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对外政策将会是怎样的呢？战略不仅是对事件做出回应，而且还是经过周密思考、协调准确和详细的行动计划，旨在执行一系列任务去达到一种明确且得到普遍理解的目标。旨在针对全球层面展开的战略必须是在广泛的官僚部门之间及内部的驱动下进行的，做到连贯一致和全面是极端困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对于那些对乔治·W·布什领导下的美国努力给予支持的人来说，美国的诸政策是一个汇合；对于那些抵制这些政策的人来说，它们则是一个阴谋。事实上，情形并非如此。这里的分析采取了一般的研究方法，包括了对中美关系的考虑——通常的这类分析把重点放在双方的误解上。本文看到美国和中国之间一个更大的分别，即更多的双方误判而不是误解，而这是通过对话可以容易得到解决的。

【关键词】战略 决策 政策制定 外交 民主 误解 误判

【作者简介】美国匹兹堡大学国际关系博士，曾任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比较政治费彝民讲座教授，现任北京外交学院政治学教授

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对外政策将会是什么样的呢？本文从战略角度考察这一问题。这里的分析尽管在取向上是一般性的，但是包括对中美关系的考虑，其分析通常将重点放在双方之间的误解上。

布什政府和没有战略的第一任期

“战略”这个术语意味着什么？一个基本的定义可以是指在和平或战争年代利用所有的国家力量尽可能有效地去执行既定计划的科学和艺术。[1] 然而，战略的定义有各种不同，有些更强调谋略，旨在采取欺骗或出奇不意的行动，为实现一定目标而采纳的机智但经常是暗中的方案。[2]有些差别在于人们是否认为战略具有军事的性质。[3]

其它的定义则是侧重在文化或环境方面。例如，孙子的著作一直被标榜是强调战略的，而且被应用于诸如管理科学之类的重要话题里。在这里，获得优势被看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目的和得到平衡应用的战略。然而，在所有的这些定义中，尤其是在那些有关美国对外政策、突出美国研究的大量中国话语中，[4] 战略不是单是对事件做出回应，而是绝对经过深思熟虑、协调一致和缜密计划的行动方案，旨在通过执行一系列任务去实现一个明确而且得到普遍理解的目标。出于全球考虑的战略一定出自庞大的官僚机构内部和这些机构之间。要想做到既连贯统一又覆盖全局是极其困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

对于那些支持布什政府领导的美国人来说，美国的诸政策是一种汇合；对于那些抵制这些政策的人来说，它们则是阴谋骗局。不过，甚至连那些抓住布什政府困境和严重缺陷不放的人也坚持认为，它是一个大战略。这种思想流派的失败在于计划不当和走过了头，而不是缺乏相同的东西。没有一个好的战略和完全没有战略是不一样的。[5]

但是，倘若我们考察布什政府在第一和第二任期的对外政策，把目光集中在反恐战争上，人们难以发现白宫的做法是经过认真协调、精心策划和得到普遍采用的。相反，乔治·W·布什的对外政策的确始于9.11恐怖袭击后。那天所发生的事件使得他的第一任期成为一个对外政策任期——强调地讲，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会更乐于避免这样。[6] 在各政府部门间的争论以及在决策者和分析家之间的观点中尚未开始出现的对外政策问题（比如像如何对付伊拉克），已经开始被纳入反恐战争之中了。正如美国官员们所看到的，一场战争就这样混淆了——的确是抹杀了——外交和军事政策之间的区别。当然，通过不把反恐努力划入范畴；把它称为一场战争；通过赋予它一种全球特征；并且通过动员国家的后备力量去面对新的威胁等等，一项全面的战略不得不被确定下来并加以实施。

尽管这种努力是在全球层面和国家层面（多国层面，如果说并非总是多边层面的话）进行的，但是,反恐战争并非一夜之间出现的,而是逐渐演变的:它是外交政策变动——而不是某个整体战略——的结果。这场由美国所领导的反恐斗争，由于它所涉及的范围，已经呈现出战略层面的景象，这是可以肯定的。然而，与其说它是一个应对事件的政策，还不如说是由事件所造成的产物。

且让我解释。对阿富汗采取行动的目的是要铲除恐怖分子基地。军事打击使塔利班倒台成为可能，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它不会卷土重来。布什政府的目标开始变成恢复那里的稳定，而不是要占领那个国家，在那里卷入国家建设或者违背鲍威尔主义。至于稳定，需要有民主，从这个观点看， 或者至少要有像布什政府里许多官员们所称的诸选举；安全可以确保它们保持自由和公正；以及以重建国家基础设施作为形式的经济发展。[7]

在外界看来，这种努力似乎像是一种战略，在这里，决策机构的所有部门都得到指令，步调一致，在统一的旗帜下有着明确的目标。不过，只是就它有一个统一的目标——打败恐怖主义——并使各政府部门各行其职地去追求这个目标而言，它是一个战略。这正是它们所做的事情。国务院把自己的角色看作是劝说别国相信美国的行为是正确的，并寻求获得盟国对美国的支持。国防部走在这场战争的前头，负责提供部队、技术和优质武器，在战场上与敌人交战。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情报界的其他机构试图查获恐怖分子的破坏计划和行动。财政部则谋求找到“恐怖分子网络”的资金来源和流向。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认为它们的角色是保护国内环境，把反恐怖主义努力看作是从根本上打击犯罪行为。

只要这些目标和角色是明确清晰的，并得到相互认可，那么，反恐战争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战略——一个全球性战略。毕竟，正如不止一个美国官员不止一次地提到：不管在哪里发现恐怖分子, 布什政府决心将其铲除掉。在菲律宾、乌兹别克、摩洛哥、索马里和秘鲁，合作、任务协调以及秘密行动显然已经铺开。这些努力的规模和深度使得人们以为它是一个全面战略。

不过，从协调和策划上来看，在美国决策体系内部的努力中哪些不是战略性的呢?国务院发现自己在海外遭遇到怀疑主义，而且，从历史上看，它在维护自身的职能范围方面缺乏人力和情报方面的资源。人们不断地意识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在管理上是糟糕的，国务卿在经验上更像是一名战士，而不是一个官僚层内部的斗士。[8] 外交开始退位给防务。

五角大楼在美国对恐怖主义的回应中处于核心地位，因为那种回应主要是军事上的。五角大楼既有手段也有物资实力；它还有一个内部的情报部门，可以毫无顾忌地征用中央情报局的资源为自己的分析目的服务，它在白宫有一个后台，即副总统迪克·切尼，他亲自定期前往朗格利——用他自己的话说——“提出尖锐的问题”。正如中情局分析家们所看到的，他们处于极度的政治压力下进行分析，要使这些分析符合政府所相信或想获得的一定利益符合。[9] 秘密行动逐渐成为五角大楼的领地，因为这不是反恐怖斗争，而是一场战争。[10]

甚至就财政部和联邦调查局而言，五角大楼在那里也可以征调军需物资，或提供必要的人力协助甚至是直接插手追捕恐怖分子的行动。确保国土安全由军人所承担，武装部队的战术职责是保护可能遭袭击的潜在目标并盘问被拘押者。[11] 在布什政府眼里，军队的职责是将恐怖分子缉拿归案。这种努力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这不单是因为恐怖分子目标本身是全球性的。因此，如果说有过一种战略，那便是一种军事战略；如果说它是全球性的，那也就其存在而不是就目标而言的。各部门和它们的代言人对恐怖主义难题的界定是各不相同的，它们的行动和利益也是各不相同的。各部门之间内讧和冲突——而不是统一和冷静协商——是常见的事情。

一项战略的制定？

以上段落的叙述既不是批评也不是赞扬布什政府的努力。它们只是想指出战略的一条基本原则：战略的形成须待时机成熟，而非决策者一时受惊的产物，尽管这种受惊带来了直接的、有时是迫在眉睫的威胁。在后种情形里，反应造成结果；战术上的考虑趋于占支配地位；许多其它的考虑在眼下作为可理解的附属品而被趋于搁置。[12] 美国的反恐战争被个人化，而不是整体化；当然，存在着一些合作联系，但是，根本没有一点谋略。

战略的产生还来自于观念。美国所领导的伊拉克战争使得构建一项大战略的设想几乎成为不可能。原因不在于这场战争所激起的反对呼声，而是把搜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命转变为事后决定说通过入侵颠覆萨达姆政权旨在摧毁恐怖主义分子的潜在窝藏点。从这点来看，入侵伊拉克成为与入侵阿富汗消灭塔利班相配对。

不过，把这两种努力称为是某种战略的构成部分则是扭曲了这个术语的含义。各国政府间争论的焦点——甚至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441号决议中也提到了——不是伊拉克政权的性质和其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而是关于核武器和化学武器造成潜在威胁的性质。[13] 那些赞成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人所担心的是工具，而不相互冲突的利益。当作为奠定战争努力基础的目标和观念突然发生变化时，找到或建立一项战略是困难的。

然而有趣的是，随着对伊战争的推移，一种战略开始出现并起作用。有一些理由可以解释。首先，每个第一任总统都想连任；每个连任总统都希望自己有遗产。想留下遗产就得有一个主题；确定主题则必须有谋略。制定战略也是如此,战略构思在很大程度是贯彻诸观念。寻求一个主题意味着建构一项战略。其次，所有的决策者都力求一致性，以便有效理解一个极端复杂的世界。决策者们——尤其那些主要国家（即有能力影响时局的国家）的决策者们——谋求建立秩序，但是，他们首先需要用有序的方式去看待难题。在思考挑战过程中实现一定程度的统一性——某种认知图，一种标明诸问题的地理图，它说明问题的轻重缓急，如何加以应对——-则是可以为建立这种秩序提供帮助。

第三，不管决策者们是否学习，他们的确会获得经验。学习不是一种充满价值取向或一定积极的过程；也就是说，进步的取得在于更多有效的政策来自经验。可能发生的——-事实上，的确发生着——是复杂的事情，盘根错节的问题和利益变得更加可理解了，因为它们被简约化了，被公式化了。最后，人们追求简约化，因为决策者们必须“有所行动”——-譬如对政治公开化的要求，它使得公众和媒体参与创建决策及话语的范围。通常的情形是，口号引导出战略，或者说，某种信条创造出某个主义。[14]

随着在第一任期结束前夕存在着的这些结构性因素，布什政府还面临着需要把美国在海外的使命联合起来。已经出现的框架是：美国的努力不仅是争斗，还有争取。恐怖主义是敌人；民主则是有希望的回报。根据逻辑推理，由于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了民主国家，因此，推广民主将击退恐怖；通过向人民提供他们所渴望的东西——自由和解放——可以实现它。当其他地方的人民享受到民主的果实时，他们就不再需要暴力和恐怖主义的选择了。为了与恐怖主义作斗争，人们必须从事民主传播，而这需要有一个战略。

我们知道，美国的这种对外政策设计在布什政府第二任期里得到偏爱，因为总统和主要的美国官员们这样告诉我们。文字就是行动；行动来自文字并指导着文字——本人的文字和源于别人那里的文字。决策者们说话算数，不改变。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和一个媒体高度自由的环境里，说谎所付出的代价要比在其他政治制度里自然更高。

尽管布什政府很少因它的国家情报能力而受到瞩目，而且如上所述，并改变了它对伊拉克战争合法性的表述，但是，公众的理性却是明显一贯的。的确，布什总统本人说道，他的政府的第二任期的主要重点之一是更好地解释美国对外政策，它强烈地包含着这种意思，即毛病不是出在公共政策上，而是出在公共关系方面。[15]

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没有一项军事计划在与敌军首次交锋后幸存下来，一个可能性是，布什政府的这些努力在经过世界的检验后会有大的修改。[16] 但是，意图并非就是一切，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它们为决策者们提供了一种可遵行的框架。这在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原因它们更有实力——而不是实力更少——去谋求塑造它们所喜欢的环境。简言之，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所作所为将至关重要。

于是，美国总统说些什么，由谁替他说这些话，这些对于任何一届美国政府如何界定局势以及如何界定自我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把乔治·W·布什所称的他在2004年总统竞选后所获取的“政治资本”、他从胜利中所获得的自信和他在2005年1月发表的就职演说结合起来，人们发现它们为正在出台的一个美国战略提供了一个了解窗口。[17] 如布什总统所说：

只要世界上的所有地区燃烧着有助于滋长仇恨和无端迫害的意识形态的憎恨情绪和暴政，那么，暴力就会聚集起来繁衍成破坏性力量，并且在大部分被保护的边界引起道德上的威胁。只有一种历史的力量能够打破仇恨和憎恨的牢笼，戳穿暴政统治的虚伪面具，给公正和宽容以希冀，那就是人类自由的力量。

以一套前后连贯和一致的价值体系作为核心的战略不会容忍异端，而且是以明确的宿命论作为标志。此外，在这种建构中，美国对外政策必须是全球性的，并且承认和平是由内而外形成的：循着重大事件和常识的导引，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在我们的土地上，自由得以生存日益依赖于其自由在其它土地上的成功。在我们的世界里，对和平的最大希望是在全世界扩大自由。

为完成这一使命，所需要的只能是一种被称为是讨伐的行动：

美国的重大利益和我们最坚定的信念现在只有一个……推进这些理想信念是创立我们国家的使命。它是我们前辈的光辉成就。现在，它是我们国家安全的迫切要求，也是我们时代的召唤。因此，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和支持各国及文化的民主运动和良好制度的成长，其最终目标是在我们的世界上结束暴政。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这届美国政府内还未出现过有关美国对外政策意识形态或方向的有意义的辩论：它所自我宣告的民主、解放和自由等原则成为它的政策的指导方针。[18] 的确，在布什的带领下，原有的“自由市场援助自由人民”的共和党人方案已发生逆转，开始更多地强调保护和突出民主的价值。一方面，他的前国务卿柯林·鲍威尔和这位国务卿的副手理查德·阿米蒂奇提出了“陶瓷大谷仓规则”，[19] 而另一方面，总统则避免最为糟糕的局面，而倾向于关注对所激发起的民主力量的修复：

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不能作为避开它的借口。美国的影响不是无限的，但是幸运的是，对于受压迫的民族而言，美国的影响相当可观的，为了自由的事业，我们将满怀信心地去利用它。

美国人民，所有的人民，决不应该对我们理想的巨大力量而惊讶。最终，对自由的呼唤必将响彻每个心灵……自由国家为推动民主而付出的共同努力就是我们的敌人溃败的前奏。

我们迈步前行，坚信最后的自由凯旋。我们坚信不疑，因为自由是人类永恒的希望，是黑暗处中的饥渴，是灵魂的向往。[20]

在一场反恐和反暴政的战争中，当基本的诸价值被看作是可以改变事物并成为我们的主要武器时，那么，失利只是一个暂时的挫折而已，而不能是质疑它们可行性的理由：

重整旗鼓、历经考验，抖擞精神，我们随时迎接自由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

于是，一项战略被提了出来，它建立在对民主给予支持和赞助的基础上。它将得到白宫的领导并经过白宫，尤其是总统第一任期间美国对外政策的三个主要人物——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和国务卿鲍威尔——的白宫，一位已经辞职，据说另两位在第二任期内追求着各自不同的政策议程。[21]

此外，谁向总统进言，谁为总统讲话，这对美国对外政策思想和执行至关重要。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一直是布什总统对外政策方面的顾问和心腹。当她讲话时，她为这个政府讲话。随着她的任命，赖斯担当起资深外交决策者这一显赫的角色。不过，赖斯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协调者而不是制订者；作为总统政策的一个支持者，而不是作为一个友好的对手，这一点鲍威尔构成鲜明对比。我们从她在任职确认听证会上的开场白中也可以了解到，她和乔治·W·布什讲话的措辞完全一样，而且是为了同样的目标。[22]

真正的战略具有真正的步骤。对于赖斯来讲，有三个目标，它们是通过对外政策对民主进行的一种设计：

首先，我们将联合所有的民主社会，建立一个以分享价值和法治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第二，我们将增强民主社会的力量，打击威胁我们共同安全的势力，消除滋生恐怖的绝望。第三，我们将在全球传播自由和民主。

在赖斯看来，为了实施这一战略，布什政府“必须运用美国外交去帮助在一个赞成自由的世界里创建一个权力平衡。”在把21世纪和冷战后时期进行对比后，她称赞了新秩序的缔造者们、美国及其它的盟国的反共产主义战略：

他们抱着希望和真理的信念，与我们敌人的意识形态和宣传进行交锋。最后，他们的远见卓识大获全胜，尽管终点的到来是漫长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并不可怕。美国和自由世界再次参与了一场反击仇恨、暴政、恐怖和绝望等意识形态的漫长斗争中。我们必须以二战后时期所占主导地位的那种远见，那种勇气，那种胆识去面对这些挑战。

如同她所效力的总统一样，美国的政策具有讨伐的性质，涉及面广，且着眼于长远利益。

没有计划表明美国的政策将出现重大调整或重新评估。尽管这个政府在第一任期里因其作为而遭受惩罚，但它尚未受到制约。[23] 相反，在赖斯看来，一个主要重点则是放在确保美国的良好意愿上，因为：

也许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美国和所有的自由国家正面临着一场将消耗数代人精力的战争，一场我们不容忽视的、打击一种新的和顽固的仇恨意识形态的斗争。为迎击鼓吹仇恨的宣传，铲除危险的神话，我们必须加倍努力，让真理大白于天下。

对于赖斯和她的总统而言，以捍卫民主事业而发表的演说和显示决心似乎就是一切，尤其当美国对外政策背后的基本动机被认为是积极的情况下，更是这样。美国角色的连贯性和思想性是格外的统一。一项战略正在孕育而出。

美国的战略和中美关系

这种变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尽管这里不是对布什第一任期内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关系进行回顾的地方，[24] 但是，中美关系中的内在困难却时常提醒着我们。这些困难包括从结构性问题到文化问题，而且趋于因某些突发事件而变得扩大升级（如2001年的海南岛撞机事件）。尽管两国的分析人士（包括其它的分析人士）就造成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交锋的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展开辩论，但是，误解经常被认为是处于两国之间麻烦的核心处。

最有害的误解之一是在中国有这样一种观点，即美国一直有一个全球战略作为它的对外政策基础，而且它所关注的大部分是关于中国的崛起。华盛顿被看作是在筹划一项总的计划以维持自身的主导地位，扩张它的霸权，挫败中国的崛起。根据这种观点，美国谨慎地调整其对外政策以扩大影响；尽管困难重重，屡遭挫败，但是，华盛顿决心日趋笃定，目的是要主导一个单极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发号施令。循着这一思路，那些自身利益遭受践踏的国家也应采取大战略，否则，它们就将遭到遗弃。[25]

这种观点——在中国广泛流行，甚至被并不认为是“新左翼”者和尤其爱国心不强的人所接受——并非把美国总是视为邪恶。不过，它的确认为，布什政府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密谋策划并执行着一个全球范围的大战略。

但是，要想有一个大战略，至少人们需要给予大量的关注。在布什总统的第一任期里，除了2001年关于美国侦察飞机的危机、美中贸易摩擦、台湾问题拉锯战之外，中国没有受到什么重视。乔治·W·布什极少访华，即使访华也仅作短暂停留。只是在“9.11”事件和朝鲜核威胁出现之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协调才有了。相反，布什政府则关注着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甚至韩国）——在美国官员们看来，所有这些国家是亚洲的民主国家，因此值得给予持续的支持和重视。

在过去几年里，美中双方相互期待之间的差别是惊人的。在北京想讨论台湾的地方，布什政府则受到国内选民的压力将话题转向贸易问题。当中国指出它对美国国会干涉中国内政表示关切时，华盛顿却希望中国货币的水平得到调整；当中国报界开始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加大攻击力度时，这时美国国内媒体的关注程度却减弱。

康多莉扎·赖斯的证词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分歧。当中国媒体询问她的任命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时，她在任职确认证听证会上的书面陈述中只是这样提到中国：

创建一个希望、繁荣与和平的世界并非易事……。在亚洲，我们已经超越了那种与所有的亚洲国家建立良好关系是不可能的错误认识。我们的亚洲盟友们已经前所未有地强大起来，我们将利用这种力量去帮助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在威慑共同的威胁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努力中，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是我们的主要伙伴。我们正致力于和中国建立一种坦诚合作的建设性关系，包括我们的共同利益，但是，仍然承认我们在价值方面存在着相当的差异。

当参议员保罗·萨班斯（Paul Sarbanes）问及贸易问题时，她回答道：

经济上的许多变化来自一个强大和正在发展的中国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需要肯定的是，中国随着自己经济的不断增强，正在按照按国际经济规则办事，并通过我们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做的工作而得到提高。当然，我们现在需要确保中国履行其入世承诺。这方面我们下了很大的工夫，譬如，力促中国对知识产权问题做出反应。[26]

没有谁能清楚地讲明中国如何适应美国的战略。的确，上述事例表明，不管北京在某时某地向布什政府表示善意，它的行为被看作不是那么具有代表性。凡是看到有一种美国战略在关注中国或其核心是要拖住北京的分析人士，误解了布什政府的意图。但是，有两种可能性存在着，它们最终可能是正确的。

第一种情形将涉及到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接二连三的突发事件。面对这些事件，布什政府不得不在持续的贸易关系和美国官员们心目中“不断成长的民主力量”之间做出选择。它的新战略的统一性将会赢得时间和对台湾独立抬头的明确支持吗？还是说，布什政府将致力于构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第二种情形不是关于一场台湾战火，而是国会和白宫就这个支持民主同时针对中国的新战略开始达成共识。这种做法将采取何种形式现在尚不清楚。但是，美中关系的分析家们把重点更多地放彼此潜在的误判而不是双方的误解上，这将更加有用处。

（谢毅 译， 刘永涛 校）

[1]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3rd edition,(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2), p.1775.

[2]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3rd edition,(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2), p.1775.

[3] 本段落中所使用的谋略定义省去了“军事”一词，然而,在使用上也是采取同样一般性的用法——一种技巧，被建构起来适应于一个目标明确的（有时是恶毒的）更大的计划。

[4] 见本文以下的部分。

[5] 有代表性的例子，见乐建永（音）的作品，尤其在www.ccrs.org.cn/2233/readnews.htm(2003年7月23日)上的文章。对布什政府的归纳和批评可常见于诸如《环球时报》之类的报纸和诸如《现代国际关系》之类的杂志。

[6] 这个观点在他与鲍伯·伍德沃德的采访中得到清楚的表达，见Bob Woodward: Bush at War （NY: Simon and Schuster,2002）。

[7] Kenneth Katzman: “Afghanistan: Post-War Governance, Security, and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Report for Congress, December 28, 2004.

[8] Glenn Kessler and Peter Slevin: “Rice Fails to Repair Rifts, Officials Say: Cabinet Rivalries Complicate Her Rol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2, 2003.

[9] Seymon Hersh: “The Stovepipe”, The New Yorker, October 23, 2003.

[10] 在诸多的文章中，参阅Barton Gellman, “Secret Unit Expands Rumsfeld’s Domain”,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3,2005.

[11] Eric Schmitt: “Commandos Get Duty on U.S. Soil”,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3, 2003.

[12] 根据至少一位评论人的看法，这种没有能够以更为广阔和统一的方式进行思考——这是战略的必要条件——是同领导能力低下有关的。见Thomas Friedman: “The Battle of the Pump”,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7, 2004.

[13] 赫顿报告（the Hutton Report）明确了这一点。见Report of the Inquiry into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Death of Dr. David Kelly C.M.G., January 28, 2004.

[14] 譬如，乔治·W·布什的父亲及其“新世界秩序“观。

[15] Jim VandeHei and Michael A. Fletcher: “Bush Says Election Ratified Iraq Policy”,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6, 2005.

[16] Dan Balz and Jim VandeHei: “Bush Speech Not a Sign of Policy Shift, Officials Say”,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2, 2005.

[17]参见“Bush Says Election Ratifies Iraq Policy”, www.washingtonpost.com/wp

dyn/articles/A23747_2005Jan20.html.

[18] 这不是说这些原则在当时没有得到一致的应用。譬如，华盛顿一方面对巴基斯坦总统（仍然是将军）穆沙拉夫给予支持，但同时声称美国力量的首要目的是民主，这是非常突出的和难以调和的。

[19] 这一原则源自美国零售商店对于顾客逛商品的政策：如果在看商品的过程中，有东西破损，顾客有责任赔偿该物品，即使他们打碎了它。鲍威尔和阿米蒂奇认为，对伊拉克的入侵就像“打破一个国家”，并迫使美国承担责任。见Bob Woodward: Plan of Attack (NY: Simon and Schuster, 2004),p. 150.

[20] 宗教和宗教含义贯穿于在就职演说文本中，加上热忱地呼吁采取行动，通过为别人行善而获得拯救和赎罪。

[21] 据说切尼开始更关注国内政策，拉姆斯费尔德则重新强调对美国军事进行改革。见Richard W.Stevenson and Elisabeth Bumiller: “The Party in Power”, January 18,2005, and Peter J. Boyer: “A Different War”, The New Yorker, July 1, 2002.

[22] 所有的节选取自“Confirmation Hearing of Condolessza Rice”,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 2005.

[23] 在此注意，当布什总统对美国的政策表达遗憾时，他主要是通过表情去完成的：他的遣词造句、没有明确说明美国努力背后的良好动机。见Jim VandeHei and Michael A. Fletcher：“Bush Says Election Ratified Iraq Policy”，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6， 2005。

[24] 对此，见David M. Lampton:“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mpetitors, Partners, or Both？”paper delivered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June 4, 2004。

[25] 作为一个最近有代表性的观点，见《人民日报》2005年1月23日，第3页。就大战略而言（从美国的意图和中国的反应看），见时殷弘的作品，尤其发表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的文章。

[26] 参议员约瑟夫·拜登在一次长篇评论中也指出，在他所看到的北京人权记录和美中友好关系之间的明显矛盾。赖斯选择对他评论的这一部分不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