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道德规范丧失了保护弱者的使命，它将沦为控制社会的工具。只要弱者求助无门、苦难继续泛滥，这个社会就谈不上任何道德进步。道德理想主义信念，才是人类道德进步的动力。 

又是一年过去，新旧交替之间，难免检讨自己的想法与关怀可有任何长进？心里盘踞的问题可有什么不同的体会？如果既有的信念与向往萌发了一些新意，那又是什么？值得继续酝酿吗？思想的变化纵然缓慢如冰河移动，但也应该如冰河一般在岩石岸边刻出踪迹，不能船过水无痕。
这一两年来，我比较注意“道德进步”这个议题。我想知道什么叫做道德进步，更想知道历史过程有没有道德进步可言。如果历史没有进步可言，当然让人丧气；但是如果所谓的进步并不具有道德意义，例如单纯声光化电的进步，就更令人忧虑了。好在我所研读的动物伦理学，为人类历史的“道德进步”写下了一个可信的脚注。动物伦理学显示，人们关心动物伦理，与人类对于“受苦”这件事的日益敏感密不可分。于是我猜测，人类的进步若有道德意义可言，是不是必须从“减少痛苦”这件事切入？道德进步，是不是系于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关心他者的遭遇与命运？因此，我们如何面对他者的痛苦，就格外值得深思。
   一年以来，我从几方面汲取知识资源来思考这个问题，其中包括美国平克教授的巨著《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为什么人类的暴力在降低》。虽然我并没有找到完整的结论，不过经过摸索，我倒是看出了问题的根源之一：我们的道德意识有内在的扭曲，切断了道德关怀与他人苦难之间的生机脐带，结果我们愈来愈不关心他人的苦痛，苦痛的道德意义丧失殆尽，道德也就逐渐丧失生机。
   读者无妨自问，在您的心目中，“道德”这件事的目的何在？照中国人的普遍看法，“道德”的目的或者功用，主要是在帮助道德主体（你我这类多少有些道德自觉的人）去做对的行为、去成为好的人。儒家强调道德始自诚意正心修身，充分说明了道德所关心的是道德主体本身。西方古典道德哲学偏重于德性，也是同一种思路。可是行为的“对”与人格的“好”标准何在呢？显然，“对”与“好”不可能直接诉诸当事人的德性、当事人身上的道德成就，仿佛这些德性、道德成就本身就有完整的道德意义，至于当事人对于周遭世界、对于身边其他成员所造成的“利”与“害”的影响反而属于次要。事实相反，道德这件事之所以十分重要，做对的事、成为好的人之所以具有道德价值，主要是因为这样的行为、这类人格德性，能给该行为、该人格特质所影响到的外在对象，带来某种帮助或者减少伤害。换个方式说，如果一个人有道德或者没有道德只对他本人有意义，对于周围人的利害却毫无影响，这种道德似乎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我认为，道德所要考虑的正是行为的承受者的利害得失，而不是行为者本身的道德品质。从道德角度来说，“利害”是比“道德品格”更为根本的概念；他人的利害才是我追求道德成就时所依据的指标。 

这番夹缠的议论，含意其实不复杂：道德关切的是他者受到了我们怎样的对待，而不是我们自己有没有道德修养、道德成就。尽管我们的动机、意图都在催逼自己成为有道德的人，但只要弱者求助无门、苦难继续泛滥，这个社会就谈不上任何道德进步。
我们能接受这种观点吗？事实上，今天如果还有人关注道德，大概都是在讲究个人身上的道德品格、讲究言行是不是合于这样那样的道德标准。至于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遭遇、负担、感受、命运，好像并不归道德管辖。道德既不过问人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也不关心人们在平常生活中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承受着什么样的负荷。人间的种种苦痛不再被视为道德问题。道德不理会穷人、病弱人、老人，不理会失学、失业、失怙，不理会社会上有形、无形的暴力与压迫，也不理会许多人活得辛苦又屈辱。道德原本旨在分辨是非善恶，但是既然它眼里没有普通生灵，它对于现实生活里的是非善恶也就视若无睹。 

一旦道德无视于现实的是非善恶，只顾着修身养性、成圣成贤、安身立命、追寻意义，道德便告异化：道德的规范与原则丧失了保护与帮助弱者的使命，变成了徒具躯壳的约束与装饰，它帮道德能人粉饰道德成就、帮强者培养道德优越感，同时也沦为控制社会的工具。 

面对道德异化，难免有人会对道德失去信心。今天大家常感叹道德沦丧，人心冷漠。这些固然都是事实，但是与其归咎于道德相对主义、道德虚无主义为患，不如归咎于我们自己误解了道德的功能。道德如果不理会真实生活里的是非与善恶，不正面谴责那些制造痛苦的个人与制度，也不坚持人间的苦难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它的内容自然就遭掏空。长此以往，压迫者不再在乎道德，呼救无门的人们对道德也不再信任。在我看来，今日道德危机的重要成因在于我们把道德的焦点摆错了方向，由此导致了道德的异化；而道德的异化又造成了道德的空洞化、虚伪化，道德危机由此产生。 

如何才能克服道德的异化？对症下药，要恢复道德的生命力，首要之务是关怀苦难、帮助弱者、反抗压迫，在思想上、行动中展现出道德的理想主义。道德理想主义相信这个世界可以少一些苦难，这个简单的信念，才是人类道德进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