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的《延安日记1940—1945》不久前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就引起了一些老熟人对当年延安生活的怀念，也希望了解萧军那时的情况，因而提出要我写篇介绍萧军在延安的文章，也算一种怀旧。结合翻阅他的《延安日记1940—1945》，就使我在一位很要好的朋友的推动下，贸然答应了写一点我所了解的萧军在延安的点滴情况，不确之处定然难免。这就只能求诸熟悉情况的朋友给予指正，也希望得到萧军的家人和后代的谅解并纠错。
我答应谈萧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很同情他后半生长达30余年的悲惨遭遇。萧军可说一生都自命英雄，但是提起英雄暮年，总不免令人唏嘘。不过那时在延安，他还算得上半个红人。
我翻阅了这部长达1458页分为上、下两卷的《延安日记1940—1945》，但没有细读，更谈不上研究。不过初步印象还是认为，这部书基本上是延安当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又极富个人特色，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了解抗战中的延安和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情况，更是如此。说基本上，只是指萧军不是党员，也没当过干部，有些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他的活动又多半限于文艺界圈子，生活在延安的时间也不算长，他的思想修养与性格作风又与众不同，观察和处理问题往往容易出现偏颇和带有个人情绪。
我比萧军早两年到延安，又都是在日本投降后离开，差不多同时到达东北的。我于1938年秋逃脱国民党的囚禁跑到延安，直至1945年秋才离开，在延安整整待了7年，对延安的社会生活和一般情况还是有些了解。萧军1938年3月路过延安，未多停留。1940年6月第二次来延安，直到1945年11月离开延安去东北。
我同萧军并不相识，也从无来往。他属中央文委，我却一直留在军委系统。他那时已是知名作家，我却只是一个小知青。但萧军的名气大，所以总有些道听途说的传播。我所知道的一星半点，多来源于此。
萧军在延安是尽人皆知的怪人，当时即被称为延安四大怪之一(另三人是王实味、塞克和冼星海)。对于他的怪，当时就听到过不少传闻，讲他颇有江湖气，还学过拳术，喜欢和人干仗，以至提出决斗;说他常在绑腿里别着一把匕首，有时和人吵起架来，就会猛地抽出匕首插到桌子上，等等。
萧军在抗日战争前就已以成名作《八月的乡村》享誉文坛，和他当时的伴侣萧红的《生死场》一同叫响，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并为之分别写序。在流亡上海期间，先生还对他们的生活等方面多有照顾。他们也都自认为是鲁迅的学生，对老师执礼甚恭。先生逝世后的万人葬仪，就是由萧军担任总指挥的。不料相处6年后，他们夫妻竟然分手，
萧军去了延安，加入到革命队伍。萧红却无这样的经历，而是很快又同端木蕻良结婚，活动在国统区，直至31岁英年早逝。萧军虽然始终未参加共产党，但他还是以党的朋友的身份自称，并以此身份磕磕碰碰地在党领导的队伍里度过了一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对于准备长期抗战的延安军民确实有点出乎意料，因而立即引起轰动和狂欢。人们以各种方式庆祝胜利，最常见的形式就是放篝火(即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中惊闻胜利诗中所写"痴立山头看火烧")和敲洗脸盆。人心随之浮动，纷纷要求尽快离开延安上"前线"(指原来的敌占区，特别是东北和华北)，不少机关和几乎所有干部学校都已停止工作学习，多半处于无政府状态。大家都摩拳擦掌，待命出发，分头处理个人的衣物、书籍之类。一是拿到市场上去卖，换几个钱用作即将出发的路费(我处理的全部家当只换到5块大洋)，二是大部扔掉，只挑出一些必需品准备行军路上用。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喜讯传来，对一个长期背井离乡在关内流浪的萧军来说，自然会感到更加高兴，因为现在真可以实现多年梦想和歌唱的"打回老家去"了。但是他早已"成家"，有了妻子儿女的拖累，不像我们这些光棍青年，可以做到"说走就走"。因此我竟比他早走两个多月，在日本宣告投降后不到20天，就已告别延安，整队向东北进发了。
我们俄文学校学员组成的一个分队编入张秀山率领的去东北工作的干部团，于9月2日从延安出发。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个由文化人编成的鲁艺队。但萧军不在其中，他还得再等机会。因为干部团是军队编制，行动是要完全军事化的，有家眷的不能参加。我们队和鲁艺队虽然各自为政，但从延安到抗战胜利后我方攻下的最大城市、当时只有13万人口的张家口，却是一路同行。我总是和因演《兄妹开荒》而出名的王大化一块走，每天早起，先吃饭早走，为各自的单位"打前站"(安排后面到来的大队人马吃和住)。从延安走到张家口才在那里分手，各奔前程。只是后来听说，王大化被分派到黑龙江，竟遇车祸而亡。
行军一路还算平安。我们经过的地方，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开到，但大一点的城市、据点和铁路等重要交通线仍由日本军队驻防把守，我方军队和工作人员还得同从前过封锁线一样，只能夜晚跑步通过。因为反法西斯联军任命的中国战区司令蒋介石，命令日军只能向他指挥的国军缴械投降，不但不准向共军投降，而且在国军未到前还得为他守护城池和阵地。所以我们从延安出发，过黄河后仍等于进入敌占区，通过铁路等重要交通线，还得利用夜间抢行，接近城镇、据点，也只能绕道。由于是整队步行，因而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走到张家口。携家带口的萧军却只能先留下，等以后找到比较保险一些的路线再动身。因此他还在张家口工作了一阵，最后才经过北边的赤峰等地绕道进入东北。
到张家口后休息了两天，因火车不通，我们大队人马仍然经怀来等地步行走向承德。萧军参加的是当时被称作家属后勤部队的队伍，却需要稍等被破坏的铁路抢修好再乘火车经承德、沈阳、长春等地直达哈尔滨。所以他比我们动身晚，却先我们到达同一目的地。
其实我是偶然去北满的。当时驻承德的热河省委给我开的介绍信是给驻沈阳的东北局书记彭真的，只说明我是中共正式党员，请东北局分配工作。但在沈阳东北局驻地找彭真的过程中却先遇到了在延安学习时已认识的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刘英特别热情，说他们马上要去北满工作，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们去。我当时并不知道北满在哪儿，只是认为他们可以去，我有什么不能去的?于是就同意跟他们走。这时从沈阳去北满有个二三十人的工作队，包括去北满分局的领导人高岗、张闻天和分配给北满五省(东北光复后，国民党就照日本傀儡满洲国的划法把东三省划成了九个省;北满五省主要是黑龙江加上吉林的一部分)的党政领导干部。我是以俄文翻译的身份加入其中的，因此到哈尔滨后分局就把我分配给了哈尔滨的中苏友协工作。经我再三要求，才重新分配到本省的双城县。这也是我此后几年从事地方工作的开始。
大约是几个月后的1946年初，我就从哈尔滨的报纸上看到萧军"衣锦还乡"的消息。因为他已是名人，所以重要行踪多有报道。还记得他回哈后的1946年秋发表在报纸上的一首诗："金风急敌垒，游子赋还乡。景物依稀在，亲朋半死亡。白云红叶暮，秋水远山巷。十二年如昨，杯酒热中肠。"当时的萧军，到处做报告，到处受欢迎，可谓红极一时，还在哈尔滨创办了一份报纸，但好景不长。由于他在自任主编的《文化报》上公开揭发批判苏联政府及其军队在驱逐日寇后对东北的政策和行为，批评中共对苏联的态度和在东北的地方政策，从而引起和中共所办《生活报》的激烈论战，被中共东北局定性为"反苏、反共、反人民"，发动了全面的批判，成为最早遭到整肃的文化界人士，随之忍受30余年的冤屈生活。直到1979年得到中共正式书面平反，才重返文学界，公开参加社会活动。随后在全国各地讲学参观，还访问了美国、新加坡等国。1988年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萧军是位顽强的个人英雄主义者，而共产党则一贯倡导和坚持履行集体主义，两者趋向相反，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实现短暂的合作，但时间一长就必定发生摩擦以至对抗。
延安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被整风抢救运动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从1938年到整风之前，这里自由平等，生动活泼;之后，万马齐喑。连毛泽东也在1941年讲过，我们党有两个生动活泼时期，第一个是从"五四"到大革命，第二个是遵义会议后和抗战头几年。这正是陈独秀创建党和担任总书记，和张闻天当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那两个时期。
整风之前，人们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报纸上可以发表针锋相对的争论。例如对当时延安平剧院演出的京戏《坐楼杀惜》，《解放日报》就有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有人说宋江杀得不对，因为这是对妇女和底层人物的歧视;有人说宋江是革命的、阎婆惜是反动的，所以杀得对。整风开始后就受到批判的《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也都是在报上发表后才被发现的，可见没有经过事先审查。
萧军的思想和性格决定了他无法适应共产党的一套。到延安才几个月，他就看不惯延安的各种现象，不愿与"党人"为伍，提出要离开，后来又几次想走。但在整风前，萧军尽管自由散漫，已是"怪人"，却能得到容忍，在中央领导层中还相当吃得开，彼此能平等交往。特别是毛泽东同他多次长谈，给他以殊荣。有些文化人自己有意见，也鼓动由他出面找毛泽东谈。除了毛泽东，张闻天和他交往同样很多。朱德、陈云等其他领导人对他也都很客气。
出于党的政策和对文化人的尊重，萧军要走，时任总书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总是挽留他，向他做工作，满足他提出的种种要求。有一次，萧军要约阻拦他见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一名警卫人员打架，张闻天申斥了警卫员，对他表示了歉意。张闻天自称是文化人，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总想把文化人团结得好一些。他起草过决议，主张对文化人的要求应该宽一些。萧军对文委不大满意，想替文委提出几条纲领性意见，这些意见得到了张闻天的尊重。萧军对张闻天似乎没有太大意见，对张的印象还不错，连对刘英都有一半句褒词。两人的关系看来挺好。萧军在日记里提到一个细节，说张闻天有一次在路上同萧军谈话时，把手搭到了他的肩膀上。我跟张闻天工作10多年，从未见到张闻天对人有过这样的动作。
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张闻天是名副其实的总书记，之后一直到1941年整风开始后初期，仍继续主管中央的事务。1937年底在共产国际明确提出应以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后，张闻天立即提出自己不再当总书记，先后表示可以让王明、毛泽东当。但是毛泽东感到，要把同共产国际关系密切的王明等莫斯科派从权力中心排除出去，时机还不成熟。因此，他要从来不争权的张闻天不要让位，继续当"不是总书记的总书记"。党的日常事务本来也需要有专人负责打理，毛泽东并不愿让自己陷在这类事务里。所以张闻天继续在中央负责，文教、宣教方面更是他的一个重点。从萧军日记的记述中可以看到，在这方面，张闻天管得很多也很具体。
刘英同我谈到过张闻天当时的地位，她说:"闻天过去是在毛主席、周总理他们上面的……在闻天当总书记的时候，是毛主席来找闻天商量问题的时候多。那时毛主席对闻天也很尊重，称他为'明君'(开明君主)。说他办事公道民主，开会做总结时也把他(毛主席)的意见总结进去了……刘少奇在陕北时期是向闻天请示问题的。那时他对闻天毕恭毕敬，一回到延安就到闻天这里来汇报工作。是闻天找刘少奇谈话，分派他到华北局工作的。研究和组织白区工作，要派刘少奇去，就是闻天的决定，并和少奇谈的。关于61人出狱的问题，是刘少奇请示他，他和毛主席商量后，由他批准的。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刘少奇也不可能自己做主，是一定要向闻天请示的。刘少奇的好多事情都是在我们住的窑洞里，在闻天这里谈的……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周恩来和闻天的关系都是很好的。闻天当总书记时，周恩来很尊重他，每次外出回来总要来我们这里。整风后才不大来了。"
是让萧军离开还是留下，和毛泽东没有太大关系，因为这类事情他不管。
毛泽东和张闻天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同，是"山大王"和"文化人"之间的区别。毛泽东自称是从绿林大学出来的，是"山大王"。把共产党领袖比喻为"山大王"，出自湖南领导人郭亮。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杀人，郭亮就提出，我们要分头去当"山大王"。瞿秋白就分配了十几个人去分头干。好多人失败，毛泽东成功了。毛泽东对待文化人就和对待一般战士一个样：吹哨，集合，训话。战争年代，在基层当头的都是老红军。他们水平低，训来训去都是老一套，一讲话还老长。大家烦透了，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指导员来训话。"毛泽东只看重老红军。1956年开"八大"，他就是不让共产党内有文化的"三八式"干部当中央委员，理由是"三八式"人太多，摆不平。毛泽东能够发动"大跃进"并在全国造成饿死三四千万人的大破坏，其原因除了他本人的错误认识以外，就是任用了谭震林、王鹤寿、柯庆施等这些缺乏经济工作知识的人。
整风改变了萧军的地位和处境。因为替王实味打抱不平，萧军从党的朋友一下子变成了党的反对者，他从此不再是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座上客，靠边站了。只是考虑到他的影响，对他仍然相当照顾。而萧军对于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变化，感觉却相当迟钝。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利用二战期间共产国际无暇也无力过多过问中共事务的机会发动的。那时国民党主要是忙着抗战，日本人也主要在抗日主战场同国民党作战，除了有时派飞机轰炸，不怎么惹延安。因此毛泽东可以在延安集中精力搞整风。
整风分为上层和普遍两层，以上层为主。当时人们已有马恩列斯毛的说法，人们再狂妄自大也只能说"老子天下第六"。上层整风，就是毛泽东要把自己树立成党内唯一的一贯正确的领袖。毛泽东拉上刘少奇，两面开弓，通过整风给予王明、洛甫、博古为代表的莫斯科派贴上教条主义标签;给予周恩来、彭德怀为代表的实力派人物、被他视为异己的势力贴上经验主义标签，把两派全都压了下去。莫斯科派更被永远排除出了中央领导核心。1943年3月中央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书记处，在刘少奇提议下，毛泽东拥有最后决定权，从此他才成为垄断党内一切权力的最高领袖。
对萧军来说，上层整风意味着原来尽量团结他的张闻天已失去发言权。他们两人之后也不再有什么交往。此后萧军的处境就只能取决于毛泽东的好恶了。
至于普遍整风，毛泽东的意图主要是整从白区来的大小文化人，目的是把他们改造成共产党的驯服工具。整顿主观主义等学风、举行延安文艺座谈会，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萧军一开始很支持整风，也对召开文艺座谈会出过力，因为他早就认为共产党的毛病不少，对文艺问题更有自己的一套主张，以为整风可以使共产党按他的主张改"好"，作家的地位可以得到提高。
张闻天与普遍整风没有什么关系。他不会相信王实味是敌人。对于把那么多知识分子打成特务，张闻天曾同康生直接争论，又通过任弼时提出意见。过去王实味长时间在张闻天领导下搞翻译，两人相处得不错。王实味译得既多又快，张闻天给他发的稿酬也高。
延安的大小知识分子原来都同情和支持王实味。我们在俄文学校，上午开会赞扬《野百合花》，认为文章说得对，因为延安的情况正像里面说的那样;在领导的干预下，下午就奉命批判和检讨。大家思想转不过来也得硬转。
普遍整风开始后不久，就按毛泽东的意见对王实味展开了揭发批判，整风随之进入抢救阶段。在延安，从批王实味转入抢救(也就是肃反)，就和后来在全国从批胡风转入肃反一样。延安有三万人，脱产者一万五，被打成特务的一万以上，全边区约两万。毛泽东公开讲特务有两万，说："加上各根据地就是十万特务大军。"王实味是一大冤案。毛泽东后来也批评说不应枪毙王。但王实味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完全得到平反。
对延安的政治生活和对萧军来说，王实味事件都是分水岭：延安的气氛从此分为前后截然不同的两段，萧军则因这一事件从受欢迎受尊重到陷于孤立。
萧军不是党员，不属于整风对象，可以相对逍遥。在抢救运动中，上级也要求他写自传(其实是交代问题，他没写)和为一些被抢救者写材料，但他只愿当个旁观者。整风转为抢救，和他原来的期望背道而驰，他实际上成了整风的反对者。他对运动本身和被抢救者的表现都感到反感："抢救削尽作为人的尊严，党员尊严，逼他们捏造，承认各种可耻的卑劣的事。党跨进新的'危机'……一些人显出一种卑微、自惭的样像。"
从批判王实味的方式到给王戴上托派和国民党反革命的帽子，萧军都旗帜鲜明地反对。萧军直接批评积极分子们在批判大会上不讲道理。他去见毛泽东直陈己见。他替王实味向毛泽东转信。他坚决回击中央研究院给他的108人签名"抗议信"，针锋相对地写出一份"备忘录"加以反击，并把"备忘录"交给毛泽东和中央。其结果是，从1942年6月初直到1945年11月萧军离开延安前夕，萧军和毛泽东再没有谈过话，尽管在这期间萧军除了继续给毛送材料，还一再写信给毛，表示想同他见面谈谈。他几次猜想毛该见他了，但几次都是希望落空。
萧军同王实味性格不合，两人并没有什么交往。替他说话，只不过出于萧军对人对事一向好打抱不平的性格。他列举自己来延安想做的事就包括"替延安的一些委屈文人伸冤"。墙倒众人推，他不参与。此即萧军之为萧军：侠义肝胆，同情弱者。
在毛泽东长时间不理会的情况下，萧军提出率领妻儿到农村自食其力。组织部立即同意，但王鹤寿连张介绍信都不给他开。他相当狼狈，在乡下只待了4个月，又要求回到延安。回来前后，他甚至改变自己决不入党也反对妻子王德芬入党的态度，表示自己也考虑申请入党。实际上这时萧军和共产党的距离更远了，甚至自称在感情上已同党决裂。
萧军最后还是留在延安，没有一走了之，是因为他也没有其他出路。他对国民党更不适应，和共产党还保持着一些共识，特别是对毛泽东仍然是崇拜的。结果，他同共产党共处了一辈子。这是出于历史条件，与他个人对一些"党人"的好恶无关。
萧军是个人英雄主义者，想改造延安，只能处处碰壁。
萧军带着很大的抱负来到延安。自称"喜欢实际权柄"，"寄托于文学，就要从文学里表现我的雄心和抱负"。他"要做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当文化上的统率者，和一切恶劣的文化战斗"，寄望于通过文学改造人们的人格和灵魂。
延安作家主要分两大摊。一摊是以周扬为首的鲁艺派。开始时这一派主要是些教员，作家不多。人数虽少，他们却处于领导地位，亦即坚决捍卫和推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定方向的地位。他们先是在根据地，解放后则在全中国代表主流，一直到现在。另一摊是以丁玲、萧军为代表的杂牌军，以"文抗"(即文协)为根据地，聚集了除鲁艺外的延安所有作家。作家间思想作风不一致，连各派内部也是四分五裂，只是在组织管理上把他们放在一起，同灶吃饭，等等。文化人在一起本来就容易发生争论。这个看不起那个，那个看不起这个，还互相到上面告状。例如同属党员作家的丁玲和周扬，一辈子都势不两立。萧军和丁玲相互间也有矛盾，但是他们在周扬面前却保持统一战线。
刘英和我谈到过一些延安文艺界的情况。她说："那时候要搞文艺学校，学生来了学什么，人们都到我们这里来，找闻天问。最后要搞鲁艺，院长谁来当?那时康生已经到枣园了，他要闻天当。闻天说：不行，我兼职太多，不合适，你来当。在鲁艺问大家的意见，大家还是赞成闻天当。他的威信不一样啊!当然应该是他当啊!后来叫周扬来当院长。周扬是文化人，在白区'左'了，和冯雪峰弄不到一起，调进来了。回来后也是'左'的。在延安时，周扬的处境很难，他和闻天谈得来。闻天反对'左'，是支持冯雪峰的。冯雪峰非常崇拜鲁迅。闻天也很尊重鲁迅，说鲁迅是对的。冯雪峰和闻天很好。是闻天派冯雪峰去上海的。冯雪峰每次回来闻天都同他谈话，一谈就谈老半天，谈鲁迅。但是冯雪峰既看不惯周扬，又不赞成统一战线，说打了半天，还搞统一战线?他就跑了，不干了。但不干了也没做坏事情，就是消极了。这个人很极端，也容易动感情。……在陕北，文化人喜欢闹意见，互相斗得不得了。这个人来告状，讲那个人;那个人又来告状，讲这个人。丁玲，还有别人，都跑到闻天这里来，很复杂的。"
萧军来到延安后，对共产党和"党人"感到失望，说他们"染上了统治阶级习气，官家的流氓习气"。他看不惯延安的等级制、特权、"有权者自肥"、"谄上"等现象。萧军写到的这些现象多有所本，基本上属实，有的观察还属于见微知著。只是有些地方，他在度上把握得不够准。譬如官僚主义和腐败确实存在，但是他对实际情况了解得还不多不深。在有些方面，他有片面和夸张之处。比如他讨厌"谄上"，但不宜把这一点和人皆有之的向上之心混为一谈。有人在工作不称心或未受提拔时会"谄上"，这不是延安创造的，在延安也尚未形成传统和普遍化，用"新兴官僚主义"名之就不准确。"新兴官僚主义"有，但不限于"谄上"，甚至不以"谄上"为主要内容。他对外国专家的举止看不惯，也有点狭隘。
延安的缺点不少。确实存在不平等，等级制，特权制，保密制，以及派性和山头这些现象。这些既是旧社会遗产，在共产党内也难免。但是应该说，那时的特权还很有限，只表现在津贴和饭食有些差别，穿衣分四兜两兜，中央领导抽纸烟大家抽树叶之类。萧军连这点特权都感到不满，这同王实味和我们大部分知青的认识一样。后来批评这类意见属于绝对平均主义，有一定的道理。萧军认为党说的许多话是空的，还只对人不对己。我也同意萧军这一感受。
萧军想从文学入手，来改造延安的人，甚至改变毛泽东。他说："作为作家，培养灵魂，使他伟大、崇高、纯洁。""我对中国共产党起了改造火种的作用。""对人不独使他知道，而且要使他改变。"在延安，他最佩服的是毛泽东。但他认为毛也有不足之处，说他"不是哲人、学者，是农民性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单纯的政治家"，"缺乏深沉的思维力和预见的眼光，没建立起自己对一切事物的思想体系"，因此需要提高，他自己理应提供帮助。他甚至把重点放在改变毛泽东上，说："射人射马，擒贼擒王，必须先改变了他，才能改变所有党员们的卑俗倾向。"
其实，萧军只看到和相信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并不了解毛。他不知道，共产党说的和做的不一致，正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例如毛泽东整风时动员大家写反省笔记，说自己也要写，结果大家都写了，没有写的只有他一个。又如他宣布"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实际上恰恰相反，他整的人多是以言获罪，包括胡风。
萧军更不了解毛泽东以帝王自命的实质。他的一些开玩笑的话语和举止，也能反映他内心。在毛泽东没有当上名正言顺的最高领袖时，他就把当选为总书记的张闻天称为"皇帝"、把刘英称为"娘娘"，把他们的住处称为"皇宫"。他有一次和丁玲开玩笑地草拟官员以至三宫六院的册封名单。从毛泽东的一生追求来看，他继承的确实就是打江山坐江山这个中国皇权传统，他要搞的就是独裁专制。萧军想通过改变毛泽东，把"党人"改造成能摒弃谋私利、丑恶、卑俗、行帮气和官僚气等腐败现象，成为能代表正义感、公道、高尚、纯正、有教养等的新生力量，无疑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萧军多次主动要求会见毛泽东，毛泽东一段时间也乐意同他畅谈，而且谈得很随便。萧军可以闯到毛泽东的住处，或见面谈话或把信和材料留下。从1941年7月直到1942年春末夏初开始批判王实味这近一年里，毛泽东和萧军接触相当频繁，还多次长谈，萧军常常为之感动，对毛泽东的评价远在对其他领导人之上。他们谈话的题目相当广泛：鲁迅、延安的作家们、《红楼梦》等中国旧小说、各自的为人之道、中共历史、政治、国内国际时事等等。萧军既谈自己对各种问题的想法，也把自己所写的和他认为毛泽东应该读的书籍、杂志和文章拿给毛泽东看，其中就包括《简爱》。听说毛泽东一生读过的外国文学著作一共只有两本，一本是法捷耶夫的《毁灭》，另一本就是萧军借给他看的《简爱》。
萧军以为，毛泽东发起整风，是他提的意见起了作用。他说："和毛泽东谈话，发动了他们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建立'普遍检查制度'。"其实毛泽东的目的是要把所有延安人都改造成党的驯服工具。这和萧军反对奴性、提倡独立精神、保持和珍视自己的人格等主张完全相反。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萧军也以为和他提出意见的关系很大。其实不然。起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认为通过整风和文艺座谈把作家们的思想统一起来的时机成熟了。他自己对此做了长期准备，花时间通读《鲁迅全集》，就是证明。准备开会，毛泽东需要更集中地了解一下延安文艺界的情况。在这一方面，萧军的作用和其他作家的作用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以萧军当时的非党员作家身份和在延安文艺界的影响，他无疑成为毛泽东一度相当重视的听取意见对象。毛泽东曾几次专门约萧军谈话，要他找材料，还要他推迟其他安排来参加座谈会。
但这一切，同毛泽东愿不愿意采纳萧军的主张，完全是两码事，何况这时萧军已在王实味问题上同党分道扬镳。
同整风运动一样，文艺座谈会的结果和萧军的愿望南辕北辙。毛泽东通过座谈会定下强调写工农兵的党性和阶级性、文艺作品主要应歌颂光明等文艺方针，是给作家们的思想和行为加上紧箍咒。萧军不能唱反调，一再说毛泽东讲得好，但他的不同意见是明摆着的。在日记里，他写下了他的真实想法：强调个性自由，提倡"建立独立的文艺，重文艺才能"，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有骨气，应有品格，自尊，勿甘心丧失自己人格与独立精神"。认为"延安妨害我精神上的自尊";断言："有才能和骨气的作家，一定不属于国民党，共产党"。针对阶级性，他强调"以天下人管天下事看一切"，提出文艺的立场是"为民族求得解放，为人类求得解放"。针对主要写光明面，他提出"要保持自由攻击恶的自由"，"应写暴露缺点的作品"。而且这些主张，他大都表而出之了。
通过座谈会，在文艺界进一步树立了以周扬为首的鲁艺主流地位。无论哪一派的作家，又都先后皈依了毛泽东的讲话思想。萧军没有入流，在中国文艺界的地位从此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对党的文艺路线和文艺事业，哪里还能谈得上发挥什么影响呢!
萧军的理念和性格，决定了他生前最后30年的悲惨遭遇。他始终坚持独立思想。不能公开表达，仍在日记里淋漓尽致地流露无遗。对于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萧军的本人思想，他通过这部日记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遗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