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毛泽东让他把天管起来，他说“天有不测风云……”
今年是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逝世30周年。他一生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在科学领域，二在教育方面。关于前者，由于知识有限，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对下面的传闻却印象很深。
早在1964年，他写了一篇论文，通过分析阳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后非常重视，专门把竺可桢请到中南海，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答道：“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但毛泽东却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人民网《中共党史上的80位人物》第50条，转引自《北京青年报》2001年7月2日）
第二天，远在广州的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专门打来电话，向竺可桢了解毛泽东谈话的重点，以便在科技工作中贯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裴丽生更是详细了解这次谈话的经过，并在党组内做了传达（《竺可桢传》第197页，1990年版）。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没想到几年以后，这位“管天的人”也未能在文革中幸免于难。
一、蒋介石让他把浙江大学管起来，他提出三个条件
竺可桢字藕舫，浙江上虞人。他1910年考取清华第二期庚款留美生，与胡适、赵元任等人赴美留学。在美国，他与任鸿隽等人创立中国科学社，并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前身）、南开大学任教，后来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
1936年初，浙江大学受“一二•九运动”影响，掀起驱逐校长郭任远的风潮，据说当年在该校读书的地下党员胡乔木，是这次学潮的组织者之一（《浙江大学简史》第3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郭是广东人，早年留学美国，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上颇有成就。他被迫辞职后，陈布雷向蒋介石推荐竺可桢。蒋认可后，委托行政院秘书长、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去做工作。竺可桢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征求意见，蔡认为能不去最好，“但蒋处不能不去，婉言辞之可也。”（《竺可桢日记》第一册，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月21日，蒋介石在孔祥熙寓所约见竺可桢，竺推说要与蔡先生商量才能决定。他如此推托，除了怕影响研究工作外，还有三个顾虑：一是“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不屑为之”；二是时局不宁，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三是即便答应下来，短时间内难见成效。事后，经翁文灏、陈布雷等人反复劝说，他才提出如果能满足三个条件，可以考虑。这三个条件是：“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同上，第17-18页）。其中第二条是教育独立的重要前提，他敢于向当局提这样的条件，令世人玩味，也让后人惭愧。
这件事不知是否与竺可桢的一篇文章有关。文章的标题为《常识之重要》，是他在参加南京高等师范学校20周年校庆时的演讲纪录，后来刊登在《国风月刊》第8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上。文章说：“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材，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之富于常识也。”竺可桢还说，科学并不神秘，不过是有组织的常识而已；如今国事纷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完全是政府和人民缺乏常识造成的。（《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244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事实证明，竺可桢就是抱着这样一种理念走马上任的。
二、还未上任，就把“教授治校”当作主要目标
经过一番准备，竺可桢于4月25日正式来到浙江大学。完成交接手续后，他先与教职员工座谈，然后到体育馆与学生见面并发表讲话。他说：“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同上，第334页）
在竺可桢看来，所谓教授并不是一个头衔、一个职称、一种待遇，也不是一种向上爬阶梯；教授是一群“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人们。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可以看出如今的教授差距何在，现在的学风为什么败坏。
为了充实教授队伍，竺可桢多次拜访邵裴之、马一浮等学界前辈，聘请胡刚复、梅光迪、张荫麟、王淦昌、王琎、卢守耕、周承佑等30多位著名学者前来任教，启用一批深孚众望的学者担任院长、系主任等职务。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实现“教授治校”的目标。这一点，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
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已成定局后，该校工学院院长朱一成前来拜访。交谈中竺可桢表示他一贯主张教授治校，但是朱一成却不以为然。竺坚持说：“余以为此乃一种目标，第一步在首先觅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也。”（《竺可桢日记》第一册，第26页）可见竺可桢的上述讲话，也是在为这个目标做铺垫。至于朱一成，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对竺可桢说：此人不走，“必贻后患”。竺还听说，朱某人只领薪水却不上课，因此他决定“彻查此事”（同上，第29页）。
如果说教授应该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书育人为无上职责的话，那么学生又应该如何努力呢？在这次讲话中，竺可桢对大学生的人格培养提出具体要求。他说：“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有了这种习惯，才不会害己累人，才能不负所学。（《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337页）
但是，如何才能养成这种习惯呢？竺可桢说：大学教育的目的，应该让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开辟求知的途径，并通过研究学问来培养他们的反省意识和批判精神。只有这样，大学生才有能力对社会和自然进行精细的观察、慎重的考量，才不会被传统观念束缚，不会被少数人利用。但是，如今的大学却往往以传授知识为主，使学生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半年来的学生运动，固然热情可佩（少数另有作用者是另一问题），但其方式之无当，实为可怜。”讲话结束时，他满怀期望地说：大家既然接受了高等教育，就不应该盲从；只有独立思考，才能应付艰难危险的环境。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十年廿年以后的诸君，都可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而中国今后正是最需要头脑清楚善用思想的人物”。（同上，338页）
三、在就职典礼上，严厉批评只“教”不“训”的教育制度
1936年5月18日，已经上任的竺可桢补行就职典礼。典礼于上午10点半开始，先是新校长宣誓，其中有“决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并决不营私舞弊，及接受贿赂”等内容；接着是监誓员蒋梦麟致词和来宾讲话；最后是新校长致答词。
在答词中，竺可桢首先根据浙江的历史对大家说，在此国难当头之际，我们应该学习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经验，既要“教”，又要“训”。但是现行的教育制度却只重“教”而不重“训”，许多教师上完课以后就再也不和学生见面了。这种只注重知识传授不重视人格熏陶的“教”而不“训”的教育制度，应该尽快改变。
紧接着他指出，如今的大学即使在“教”的方面也有很多问题：
第一是重视学分，忽视了导师。学分制的弊病在于教师与学生很少接触，学生只要读满学分就可以毕业。但是导师制却为学生接受教授的熏陶提供了保证，这对学生人格的形成非常重要。
第二是重视就业，忽视了学业。他说，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与学校闭门造车有关。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要改进大学管理，还要明确大学培养的目标。他引用美国著名学者罗威尔的话说：“大学的目的，不在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基于这个道理，他强调大学是培养领袖人材的地方，大学生学成后不仅要自己有饭吃，还要让大家有饭吃。说到这里他解释道：“大家有饭吃”与“有饭大家吃”不一样，前者是生产教育制度，后者是分赃制度。由此可见，如果大学生只重视就业而忽视学业，就很可能堕落为分赃制度中的一员。
强调独立思考，注重人格修养，培养领袖人材，是竺可桢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抗日战争爆发后，竺可桢率领浙大师生到天目山禅源寺避难。刚到这里，正好是星期日，他看到师生们一群一伙地外出散步，感到这里真是实行“导师制之理想地点”（《竺可桢日记》第一册，第157页）。第二天，他对一年级新生发表谈话时说：自废科举办学校以来，我国教育在设备和师资方面，不能不算有进步，但是有个最大缺点，就是学校并没有照顾到学生品格的修养。这样一来，教师就把传授知识当作唯一任务，有的甚至“以授课为营业”。为了纠正这种倾向，浙大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导师制。如今，我们虽然被迫离开校园，但是全校师生能在这里“融融一堂，通力合作”，却是可喜的事情。他还告诉大家，国家每年给你们花很多钱，为的是培养社会的栋梁，时代的砥柱，而不是让你们仅仅学习一点技术，为自己谋生找出路。这些话至今仍有深刻的警世作用。
四、为了让学生具有清醒的头脑，他主张实行通才教育
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专业设置也越来越多，因此大学究竟是重视理论还是重视实用，是培养专才还是培养通才，就成了现代教育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浙江大学由求是学堂、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和中等农业学堂演变而来，对实用技术教育非常重视；再加上无论是大清王朝、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统治，都把实用技术教育放在首位，因此要想改变这一传统，非常困难。然而竺可桢知道，如果仅仅是学习一种专业，掌握一门技术，就不会拥有清醒的头脑，也不会融会贯通，最后的结果是难成大器！因此他上任伊始，就把推行通才教育放在首要位置。
1936年5月9日，竺可桢主持第一次校务会议时就提出要设立中国文学系、史地系和一年级不分系等议案。最后一项议案虽然讨论最久，但还是成立以郑晓沧、胡刚复、苏步青等人为首的公共科目分配委员会，将通才教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前些年苏步青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还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学林散叶》第2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作为数学家，他能够说这样的话，显然与竺可桢当年的主张有关。
1936年9月，是竺可桢上任后的第一个新学年，也是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纪念。17日晚上，他在哈佛大学同学会上发言说，哈佛大学的办学方针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主张思想自由，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二是学校的课程应该更重视理论，而不是只注重实用。他强调，这两点主张与英国大学基本一致，但是德国、意大利、苏联却与此大相径庭。（《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371页）
第二天，他在新建成的教学楼出席新生谈话会，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告诉大家：大学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时期，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谋生的问题，因此大家除了诚实做人、勤恳求学之外，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比单纯掌握一门实用技术更重要。他甚至说：“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同上，第371页）
抗日战争中，竺可桢带领浙江大学师生经江西、广西最后到达遵义，途中他的夫人张侠魂因病去世，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尽管如此，他始终以通才教育为主，把浙大办成了具有国际影响的一流大学。正因为如此，当时来访的李约瑟博士才把浙江大学誉为“东方的剑桥”。
抗日战争胜利后，竺可桢注意到美国教育界在反思战争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通才教育的意义。他读了著名教育家纽曼《论大学教育范围与性质》后感受很深，立刻为《大公报》撰写《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再次提出通才教育等问题，希望纠正多年来形成的重理轻文、重技术轻理论以及在学生中弥漫的“谋生不谋道”的坏风气（《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640页）。不久，他好像从费正清夫人费慰梅那里得到哈佛大学关于通才教育的报告，其中讲到通才教育的目的，在于使民主国家的国民能够对选举和择业有清醒的认识，以及通才教育虽然“不能使人成为良医、大律师，但能使人与医师、律师接谈以后，知其良诱”（《竺可桢日记》第二册，第888页）。这就进一步加固了他坚持通才教育的信念。第二年10月，他参加中央研究院二届三次评议会时，听到陈立夫感叹科学研究的困境，认为这是“自食其果”，与他“当教育部长[时]，竭力提倡实科”（同上，第975页）有关。
尾声：奋斗十三年，黯然离去
前面说过，当初竺可桢上任时提出只干半年，没想到却整整干了十三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十三年包括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而这八年又是浙江大学历史上收获最大、成果最多的时候。浙大百年校庆时，苏步青回顾这段历史，曾经颇为感慨地说：当年“师生们住古庙破祠，吃红薯干，点桐油灯，百结鹑衣。但为爱国而教，为救国而学，弦歌不绝，其精神、气节，远远超过‘贤者回也’！古人云：‘多难兴邦’。多难不仅兴邦，多难也兴学育才。”（《数与诗的交融》第121-12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这不但是对浙大师生的赞扬，也是对竺可桢校长的肯定。不幸的是，抗日战争结束后，浙江大学却因为内战和学潮陷入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到了1949年4月底，竺可桢不得不独自一人悄悄出走，离开这所奋斗十三年的学校……
苏步青还回忆说：又过了几年，浙江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一分为四”，使这所“名驰海内外”的学校“顿失光彩”，他自己和数学系也被“请出去了”（同上，第123-124页）。正因为如此，他说竺可桢“与蔡元培先生一样，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校长”（同上，第203页），真是恰如其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