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 20岁 男 S市某师范大学学生
来时候，几个当年老红卫兵说，你去把咱闷在心里的话冲他说说吧！我找你不是忏悔来的。我感觉直到今天对我们也是不公平。你要敢写，我就敢说。当然，按你要求，我还要从自己的经历讲起。经历本身就是一切。这么说行吗？
我这个人我说的可能前后不衔接啊，我先简单把“文革”前一两年的情况说一说，因为这是基础。我是一九六四年的高中毕业生，那阵我考学的目标就是南大。我比较喜欢古典文学。可当时到处都在宣传侯隽、邢燕子、董加耕（都是中学毕业后下乡当农民的先进典型——编者）的事迹，处在“文革”前高潮的预演，上山下乡的不是叫先锋吗。我这个人历来就听党的话是吧，因为我从上小学一直受着正统的听党的话的教育。我出身挺好，父亲是个拉三轮的工人，我的母亲是在农民家庭长大的，我的二姐还是由政府给找回来的呢。解放以前我这组姐就卖给这里十大资本家刘襄九他们家，卖去之后我妈妈就去给他们当奶母啊。
要讲这个还是一段故事啦，这个题外话啦就先不说啦。政府经过周折把我二姐找回来了，我对党的感情就是很朴素呵，共产党说什么是什么。可是，中间有个岔头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哇，我当时上小学二年级，有一个女老师对我特别好。到了一九五七年了，她突然间就成了右派。当时我很小，但挺纳闷儿，女老师挺好的吗，怎么成了右派了呢？从那阵子后我就隐隐地感到领导非常厉害，不能得罪他们，同时呢，也不应该得罪他们，他们就是党呵。后来我偷偷地去看我们那个右派老师，她已经疯啦。她姓严，教语文的老师。我记得当时那女老师还穿着旗袍，留着短发，就像电影里“五．四”时候那样子。我到她家，她抱着我就哭，她说她真想喊，现在看起来呢，她当时成为右派无非就是直言不讳地提了些问题，可是从那以后我的思想很矛盾。在我的心灵里埋下了两个根子，一个是上级领导了不得；另一个根子呢，就是，不能反对党，党是永远正确的，党是不可能出现错误的。后来上中学，就是一直听党的话，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直到了七0年大学“毕业”分配。历年来我在分配的志愿书上，从来都不填什么志愿，就是坚决服从党的分配。可是现在想起来就是谁听了话谁倒活该倒霉，那些不听话的现在闹的还挺好……现在把话再接上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四年到春天、夏天之后，我突然间决定不考大学，上山下乡。家里当然反对喽。还有个语文老师也不乐意。但她也得支持我呀。那个时候谁敢说不让上山下乡啊！那时形势还不能不表态呀！不表态不就是反对么！不乐意还得说乐意，特别赞成。我就到宝坻县去了。一共去了七十一个人，那真正就是革命去的。在八一礼堂开的欢送会，市长欢送。到宝坻县了，那儿正发大水，都是老百始把我们背过去的。一去，一进村一看根本跟想象的那个农村不是一个样。不过去了还是很高兴的。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头两个月干活，还有那种虔诚的革命劲头鼓舞着，干来干去觉得枯燥了。最严重的就是吃不饱。因为下去之后给四十五斤粮食，十几岁的青年啊，四十五斤粮食而且是任何副食没有，光是棒子和麦子。后来麦子没有了，就是棒子。等到了冬天的时候连棒子都不够了，就把花生皮子推了掺着吃。说老实话，这点儿受不了。所以当我看了张贤亮那个《绿化树》，讲的挨饿那段情况，我觉得人真是一饿急了就什么办法都没有啦。这个还没有动摇我上山下乡的红心啦，糟糕的就是后来开始的四清。唉呀，我记得在一次下雨刚从地里收了高梁回来——在宝坻县收高梁，怎么收啊，就是从水里捞高梁。它这两边地呀，是沟，人下地的时候得从沟里走，水那么深，高梁从水里冒出来二尺来高。怎么收呢，两个人拴根绳于，中间弄个杆，叫拉杆。一走，一拉，正好把高梁压下去了，手里拿个铁片呢，叫把镰，卡下来往胳膊上一放抱成一捆。我们这些不会干活的呢就一捆一捆地背出去，很难走哇。高梁砍完都是一个茬一个茬的，就有点像越南布的那个竹雷阵什么的，根本就不能踩。苦哇，累呀。一天我到村里一个小学校去找一个老师借点书看看，一推门，唉呀，几个干部正在屋里喝酒，这是在六四年，那时正在看《夺印》嘛（一部反映“农村资本主义复辟”的电影——编者），就这时候。当时思想很简单，阶级斗争都是图片式的。其实现在想起来又算什么，那些干部也挺累的，喝点酒，炒三两个鸡蛋，中间有个茶缸子，倒点白薯干酒，七八个人来回这么一轮，叫把拼锅，拼盘的拼么，就这个意思。可是当时一看他们干部背着农民喝酒这个劲头，马上意识到这是坏事，下地时不由自主地说出来了。可没想到整个那村里就两姓，一是书记的姓，全姓孙；一是副书记的姓，全姓姜，都有家族关系，没几天很快传出来了——这天收高梁回来，那个书记就站在街上骂街，当天晚上连团支书，再加上妇女主任等等一块历数我的罪状。这其中一个罪状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服从分配？干活的时候你为什么老抢着重活干？重活你干的了吗？出了事你负得了责任吗？这类的话，这一下我就在村里呆不住啦。这时候呢，四清工作队就进村啦，我一下子就跟四清工作队站在一边啦。但是当时那个四清工作队叫“粗四清”，也叫“粗线条四清”，搞了两个月抬屁股就走啦。他们一走我可倒霉啦，唉呀，那简直就受不了啦，书记叫我去拔麦子。宝坻县那阵不讲割麦子。他们为了把麦地弄乾净了，再种第二茬庄稼时省事，拿手拔。这是惩罚呀，咱们根本就拔不了哇，连夜地拔呀，我就动摇了。
到了一九六五年春天，国务院对各专署有一个通知，特别招收历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大学。公社找我说，保送我去，我说保送还考不考哇，公社说就考考语文和政治，我说我太愿意走啦。后来我走的时候，村里给我做的鉴定居然非常好。在“文革”当中我们摸黑材料哇，在学校里头搜出来这个鉴定，上边写着我阶级感情深厚呀，吃苦耐劳呀，讲的非常好，我太出乎意料啦。为什么？是村里那帮人用这法儿赶我走。现在想起来，大概我这人还有命上大学。因为六五年我要不走的话就永远不可能再上“文革”前的最后一期旧大学。六五年是最后一拨呀。
但也不一定命就好。我六五年九月进大学，到了六六年六月，就开始“文革”，这还不到十个月哪。去了之后，学校对我这个“下乡知识青年”挺感兴趣，当了班里的劳动委员。那个学校是新建的，什么都是由几个学校凑起来的，从师大呀，北大呀各地。再说进了学校，首先就是学王杰（雷锋式的解放军英雄人物——编者）。读什么书呢？现代文学只讲了一个《白毛女》，后来讲了一个关于大寨的报告文学；历史还没来得及讲，就革命啦，就尖锐啦。再尖锐我不怕，主要觉得自己是出身好，没辫子，不在乎呗。另外，我历来就是听共产党的话是吧，听党的话就不怕。从来也不再多想，根本不用什么“曲线思维”，靠条件反射就行。我好虔诚呀。真是认真地写自己的日记呀。哪天哪个事做的对不对？学王杰天天问自己五十个“为什么？”之类的，完全写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不像有些人，打一写日记，就惦着将来发表，沽名钓誉。
系里却有一些人总认为我不对头，主要因为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跟我谈得来。而我们班有个苦大仇深的同学，那真是几代贫农，可也真是蛮不讲理——我在农村呆那一年，特别感到在农村里真正捣蛋的不是地主富农，是那些贫下中农。因为地主富农他根本就不敢捣蛋；不捣蛋还跟他没完呢，他怎么捣蛋哪！——所以我对这人印象非常不好。学校里有个政治辅导员就找我谈话，说你得注意什么阶级路线，啊，你得注意跟哪些人来往，啊。我说他们怎么啦？你说，我这样老顶撞他，他对我的印象能好吗？再加上每天四点起来自己上楼念书去，我就被他们暗地算个“白专人物”。我跟图书馆的关系特别好，为了跟图书馆搞好关系好借书呢，经常去图书馆扫地。图书馆有个管理员，是五九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叫“老右”吧，那老家伙学问特别深厚，他读英文版的《毛选》。我对他特别崇拜，这也是一条问题。不过这问题要不是“文革”的话呢，还不明显，这样话就说到六六年“文革”啦……
开始的时候，咱们根本就不知道“文革”怎么回事，由天而降，一哄而起。叫我们揭发系里头，揭发什么呢？刚刚去了这么几个月，而且那个学校建校时间也特别浅，所以只好不贴大字报。不贴，又是不积极，是吧，党让贴大字报就贴。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之前，还只是贴了点这个没什么用的大字报，可是后来哪，系里头斗争就开始啦，再不干真落后了。我记得是在六月三十日前后，我因为不知道什么情况，只写了一张大字报，针对我们系的系主任。谁知这是真正重要的大字报了。主要是针对我们系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总压制别的教师，麻烦就来了。一天，学校里传达一位领导人的一个报告，中心内容是，什么“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什么“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好人是报复”。喇叭里叫着，说全体党团员都去听，我就很快地从四楼下来，奔礼堂去啦。刚走到礼堂门口哇，我也是团员嘛是吧，门口一个政治部的女老师，戴着眼镜胖乎乎的；还有一个政治部干事；还有一个人是我们学生会主席，往外推我，说你不能听，分批。我当时还是听党的话，心想党不让你现在听，必是有安排，就走开了。可是自己往教学楼走到半道，越想越那么不是滋味。晚上我回去一夜没睡着觉，预感到有点不太好哇。因为这时候北京有同学来信哪，北京运动开展的比较早，开始在学生中间揪人啦，抓爬虫，抓右派之类的。转天我就找学校党委书记去了，一个十二级的干部，可他说你的情况不了解之类的往外推。我特别纳闷，回去我就很气忿，顺手写了张大字报，就是关于不让听报告的事。当天下午我正在宿舍里躺着哪，没睡，躺着呗，突然来了个同学，用俗话说就是系里的狗腿子之类的，找我说系里叫你去一趟。我预感有事了，赶紧去到四楼，系办公室，当时去的时候虽然说是不害怕，还是抨抨的心跳。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强大的呀。进去一瞧，屋里坐的那阵势吧，几乎围成一圈，有系主任、系副主任、副书记、政治辅导员、还有院党委派到系里进驻的工作组，几个老师，阵势非同寻常，不过太害怕了反而豁出去了。老实说现在的学生碰到这场面都无所谓啦。那阵当学生很少到领导办公室去。那地方好像去不得呀，特别森严、特别伟大的地方就是啊，所以自己做为一个学生还是第一次去哇。害怕过了分就不害伯了。
他们连让坐都没让坐，我自己就拉过一个凳子坐下了。我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呀？平时不敢这样说话是吧。这时有一个历史讲师——这个人他是很有水平的，口才非常好，当过志愿军。他坐着的姿势非常优雅，他说，你为什么不从你自己本身找些原因哪？我说你们不让我听报告，剥夺我政治权利，啊？这时他们之间交换了眼色。那个李老师不提听报告的事，他说啦，听说你看过《燕山夜话》，还买了一个本作了笔记，是吗？这是事实，我承认。这教师又说，你还跟许多同学宣扬，女人的长发之类的，宣扬过吗？这也是事实，我叫他们抓住了。不过，我马上就冷静下来，我说您是教历史的，您读了多少翦伯赞的书哇？他说我读翦伯赞的书是我的工作需要，你知道邓拓是干什么的？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么你今天看了这书不应当从这个角度去检查？我说从哪个角度去检查呀？旁边政治辅导员接上茬儿了，说，从反党反社会主义检查。我说那老师就应当从反党反社会主义角度上检查自己读过翦伯赞的书吗？院党委工作组的就说你怎么能这样跟我们说话呢，小伙子冷静点啊！哎，他又迂回过来说，啊，这个事不扯啦，不扯啦，你自己认错不就很好吗！他开始向我交代政策啦，下边政治辅导员又说啦，听说你还讲过“全世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啊，嗯？你不知道这话的份量吗？我记得这政治辅导员是个女的，非常漂亮，是一个著名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挺有水乎，我真对付不了她。不过我从那次一生也忘不了，一个人真正豁出去了，那他也好办哪。我说，这个事您提醒我一句不行吗？从感觉上我没说过这个话。她说，需要吗？我说需要。她说，在农场，你对同学说的。那时我的记忆力呀，二十来岁的时候相当好，一下想起来了，我说纯粹是污蔑。我说咱这样说吧，确实有个同学，无知，草包一个，在农村干活时问我，为什么马列的书开头都有一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呀？当时咱们年轻是非常骄横的啊！我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想听吗？想听我就给你说两句吧。这句话是从《共产党宣言》开始的，《共产党宣言》是马恩合著的第一部书。那时整个欧洲资产阶级有各种反动党派呀，他们之间也是四分五散，一旦无产阶级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对付无产阶级。那时无产阶级除了团结一无所有，明白了吧！我就给他这样讲的。这个话不知怎么汇报上去，而且走味啦。以后这就成了我的第二个罪状。第一罪状是宣扬《燕山夜话》了。这些罪状最后都整理成材料，一直上报到省里。后来把我打成反动学生，也是第二个根据。第三个根据，他们说，你还想当党委书记，你说过这话吧？我说没有。我说我自己不知道我吃几碗乾饭，我还当党委书记？！这是那个政治辅导员说，你怎啦？我可以提醒你，在小树林！我们学校西边有个小树林，是个读书区。哦，我想起来啦，我说有这么回事，那个院党委书记呀，他一进校就松松垮垮，有一天哪，我们早晨起来在念书，他拿个小口径枪啊打鸟。我就跟同学说，这书记也够好当的啊，天天弄鸟枪打鸟就行啦啊。这话后来人家也汇报啦，再一上升呢，就是篡党夺权这意思，这是第三条。
第四条呢，说我说了“造反有理”这句话。他们当时还不知道“造反有理”是毛主席说的，是我听北京的老同学影影绰绰传说的。他们问我，啊？造反有理，造哪个阶级的反哪？可后来，毛主席那条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发表出来，整材料时，就没加进去，没当罪状。这样，我就内定成了学校中文系三个反动学生之一。那两个，一个学生呢，因写了一篇不同意陶铸的一篇文章的文章；还有一个同学哪，因酷爱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没事天天就好拉小提琴，在屋里头。他出身于资产阶级。看来呀，我们三个人，一个是直接呀进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是吧；一个就是属于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喽；我这个大概就属于无产阶级的叛徒啦就是。这个事出来之后就把我软禁起来。第二天气得我都不能起床。连夜里出去上厕所，都有人偷偷跟着。我当时心里非常难受哪，自己背地里哭过好几次，自己心里话，我怎么反对共产党呢？不会。我反不反，我最清楚哇。可是自已又真诚地检查自己。这时我妈妈给我写一封信说，“咱们可是穷人出身，你文化大革命当中可千万别怎么样呀，好好地跟着共产党走，热爱毛主席。”她并不知道我出事呢。还给我寄了二十元钱来。当时二十元钱很难得的了就是，我一接到这封信那就真难过啦，难过什么呢，就是我妈妈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这儿惹下这么大的祸啦！当时真是每天吃不下饭。奇怪的倒是我吃不下饭去呢，系里动员了好多人还到床边看我。这次我就火喽，我说你们别来这一套，我说我今天躺在这起不来，原因就在你们身上。系主任说：“身体归身体，啊，问题归问题，是吧，共产党还优待俘虏哪。”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书记说的话啊，就是啊。唉呀，我自己一听这个我就想啦，我说既然他们这么不讲理啦，那就有嘛是嘛啦，就是右派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身体好能干活，能干活养活自己。我最难过的，要是家里人也说你反对共产党，你跟家里怎么解释？自己一天比一天消瘦哇。这时我们系里有个女同学，名字我不说了，她的姥姥呢，是慈禧的一个宫女，她爸爸是国民党员，所以她在系里的地位可想而知啦。
在“文革”以前，我根本就不乐意理她，在我后边坐着，娇小姐一样，当然是咱们这么样看。记得有一天我到楼上去了，楼上有一个平台，楼道贴的大字报哗啦啦啦的都是。我自己站在平台上往下看，那城市不大，一看就看到边啦。自己就朦胧有死的想法。是吧，这么一跳下去，就全乾净了。可是我又想啊，你这么一跳下去，全说不清楚了。而且我对我母亲感情特别深厚。我母亲这一辈子太不容易啦，所有人吃的苦她都吃啦。她曾经跟我讲过，在卖我二姐之前就曾经跑到解放桥，几次想抱着孩子跳下去。我爸爸当时拉三轮，当时正是强化治安的时候。一九四二年。拉了一天的车钱不够买一斤高梁面的就是。我正犹豫，这时候那女同学来啦，她叫一声我的名字。这个人平时啊，跟男的总是那么个劲。当时我二十岁，她十八岁，嗯，长的非常清秀啦就是啊，体形也非常好，她是我们系里舞蹈队的。我说你招呼我干嘛？她说你干嘛在这？我说随便看看。她说听说你病啦？我说就你没去看吧！谁料她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这事情是咱们当时的事。现在四十多岁啦，说这有点不好意思啦。当时是很动感情的了。她说我怎么觉着你不像坏人哪！
在那时那种情况下，能够说出这么一句话来，我当时就觉得心里边——好像一下就把堵着的东西都给捅开啦，就那么一个劲头，一下子就那么觉着。因为这时谁也不理你，跟我特别好的同学更不理你。吃饭的时候，过去都是八个人一桌子四大盘子，现在都躲开你。我可是从那时候体会到“墙倒众人推”这个情况就是。我的一生中总是追求肝胆相照的朋友。我总觉得，真正的好朋友就得结成“死党”。可是我又觉得，很多人都是顺境的朋友，逆境当中全完了。人哪，真是不好体会啦就是。所以，她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真是……可那毕竟是六六年哪。我说你别拿我逗着玩啦。她说我多咋跟人说过瞎话呀，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我知道你看不起我。这意思是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其实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说老实话，这姑娘当时长得很动人，尤其这句话呀，就引起我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这个，感情吧就是。所以我说，明天你有时间吗？我想出去玩玩。她说上哪去？我说你不一定敢去。她说哪儿我不敢去？我说咱们上白求恩烈士陵园吧。她说怎么走哇？你这么多保镖的；又说去哪儿干嘛？朝拜去？我说你怎么这样说烈士哪。当时尽管我认为她这个人对我特别好，这个思想跟我还是两路。转天我们去了。她什么也不怕。我们好上了。唉呀，我永远忘不了就是呵。这女同学真机灵，在批判会上批我，她总是抢第一个发言。她说的比左派们还过份，一过份，到头了，就批不上劲了。再有，她一见人家把我逼得够呛，就拿话岔开说，你再说说刚才那个问题。这家伙特别爱用这手作战。
她说你想好了呀，打今儿以后你可跟我这个国民党的闺女挂上啦。我说我不在乎。都到了这个分儿上了，我还在乎什么？反正共产党也不要我啦。说老实话，要按形像来说，她不可能喜欢我。我也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就是。不过到后来，我和她也不过是能同患难不能同安乐就是啊。我感觉到用现在的观点分析，她当时好像追求那么一种传奇式的感情，可能是，这认识对不对，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嗯。但当时如果没有她，不知心里多么空虚。我被她的勇气打动了，自己更能豁出去了就是。完啦，我想，已经都这样啦，还有什么呢？再加上这里还有这么大一个吸引力毕竟是个感情吧。有了她，我就不是一个人了，成两个人了。再批判我也不在乎，好像从事一个特别伟大的事似的。一天我们坐在白求恩墓后的松林里，我说真想不到哇，你对我这么好哇。她说，瞎，我算什么呀，你别把我看得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女的比你们男的要刚强多啦，这算个什么事呀，我背了国民党闺女背了多少年啦。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不过我毕竟也是老高三毕业生啦，一些外国文学的书也看过，小资情调哇也有，我觉得这是自己一生中真正萌动感情的一次。那时我想的特别天真，觉得当然她这一辈子就跟我啦，就不会有什么变化啦，在那一段斗争起来就更有劲啦，觉得自己不是孤立的啦，这是跟她这一段。这就是我“文革”初期这一段，在受压制这一段哪，还伴着这么一个小小的罗曼史啊，这大概就是一个初恋吧。当时我记得看了苏联的一本小说叫做《多雪的冬天》，里边好像有句话，好像是说人的初恋永远不会忘记的，即便以后二次三次啊，这第一次每次提起来的时候还是……还是怎么样呢？就是。
这一段日子过去，我就被送到农场去了。跟我一块劳动的，有老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国民党的什么人，司徒雷登的马弁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时北京已经开始斗老师了，我们那里的运动比北京运动慢半拍。八月份地里的花生老高了，白薯的叶子都是挺茂盛的。唉呀，那时候我心里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跟老右派们接近了。有下天晚上，我就偷偷地上一个老右派住的地方去，这人就是我前边说的图书馆里那个。他住在猪圈旁边一个屋里。我一进去，他正读英文版的《毛选》啦。我也不知为什么找他。说老实话，我这人也怪事，就是对他们这些人始终恨不起来。他说你到这来干什么？他还挺紧张哇。我说我看看您来啊！他说不要到这边来呀，我是右派分子你知道吗？我说您是右派我才想来，右派不能接近吗！右派也是人哪！我说您读什么哪？我主动跟他说了我的简单情况，他先拿眼看着我，一句话都不说，什么也不说，等我走了他还是什么也不说。第二天再去，还那样，什么都不说。第三次我到他那去啦，这是我一生不能忘记的。我说，我已经第三次到您这来啦，我就想问您一句……他马上说，我有罪，我有罪。我说我不想听您这个，我就想知道，怎么才能不犯错误？他看了我半天才告诉了我。他说你不是爱看书吗，你记着啊，今后要想不犯错误，凡是你特别爱看的那本书，那本书准有问题。我听这句话像禅语似的是吧，根本我就不明白呀。他说，咱们脑子里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太多啊，所以只要你爱看的那本书，只要你特别欣赏的那些地方，你批判准没错。到后来我一直拿这话来衡量，特别是写批判稿子，一写准成功。
八月十日，农场里突然间哪，要听重要广播。那阵就是凭着社论办事啊，后来就是凭着语录办事吧。这天是《十六条》下来了，这个社论有几条真说到我的心眼里去啦。我现在连播音员的声音都记得特别清楚。我觉得“文革”时期播音员的声音特别高亢激扬，跟现在不是一个味儿啦就是。其中有这么两段话，就是说啊在这场斗争当中，革命小将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他们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谨防有人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还要严防什么政治扒手这些话。而且真正提出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老实话，真是字字句句说到心坎里啦就是，一下子跟毛主席的感情那真是深得了不得啦就是。那天听完广播的晚上，我们就起义了。我自己一个人从农场走到市里，是三十多里，再到我们学校是十里地，四十里地呀当天晚上我就跑回学校去啦。那四十里地非常荒凉的，好家伙我记得走那滹沱河岸边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可越走越高兴。到学校，立刻就跟别的系同学串联起来啦。我也不知道怎么认识一个政教系学生，他也是跟我这个类型一样，也是不断地给系里提意见，挨整。那阵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啦，就是“相逢何必曾相识”啊。我说，你看透了没有，反吧！当时对中央文件领会的特别深刻呀，就在那天晚上，我们跟机械系的几个同学就成立了一个组织，四张大字报纸贴在一起写一个宇，从四楼往下下呀，就是“舍得一身剐，坚决把黑帮拉下马”。当晚我还写了一张大字报，叫《控诉系主任对我的迫害》。这个大字报说老实话，其实没有什么内容，都是事实：几月几日干什么，几月几日干什么，怎么整我啊。唉呀，这张大字报贴在楼上并不显眼的地方，可一贴出来，全系都炸了就是。我们这一拨就是公布《十六条》那天晚上闹起来的。那时发表重要新闻大多是晚上，不是早晨。不是有个“新闻联播节目”吗，消息比早晨的还早，晚上八点，全国都听。
第二天白天，我们系里就翻了天了，系里毕竟还有暗地支持我的，唉呀，这一下子都找我来啦。咱那时候，说老实话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那种策略，马上你还不把他们团结起来啊？当时就觉得自己早就是正确的，说你们现在又来这套啦！我自己就认为，只有那女同学是唯一的战友，跟她的关系也公开了就是。贴出大字报是早晨五点。写完了之后把我累的呀，就在写大字报这个乒乓球案子铺上纸，摊开身子在上边躺着，那简直是一种解放的感觉。褂子上到处都是墨汁和浆糊，乱七八糟的。她来了一下就把我的头给抱住啦就是，不像原来男的女的顾及怕给别人瞧见。根本就没有那个啦。唉呀，她说可把我揪心死啦。那阵那种狂乐的心情啊，不光是一种政治上的解放，好像觉得我是真正革命哇，而且比你们都革命的早，连自己过去的害怕都忘了。全系形势一下子扭转了，声援的大字报就像雪片似的盖来了。很奇怪啊，原来那些左派反过来也支持我啦。我呢最死恨的就那个学生会主席，团支部书记两个人。我这个人有时候也是非常骄横的呀。我说鹿死谁手，现在大概能见分晓了吧！我强烈要求系里马上开对证会，我们当时没有想到把系里领导揪出来。说老实话，我这人是人情味比较足的，报仇就完了呗。当时一看系主任也聋拉脑瓜子啦，就有点费厄泼赖了就是。没想到对证会这自发的会议一开，不用任何召集，不用喇叭喊好几遍，全校就都去了吧。开会在礼堂，大会也没什么程序，由谁组织呢，这阵造反者还是不懂什么呢，还由团支部书记组织。你说这思想禁锢得多有意思啦。到这时候还不敢踢开他哪，好像觉得只有他的领导才顺理成章。在会上我讲了事实经过。再说一句，开始摆桌子的时候都不敢摆台上，我觉得那个台上不是我们应该上去的，结果就摆台下。用麦克风，这麦克风呢，还是基建系的同学给扯出来的线临时安的。我在上面讲了，坐了那么多人，一上去自己也害怕。那天也真热，这天是八月十二日。
我把整个过程讲了，越讲越委屈呀，那真是声泪俱下啦。因为这一下子勾起自己多少心思来呀，连妈妈的事，连这个事，连那个事，这一讲确实有很强的效果，那不是人造出来的效果。大家感到气忿啦。而且这个《十六条》一公布哪，大家的胆子也都鼓起来，口号声就响起来了。喊着“坚决抗议系主任同志对革命小将的迫害！”开始还叫“同志”，喊着喊着，“同志”两个字就没了。这也有一个过程吧，不是一下子就把干部弄倒了。对立面一看，好家伙他们一看不行啦，半截给制造故障，把喇叭线掐了。坏事就成好事啦。好家伙那个时候正处在革命高潮的时候，巴黎公社刚刚起来，你竟敢制造故障？这时根本用不着我上手，机电系的小伙子就上去啦；中文系说老实话，还没有那么粗野。一会儿玻璃哗啦就下来啦，群众运动往往都是酿成的，不是预谋的就是。这天晚上全校革命达到高潮，立刻宣布说，革命造反团占领广播室；跟着我们发布了第二道通令，限院党委书记，院领导立刻都到会场来。现在想起来都不知道胆子哪来的。以前哪，根本不敢招呼他名字是吧。叫他们来，他们老奸巨猾，不敢来呀，来了弄不好让学生打一顿。实际学生还没那个胆量。说老实话，这还只是跪着造反。
他们来了一表态，支持学生就完啦，我们还没有批斗什么的。不来，不来结果这个会就开不下去啦，整个这帮人就拥进院党委办公室。从来没进去过，那一层楼是办公区呀，从来都没敢进去过。这一次呀，真有点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那个劲头，一下就冲进领导办公室里去啦，根本也没见过这么豪华的场面。现在看沙发再普通不过，那阵沙发却代表高贵的象征。进去之后，一看都有点胆怯了。那个院党委书记是个挺瘦挺瘦的老头子，问同学们干什么呀，我们走在前边的都想往后退了，可是后边的倒有点勇敢。后来在两条路线斗争检查的时候，说我这人还不是一个彻底的造反者，因为对他们恨不起来。他还是党嘛，对不对呀。可是他说，你们的情况我不了解。这下可激起火来啦。我说你们不是不了解情况吗，马上都到会场去。他们一走之后那个屋子就归我们啦，都上了沙发。咱也坐坐这个。就是这个情况，小姐的牙床也要滚一滚哪，就是那种感情。那屋就成了“文化革命委员会”临时呆的地方啦。我总觉得这事就完了。对“文化大革命”真还不懂。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或者说无风树也摇哇。我们这个学校是一个新建学校，老师们来的时候就分三派势力：进修学校的、工业学校的、师范大学的，还有各地的志愿兵，各地来的领导，来一个领导带来一拨人，我们一闹好像扔了个炸药包，他们互相干上了。他们互相知底细，愈闹愈大，愈升级。这时候，到了“八·一八”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全校的斗争就开始高潮了。这个时候我们更是左派啦。不能不革命呀！就开始批斗党委书记。实际上我现在认识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文革”是怎么回事呢，学生的这个革命跟这个老师宗派的派性斗争，搅在一块啦就是，而我们呢，就成了人家利用的工具。可又身不由己，整个时代往前发展也许只能那样做了。
你上了台你就下不来了。可是这时我有点腻了。因为学校斗争一到高潮之后，开始有打的啦，打的厉害呀。我从来在“文革”没打过人，我对你这么讲当然也没用是吧。我就这样说，你就这样听吧。那阵就越是保守的人起来造反越是打的厉害，这就是“文革”当中的现象。这样说，我也不知你爱听不？这是说原来你没造反，保当权派的，现在起来造反，打的反而最厉害。他们只有用这个来表现他们最革命。本来他们就是“左”的根子，本来他保你，等后来一看大势已去，不行啦，批斗你比我还凶还左。这是“文化大革命”我见到的一个现象。就拿斗系主任说吧，我总觉得他就迫害我那一段啦。但我知道他是三八式的老革命，是华北联大那阵出来的人。再有他学问特别好，对鲁迅的杂文很有研究。我在业务上崇拜他。我这人也怪事啦，一看见能耐人哪真是不管别的怎么样，也崇拜人家。再说他又跟我道过歉，恨不起来了。打人这叫什么呢。我记得那次斗系主任，“啪”一下弄个大纸篓扣上了。纸篓糊帽子好糊哇，就着那个纸篓的空间，一糊纸就成啦。
说老实话这时我再批判系主任已经没嘛新鲜东西啦，没什么新词啦就是。可不能不批呀，只能在原来的材料的基础上上纲。你再老说那段，人家也不高兴听啦是吧。批得连我自己也底虚，没底气也得批。所以我发现这革命也会促成人品质上发生变化。当时，系主任高血压，五十多岁的人啦，他们一边斗，一边叫他站在椅子上转。你可怜他是不行的，当时我发完言之后就走了。说老实话，我总是下不去手，你下不去手还得装得特别狠，因为那阵谁越凶狠无产阶级感情越鲜明；要不为什么斗的特别厉害呢。有一个女的，别提她名字啦，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上去拿手指一戳就戮到系主任的脑门上，那女同学的指盖子多尖啊是吧，一戳一块肉就下来啦。我实在压抑不住啦，人的感情啊！我跟你说这些不是美化自己，美化也没用，我还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完事我到系主任屋里头，他正在那哭。我进屋呢，还得保持那无产阶级革命作风啊，我先说有嘛问题自己好好交待。实际感情很复杂，是吧。我又说对你的事当然都得实事求是，如果谁要不实事求是，我们也不答应。这都是好话没好话说。他说，你们要真批我，我口服心服哇，现在这样下去我可真受不了。我这一听心都发酸。我想想，就说你把语录拿出来，啊，记住语录多少页多少条，我们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是吧，有了这两条革命原理什么都好办了是吧。实际只能拿这个当安慰话了，别的都没说，因为不能说。他当然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等我毕业的时候，系主任解放了，专门约我到饭馆吃顿饭哪。哪有系主任请学生吃饭的呀。这是插进来后来的一段事。
到“八·三一”的时候，我们的人都开始串联了。大概现在我也不后悔，这一生串联是最美好的时候。我们先到北京，长征到延安，又去武汉、长沙，一直到新疆南边的阿克苏。从北京到延安是走着去的。总共走了二十多天吧，连玩带走哇，也不感到累，挺有劲的；出了娘子关往西走的时候，风景特别好，一天最多能走八十里地哪，有时走五十里地。首先到北京，到北京那个时候正赶上吃饭不要钱，那全是陶铸同志做的好事啊。嘿，我记得大桶里是猪肉熬土豆，米饭随便盛。睡觉不太好，教室里头铺一层草，但那阵谁也不骂街，因为那就是革命。那次见到了毛主席。好家伙后来就通知我是河北省五个观礼的之一。就是坐在观礼台上，在天安门下边。实际呢我在那还不如在长安街上。那次毛主席呢在下边走，不是在天安门上边。每次毛主席见红卫兵的方式不一样，先是在天安门上，后来步行过金水桥，再后来毛主席坐车，大伙都坐好了，毛主席从人群里穿，他为的让大伙看主席的形像吧。我到北京，一个是听说北京啊作家协会闹的特别热闹，一个就是看毛主席呀，也想见林副主席、江青同志——那时就这么称呼。我看毛主席一共是三次。第一次就是做观礼代表这一次，激动的不得了啊！从清华那出发，在出发之前说老实话，那阵啊都等一夜一夜的。真的呀，也不知是怎么回事，那阵啊人们的自觉性特别高，什么流氓小偷的也特别少，搞什么活动太方便啦。可能那种非正常的恐怖把这个流氓也给震住啦。群众专政确实厉害呀，你好歹会念段毛主席语录就管用。整个中国就像打篮球的人盯人，你这边打个哈欠那边都听得见。我总觉得比现在好管呢就是。那天黑夜三点喊起来，在清华大院里头，多快就集合了呀。喇叭喊着河北省站哪边，湖南省站哪边，内蒙古站哪边，那就一个省一个省的呀，人们都机机楞楞地黑夜呀从草里爬起来，热天呼哧哧地也不注意什么形像啦。当时的衣裳是谁要能找个军便服那就了不得啦，尤其是那老式的，肩上带眼的，革命时代的衣裳嘛。那夜我们徒步走哇，从清华好家伙一直定到天安门。我记得走到新华门就等着呢，一排一排，从夜里三点一直等到下午三点，也不饿的，是吧。后来有大筐送面包的，上面贴着“向各地红卫兵小将致敬”啦，我拿了一个，样子特别有意思，特别长，特别细，能直接插到兜里头，一会儿掰一口一会儿掰一口的，等着毛主席。就这样等啊等到三点。我怎么说那时人们心里都特别纯洁呢，在观礼台上，我旁边有个江苏省的小姑娘，挨着我特别近，我们就说话，说这个、说那个。我爱跟南方人说话，因为这个南方人的普通话别具风味，有种吴腔软语那个特点。后来毛主席就出来啦。要说真纳闷啊，毛主席刚一出来的时候没声音，震住啦呀，你说天安门多大地方啊，上百万人，大概有这么几秒钟，—点声音没有。毛主席刚一过金水桥，有人第一声一喊，整个声音就起来啦，乱哄哄的也没有什么规律啦，就是啊。周围的人全哭啦，我也哭啦，全哭啦就是啊。
这时我旁边的小姑娘个子矮，她看不见哪，观礼台乱挤一气，我有力量挤，看毛主席看得特别清楚，毛主席的身体确实非常好哇，毛主席那面皮呀，就跟这桌子色似的，黑红黑红的发亮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领袖哇在身材上真是无与伦比。后来就等着林彪，紧跟着后头。我们心里也都哭哇，心想，林副主席怎么这么瘦呢，那时就是那样想啊。我记得后来回去跟我妈妈也这样说，说林副主席这么瘦将来怕熬不过毛主席呀，就这样说，怕接班人先完了，那怎么办哪。我身边那小姑娘看不见毛主席她急了。我说怎么办呢。她说你抱起我来吧。一个小姑娘跟我岁数差不多呀是吧，我没办法，就把她抱起来啦。她叫着：我看见啦！看见啦！高兴得乱扑腾，语录本也掉下去啦，那阵就没想到男女的事，根本就没有这意识。唉呀，后来喊得嗓子都哑啦。毛主席转了一圈，那喊声一直没停就是。那次大概有这么十好几分钟吧，看得最过瘾的那次。这是我第一次看毛主席；后来“九·一五”；还有一次是十月份吧，记不清了。
见到江青咱就说老实话啊，对江青讲的内容很高兴，对江青那调儿简直太不理解啦。后来说相声的模仿江青那调儿哇就是那味啊。这次回去就更增强了这个造反的野心啦，更觉得自己正确啦。原来不敢做的事，这回也敢做啦，这是一个。但大串联又使我思想复杂了。在北京时，我到作家协会去啦。我到作家协会一看，竟有茅盾的大字报。我说茅盾怎么也不行了呢？全都不行啦？还有贴杜鹏程（小说《保卫延安》的作者——编者）的大字报，说他们在北戴河抢鸡子吃；说茅盾家里也不知养了多少人侍候他，他像个吸血鬼似的，有多少小护士侍候他就这类事吧。在我心目当中好些神圣的东西，就全像毁啦。尤其在作家协会的后院看一帮人斗田汉。我是最崇拜田汉的，田汉的剧我最爱看的就是。唉呀，斗田汉斗得太厉害啦。田汉跟现在那少林寺那个护寺的大和尚差不多，挂着大牌子，上边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旁边一个是民间文学研究会的贾芝，还有一个就是阿甲。这田汉哪，对头下弯。那阵北京斗人的水平真高哇，对头弯就是人跪着，背弯下来，脑袋贴在大腿上。哎！再一看哪，田汉脑袋上啊三条血筋，他光脑袋，可能是刚剃的，当然原来头发也不多。反正批判他的人呢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不是红卫兵，都是干部似的。所谓罪状大多是闲事。“文革”批人，都是把正事和闲事相结台。中国人哪越是闲事大家越感兴趣，越能搞臭一个人。光批判他怎么搞修正主义，鼓吹反革命分子，老百姓听了上不了劲，实际上是先把你名声搞臭了，政治上也就不打自倒，好办了。
那时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上车之后哇连厕所里都是人，有的躺在那个行李架上，人在车上不敢下去。我先插一句，后来上武汉的时候，我旁边坐着一个湖南的小女孩，三天没敢动地方。我说你怎么不下去买点吃的？一下去就没座啦。尤其车门一开，唿啦就进来一大群。那时人们说老实话，比得上铁道游击队的水平。最高水平的就是在坐椅靠背上把铺盖卷打开放好，人躺上去，还睡觉，你能想象吗？可那时真高兴。
从山西到陕西一路上看见人民啊，穷啊，心情就不一样了。路过一个村子，一个孩子看上我胸前的纪念章，上山采了一天草药，拿药跟我换。唉呀我这泪一下子就下来啦。我说人民对毛主席感情多深哪就是啊，我根本不要那药材，干嘛用呀，我赶紧把那纪念章，还有我们那一块来的同学的各种奇形怪状的，都给他啦，他就如获至宝。他妈妈说了一句话：“别瞎玩，好好供着。”那村里呀，凡是贴毛主席像的地方呀，都是原来灶王爷的地方。为的是更加崇敬啊。是啊，这不是把毛主席神化了吗？代替灶王爷啦就是啊。这实际上已经成了悲剧是吧。到延安的时候就更加失望。一看延安这家伙大土堆一样啊，根本就不好看哪就是。什么宝塔山呀，乱七八糟的，而且陕北人哪，跟想象的也不一样。就说白羊肚手巾吧，脏极啦，都跟抹布差不多。人民根本不那么高兴，低眉顺眼，不像舞台上戴着红兜兜跳舞那样，对我们串联的学生也没啥感情。我们住的都是红卫兵接待站。也许人太多啦，什么也没看，就看了毛主席跟江青三口人的合照。回来的时候，思想反复就更大啦。我说这是什么革命啊，人民太穷啦就是啊，真穷啊。就我刚才说拿药材换像章的那村人，好几家的姑娘穿的那裤子，补都补不上来呀，把中国人弄成嘛样啦。我心里非常压抑呀。延安不是革命熔炉吗？共产党发迹的地方啊，它怎么还是这样啊？
十一月份，大家都串联回来了。大家也都有了经验了。各派组织加强了，跟着争着斗黑帮。这就是六六年冬天，学校的斗争已经跟社会上的斗争联系起来。社会上又因对驻军问题产生两派。我那个组织为了替一个挨打的工人造反组织说了话，莫名其妙成了拥军派啦。对解放军我是有感情的，支持驻军理所当然。当时我们叫“拥军兵团”，七军团二八班。当夜间巡逻的时候哇，每个人都是一个柳条帽。对立面贴解放军大字报，我们干嘛呢，每天夜里出去，多冷的天推着个小车，上面扔一桶糨子，偷偷摸摸地到大街上拿手电照。凡是攻击驻军的大字报，看着没人，马上就糊上，然后再写上“坚决拥护解放军，谁要毁我长城就砸烂谁的狗头！”你说那阵多认真哪。我就觉得怎么反也不能反解放军呀。解放军解放了中国，军队在我心目当中最神圣。我们好多战斗支团哪，都是毛主席的诗词命名的，“反到底战斗团”，“丛中笑战斗团”，“卷巨浪战斗团”，我那战斗团就叫“冷眼向洋战斗团”。毛主席不有一句“冷眼向洋看世界”吗。这时社会上有个“狂人造反团”哪，他们组织性纪律性特别强，袖章上“狂人”这两宇呀不是一般写法，写的“人”字就像风刮的那样子。“狂人造反团”善于抬死人上街游行啊。死人都是两派武斗打死的。他们就进攻军事管制委员会啦。我们这个兵团好家伙接到通知行动好快，从桥西跑到桥东啊，只用了二十分钟，从近道跑，然后就整个二十几排学生啊，把军事管制委员会保护住啦。
我先插几句别的。当时我一直是干动态的，负责跟全国各地联系的。所有材料都从我手上过，所有传单都经过我过目，有时还拿大喇叭上街辩论啊。大喇叭放车上边，十好几个喇叭捆在一起，扩大机搁车里。还有一个备用喇叭，随时准备被砸。我们那时训练的广播员哪，现在电台都不可多得。我那个相好的女同学，声音极好，连讲那么四、五个小时也不累。讲话也没稿，拿嘴说出来也特别合乎逻辑呀。我们兵团还培养那么一个人，专背语录的。马、思、列和毛主席语录他都会背。辩论时需要语录，只要说，快，来点，他肯定给你来一条语录，还特别合适。他是学物理的，脑子好。他不光是背，光能背语录那不算嘛——语录那阵我也能背下来，“老三篇”都倒背如流哇，毛主席四卷的第三卷，我还都背得下来啦。那阵没书就看那个是吧——比方对方攻击我们，我需要条语录，说他们搞阴谋。他马上就给写出条来，说当时在第二国际斗争的时候，列宁在驳斥考茨基的时候曾经说过，在政治斗争中最卑鄙无耻的事无异于把自己的话强加在对方的头上。那些犄角旮旯的话他都背得下来，我们就管他叫“马列主义弹药库”。
再说那次保卫军管会，我们挨揍啦。狂派人太多。我从在休战的时候，一人背一个大背包跑到战场中间捡“子弹”。我看我也不是武斗的材料，眼也不行，就专搞动态了。搞动态挺带劲，主要通过潜伏在对立面组织中我们的人，搞消息。这些人大多是收买来的。不用钱收买，当时也没钱呀，靠挑拨。说你是个老造反，现在勤务组都没你。领导班子叫勤务组哇，一把手叫勤务员，这是巴黎公社的叫法。这样就慢慢地拉过来不少人。还打到对方组织里去。派人带假情报过去，参加他们组织，很重要哇。这是我们的地下动态员。对立面组织内部有个四个人组成的“契卡”，经常开展肃反，有时肃出来也真揍哇那家伙。我们也搞肃反。我为什么对武斗腻歪了呢，记得我们逮了一个女的，是化学系的一个姑娘。戴眼镜，身体特别弱。她是单为探听消息来的，被带进学校一小屋里去啦。我们这边一个女将，长得特别魁伟，是邯郸人，狠打她。化学系那女的呀真叫英勇啊，大皮带这么宽，刷就抽下去啦。这姑娘别提多坚决，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大皮带真狠哪，一溜一溜抽呀，一下子一道红，胳膊上，脸上，打完，这姑娘头发一甩说，我再说一遍，打死我我也是这观点。说老实话我现在认为，那时红卫兵百分之九十以上真是当革命搞的。师大死的一个女同学，她跟我说过，“我觉得我就像保卫巴黎公社的战士似的。”那是一次武斗，两边拿小口径对打，人都往后退，这女同学自己硬顶上去。一个流弹打在头上啦。你说她要有私心杂念能那样干吗？想起“文革”，说老实话吧我不后悔，我可以忏悔，但我不后悔。因为当时我们不是怀着卑鄙的目的参加的。当时正经八板当革命来对待的，你说我们受了那么多罪。那阵第一次参加武斗的时候，黑夜都不敢睡觉，每天鞋都不敢脱呀。外边一声哨，骨碌就起来。没黑夜，没白天，不能退缩，退缩耻辱。也有逍遥的呀，那时逍遥的简直像狗屎堆一样。现在有些人把罪责完全推在红卫兵身上啦，我就觉得特别不公平。一个路线错啦，就像并岗山第五次反围剿，对那些红军战士怎样评价呢，能说他们死的狗屁不如吗？对不对呀？一场战争指挥错啦，战士死了就不算烈士？
到了六月份武斗就更升级啦，动枪啦。那天晚上被布置了，说坏人都武装起来啦，我们不武装起来不行。江青曾说啦，文攻武卫，没有枪不行。就决定到解放军那去抢枪。实际那是解放军让枪的。到军工厂啊，大门敞着，没人管，哪里是抢？纯粹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武器库也开着。管库的人说你干嘛啊，你干嘛啊，一边说一边往里领，还拿手电给你照着，这边来，这边来，原来全是军队布置好的。抢了枪，也不能打，试打结果连一环也没打上，这枪呢后来没使上。我总觉得整个“文革”的过程，是毛主席领导“文革”，后来他领导不了这个过程。人们开始投身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都是由衷地参加革命，以一种虔诚的水晶般的心，跟着领袖去干，去进行一场反修防修的斗争，可是随着“一月革命”风暴，“文化大革命”日益深入的时候，这场革命就不纯洁了就是。已经明白了革命就是这么回事，于是开始有些人有意识地能动地利用这个革命，所以这就决定了这场革命越来越肮脏。这是因为夺权以后涉及到个人利益。党内派系斗争日益明朗化了。有些政治扒手、政治掮客，就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东西塞进这场革命，所以决定这革命就不好办了。如果说“文革”初期的时候还可以说是一场圣战，那么后来完全是一场权力战了。一场权力的再分配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我们学校是全省最早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不久省市革命委员会也成立了。成立革命委员会，都是我起草致敬电。当时叫“三结合”，一个工人，一个解放军，一个红卫兵。革委会是权力再分配，开始争权夺利了。红卫兵的命运越来越不如。红卫兵是第一梯队，解放军是第二梯队，工人第三梯队，所以越到后来红卫兵越不值钱。到工人宣传队进校时，红卫兵简直就是臭下三烂了。解放军进校还好，表态支持我们，那是我们的大恩人，所以对他们顶礼膜拜。但是后来使我们非常懊悔，这就是一九六八年初。那阵儿不许提“业务”两个字，我们觉得“文化大革命”已经差不离了，该念书啦，要求复课闹革命。解放军对我们讲是啊，复什么课啊，只能复毛泽东思想之课，复马列主义大批判之课；业务课的词都不应该用。业务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后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对业务问题讲的非常左。当时我也仗着自个儿老造反，纠合了两个老造反派，加我一共三个人，写了篇大字报，直接贴报社门口去啦，大题目就叫，《三月二日社论有问题》。我那旁边不是有一个马列主义弹药库吗？由他提供语录。一天之内就出现了无数大字报围攻我的大字报。又来了好几汽车人堵在学校门口，要和我辩论啊。驻军专门约我谈，说造反派要立新功，老造反就犯错误，现在正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毛主席那套话又上来了。校革委会就把我抛出来啦，意思说你跟人辩论去吧！亏得这时候我们还有几个确实从白色恐怖杀出来的，保护着我。我从那以后就退出一切组织，跟学校的关系特别拧。参加一个创作组写话剧，题目叫《春到长城》，大意就是走资派厂长怎么迫害工人，后来“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他，工厂就行啦。那时的小说、戏剧都这么个意思。
学校里肃静不下来，又抓起“三反分子”。尤其是反毛主席的。一个同学没事的时候在窗台上写字，“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下边“毛泽东思想”没写，有人招呼他，他走了。后来，不知谁擦了没擦乾净。过两天不知谁又在后面与了“当代最大的修正主义”，结果话就连上了。有个女同学见了大惊小怪地叫：唉呀，你们看，这是反标！那时候人人战战兢兢呀，已经动用专政机关啦。结果当天下午就把我们那个同学揪出来啦，反革命啊！我跟他在一屋睡了两年多，怎么反革命哪？全系一个一个开着批判会，那驻军呢在上面喊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已经深入到我们班里来，搞阶级斗争就是要六亲不认，马列主义的实质就不能有任何私情。他胡解释。我接受不了，可是不敢言声呀，言声要揪出去怎么办？结果好多同学起来说：我揭发！我揭发！我纳闷儿你们都揭发什么呀就是。啊，六八年那阵，我觉得是开始革我们红卫兵的命了。结果那同学判刑十年，到处游斗啊，这是一个同学。还有一个同学也揪出来了，为嘛呢？他写大字报，写完涮笔水啊那么一甩，甩在毛主席像脸上一溜儿，吓坏啦。他赶紧叠巴叠巴，也不敢烧，压在自个褥子底下了。过些日子他给忘了。后来学校闹臭虫，挨屋打药时发现，当场就揪出来了。驻军真狠呀，往公安局一送，马上进监狱，马上就判，快极了，也是十年。那真的太厉害了就是。比白色恐怖还厉害！对这“文化大革命”，由于这么没有良心的胡批乱斗，出自于个人私心的胡打乱凿，再加上白色恐怖，我真腻了。腻了这里边可能含着有更高的觉悟吧！再说岁数也大了，面临毕业了，差不多大家都有一种厌战的情绪。那个和我要好的女同学忽然和我吹了。大概怕我这人容易出事。忽然一个烈士子女，五大三粗的，找到我，说，我挺崇拜你。那时女子说话都跟男的一样。好像女的要有女子样儿就修了。说话都是“你奶奶的”，才有劲呐。袖子卷起来非得卷到胳膊肘以上，这是那时候的审美观点啊。那阵儿想起来也是够飒爽英姿的。看来我这件事也染上了“文革”色彩。我们非常密切的时候，已经到了“文革”后期，岁数也是二十四五了。人们没事干，这种事就很自然地发生起来了。可是临毕业的时候，我跟她又活活地让工宣队给拆散了。
到了一九六九年，工宣队进校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了。工人阶级再一伸进脚来真坏事呀。说老实话呀，驻军凶还讲点政策；那工人宣传队进校实在是毛主席最失策的地方了。工宣队什么东西呢，天不怕，地不怕，觉得自己是老大。这时红卫兵已经是老三位了，到后来就是老九了。我记得工宣队一进校就说，我们工人阶级是占领学校的，是毛主席派来的。一人手里还托着一个芒果，是拿塑料做的。讲话时说，我们工人阶级就是大老粗，“唰”地这个扣子开了，一条腿蹬在讲台上。这阵儿说起来难以置信就是。当然这里边有个别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而这种老工人正成了他们工人阶级占领学校的筹码。有个老工人来忆苦，那是真苦，伸出手来没几个指头。忆苦为了嘛呢？还得进一步斗知识分子。全被利用了。工宣队一来，马上与驻军闹矛盾。而且工宣队一进来，准有一拨人哭诉去，我们怎么受压，这个那个，工宣队就有事干了。有个工宣队头头，出个主意，把我们拉出去，到农村改造思想。解放军的军训队、军宣队和工宣队跟着。唉呀，那时真是活活要把人给折腾死。一声哨儿，一二三，“唰”地下稻田。好多女同学都在例假期啊，都不敢言声，腿肿得一按一个坑儿。每天早晨累得都起不来，大家还得站在毛主席像跟前说，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我想干什么，我想遵照您哪条思想怎么干；后晌儿回来，临睡之前，累得根本直不起腿来，又得对着毛主席像说，毛主席我今天又犯嘛错了。早请示，晚汇报啊。工宣队说要搞“红海洋——毛泽东思想一片红”，全学校能刷的地方一律刷红油漆，大家什么也不干，天天不是刷漆就是刻葵花。黑夜没事总备战。你刚睡熟觉，就喊起来急行军。不开灯，摸着黑打背包，一跑就是三十几里地。我真火，第二天没起，我说这不是折腾死人了吗，是不是？你们看不见女同学她们怎么受？我仗义直言地说了。我说我不干了，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吧！我这一讲，军宣队那连长还通情达理；工宣队就急了，“啪”地一下把手里的个镰刀柄撅折了，说，你太猖狂了，我看你比修正主义还修正主义。我说你呀，甭来这套，告诉你，我爸爸当工人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那连长吓唬我，把我拉到一边儿，对我说明天上午写检查，一定写，我保你没事；我说不写，他说你混蛋，一下子这拳头就打我肩上。咱明白他这是为我，要不是他，那次非把我揪出来不可。那次要揪出来就环了，罪名小不了：反工人阶级啊！我们这红卫兵多窝囊！
一九七○年春天临分配时，学校里突然间没头没脑地传来这么一件事，说我爸爸是特务。这一下工宣队就直接渗入，找我那个烈士子女的女朋友，不下十几次谈话……这是我的隐私啦，当时在一个老师家，她跟我整整哭了两个小时，我也不能往深处问。据别人悄悄告诉我，她和一个工宣队好上了。唉，我的一切一切啊，都涂上了“文革”色彩。他们多强大啊，又是工，又是军。那工宣队说，这人不可靠，他爸爸是特务。你有理受屈也没法争。分配的时候哪，工宣队定了一个原则，叫做“远分对，近分赘，不远不近分光棍。”这就是谁有恋爱关系就照顾你俩，远处干革命去；近分赘，累赘，有残有疾的；不远不近分光棍。他们就把我搁到不远不近分光棍这一类了。那天晚上念分配名单那阵，简直跟宣判一样。张三哪个村，李四哪个县，决定你的命运呀就是。那阵儿毛主席不是有条指示吗，统统分下去。临走的头天晚上，那女朋友又跟我谈了多半夜。我这个人说老实话呢，总觉得素质还比较好，历经这么多事从来没因为什么神经错乱，为什么事死了活了的。我说，咱是合则聚，不合则散。我说今后你去跟你的工宣队吧，我回去耪地去，扭头就走，眼泪总是掉了。我拽着几个纸箱子，穷学生没有什么别的财产呀，都是书啊！我们老师送了送我，我还说我要到贫下中农那里接受再教育，好好干活好好表现，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回来再来见你们。总是那么个劲儿。如果说前边这几年是被动过来的，后几年遇见的事呀，真是更不可思议了。
我们一下来就分配在县里。真虔诚啊，我自己打天津过，把书都搁家里了，把自己好一点的衣服都放下了，专门买了一双凉鞋穿上，以示和贫下中农没有区别。还叫我妈专门拿白布做了一个钉绊子的褂子，那是真坚决呀。一到县里，七十个大学生，交大的，科技大学的，北大的，清华的，复旦的。说老实话都是人才呀，那里不光有我们七0届的，还有六七届、六八届、六九届的，有的真棒呀。县里没留一个。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讲话说，同志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要到东边的大洼去。那是真穷呀，房子都盖在河坡子上。一到那里，我们非常虔诚地找到了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主任就说了，大家在这儿都要好好表现，不好好表现上边追下来我可不好办，啊，要批谁一盘，我可负责不了。唉呀，这意思我们不过比四类强点儿就是。住的那屋满是乱七八糟的鱼网。晚上在炕上垫几层厚草根子，睡不了觉啊。各种各样叫不上名字的虫子往上爬，那蚊子就像轰炸机似的嗡嗡嗡嗡地叫。到了那种情况，你还想什么？还是虔诚地想，我呀应该这样改造。第二天我们几个男的，小裤衩一穿，一下跳坑里就挖河泥去了，可根本干不了！挖河那苦就别提了。反正干过这活的不止千千万。我现在反而特别感谢那一段呀，虽然说苦，我觉得只有在那段时间里，我才特别体会中国农民受着世界上最重最深的苦。他们得到的最少，而且最没有怨言。有时候我跟农民们谈心，我说你们心里觉着怎么样？他们说，瞎，又不是咱们一个人，不都这样吗！听到这话真是千万种滋味上心头呀就是。这时候县里听说我挖河比较卖劲，还听说我以前写嘛写嘛以后，教育局就调我去写。我这人生来就没有留在机关工作的命。上来以后干嘛呢，给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写讲用材料。把积极分子请上来，座谈，我再编。比方一个小伙子，烧战备砖，你就说他烧砖怎么苦，手上烧出多少燎泡，还要写他烧战备砖那时从窑里看到了五洲四海风云，看到世界革命烈火。纯粹是胡编乱造，这叫嘛玩艺儿呢？我心里这东西憋不住露出来了，教育局的头头就跟我谈，说你啊，工作还不错，但还是要下去锻炼一阵子更好。我心里当然很明白啊，我说我的铺盖卷都卷好了，又回去了。
那阵子农民知道我爱看老书，天天叫我后晌讲一段。我不敢跟他们说《济公传》呀，《薛仁贵征东》蚜，《三侠剑》呀乱七八糟的什么，就变着法把它变成现代的事，每天刚吃完饭，那个炕头啊就围满了，我一开口，有人就给弄热水，还有的打家里带来炒瓜子，实在没瓜子就弄点儿棒子花子炒炒。有的时候讲到半截停场啦，他们就拿一块纸呀给我卷一颗烟。农民非常纯朴，卷完后给你舔好了。他不懂传染病之类的事啊，到那时你就根本不用犹豫，拿过喇叭筒子来就抽。人到那时候，不会有多大上进。我也没书看呀，就马列和毛主席那几本，再有就看《人民日报》。有时候连那个犄角旮旯儿的地方都看了。要不怎么会买《朝霞》、《虹南作战史》那些没劲的书看？精神上真是很饥饿呀，农民也精神饥饿。可是我一跟农民在一块，盘腿上炕一讲，好像互相满足了。这事就有人汇报大队主任那里，主任找我说你讲啥了，我说讲两条路线斗争史啊，你也听听去呀。一天打完草大伙儿在草场上一躺下，我说主任哪您过来。这时他提过来一桶水，人们就像马喝水似的喝了一通，我呢抹抹嘴就开讲。原来，主任他也爱听。后来他就说了，再讲咱就在屋里讲，别上外边讲去啊。那天讲的全是瞎编的，我把那古人都变成现代人了。里边再插上走资派网，再插上地富什么的。说老实话呀，我给他们讲，自己也是个享受，因为我这个人精力特别旺盛，没有发泄的地方啊。
往后村里号召学哲学。你说那时候真是拿农民糟改着玩儿呀，农民知道啥哲学呀！主任学哲学回来了，召集农民传达，怔了半天就是一句话，“大伙学大寨，好好干，完了。”然后就叫我讲啥是哲学？我说我没改造好。主任说你别扯淡了，快讲讲。我就开讲哲学，可没讲两旬，那底下妇女纳着鞋底子就说，“咱不讲这个啦，接着昨后晌的讲吧！”
在村里叫农民开会可不易。大喇叭叫，打六点钟叫，到八点，一会叼着烟袋出来一个，一会又出来一个。农民不怕上纲，因为农民在最底层，你说开除他哪去？公社大队就决定每天开会给“二成”。一天十分，晚上算二分，所以开会就是挣那二成去的。坐着瞎扯淡呗。干部也是两头唬弄，他也知道上面是胡折腾，对下面呢又不敢深说，就支撑着吧！那阵没有一个村子不瞒产私分的，粮食不够吃啊。上边净是瞎指挥，一律种“反修七号”。那“反修七号”不好吃。公社叫种不种不行啊。农民也有法，外圈全种“反修七号”，里圈种本地高梁。上边检查的干部一来，大队早把酒肉准备好了。不堵他们的嘴，自己嘴里更没嘛啦！
我在这儿改造完了，临走时主任对我说，我看你还真不像个大城市的伢子是吧，你心直口快，不行啊这个，到哪恶帐的话别说，叫人硌硬的话别说，犯忌的话别说。这是这一段。
七二年我分配到一个公社的中学教书。说老实话在农民里头呀，要是弄错一步几十年也翻不过身来。因这里比较封闭。大城市一下班，大家到点蹬上自行车人就散了；彼此住在单元房子里人与人没啥联系。在农村，多少年来，都是守在一堆儿。连你祖爷爷那辈的事都知道，你祖爷爷尿炕不尿炕的事也都能考证出来。所以那阵你要有一步走不好就不好办啦。再有，长期对知识分子有个偏见，就是那些年留下的根。认为你自高自大，能言善辩，不好斗，群众关系不易弄好。这几条说老实话对我的评价也是够准确的。我在公社中学教书时赶上“修教路线回潮”。有一次班上有个女生没上课，问她，态度还特别蛮。说，昨天我吃乾饭去了。“吃乾饭”是那里的方言。谁家娶媳妇大家随几元钱份子就到人家吃饭去，叫“吃乾饭”。农村平时吃不上白米饭，吃一次也算享受吧，可我不懂。我说你为顿饭就不上课，怎么那么没羞没臊呢？没羞没臊是我老家的口头语，搁这儿就相当重了。那女生哭得没完没了。好家伙，这可坏了，当时正是闹“黄帅事件”啊，好多同学围着我批我哟，学校领导逼着我一次一次检查。我就成了“修教路线”的典型了。师道尊严啊。我这命运始终跟“文革”连着。“文革”有嘛事，都能跟我连上，学校农场有八十亩地，校革委会主任说你种地去吧。我就把铺盖卷上去农场了。种茄子、辣椒、西红柿、莴笋和菜花，倒也不错。可是到七五年我就完全消沉了。因为在私下里借了一本《红都女皇》，是个手抄本。看完之后马上还给人家，可我心里感到迷惘了。本来林彪事件一出来后，说老实话，我好几天都没睡好觉，感到好多过去那么神圣的东西，那么祟拜的东西原来都是假的，但那时对毛主席的感情还没变。那阵一看报纸就琢磨，自打林彪死了后，毛主席老的速度就特别快就是呀。这时再看江青的事，再加上社会的丑恶现象，真是迷惘呀，也就完全消沉下来。我想，自己都三十岁了，这么功不成名不就，干点什么呢？
七六年，地震时差点没给砸死。全校房子都倒了，大家都睡在一块儿。地震之后我反而莫名其妙有点解脱感。我说这叫神鬼怕恶的啊。我说反正我一无所成，到处碰壁，也入不了党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逮谁闹谁吧。结果这一下人们反倒害怕你了，横冲直撞倒嘛事没事了。可是每次闹了之后；自己思想里就特别空虚：这是干什么呢！我又觉得累得慌，特别没劲。自己背地翻《聊斋》，反正都是文言，别人都看不懂，看来看去就看出鬼、狐、神、怪，整天半人半鬼，不明白不糊涂，倒也不错。打倒了“四人帮”之后，我才第一次明白这是特别巨大的受骗！没等清醒，又到了清查。清查呀，还是两派，一派整一派。原先那一派打人凶手都没事，结果给我们来材料共有五条。又是一些捏造的假东西。清查本来是为了安定考虑的，可是一拨人又利用这个整另一拨人。这个历史欠帐将来谁再来还。而且挨整的这拨人都是我这个岁数的人，从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当时红卫兵就是初中、高中、大学这部份人呀。所以这几年哪我思想还是沉闷。有时我就想，地球那么大，天天你跟我斗，我跟你斗，有什么劲呀！不累吗？可是我这个人天生精力特别旺盛，说老实话我觉得现在还没给国家使出劲儿来呢。
从近几年开始我另找一条路。我就想了，搞语法太枯燥，搞文学创作自己又没有才华，可是我爱看小说，有文学底子，我懂语言，于是给自己定了一个五年计划，一定要在修辞上打出一个局面来，在修辞界挤进去。这几年哪，我读了很多书，发表了一些个语言方面的文章。但是写来写去呀感到苦恼，因为我底子太差就是。我特别感到我没有受过完整的高等学校教育，可是还顶着大学毕业的牌子。现在修辞学开始向立体发展，得需要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美学，需要好多知识，而且向各个边缘科学发展。孤立的静止的过去那种考据式的研究根本没有前途。有时我觉得有压力，这个压力就觉得国家养我这么大了，我总得给国家干点什么。我不想飞黄腾达，只想我自己的位置呀。说起对于“文革”中自己那一段呀，到现在为止我也不后悔。从政治上彻底否定这场“文革”，我没有任何异义。但是做为一场运动不能简单地否定，不能简单地政治划线。我觉得中央呢，我是这样理解的，说老实话，咱们中央现在也是够难的，难在哪儿呢？难在中国这封建主义基础太深厚。我在农村呆了这么多年，深感到现在在农村就是封建社会主义。你不知道上上下下的官儿们，都结成网。
我不光说我那县，哪儿都是结成网。只要你撞上网，再也择不清楚啦。你择网时，别人的枪已经过来了就是。所以我感到中央改革非常难。再说对“文革”的评价呀，中央出于拨乱反正的考虑，从政治上彻底否定，这是必要的。因为政治这个东西应该这么干，政治不能讲人情，政治斗争是没有诚实性可言的呢，这是需要。就好像一个屋里原来住的这家走了，你进来好好收拾，但怎么看怎么也像过去，必须连好的带坏的都扯去。可是我觉得不该否定的就是红卫兵。对红卫兵应该做历史的分析。我感到对红卫兵的历史分析不用我们这一代人考虑了；说老实话，对一场伟大的斗争，或者对一场错误的斗争，不是一个很近的距离就可以做出正确评价的。我对这点充满信心。就是现在，评价好“文革”也不可能。说老实话，我现在看一些电视剧和电影，还有别的文艺作品，把红卫兵描写的像国民党兵似的，这不公正。那些作家，如果他们没参加“文革”可以谅解；参加了“文革”，还要那样描写，那纯粹是不讲作家的良心。
有的电影，来了一辆刑车，一群红卫兵上去，把男的拽出来了，女的眼泪刷刷就下来了，那孩子还追两步，也不知怎么一绊倒下了，妈呀，爸呀，伴着音乐效果走去了，哪有那事？红卫兵哪有那事？红卫兵那阵也爱孩子着呢，是吧。红卫兵运动是个历史悲剧，但有人拿它跟党卫军相比，太不公平了。红卫兵是自发运动，党卫军直接受纳粹操纵，完全两码事呀！对于当红卫兵当然不能说我不感到惭愧，可我也不后悔。然而有些东西可以忏悔。到了我这个岁数，反思得特别厉害。我觉得我们这拨人哪，也可能是国家最稳定的因素。他们深知两种路线不同的苦。他们受过那种集中听党的话的教育，而且在当前这种开放局面，这拨人一般都比较稳定。他们既不像老的那一代盲目地反对，也不像年轻的一代准备全部接拿过来。毛泽东同志那阵子给我最大的是阶级感情，我到现在为止，到什么时候不致于胡作非为，不堕落，困难时也不堕落。但我也恨，恨那时教我们盲从，教我们单线思维，不会多项思维，不会逆向思维。实际上他老人家呢，还说过不少这样的话：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但是他是一个叶公好龙的人，你一旦真这样干的时候，他又不干了。我今后，我是这样想，我还可以给国家再干三十年。我只想规规矩矩地把国家给我的工作认真搞好，活得不也好受点吗？就是。
——世上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圣徒受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