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先生出身湖南衡阳的农村，先在长沙湖南大学读本科，再远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就读于许纪霖先生门下，获得博士学位后留在该校历史系任教。在此略述作者的简历，是因为小兵兄从内地农村背景到如今上海学院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有助于说明这本文集为什么如此关注知识分子面对底层人民时的多样反应。
在本书的《后记》中，小兵兄列举他所关切的三个议题：知识分子研究、20世纪中国的文化生态、以及日常生活里道德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关于知识分子研究，小兵兄的博士论文《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已经正式出书，探讨1930年代《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与《申报》的“自由谈”，分析围绕着这两个舆论阵地的知识分子组合。但是在他面对现实的思考与写作中，这三个议题相互牵扯，彼此互为表里，并不是分隔独立的。其实，本书的多篇文章尚有一个母题贯穿其间，对小兵具有存在性的急迫感，那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在道德上的茫然：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已经不具有现成的道德正当性，因此其社会功能显得暧昧模糊，从而知识分子本身的伦理也就找不到清晰的界定；这种情况之下，知识分子该如何诚实地生存？
这个情况有其外缘的原因。就学者这个身份而言，学术的专业化、体制化将知识分子推进了学院的窄门，但是学院体制本身的混浊与行政化，加上政治因素的干扰、利诱，让多数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无法藉着献身学术获得自尊与社会的肯定。小兵兄身在体制内工作，对于这方面的困扰有着切身感受不在话下。不过，这并不是他主要的思考焦点。
小兵兄真正关注的问题，其实是知识分子与民众─底层的关系。“民众─底层”是我凑合使用的一个浮泛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的轮廓边界。但是正如作者所言，在近代中国并没有一个面貌不变的“大众”，“民众─底层”同样没有固定的所指。毕竟，“民众─底层”的道德意义远比它的社会学界定来得更重要，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儒家传统的自我形象之下寻找道德定位时，不能不投射出这样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体作为参考点，甚至于要由这个群体来检验、判断他们的道德品质。小兵兄写作本书的多篇文章，正是由于他身为民间出身、有着强烈民间意识的学院知识分子，必须认真地去面对“民众─底层”在概念上的模糊与道德上的暧昧。
从五四以来一路到反右、文革，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世俗化时代，这个问题的历史相貌复杂多变，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也历经迷惘、冲突与伤痛羞辱，小兵在书里提供了丰富的讨论。我对这一页历史知道得不够，不能置喙。但是在他的历史叙述背后有一个思想纠结，我觉得最有意义，值得在此强调，提醒本书读者注意。
小兵指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民众─底层”既是地位独特的道德资源，也构成了一种道德威胁。知识分子不能不关怀这个被灌注了高度道德权威的群体，可是“关怀”岂不是一种降尊纡贵的姿态，本身适足以屈辱它的对象吗？到了极端情况下，这个群体（被赋予）的道德能量甚至于压倒知识分子，关怀就只能倒转为“向人民学习”。读本书各篇文章从多个角度分析相关的现象，我逐渐领会了“民众─底层”在小兵眼中的复杂性格。
那么对于“知识分子如何面对民众─底层”这个问题，小兵有没有答案呢？读者会注意到，阿伦特关于“同情”与“怜悯”的分析，尤其是这两种情绪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转化，在本书的论述中扮演关键的角色。阿伦特认为，“同情”系针对具体个人的特定苦难而发，因而缺乏政治意义，用今天的字眼来说就是会“去政治化”。但随着阿伦特所谓的“社会问题”（贫困以及生存问题）的意识高涨，“同情”会转变成对一个抽象的穷苦人民大众“怜悯”，却又导致对现实麻木不仁，对于个人命运的无视，终结于一种“道德暴政”。结果，怜悯引导出了一种无情的社会集体重建工程，同样使得政治的空间消失。小兵从阿伦特的论点中得到的结论是：“千万不能轻易地把“悲悯情怀”延伸到政治领域”；与其以同情心面对民众─底层，不如关注如何以宪政制度保护每个个人的自由，一如阿伦特所认同的美国革命。在这里，小兵对于中国革命作为一种“社会革命”的批评昭然若揭，也展现了他所护持的道德个人主义的价值意识。
笔者对于阿伦特的论点有相当保留；毕竟，她对于政治的“古典共和”理解过于菁英化；同时我们也要记得，美国革命所忽视、无视的另一种“社会问题”（阿伦特本人明指美国革命者无视黑奴问题是一种“蒙骗”，其苦难其实“无处不在”），不到百年之后竟要靠一场牺牲六十万人生命（当时美国人口的五十分之一）的内战来面对。但是她笔下的革命的道德心理学并非杜撰（即使她的分析架构稍嫌简单）；小兵借用她的问题意识检讨中国革命史，也凸显了中国革命中道德热情与暴力倾向之间的某些关连，自有其价值。无论小兵的说法是否完全成立，我确实从他这套思路中获得了很多的启发。
在当前的中国大陆，“民众─底层”的存在与实际的生存处境，无需我隔着海峡来诠释评论。本书中一篇描述春节往返家乡的文章，具体而微地呈现了就在小兵身边的这个生活世界是多么地艰苦与粗砺。对小兵来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他的故土故人，真实而切肤地存在着，无从躲避也不忍躲避。但是他也警觉到，这个世界并不是城市知识分子所想像的乡土中国；“人民”虽然向往着好世道与好生活，但在丛林式的竞争、挤压、剥夺与无力感节节进逼之下，却不时爆发出
妒恨、残酷与戾气，对象还往往是其他在底层求生的同命人。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赋予庶民的道德光环，小兵没有丝毫信任。他反而期待着政治制度的改善──这个看似抽象的自由主义诉求──能够为民众、为底层提供几分保护，几分力量，几分发言权，甚至于培养出“公民知识分子”（这似乎是小兵自撰的字眼），取代各方仰望的“公共知识分子”。
我跟小兵并不是师生关系，也没有很多机会以朋友论交。他邀我写这篇序言，我几度踌躇，担心自己并没有资格承担这份严肃的工作。然而，在拜读本书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所探讨的问题具有高度的意义，任何知识分子都有认真回应的知识责任。何况其中的文章有四篇或者五篇当初是在我所主编的《思想》上发表的；昔日他用文章来支持我们所编的刊物，今天我也有义务对他的观点提出认真的回馈。为他人的书作序的意义应该完全在促成讨论。至于拜读了全书内容之后的以上感想，是不是强做解人，是不是扭曲了作者的主旨与意图，必须由小兵兄与读者来判断。无论如何，同为关怀者，共同面对着一个不容眨眼的严峻现实，藉着这篇序言与小兵兄的文本进行一些对话，只求有助于厘清问题，至于我是不是逾越了作序者应有的分寸，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钱永祥
2013年7月23日于南港─汐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