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先生们：
我以一个中国公民和城市市民的身份，给你们写一封信。考虑到我国城市的领导体制，这封信同时也是写给市委书记（区长、区委书记）们的。
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因为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建设逐渐进入快车道。二十多年过来，在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严重的弊病，而这些弊病已对我国城市发展造成令人痛心的损害；因为这些弊病不克服，会进一步造成更大的损害；因为我国城市还处于历史性发展时期，需要在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寻求更为可取的发展路径；因为从更为长远的眼光看，城市是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交汇的堡垒，这种堡垒的作用要发扬光大，城市发展要经得起历史检验，就需要建构一些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发展理念。
所有这一切促使我写这封信。
当然，在二十多年的城市发展中，市长已经换了许多位，今天城市市长面对的现状是许多任市长的产物；而今后城市的发展还需要一代一代市长的接力。所以，这封信是在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历任市长致力发展城市得失品评的基础上，写给现任市长和未来市长们的。
我深知在中国这个国度里，当一种惯性的力量形成后，除非大的外力推动，是很难改变的，更难指望一封普通公民的信能改变什么。但我也同时相信，理性的力量是无穷的，理性的光芒哪怕起始极其微弱，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照亮天际！
我奢望通过这封信表达一点微弱的理性之光——关于城市发展的理性或理性的城市发展，借以和中国的城市市长们进行极不对称的交流。
前不久，《南方周末》头版以《省委书记“开炮”，痛斥昆明拆建》为大号标题报道：2013年9月，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昆明的一次公开会议上，提出昆明城市规划建设的六点反思，批评昆明大拆大建等做法是对历史文化的毁灭性打击。秦光荣书记提出的反思要点是：第一，作为城市发展内核的历史文脉被割裂。如过去呈现的“云津夜市”、“螺峰叠翠”、“坝桥烟柳”等古老的人文景观被摧毁。第二，城市原有的大山大水空间格局被破坏。随意改变原有地形地貌、“中心摊大饼”式建设形态破坏了优美的山水风貌，现在很难见到城市里面河塘流水、满目翠绿的景象了。第三，城市的人文之湖滇池受到严重污染。被污染的滇池不仅减弱了生态文化力，也给城市形象和其他各方面带来严重的影响。第四，城市街区和建筑风格没有特色缺乏个性。古老有传统特色的标志性建筑被毁灭，一些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被单调的新建筑群淹没；而新规划建筑抄袭、模仿、复制现象十分普遍，缺乏文化意识、民族特色、人文特色、美学观念，建筑物千篇一律，满目“水泥森林”。第五，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统筹规划。建设规模、容量缺乏科学、超前意识，服务功能乏国际视野，不足以支撑城市发展，给市民工作、生活、出行带来不便。第六，城市的管理缺乏文化视野和战略眼光。突出表现为重建设轻管理，重表象轻内涵，重人治轻法治，重经验轻科学，重近期轻长远。导致交通秩序混乱，城乡结合部环境脏乱差，城市缺乏美感、人性化服务和人文关怀。
以省委书记的身份反思城市建设弊病，而且提的如此尖锐，如此全面，如此深刻，如此不留情面，我所知道的这是第一次。 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光荣书记的六点反思意义重大，非同寻常。
不知有多少市长看过秦光荣书记的六点反思，不知看过这六点反思的市长们有何感想？说句市长们不爱听的武断话，秦书记提出的六点反思对象虽然直指昆明，但实质上等于揭开了几十年来中国城市建设发展的疮疤。
我建议中国的市长们参照秦光荣书记的六点反思，组织专门的班子，对所在城市发展搞一次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梳理一下几十年来的城建轨迹，看存在不存在此类问题；在多大层面、多深程度上存在此类问题；有没有其他更严重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建设的步伐是缓慢的，甚至可以说十分缓慢。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不仅投资渠道单一限制了城市建设，而且“先生产后生活”的投资观念也不鼓励城市建设。那时多数居民生活往往和工矿企业的生产建设融为一体，居住、娱乐、交通等设施长期欠账。虽然伴随几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投资，崛起了一批新城，而像上海这样三十年代的远东大都市，反而被东京、首尔和香港等后来居上的城市迅速超越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计划经济加政治运动包括大跃进这样的运动在内，一方面是城市建设缓慢，另一方面又制造了不少对城市古文化遗迹蒙昧式、野蛮型的破坏。包括对北京古城墙这样厚重文物建筑的拆毁。但应该说，改革前的中国大部分城市还是基本上保持了不同地域特色、不同发展风格的，历史文脉保留了下来。
城市建设的真正加快是改革以来的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揭开了中国城市建设的序幕，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城市建设进入快车道。初期的城建多是从改造棚户区入手的，这得到了民众由衷的拥护。但随着时间推移，经营城市理念的提出，土地财政的拉动，房产开发商的崛起，各地建设第一流国际大都市目标的纷纷推出，中国的城建便日渐走入误区而不可自拔。
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误区，除了秦光荣书记六点反思中概括的弊病外，还有大批原住民被强拆驱赶，不少中心城区的原住户既得不到合理补偿，又被抛到偏远住区，利益和精神受到双重伤害；摊大饼式的城建扩张，一个个开发区、新区的圈定使越来越多的农地被强征，贱卖，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地后被迫沦为打工或游民群族；不断扩城蚕食耕地资源危害农产品的供给安全；多少年日积月累形成的城市生态突然改变，造成原在各色行当营生的底层民众就业困难；在挖了填、填了挖，拆了建、建了拆中不断制造虚假的GDP和真实的资源浪费；房地产的恶性传递链：黑箱规划——政府对土地供应的垄断——高地价养成土地财政——野蛮拆迁和开发——腐败黑洞及伪政绩——人为制造需求——房价的高企性上涨——地产商的超常利润和房产投机者的囤集发财——高房价对高物价的拉动——普通民众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两极分化的扩大，以及广为社会诟病的暴力拆迁引发的恶性流血事件等。
更令人啼笑皆非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城市通过大拆大建对原有历史人文景观破坏殆尽后，近年又雄心勃勃计划实施仿古工程：诸如打造“宋代汴京”、“春秋古城”、“西夏古城”之类。据2012年11月15日《南方周末》报道，有30个城市计划或正在重建古城，“仿古城”大有遍地开花之势，竟有“惊爆仿古”计划投资要达到千亿元以上的。这是何等的“大手笔”、“大气魄”！？但真正的“古”是能仿出来的吗?当然一些仿古工程的主持者并不这样想，因为他们本来就醉翁之意不在酒，仿古就是为了发招揽游客的财。
国际化、高标准、大手笔、第一流是不少城市建设目标。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不少功能齐全、结构宏伟、气派堂皇、占地令人咋舌的商城被打造出来。但你进去走一圈就知道，豪华、宽阔的空间没有几个顾客。但也不用担心开发商赔了，因为这种商城占地面积很大，开发商看中的就是地皮，实在经营不下去时，卖地皮也稳赚不赔。
当城市的主政者把经营土地作为财收的重要来源时，当土地价格拍得越高政府感到越高兴时，保障房、廉租房的建设便难以排上市政的议事日程，小产权房遭到不遗余力的打击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中国诸多城建弊病的要害在于：公有土地赋予了土地财政和征地拆迁者更足的底气和更大的自由。因为主宰公有土地的归根结底只能是政府；最终体现为长官意志的行政权力在城建中具有无可置疑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更多的时候表现为绝对的支配，其他的所谓程序只能是陪衬，而一任长官又是一任意志，其结果往往便是一任长官一任规划。这是中国城市难以走上理性、健康、长远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原因。在城市建设中，政府有意无意地和形形色色的开发商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政府要依靠开发商促经济、增财收、美城市、出政绩，开发商要依靠政府推拆迁、搞征地、扩经营、发大财。
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多年来中国迅速的城市化过程，是开发商一边不断引领政府搞城建、一边不断研究如何绑架政府更有效地为自己发财致富服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开发商实现了双赢，但开发商无疑赢得更多，获利更丰。一批或一大批房产和其他开发商乘着中国城市建设的快速列车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崛起后又以更大的实力和影响力操控政府为他们无止境的开发提供永不停歇的服务，企图将政府永远绑架在他们淘金吞银的大战车上，却伤害并继续伤害着城市（包括农村）的历史、血脉、生机和民众利益。
因此，中国城建误区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走过了二十多年来的大拆大建之路，还在于经过二十多年的大拆大建后，却依然没有放缓匆匆的脚步：向外继续摊大饼，增环路（借用《南方周末》载武汉大学某教授的话：“武汉只要增加一环，土地资源就可成倍增长”），将更多的农田变成楼房、度假村、旅游景点、加工车间，从外延上不断拓展开发空间（同时也意味着不断剥夺农民的生存空间）；向内寻觅新拆迁对象，将建起不足40年、30年、20年甚至更短时间的楼房、商铺夷为废墟，然后变成高档住宅、写字楼、豪华商场甚至是假古董，从内涵上不断制造新的需求。以保证城建永远大干快上，开发商永远大把地赚钱，普通百姓永远处于被动迁、被上楼的危险中，永远活在望楼兴叹的无奈中。这是中国城市建设行色匆匆的一大秘密，又是当代中国城市建设的一大特色，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先例！在这样一个恶性的城建模式中，“x拆拆”、“一指没（指哪哪没）”们永远有施展拳脚的舞台，永远不必担心后继乏人。
当然，我宁愿相信改革以来中国历届市长（市委书记）、区长（区委书记）们的高尚动机和良苦用心，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发展经济，建设美丽城市，改善城市民生等等。用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的话就是：“不建设对不起这座城市。”但由于历史的、体制的、社会的、人为的种种复杂因素，几十年下来，使中国的城市建设在取得耀眼成就的同时也陷入了巨大误区并难以自拔。这或许是许多城市市长始料未及的。
应该说，市长们的眼界都比较开阔，大都到欧美等发达国家考察过，见识过那儿的城市，肯定有自己的观感。据我所知，不少西方知名城市并没有中国那么多气派堂皇的楼房、写字间、商场、广场，有的却是延绵数百年的历史遗迹和街区。澳大利亚的悉尼是知名的国际性大都市，2009年笔者到悉尼，看到的街道、楼宅、商场、宾馆、饭店都十分普通，甚至普通的有点灰暗和寒酸。但整个城市非常干净，并不宽阔的街道上车流秩序井然，难得见到交警。从表面理由说，澳大利亚的国土面积有900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几千万，又集中在几个大城市，是典型的地广人稀的国度，悉尼和中国许多城市相比，有更多的理由拓宽马路，兴建气派的大商场、大广场、大酒店、大豪宅、大办公楼，构建大交通。但事实上很难见到这样的大东西。见到的是大森林公园、大片的绿地、随处可见的绿树、宽阔清澈的河流、默默行驶的车，流、殖民开拓者的遗迹、建筑普通的住宅和办公场所、安详的生活、有条不紊的管理，整个城市浑然一体、勃勃而现的人文和自然生机。
西方国家的城市发展到今天的模样，经历了一个长期缓慢的发育过程，即使从近现代意义上说，也经历了三四百年的时间。除了一些城市由于战争破坏导致的重建（这种重建也是局部性的）外，西方国家大部分城市是伴随近现代工商业文明逐步生长、逐步打磨、逐步建设、逐步消化、逐步过渡、逐步蜕变、逐步发展起来的。其间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古迹与时建，绝对不是对立的、切割的、非此即彼的、你死我生的，而是共存共居共生的，是在融合中生长的。纵向上体现了城市生命不可割断的血脉延伸。西方城市的发展又是人文与生态、经济与文化、建筑与社区、教堂与夜总会、音乐会与酒吧、超级商场与普通商店、公共时装表演与家庭音乐会交响辉映、同存共荣的发展。横向上体现了城市生命不可分割的有机组合。
西方国家城市发展是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长期互动的发展过程。城市建设是管理生成式建设，是适应人性化城市管理的建设；城市管理是以市民为本位的、人性化的城市管理。因此，西方国家城市发展是城市建设外延和城市管理内涵相为表里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西方国家的城市发展更重视的是内涵发展、管理式发展。城市品位更多的体现在无微不至的管理上，而不是或不仅仅是所谓的“立体化、高标准、第一流”的交通、广场和高楼大厦的建设上。
反观中国的城市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大拆大建后，从纵向上说，大部分城市生命的血脉已被粗暴地割裂，以至于很多历史悠久的城市又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城市；从横向上说，大部分城市生命的有机体已被搞的七零八落，以至于本来不少生机内容丰富的城市变成单调的“水泥森林”。城市的发展就是永不停歇的建设、建设、再建设。似乎“建设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至于城建和管理是否适应，管理的人性化程度，市民的整体居住环境，市民的生活和营生条件，可就不敢恭维了。
也许这样的评价有过分的问题，有以偏概全的问题，有足以引起不少市长愤怒的问题。但我的出发点是希望引起市长们（现任和继任）对这些问题的重视，有则正视之，无则加勉之。况且笔者并不否认中国城市建设的成就和市长们的良苦用心。就像中国城市建设的成就不能归功于一位市长一样，中国城市建设的问题也不应该由一任市长去承担。但笔者认为，经过二十多年大拆大建暴露出那么多的问题后，再说些无关痛痒的话还不如不说。
实际上，更需要引起世人重视的是中国城市建设和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改革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变成现实，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但这种改革牵涉到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比较现实的选择就只能求助于中国市长们的觉悟，求助于市长们建设和发展城市理念的改变。为此向市长们提几点建议：
第一点，要将城市作为生命有机体去对待。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城市生命有机体。这种生命有机体是由历史、环境和人共同铸就的。城市表面看是建筑的堆积，骨子里是各种建筑中承载的文化血脉的有机合成。中国大部分城市都具有长久的历史，长者达几千年，短者也有一二百年，只有少量的城市是几十年的历史。这和中国历史悠久是分不开的。每一个城市都承载着很多的故事，接受着历史的熏陶，凝结着代代相传的文化。又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南方和北方、东方和西方、沿海和内地、中原和边疆处于不同的地理、气候、群族、民俗、发展路径影响中，这种影响又构成不同的历史，深刻地影响着不同地域的城市发展。纵向历史的悠久和横向环境的复杂，使得中国城市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生命有机体，更是拥有厚重历史和丰富地域特色的中国城市生命有机体。中国的市长们面对你所领导的城市时，要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活的生命有机体去培育，去管理，去建设，去发展。
第二点，要逐步摆脱对地产开发的过度依赖。要深刻认识土地财政对普通市民安居权利及城市长远发展的危害，深刻反思过去依赖开发商特别是房地产开发商对城市生命力的伤害，高度警惕土地财政和地产开发利益对政府逐利习性的培育和逐利胃口的高吊，自觉预见土地财政和地产开发利益输送管道的不可持续性。要逐步走出过度依赖开发商、被开发商牵着鼻子走的城建思路，果断跳出外延不断摊大饼、内延不断寻觅新拆迁对象的城建误区，回归理性、正常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本位。
第三点,要自觉放慢城市的建设速度。中国城市生命有机体历经二十多年的大拆大建后，已是虚弱不堪，再经不起大干快上的折腾了。现在和今后需要的是充满敬畏、充满爱心、充满耐性、充满理智地去哺育、去弥合、去修养生息，逐步恢复其血脉和生机。市长们应自觉、自觉、再自觉地放慢城市建设速度，不要使大拆大建成为一种常态，不要人为制造需求和垃圾，不要继续建造宏伟而无用的建筑，不要再制造高价商品房泡沫，不要再打残留的古建、古街、古屋、古居和古树的主意，不要继续搞假古董，不要再大手大脚地浪费土地和其他资源，不要再贪大崇高追求所谓的国际一流了，不要再把GDP看得那么重要了，不要再把搞建设搞大建设当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法宝了，不要人为加快城市化和制造城市化，不要再走过去那种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老路了。要把匆匆的脚步放缓再放缓，要沉下心来、放下身段细致地打磨你所领导的城市，要多做一些人们不容易看见但又必须做的基础工作（如地下管线的规范建设和联合治理），要多做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要多做一些惠及多数市民福泽底层民众的工作，要将更多的精力、财力和土地用于保障房、廉租房的建设上，要多为农民的市民化提供一些方便的制度层面的东西，要着力培养城市生机，要着力扶持自发的城市化，要着力提供有利于市民安居乐业的各种具体细微的条件。
第四点，要逐步恢复和培养城市宜居的自然环境。要将城市建设的重点由盖造“水泥森林”向培育促进城市生命循环的自然生态依托转变。面对已深度恶化的我国城市的自然生态，这只能是一个逐步的缓慢的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的过程。这里“大干快上”的思路是要不得的，大干快上只能造就一些“看起来不错”的假生态项目，反过来对培育和恢复真生态会造成更大困难。要研究如何培育清洁的空气、和城市交融的水流、无处不在的茂盛植物、使城市生命自然循环起来的浑厚朴素的生态依托。要放长放宽眼界，要舍得用几十年、一二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锲而不舍的做下去，一如既往地去培育，去恢复，去建设，去打通，方可大见成效。
第五点，要由以建设为重点的城市发展模式向以管理为重点的发展模式转变。几十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轨迹就是建设，似乎离开建设特别是离开大拆大建就谈不上城市发展。时至今日，这种思路必须改变了。今后城市的发展、城市品位的提高要更多的依赖管理的完善，服务的深入，寓建设于管理中的人性化体贴的入微。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要将城市管理作为一门艺术去研究，去看待。要对市民的就业、营生、出行、购物、买菜、就医、供暖、供水、娱乐、交流等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改善进行综合细致的研究，切实周到的落实。要研究如何在既有硬件基础上做到车畅其流，人便其行，街道清洁如新等等。使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人性化。
第六点，要让城市之光照亮城市的每个角落和每个市民。依靠开发商建设不好城市，更管理不好城市，依靠规划和管理部门也难以建设和管理好城市。只有在市长们的领导下，鼓励人民、依靠人民积极参与城市的建设和管理，才是让城市美丽起来、温馨起来的必由之路。要让城市人性化，就必须使管理人性化，而只有使市民参与热情、参与理性、参与智慧的充分奔流才能做到管理的人性化。要让城市的理性之光照亮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要让城市的温暖之光惠及每一个市民！这既是市长的责任，也是管理部门的责任，还是每个市民的责任。让我们共同来努力！
以上看法和建议，不当之处敬请市长们海涵！
致
礼！
孟令伟
2013年1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