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习张闻天谈起
今年是张闻天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在1979年8月5日为他举行的平反昭雪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说：“张闻天同志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在叙述了张闻天光辉的一生和他对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后，邓小平号召全党学习张闻天。他说：“我们悼念张闻天同志，就要学习他服从真理，诚恳修正错误，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善于吸取历史经验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作风正派，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突出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学习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我在张闻天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十多年，对这一切有着深刻的体会。作为党中央批准成立的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的一名成员，我对张闻天也研究了很长时间，并且陆续写过一些学习心得和研究成果。但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仍有两个问题使我感到困惑。一个是学习张闻天和现行体制有些矛盾；一个是党史界对张闻天重大史实的掩盖和改变，以致回避承认张闻天担任过党中央总书记。
邓小平所作《悼词》，肯定了张闻天在党史中的总书记地位。他说，张闻天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其他证实张闻天当过总书记的文献可说是举不胜举。但是自从1982年发现了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以后，在正统党史中就再不承认张闻天的总书记地位了。因为“传达提纲”中说，张闻天只是会后政治局常委分工中负总的责任。其实，这个“传达提纲”更大可能并不是传达提纲，倒像是陈云到莫斯科后，准备向共产国际作汇报前根据回忆写的汇报提纲草稿。而且大部分稿件失落（总共20页，保存下来的只有8页）。
从此以后，凡是谈及这段党史的书籍文章，只要提到张闻天是总书记，送审时必然改为负总责。为此，最了解张任总书记情况的夫人刘英，于1983年7月19日约我和张的秘书萧扬去见邓力群。可他不讲任何根据和理由，只是一再强调“要尊重陈云同志”。
正统党史不但回避承认张闻天的总书记，还埋没和转移了他的许多功绩和贡献，致使杨尚昆提出对张闻天有个“拨乱反正”问题。他在1997年对刘英的谈话中就带头对总书记问题作了“拨乱反正”，并公开发表。他说，“遵义会议后，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下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但是尽管有杨尚昆的“拨乱反正”和不少人二三十年的研究论证，都没能动摇正统党史坚持的说法。直到现在，遇到张任总书记还是被一律改为负总责。
张闻天的重大贡献
“文革”后，胡乔木也说过：“1945年决议的作用是把一切归功于毛主席，”“实事求是不够。过分强调某个人犯了错误，而对这个犯了错误的人的功劳就不敢提了，甚至一笔抹杀。”对张闻天从整风直到现在都是如此。所以才有个“拨乱反正”问题。
我以为首先应该“拨乱反正”的是，在党和革命经历的三个转折时期，张闻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就是：挽救了党和红军的遵义会议；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 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为正统党史奠定基础的，是提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其实这是缺乏史实根据的。实际上遵义会议没有也不可能确立毛的领导地位，确立的倒是以张闻天为首的领导集体。这是因为，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所取得的成果起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时张闻天被认为是仅次于博古的党中央第二把手。张闻天经过几年的实践，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就已觉醒过来，同“左”倾教条主义宣告决裂，并同博古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由于有这样的地位和这样的觉悟，所以由他首先提出了召开会议和改变领导。正是在这点上，他和毛泽东、王稼祥达成了共识，形成了所谓的“中央队三人团”，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和博古、李德的下台。所以《悼词》中说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的领导，所作报告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样值得商榷。如果与会者都拥护毛泽东的领导，那大家会推选毛当总书记或起码做红军统帅。但结果却只是选举他为政治局常委和分工做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助手。要说还有第二个起决定性作用的人，那倒是周恩来。因为他是红军统帅，握有兵权。如果他不同意，遵义会议也开不成。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也是在张闻天主持下实现的。它的标志就是瓦窑堡会议。这是当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前方指挥打仗而缺席的情况下，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他起草的具有战略转变意义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替毛泽东草拟的抗日救国宣言，都得到毛周的“完全同意”。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无论对整个中华民族还是对我们党，都是历史一大转折，关系到民族和党的存亡。由于事出突然，张闻天在第二天就召开了讨论对策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是毛泽东提出的，主张“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要求罢免蒋介石，交国人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后来在15日发表的由他领衔的红军将领“通电”，还公开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审判”。从张闻天会上的发言看，他是不同意毛的意见的。他不但在通篇发言中没提到反蒋除蒋审蒋的话，反而主张“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尽量争取南京正统”。最后归结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经过六天的观察和研究，特别是周恩来赴西安了解情况和提出建议，使中央在12月1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批评说，“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当张学良被扣押，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的时候，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还秘密赶赴西安，会同周恩来、博古等就地商讨对策。在我党的努力下，西安事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内战得以停止，抗日统一战线得以形成。可以说，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拯救了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否则，不但国家面临危亡，我党中央和红军也将无处安身。
单是以上所说，就足以证明，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确实在几个关键时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他为首的集体领导。这还可从《张闻天选集》收录的文献中分辨出来。从1935年到1937年，党中央有关形势和政策的重要文献都是张闻天起草。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当从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算起，经过延安整风才正式完成。张闻天也从此离开了中央领导核心。
整风后，张闻天实践了他决心深入实际、进行“补课”的诺言（这在当时领导人中，还是独一无二的）。到东北做一个小省（先合江后辽东）的省委书记。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在合江的土改中，他顶住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刮起的极左浪潮，剿匪取得全面胜利，为创建东北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辽东，他开展经济建设和民主建政，对全国起了榜样作用。例如他写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其中许多重要思想就被吸收到七届二中全会的文件中。
建国后不久，张闻天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出任驻外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就在这个“授权有限”的工作条件下，他又成了新中国外交业务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例如建国头一两年，大家甚至不知道驻外使馆的日常工作是什么，他出任大使后，经过调查研究和躬身实践，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张闻天的民主思想和实践
邓小平提出了学习张闻天的诸多优点，其中我体会最深的是他的民主思想和实践。这也许是张闻天留给我们最闪亮和最宝贵的遗产。为叙述方便，也附带澄清一下我同张闻天十多年的工作关系，兹分三个时期说明我在他直接领导下的任职。建国前在东北做地方工作时，他任省委书记，我先后从事青年（省青委副书记）和宣传（省委宣传部科长）工作。上世纪50年代上半期在驻苏联使馆，他任大使，我当研究室主任。下半期，他是外交部副部长，我是部办公厅副主任兼党组秘书。1959年，我跟他一起被打倒，并从此分开，再没见过面。但在他得到平反昭雪后，我又参加了对他的研究和宣传工作，还和他的夫人保持了二十多年的紧密联系，会见超过百次。因此可以说，我的大半辈子生涯都和张闻天连在了一起。现在要谈他的民主思想和实践，就是我这大半辈子的感受。不过这个问题太大，我只能谈以下几个要点。
一是倡导民主和躬身实践。这是具有现代民主思想的张闻天一直想要改变的。从他任总书记和后来每到一个新单位工作，总是强调要实行民主。他讲的民主包括两层含义，即所在组织本身的民主生活和民主决策；地方的民主建政和上下级的民主关系。他担任总书记时就曾大力提倡推行民主，创造了我党历史上两个唯物辩证法运用较好和生动活泼的局面中的一个，即张任总书记的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初期（另一个为陈独秀任总书记的大革命时期）。后来在辽东省委书记任内，就一方面抓省委、省政府领导集体和机关内部民主，一方面雷厉风行地抓全省的民主建政。张闻天利用制度内的一切可以发扬民主的空间实行民主，并使之制度化。当时他主要抓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做法是，在基层实行直接选举，然后注意发挥各级代表会的作用。从酝酿提候选人到无记名投票，都认真履行民主程序。他还特别强调代表会对政府的监督，包括对同级政府工作的知情权、问责制和对当选官员的罢免权。他直接下到基层抓选举，要我根据他的试点经验，写了十来篇《人民代表会讲座》，作为区乡干部通俗读物在省报上连载，并印成小册子下发。他任辽东省委书记不到一年，就使全省经济得到恢复和一定发展，社会做到安定团结、政通人和。六十多年后的现在，回忆起当年的生气勃勃情景，还会饱含依恋之情。
二是坚持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他当选总书记后，一改原来的家长制，严格实行集体领导，坚决反对突出个人，在这方面开了中共党史一代新风，把中央领导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在当时是得到全党公认的。他坚持重大问题由会议解决，反对个人决定。在担任总书记的七八年中，他召集和主持的中央会议就有一百三十七次之多。连代表中央下发电报，也很少个人署名，都要和其他领导人联署。头三年单是同毛泽东的联署电报（多署“洛毛”）就有二百八十六份。因此可以说，在他任总书记期间，中央的会议和联署电报之多，在党史上实在是空前绝后。
不论单位的大小和干部水平的高低，他都要实行集体领导。当总书记时，中央的会多；当省委书记时，省委的会多。就是在只有百余人的驻苏使馆，他也建立二等秘书以上人员组成的馆务会议，定期讨论各单位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在外交部当常务副部长时，他主持每天由几位副部长和部长助理参加的领导碰头会，集体解决问题。
他还一直反对个人崇拜和突出个人。对自己过去的工作和著述，他也从不提及，不让人知道，不想青史留名。我跟他工作了十多年，竟不知道他当过总书记。在延安时，我也经常听包括他在内的中央领导人的讲演，但长期不知道各人的职务。因为那时对领导人的介绍，不讲头衔。例如常听张闻天的报告和讲课，主持人只说“现在请洛甫同志作报告”，顶多在名字前面加个“我们党的领袖之一”，而不列举报告人的头衔。
三是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张闻天一生都嫉恶如仇，光明磊落。他看不惯那种拍马溜须、奉承领导的人。如果是上级，他会敬而远之；如果是下级，他不但坚决拒绝，还要进行教育。在驻苏使馆任内，有个管行政工作的参赞，对他献殷勤，要用公款报销他任内置办个人用品的费用，他就给了严厉批评，后来还将此人调回国内。他严格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有话讲当面。例如在红军到达陕北后的一年内，他就对毛泽东做过两次批评。一是瓦窑堡会议上毛的军事报告中，没有把保卫根据地列为首要任务，提的是打通国际通道。二是毛不该在西安事变后的通电中提出审蒋。他一生中都讨厌请客送礼的习俗。在我跟他工作的十多年中，从未见到他请客（因公除外）和吃请，也没见过他送礼和收礼。这在我接触的大小领导人中实属罕见。他不善于交际，和人来往不多。我曾几次碰到这样的情景，夫人刘英建议去看望毛主席，他总是会说：人家挺忙，没事不应该去打扰。他的这种性格和作风曾得罪过一些领 导人，但他终不改悔。
四是艰苦朴素，以身作则。他从地方调到北京，中央办公厅按政治局委员的规格，指定几个四合院让他挑选。他嫌那几处住所太大，最后找了一座临街的小楼。由于书没处放，就在走廊安放了一排书橱，致使回卧室时要侧身而行。新铺的红地毯，他也给退了回去。公家按规定给他和刘英各配一部车，他退回一辆。他反对特权，反对特殊化，严于律己。对一些摆阔气的人，他总是敬而远之。对身边工作的人员和亲属，他也要求得格外严格，甚至有时显得过分。他对三个亲生子女的要求和处理，在高级干部中，可能是空前绝后。他参加革命后，家里留下两个女儿，从小在家劳动。解放后，大女儿继续留在家里务农，二女儿上工农速成中学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当打字员。1955年他来到外交部工作，适逢中央号召精简机构，他就动员二女儿回了家，但没给她安排工作。后来是女儿自己在上海一家工厂找到工作，当了一名职工。他的独生子虹生，1962年被他送到新疆建设兵团劳动锻炼，一去就是十五六年，直到他去世时也没回来。在他身后，两个女儿仍然是一工一农，独生子按政策回到江苏，进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普通馆员，直到退休。
张闻天的一生，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邓小平当年号召的学习张闻天，现在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更有现实意义，特别值得提倡。
来源: 《老照片》2010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