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不要乱，认认真真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
其次，涉及到冷战后中国的外交战略和策略问题。邓小平同志从对国际局势的分析和我国战略全局的高度，提出了“韬光养晦、善于藏拙、决不当头、抓住时机、有所作为”的基本方针，其核心是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又称“韬光用晦”或“韬光隐晦”。“韬光”，是说把“声名才华掩藏起来，”“养晦”则是“隐居待时”的意思。“韬光养晦”意指收敛锋芒，隐蔽才华和意图，待时而起。韬光养晦与道家的思想有密切关系，因为老子主张和光同尘、以弱胜强。他说：“挫起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弱者道之用，”“柔弱胜刚强。”邓小平同志把道家的思想运用于当代的国际政治，可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老智慧的完美结合。
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自然有收敛锋芒、含而不露的一面。例如，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的国策；”“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并不得罪；”“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朋友要交，心中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准备过几年糊涂日子等等。但是，韬光养晦的战略也有卧薪藏胆、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一面。例如，邓小平同志讲：“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是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时，更重要的是寻找有利时机，发展壮大自己。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但是，我们要好好地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要冷静、冷静、在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足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稳扎稳打。在翻两番的基础上，在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
根据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和策略思想，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年底阐述了中国的对美政策。在会见前来中国访问的美国参议员波伦时，江泽民同志提出，中美两国应“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只要双方严守中美之间3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中美关系是能够正常发展的。此后江泽民还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了多次会晤及互访，为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做了大量工作。
1993年9月，美国国内经过8个月的对华政策大辩论之后，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对华政策《行动备忘录》，宣布对华实行“全面接触”政策。同年1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利用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机会，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西雅图举行了会晤。这是自1989年2月布什总统访华以来，中美首脑举行的第一次正式会晤，标志着中美关系有了重要转机，为两国关系的的改善奠定了基础。在会晤中，双方领导人确定了“向前看”的方针，表示“在发展经济贸易合作，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等广泛的领域里，中美间存在着许多的共同利益。”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总统宣布再次宣布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表示在今后一年一度的国会审议中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这一行动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趋于务实，利益战胜了原则，中美关系经过几年的动摇不定之后又找到了赖以发展的基础。但是，克林顿的对华全面接触政策，存在着两个方面，即一方面要与中国打交道，进行对话与合作；另一方面则有防范甚至遏制中国的含义。在“人权外交”失败后，台湾问题从1994年起已逐渐成为美国牵制中国发展的主要王牌。1994年9月，美国政府作出了调整美国对台政策的决定，这是中美建交15年来美国首次就其对台政策在“全面审议”之后做出的系统性调整。在这次调整中，尽管美国政府声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只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等等，但实质上提升了美台关系。美国政府宣布：美台可进行内阁级经济对话，允许美官员在白宫、国务院以外的机构与台湾官员进行会晤；除必要的过境外，不允许台湾“正副总统”和“正副行政院长”访美；台湾“国防部长”不到美国，台湾“外长”不到华盛顿；美国支持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和一些国际组织，但不支持它加入联合国；同意“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办事处改名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更为严重的是，1995年5月，美国政府违背自己的诺言，宣布同意向台湾“总统”李登辉发放签证，让他到美国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对于美国的背信弃义，中国政府采取了严正的立场，中国驻美大使奉召回国，美国驻华大使也离任回国，中美外交关系实际降低到了代办级。为了打击李登辉的“台独”活动，中国政府还决定于1995年7月和1996年3月在东南沿海进行导弹演习和大规模军事演习。对于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行动，美国政府在1996年3月做出了强烈反应。美国两艘航空母舰“独立号”和“尼米兹号”被派遣到台湾海峡附近，监视中国的军事演习，并以武力支持李登辉的“台独”行为，中美两国的军事对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对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霸权主义行径，中国政府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使美国政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95年10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大会之后会晤了克林顿总统，江主席强调，中美关系应结束起伏不定、麻烦不断的恶性循环，进入一种稳定发展的良性循环。克林顿则表示，美国对华继续奉行接触政策，而不是遏制政策。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将遵守3个联合公报，不使台湾问题成为两国分歧的来源。1996年5月，克林顿宣布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6月，中美就知识产权等问题达成了协议。1996年11月，美国大选结果揭晓，克林顿蝉联美国总统。同年11月24日，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参加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时举行了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在1997年和1998年实现中美首脑正式国事访问。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主席应邀率先对美国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国事访问。在这次访问中，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进行了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会谈。江主席表示，中国将本着“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方针，使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克林顿则表示，美中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在国际和平、稳定与安全、联合国事务、重大地区问题和在保护环境、禁毒、打击、跨国犯罪、国际今日以及预防疾病等方面的合作。两国首脑会谈后于10月29日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双方同意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并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江泽民访问美国7个多月之后，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对中国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这是继1989年美国前总统布什访华以来美国总统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访华之前，克林顿就对华政策发表了一系列讲话，表明了他希望访华的强烈愿望。克林顿表示，美中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美国的和平与繁荣。在访问中，中美两国达成了互不将战略核导弹瞄准对方的协议，并就人权问题、政治与安全问题、南亚核危机、经济与商业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克林顿在访问期间还口头表示，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将采取“三不”政策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 不支持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总之，克林顿的访问，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1999年4月，中国总理朱容基访问美国，中美双方签署了《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并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在该声明中，美国表示坚定地支持中国加入WTO。但是在朱总理访问美国不久，发生了美国B-2战略轰炸机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一时间两国的关系又罩上了阴影。对此，中国与美国的侵略行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同时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中国在美国表示道歉和赔偿之后，也采取了部分恢复和改善两国的关系一些努力。今年9月，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共同参加APEC会议并进行了会晤，双方表示愿意推动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9月13日，中美恢复了就中国加入WTO问题谈判。11月15日，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中美贸易部长正式签署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历经13年的谈判，中美双方最终达成了协议，从而为中国“入世”扫清了最大的障碍。对此，中美两国领导人均做出了肯定评价。江泽民说，中美双方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达成协议充分说明了我们双方应该从战略的高度和展望21世纪的角度来审视和处理事关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正是由于双方从大局着眼，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求同存异的精神，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才克服了各种困难，妥善处理和解决了彼此的分歧，取得了“双赢”的结果。当时正在土耳其访问的克林顿总统也发表了谈话，认为协议达成是美中关系发展进程中意义深远的重要一步，签署协议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扫清了道路，是中国加入该组织的重要一步，对美、中以及世界经济均有益。他还表示，在该协议基础上，他将尽全力推动美国国会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显然，中美就中国加入WTO问题达成协议，表明冷战后的中美已找到了新的定位，这就是双方不断加深的经济和贸易关系。
七、结束语
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都负有重大责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然而，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审视和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