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去世以后，国内外学界反响强烈。因为费老的去世有相当的象征意义。在费老同时代的师长和朋友中，他最后成了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费老是幸运的，他的前辈如吴文藻、潘光旦、吴景超和李景汉等早就去世了，他的同辈朋友如储安平、吴晗等，也过早离开。造化弄人，时代好象非要给他们那代知识分子保持血脉，让费老一直走到了二十一世纪，虽然人们对费老晚年也有一些不同的评价，特别是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几位同罹"右派"灾难的朋友间的分歧，一度曾让人们对他有一些看法。随着事实的呈现和相关档案的慢慢解密，历史总会有清晰的那一天。
费老晚年的一大特点是特别怀旧。怀旧是老人的共同习惯，但在费老来说，他的怀旧还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奈表达。他晚年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志在富民"。但同时他也强调，富了以后怎么办？他还讲"文化自觉"。
费老是一个非常有智慧也有丰富人生经历的人，他所讲的每一句话看似平淡，但细想却有极深的内含。费老晚年，不仅写了许多回忆师长的文章，甚至连早年对他影响较大的西方社会学家如派克、布朗等，费老都表现的一往情深。他的的整个思想状态其实不是向前的，而是向后的，因为"后"边有他最珍视的东西。
费老这一生，值得研究的东西很多。他的专业自不待言，就是他的社会活动和丰富人生，也是一本大书。费老去世以后，人们其实很淡化他的世俗地位，而特别看重他的学者志业，在中国人心中，费老是一个学者，这是永恒的，没有比这个评价更接近一个知识分子的真实状态。
费老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感情后人已难体会。他曾在纪念燕京和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他对他的前辈和同辈的家国情怀，有特别高的评价，也为后人失去像他们那样对国家的感情而感到痛心。费老是社会学家，但不是一般的社会学家，他对政治的热情，对世界大势的判断从青年时代起就没有错过，只不过是因为时代突然的变换，使他把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退回到了内心，面对这样的时代，一个书生，还能再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费老是特别能写的人，他的能写最终成全了他的人生，但也为他的人生带来不幸。1957年3月，他在《人民日报》写了广为人知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委婉地试图找回知识分子的尊严，但时代却误解了他的苦心，他因此失去了更多的尊严。这篇文章改变了高层对对他的印象。
1957年6月，当时的中科院正在与民族学院合作，想建立民族研究所。在最初的筹备请示报告中，费孝通名字列在很前边。当时这个报告是送给聂荣臻的，他也同意了。但在报告送给周恩来时，费孝通的名字被划在了最后一名。当时周恩来的批示是："费孝通任民族研究所筹备委员有否必要，望与维汉一商。"邓小平的批示注明："费孝通暂不确定"。李维汉的批示是："同意邓注"。（薛攀皋等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第167页，院史资料室编）
在费老一生中，这可能是一件小事，他自己也许还不知道，但却在无形中影响了他一生。因为从后来发生的许多事件观察，可能就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使费老让人产生了另外的印象。
中国科学院的报告是1957年6月上报的，领导的批示在七月底，当时"事情正在起变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