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代表不应只是以他的勤奋,而应以他的判断来完成他对你们应尽的责任,如果他听了你们的意见而放弃他自己的判断,他就不是为你们服务,而是辜负了你们的信任。”
笔者曾经在《南方周末》撰文为周晓光喝彩,意在希望有更多的人大代表能像周晓光那样真正肩负起人大代表的职责,倾听人民的呼声,表达人民的意愿,维护人民的利益。
至于有人说周晓光是“作秀”,笔者倒是认为这未尝不可。一件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可以拿出来“秀一秀”?一句老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周晓光就是一个榜样。
不过,我现在谈的是与之有关联的另一个问题。这是由周晓光说的一句话引起的:“义乌市只有我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我只熟悉商业、企业,但义乌工人、农民和其他阶层的利益也由我来代表,如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我的议案就缺少深度、广度和高度。”
这里的问题是周晓光应该代表谁?或者说,全国人大代表应该代表谁?
代表人民!因为人大代表是人民选出的代表,所以人大代表代表人民,天经地义。问题是,人民是抽象的。如果要对人民进行划分,会有多种划分标准,比如职业、性别、收入、学历等。在宪法学和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地域。
把“周晓光应该代表谁”这个问题拿地域来衡量,问题就具体为:周晓光代表哪个地方的人民?是如周晓光所说代表义乌市人民,还是代表浙江省人民,甚而至于是代表全国人民?
有人会说:周晓光应该代表义乌人民,因为她是义乌惟一的全国人大代表,如果她不代表义乌人民,义乌人民岂不是没有人代表,那义乌人民的利益何以得到体现?
又有人会说:周晓光应该代表浙江省人民的利益。理由是,周晓光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是由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义乌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正如《选举法》第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如果周晓光不代表浙江人民的利益,而仅仅只是代表义乌人民的利益,那她就是失职,那就可以罢免她。因为《选举法》第43条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受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选民或者选举单位都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
也会有人说:周晓光应该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全国人大代表”,顾名思义,就是全国人民的代表,她不代表全国人民那她代表谁?
对此,我的想法是:首先,周晓光不应该将自己的眼光局限在义乌市。周虽然是义乌市惟一的全国人大代表,但这不等于说周“惟一”只能代表义乌人民。如果说周在全国人大提出的议案都是出于义乌人民的利益,那么,周不过是在全国人大的场合履行了一个义乌市人大代表而不是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属于履职不当。
再者,对于全国人大代表而言,最大的约束来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其法律原因前已述及。即便如此,周晓光也不应该一切从浙江人民的利益出发。因为,如果每一省、自治区、直辖市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都只代表本选区人民的利益,那么一些涉及全国人民利益的问题,比如国防、外交、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财政转移支付等,由谁来代表呢?
或许有人说,每个“周晓光”
代表了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的利益,综合起来,客观上就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因为全国人大有投票表决机制,通过表决获得的法律、议案,自然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
这样的办法不可能取得公正的结果。必须承认,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大有小,人口有多有少。按照比例,人口多的地方产生的代表当然就多。如果一个问题涉及到东部与西部的利益,且这种利益又在东、西部之间是不一致的,要是通过表决机制,东部省区无疑会获得胜利。但这必定就是公正的吗?
所以,“周晓光”应该从狭隘的地方意识中超越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湖南的任玉奇代表调查了几个省的农民状况而提出的议案,跟周晓光仅仅只在义乌电视台的受众中提出议案相比,其地域局限就小得多。
在学理上,这牵涉到代表与选区人民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的问题,是委托关系,还是代表关系?是绝对依附地代表,还是相对独立地代表?如果是按照私法上所谓“委托关系”,那么人大代表作为受托人在人大会议上之作为与表示,必须依据委托人(即选民)的训示而行,不能凭一己的思想和见解而自由行动。
不过,各国近现代宪法一般都否认“委托说”,采用“代表说”。如法国宪法(1958年)第27条规定:“选民对议员的任何强制委托均属无效。”“议员的投票权属于其本人。”意大利宪法(1947年)第67条规定:“议会的每个议员均代表国家,并在履行其职务时不受强制性命令之拘束。”对此规定的更为明确的是德国基本法(1998年修改)第38条:德意志联邦议院的议员“是全体人民的代表,不受选民的委托和指示的拘束,只凭他们的良心行事”。爱德蒙·伯克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他在1775年曾向布里斯托尔的选民说:“你们的代表不应只是以他的勤奋,而应以他的判断来完成他对你们应尽的责任,如果他听了你们的意见而放弃他自己的判断,他就不是为你们服务,而是辜负了你们的信任。”
依此类推,周晓光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她代表的是全国人民,而不仅仅是浙江人民或义乌人民。她在全国人大会议的意见表达应该是基于全国人民的利益,而不受地方选举单位之拘束。
所以,只有当每一个“周晓光”都从单纯的地方利益表达中超脱出来,凭自己的良心和判断行事,才能够更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才能够更好地促进民主政治的建设。(2004-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