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藕初生于1876年6月18日，上海浦东人，世代以种棉花为业。到他父亲这一辈开了经营棉花的花行，曾经远近闻名、盛极一时，不过到他少年时，家道已中落，他只进过私塾，13岁就进一家花行当了学徒，时在1889年，这一呆就是11年，深知民生艰苦、世道炎凉，对中国棉纱业的弊病有深入骨髓的认识。甲午战败令19岁的少年痛苦无比，决心从“求西学”入手，自强自救。穆藕初1897年起上夜校读英文，1900年考入上海海关当办事员，很想出国学习，研究经济学，因为学费无着难以实现。1902年，他读了《天演论》，一心“从自强不息中，锻炼出新吾来”。1903年冬天他调到镇江海关，带去几百种新书，开办“阅书报社”，“同志云集”，让清当局神经紧张，暗中查访，才被迫散了。1904年夏天，他和黄炎培、马相伯一起组织“沪学会”，不仅办“体育会”，请李叔同办“音乐会”，还办了一所招收贫寒子弟的义务学校、一所研究新剧、演出文明新戏的戏剧学校（通鉴学校）。1905年抗议美国虐待华工运动中，他起而响应，组织海关邮政华工集会抗议，受到美籍副税务司的忌恨，愤然辞职，前往龙门师范学校，担任英文教员兼学监。因为这些活动，他受到南通的状元实业家张謇注意和赏识，被任命为江苏铁路公司的苏路警察长。1907年夏天到北方调查路警时，到过不少地方，最初产生了振兴实业的念头。
1909年，他已经34岁（结婚已有9年），他太太典当了首饰，再借了一千元，踏上自费留学美国的路途。他怀抱着“实业救国”的宗旨，在美国进过几家大学，学的都是农业。期间虽获得了官费生资格，但生活艰苦，常以清水面包过日子。1913年在伊立诺伊大学毕业，获农科学士学位。再进得克萨斯农工专科学校，攻读植棉、纺织和企业管理，1914年夏天获农学硕士学位。
自1914年留美归国到1920年，他抱着服务社会的大愿，快刀直入，所向无前，不过短短六七年间，就创办了三个新式的纺织工厂德大、厚生（1916）和郑州的豫丰，1920年办了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六次连任理事长。1921年集资办起中华劝工银行。致使用脑过度，体力透支。他积极改良技术产品，注重员工福利，实行三八制，推动科学管理，经营出色，被上海人誉为“棉纱大王”。三厂资本达到500万两银子，有纱锭10万、拈线机11000台、布机600台，创造了辉煌一时的业绩。这确实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奇迹，美国人艾萨克·玛可逊如此评价：“在自己本身和工业上建设性的进步方面，任何一个美国企业大王能够超出这个纪录，都是值得怀疑的。”（他的纱厂“居上海各纱厂之冠”，直到1923年起遇到困境。）
他的成功当然离不开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国际大背景，正是各国列强忙于厮杀，无暇他顾，给了中国新兴纺织业全面崛起的大好机会。1906年生于浙江嵊县的文人胡兰成在《山河岁月》中有一番话：“而且就在那时，城市有了新景气，即纱厂的兴起，照亮了一代人心。纱厂比前此的邮电铁路造船与矿，更能带引起许多新的产业，这些被带引起的新的制造业虽然规模不大，是分散的，又大部分仍用手工，但已是生在现代空气里的了。西洋史上新兴纺织业只为外销，其社会资本又偏流，不能这样快带引起本地一般产业的繁荣……”而中国的纱厂则是生在众业里大朵的花。前此洋布要进来不容易，这回却是中国自己开起纱厂，从内里把市场来翻新了……
穆藕初被年轻的毛泽东称为“新兴商人派”的代表，在那一代实业家中他并不孤立，和他同样怀抱“实业救国”理想的还有卢作孚、范旭东、李烛尘、杜重远等许多人。他是有抱负的实业家，更是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他认为中国要实现共和，非普及真正的国民教育不可。他平时生活特别俭朴，布衣素食，衣服破了也难得添新衣。可他是中华职业学校最热心的校董，长期捐款提供经费，他也是1917年职教社成立宣言18位签名人之一。有一次捐款，每个校董捐400元，他签了一张800元的支票，帮另一位有困难的朋友那一份也交了，并交代不必让其本人知道。还说，如果免费生多，费用不足，还可以去找他。希望办校要体会黄炎培等创立这一学校的苦心，不要让精神受物质的影响而稍有减色。有几次捐款，他个人处境很困难，竟是以个人名义从银行借的款。他生平还资助创办过位育小学、位育中学。
穆藕初出巨款捐助优秀学子留学的佳话更是有口皆碑，他的助学大手笔是在1920年，一下子帮助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康白情、王敬熙等五人到欧美留学。他在《藕初五十自述》中说，那年元旦，在江苏省教育会和黄炎培、蒋梦麟、余日章等人聚餐，他问钱财应该如何使用，对于国家社会最为有益，大家一致认为那只有用于教育，他很赞同。之后，他决定捐出5万两银子的巨款，派学生出国，不限省份，不限科目，只要是男生，道德、能力、学问都好，日后可以做各界领袖的就可以。他请北大校长蔡元培主持这件事，蒋梦麟、胡适、马寅初辅助，当年所派学生都是一时之选，都受过“五四”洗礼，他深感欣慰。那年他和蒋梦麟一起，在北京一个喇嘛庙无意中求签，签诗有句：“家道丰腴自饱温，也须肚里立乾坤。”这位曾受美国科学教育的实业家禁不住感叹：“宇宙之间一切处所，无往不为万灵所寄托。”北京《晨报》当时以“实业家提倡学术之创举”为题做过详细报道。
以后，他还资助过方显廷、张纯明、江绍原等多人出国留学，前后至少有20多人。方显廷本是厚生纱厂一名学徒工，少年失学却好学上进，在他资助下，从南洋模范中学一路读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1921年到1923年方留美之初，他按月给80美元的生活费。后因纱厂事业受挫，他无力继续支持，方依靠勤工俭学，终于在1928年初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最终归国旅费无着，也是他设法解决的）。方显廷后来成为与何廉、马寅初、刘大钧等齐名的经济学家，与何廉一起创办了著名的南开经济研究所。
1937年6月，方显廷、罗家伦、周炳琳等10位受他资助、学有所成的知名人物集资设立“穆藕初先生奖学金”，作为永久纪念，也是效法他的义举。1940年11月3日，重庆《新华日报》有一则消息：“‘穆藕初先生奖学金’首次得奖者已决定农科一名中大刘有成、理科一名联大杨振宁、经济一名联大周大晶。”
穆藕初与盘踞杭州的军阀孙传芳有过接触，但不是攀附权势，而是为故乡江苏的民生执言，其实孙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辖有江苏等五省，他写信给孙，再三建言，倡导在满目疮痍的时刻要以建设为重，与民更始，给民以发展事业的机会。他上书其他军阀政客也无不是为民执言，为发展实业说话，从不为一己之私。他一再强调“若不从地方自治入手，政治决无清明之望”。他认为商业不振的原因在于政治不良，自民国以来政争不息、祸乱相寻，教化不修，商业道德日见堕落。1923年面对贿选总统的闹剧，他代表的上海新商人力量有过一鸣惊人的表现，在上海成立了“商人政府”，毛泽东曾予以高度评价。
曹锟通过贿选上台，北洋政府的合法性受到各方质疑。带有喜剧和悲剧色彩的“商人政府”就是这个时候在上海出现的。1923年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会员大会，发表宣言，通电全国，不承认曹政权有代表国家的资格，宣布上海独立，这在中国历史上乃是前所未有的一个事件。上海商界的思路是建立一个民治委员会，由70名委员组成，其中一半是由上海总商会的会董担任，商人要直接掌握政权。
舆论对“商人政府”的反应各不相同，徐谦评论：“最可笑者，上海商会妄欲组织‘商人政府’，自认为民治委员会基本会员，一若商人外无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无人民者。即此一端，其无知妄作已可悲矣。”
杨杏佛评论：“迄今为止，我们的商人都缺乏政治素养。……他们摸索前进，做着蠢事，而且彻底地错了：上海商人政府仅仅是一小群人的冒险。这种政府只能应付商会自己内部出现的问题。”
不过远在广州的青年毛泽东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在7月11日的《向导》（第一集第31、32期合刊）发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称赞“上海总商会会员代表大会的那些体面商人穆藕初先生们”，“业已改变从前的态度，丢掉和平主义，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他说，“这是何等可喜的消息”，“是商人出来干预政治的第一声，总算是商人们三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表示”，“很勇敢地踏上了革命的第一步。”
没有武力为后盾的“商人政府”到月份就结束了，如同海市蜃楼、昙花一现。
但毫无疑问，穆藕初代表的新一代实业家和新兴的知识分子，已经是那个时代的中流砥柱。与那些只会消费各种娱乐、锦衣玉食的官僚、军阀、富翁不同，他们是文明的增量，是引入新因子，添加新东西，而不是消耗。
1928年后，他做过国民政府的工商部常务次长，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等，始终以实业报国为本，七七棉纱机就是他改良发明的。从1928年的“救护伤兵协济会”到1932年支持“一二八”抗战的军需，他对公益的捐助向来不犹豫。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在上海半淞园举办斗黄头鸟的赛会，表面看起来好像只是提倡正当的娱乐。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此举却有着深远的意义。比赛前，他做了一次演说：“斗黄头，是我们家乡的一种民间娱乐，现在我们重新来提倡这种古旧的娱乐，乃是希望大家在此国难日深的时候，应当摒弃赌博、烟酒、跳舞等不良嗜好，学习黄头鸟的合群、团结和战斗精神，以共赴国难。这次比赛，胜的败的，都可以获得奖品，没有赌博的意味在内。只是希望你们看一看这种鸟类，当两者交锋的时候，拼命战斗，绝不中途妥协，更不会见到对方气势稍壮，就退缩不前，喊‘不抵抗’。看了鸟，还应该再来反省反省自己。”
1933年，穆藕初在回答《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征文时写了一段话：“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全国上下必须同样守法，选拔真才，澄清政治。官吏有贪污不法者，必须依法严惩，以肃官方。经济上必须保障实业（工人当然包括在内），以促进生产事业之发展。合而言之，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
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30年代初上海各界精英推进宪政的活动，他几乎都参与了。这在做着“宪政报国”梦的法学家张耀曾日记中留下了痕迹。1932年4月，国民党将在洛阳开“国难会议”，他也应邀参加。月日，上海实业、金融等各界名流65人联名致电洛阳，说明不赴会理由，主张以合作为本旨，消除杜绝合作的党治，实现全民协力的宪政。4月5日张日记说：“实业家仍不署名者颇多，盖歌电发后，实业家受人挑唆，不愿再进行，任之及藕初均觉无法约其签名。中国人畏首畏尾，余固早知也。而同人中必欲此等人签名，方可满足，亦未免太重视财阀，而轻视自己力量。”不过4月10日，再次致“国难会议”的电文上签名的人还是达到了62人，除了黄炎培、穆藕初、张耀曾，还有张公权、虞洽卿、史量才、杜月笙等。4月5日他们就计划组织一个“民宪协进会”筹备会，推动宪政，以学者、实业家、自由职业者为发起人。6月28日，在银行公会举行民宪协进会筹备会成立会，到会约40人。穆不仅参与发起，而且负责筹款。7月6日晚，穆藕初约张耀曾、熊秉三等在家里便饭，都是民宪协进会的人。张日记说：“藕初家中西书籍尚不少，可见其尚知好学也。饭后，穆报告民宪筹款，已约杜月笙、张啸林商量，允为设法云云。余心中叫苦，而又不便反对。此系出余意料事。”
穆藕初廉洁自持，平常写私人信笺，连公家的邮票信封都不用。他生平办事，公私款项的界限分得清清楚楚，组织纱厂之初，他就拿定主意，凡是账房、栈房、物料等涉及钱物的部门，一概请股东选派妥当的人来主管，他自己则立于监督地位，可以决定这些人的去留。如此办法果然有效，这是他引以自豪的。他在美国学的是农工，常以“读了书不种田，种田的不读书”为忧，力倡“种田要读书，读书仍种田”。他不仅亲自开辟一片穆氏植棉实验场，而且利用专业知识写了《改良植棉浅说》小册子，用最通俗、最浅白的文字，向农民介绍改进种棉的方法，印了数万册，免费送给棉农，在上海附近农村流传很久，造福深远。他率先将科学管理法引入中国企业，1914年就亲自翻译了泰罗（Taylor）《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方法》（Scientific Management）一书，不过那个时候人们不理解，10年只卖出800册，其中有100册还是他自己买了送人的。他太超前了。1942年他还在重庆连续七次演讲“科学管理”。这一切注定都要载入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史册。
1943年9月19日，67岁的穆藕初病故，中央社发布的消息对实业家、棉纱巨子穆藕初评价至高。《新华日报》9月21日在头版发表悼文说，“穆先生一生奋斗的历史，正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部活的历史”，认为他的去世“是我国民族工业界的一个损失”，其实又何止是民族工业界的损失，他的助学、办学，他为保存昆曲这一独特戏曲文化的贡献同样都令人肃然起敬。他热爱昆曲，即使是在办三个纱厂，忙得不可开交时，也坚持每天中午研习曲艺一小时，数年不曾间断。这是爱好，但决非一般的娱乐。他联合江浙曲界的名流成立“昆曲保存社”，组织研习昆曲的曲社“粟社”，为创设“昆剧传习所”募集基金组织义演，1920年，他花高价请法商百代公司为昆曲大家、号称“江南曲圣”的俞粟庐灌制唱片三张，刊行《度曲一隅》一书，保存了国宝级的戏曲文化遗产。这一切都可以看出他的文化志趣来。1921年，当他惨淡经营出资5万元在苏州办“昆剧传习所”，正是昆剧面临最危机的时刻，他以发扬光大昆曲为使命，以文明的新法办学，培养了一代演员，到1925年第一次在杭州正式公演，赢得好评。昆曲艺术自清末以来日渐衰微，这一剧种的一脉星火得以延续与他的鼎力提倡是绝对分不开的。在昆曲史乃至戏剧史上，都应该有“穆藕初”这个名字，不能忘记他为保存昆曲艺术的心力。
虽然穆藕初在五十自述的自序中感慨“一生事业，几等浮云；半世精神，悉成幻影”，然17年后，当他谢世，挽联如云，国共两党，社会各界，无不众口一词对他生平事业、精神给予好评。最贴切简明的恐怕还是冯玉祥送的这一副挽联：
重农重工，为兴实业树模范；
立言立德，足与后人作典型。
来源: 《随笔》200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