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见到 先师殷海光先生的夫人夏君璐女士，是我在台大读书的第二年。1955年秋季开学以后，开始上殷先生讲授的逻辑课。因为有许多问题要请教，课后请问他是否有时间详谈。殷先生约我在寒假期间（1956年1月底2月初农历年前后）每星期四下午两点钟到他家去。那时他与师母住在公家配给台北市松江路一个巷子里的《自由中国》杂志社宿舍内，与另外一大家人合住一幢房子。他与师母的房间大约只有七、八个榻榻米大，白天是书房兼客厅，晚上把被褥从壁橱中拿出，铺下来就睡在地板上。他们的家虽然很小，但收拾得窗明几净，令人觉得甚为舒适。那时，师母正怀着尚未出世的文丽，每次我来，她把红茶或咖啡冲好以后，就出去散步。散步归来，通常看到我们师生的对谈尚未结束，她就坐在厨房里等待，从不进到房间来。当时，我对师母的印象是：闲静而自然，从不多话。
殷先生与学生相处，一向坦诚相见，和蔼若朋友然。但，与殷先生过从无论如何亲近，彼此之间总有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距离感。我们对谈的内容，除了殷先生指导我如何读书、答覆我提出的学习上的问题以外，则是关于国家的走向等政治问题，极少涉及私事。初次对谈结束，我向殷先生行礼告辞后，是否到厨房向师母告辞，现在已记不清。我和殷先生及师母的交往，从那时起，就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方式，直到1960年我离台来美为止。
此后这许多年，我有不少与师母接触的机会。她来美以后也曾请她来舍小住。但对于师母内心的生活，则知之甚少。她不表白，我们（内子祖锦和我）自然也不便探问。从她的行为举止上，我们所看到的是：她全心全意支持殷先生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对抗蒋氏政权不公不义的迫害；在殷先生不幸罹患胃癌期间，她细心照顾，无怨无悔；在殷先生辞世后，她内心的悲苦，有识者可以想见；来美后最初又承受着许多艰难；但，她不卑不亢，予人绝无自怜之感。这一切，在在使我们感受到殷师母人格上自然中的尊严。所以，在我最初考虑本文的题目时，“平凡中的伟大”便浮现在我的脑际。可是，这几天细读《殷海光?夏君璐书信录》以后，我知道那样的题目，虽然，在表面上，可以引导出来不少（如上面所叙述的）观察，由此会使我们对她产生敬意；然而，那样的题目却不能准确地突显她人格上极为独特之处，所以不太合适。
殷师母自己常说，她“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子”。这样的自谦以及她从不多言，使得我们只能从表面上看她一生所担当的角色所显示的风格，却不易使我们体会她灵魂深处的高贵。如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得从殷先生与师母结识的缘起以及他们在《书信录》中所展现的精神资源说起。
首先，必须说的，殷师母绝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她与殷先生一样，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人。
1945年1月殷先生投笔从戎，加入“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行列，被派赴印度受训。因不善操作，被刷下，成为不合格的驾驶兵。八月，日本投降。殷先生退伍后，鉴于左翼气焰日益高涨，忧心国家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因此已无心返回校园，继续作研究生，遂随女扮男装的同学夏君贤搬到位于重庆南岸黄桷垭小镇的夏家暂时落脚；希望尽快找到一个舆论界的职位，秉笔救国。当殷先生拿着行李到达夏家的住处，开门的正是17岁的少女夏君璐。她被这位翩然来到，身穿土黄色卡基布军装的26岁青年动人心弦的气质所深深地吸引──乃至一见钟情。
殷先生在她家住了一星期，晚上教过她诗词和铅笔画，并曾跟她和同住的堂哥等一起去爬山，眺望山川美景。殷先生走后，师母非常想念他，每天都盼望着他来黄桷垭看望她和她的家人，等了许久不见人影，实在等不及，师母便写了一封信给殷先生，开始了，在国共内战的动荡岁月中，彼此爱恋的鱼雁往还。在那个年代，社会风气未开，一个在高中一年级就读的少女主动给大她9岁的男子写信，表达情愫，是非常不寻常，大胆的事。从师母的信上，我们看到的，她，事实上（正如殷先生给她信上所说）是一个血性的，感情奔放的女子。她对殷先生炽热的爱恋，心潮澎湃、如痴如狂，正如他们初识三年以后，她在1949年4月5日写给殷先生的信所表达的那样：
亲爱的，您记得吗？当我们相见的第一面，是我为您打开那大门，让您──及您的行李──走进门里。想得到吗？我是打开我心扉，从此以后您便走入我的心中，占据我整个的心灵，改变我的一身〔生〕。我要抓紧您，永不让您飞去，离开如此这般爱您的人。
今夜热情已把我烧成灰烬，我禁不住这般力量而对您倾吐，我要说出我的一切的幻想，都是为您的幻想。
真的，这才是一片情话爱语，在长久沉默中，火山终有一天会爆发，爆发的多猛烈多巨大。
我愿变成你桌上的台灯，
当太阳失去光辉时，
照耀着您伏案工作。
我愿变为一条白色的手帕，
日日朝朝伴在您的身边，
为揩您的脸。
我愿变作你脚下穿的鞋子，
每年每岁，跟着您奔波，
为您担受一些劳苦。
But most of all, dear!
I hope I will be your wife ── 终身的伴友。
最后，
变为那绿藤缘在您的墓上，
不让太阳晒了您，
不让雨淋了您，
让人们撒在您墓上的花圈
落在我的身上，为我也增添无数之光荣。
啊！这是我唯有的心愿，愿上帝帮助我！！
真的我又要说我多么爱您，爱到死地，我无法抑住我这股情儿，愿叙愿吐。
我想哭又想笑，我快乐又悲哀，我快乐的是我爱您，我悲哀的是因为现在见不着您。
真想不到，今夜如我所想，啊！天只有星星了，多久没有看见这可爱的光芒，它赐予我无穷的希望。
在当时的环境中，师母从她内心深处自然迸发出来对于殷先生的浓烈感情，之所以能够如此自由（没有遮拦）地表达出来，显然是由于五四精神（“人的觉醒”、“个性解放”）的流风余韵，在她内心之中发生了作用（她的书信偶尔也提到阅读文学作品）。不过，这种“五四精神”在师母与殷先生心中发生的作用却与许多其他人不同。当五四激进反传统思潮产生重大影响之时，许多传统的规范，对于当时的许多“进步青年”而言，早已荡然无存。因此，他们所热烈颂赞的“人的觉醒”、“个性解放”很容易使他们滑落到一个层次，在那个层次上以为：以自我为中心、自我陶醉、甚至自我神化，就是“人的觉醒”、“个性解放”。这样的思绪与行为，在五四时代与后五四时代的中国文坛是屡见不鲜的。
为什么殷先生与师母的表现不一样呢？我觉得可能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他们的恋情主要是“付出”与“给与”。他们想的是如何为对方谋求幸福，使对方得到美满人生。（二）因为太爱对方了，常常想到自己的能力不足，性格上的缺点，以致无法达成自己的爱的使命。所以，一方面，因为得到了对方的深爱而深感美好，而另一方面，却又感到自己由于种种性格上的不足与局限而无法达成爱的使命，以致深感不配对方的倾心与美好。这种感受在《书信录》上常常出现。在这样的境界之内，他们当然不会坠入自我为中心、自我陶醉的“五四精神”的陷阱。
师母与殷先生之间的爱恋，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其自由，有其激越与昂扬，也有其节制。正如殷先生在1950年2月18日给师母的信上所说，他们过着的是“自由、情爱、和自律的生活”。又说：“这样的日子 . . . 充分地充满着永恒的意味。这意味留在我俩底心灵深处；不，更要让它发芽，萌长，以至于无穷！”殷先生在1953年1月23日给师母的信上则说：“你信中提到家，口气多么甜美。你想到家吗？我想，男女合在一起成家，在根本上是一种“创造”；他们创造他们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合起来创造新的生命。这一切都是尝试，都是学习，而鼓舞他们的力量，则是那『希望』，那无穷的希望。人，是活在 infinity〔无限〕之中，活在infinity之中的人，才有意味。”师母在1950年1月17日给殷先生的信上则说：“我为什么爱您？ . . . 只是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在推动着我。”这“不可知的力量”，是什么呢？正如文丽在〈殷夏君璐女士生平〉中所说：“父母之间经久不竭的吸引、扶持，实际导源于一更深广的源头，父亲称之为『爱的渊海』，以至于在那『残酷的世代』，他们能享有彼此至深至诚的人间情。”
今日悼念与怀念殷师母夏君璐女士的一生，我们深切感念，她的一生与殷先生的一生，虽然遭受许多人间的苦难，但却也获得彼此至深之爱。如果宇宙是永恒的，导源于超越源头的至深之爱也是永恒的。我衷心祝愿师母与殷先生高贵的灵魂在天上重逢、相爱，在那里不会再有不公不义，只有超越的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