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一书，因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而引起许多读者特别是"文革"历史研究者的关注。

读到此书前边"动荡的北京市委"等几章的时候，笔者不由得联想到了另一本书，但不是历史回忆录而是小说--王蒙的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以下所引该书文字均出自此版）。为什么在读一本非虚构的历史回忆录的时候会联想到另一本虚构的小说？因为这两本书都涉及到"文革"初期中共北京市委被打倒这一大事变。

在《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一书中，作为被中共中央派到北京接替被打倒的"旧市委"领导人担任"新市委"要职的吴德，对他到任后的"政绩"说得很少，很含糊，给人的印象，好像是除了派工作组和为派工作组一事做检讨、组织接待红卫兵之外没作更多其他事，很快就被造反派夺权打倒了。而派工作组也只是为了"稳定局势"。

历史事实果真是这样轻描淡写的吗？

"稳定局势"这四个字，如今的读者可能不会去多想其更深的内涵，当时的"新市委"要稳定的是什么"局势"？用什么方法去"稳定局势"？"稳定局势"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按照毛泽东的一贯方针，"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新市委"到任后的首要任务，当然就是要"破"，即组织发动原北京市委的干部揭发批判"旧市委"，而且必须揭深批透，批倒批臭。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大破大立"的目标，才能确立"新市委"的革命权威，才能保证"文化大革命"的"健康发展"，也才能"让毛主席放心"。他们要稳定的，首先就是保证揭批"旧市委"不受干扰的局势。

当年"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在组织市委干部集中揭批"旧市委"的工作会议上说得好："市委决定要打破常规，站到运动前面领导运动，口号是：一切为着前线。"这个"前线"，就是揭批"旧市委"的斗争前线。李雪峰一方面要求市委干部积极揭批"旧市委"，说："（旧市委）他们盗窃领导权，发出指示性文件，要各单位执行，过去没有被揭露，所以一直都是哑巴吃黄连，不能往上追。现在能讲明白了，责任属于他们。"另一方面又要求"人人过关"："第二条自己有错误各人认各人的账，你检讨得好就会信任你，自己也要敢起来讲，和黑帮有关系的，要起义立功。如果不揭露，就不能划清界限。"他还说："那伙黑帮，要他检查，他是不干的，宋硕就是这样。……他不但不改，继续活动。有人现在还活动。"（1966年6月3日李雪峰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录。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身为"新市委"第二书记的吴德，能不站到这场斗争的"前线"吗？8月13日，吴德在"北京市革命师生斗争黑帮分子宋硕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宋硕，长期窃取前市委大学部副部长的要职，忠实贯彻执行彭真、陆定一大黑帮头子和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对党的教育方针，推行资产阶级教育方针；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革命左派进行迫害打击，造成了北大的反革命事件。在高等学校打击左派，保护右派，结党营私，招降纳叛……"12月12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上（因以自杀抗争而跌断了腿的罗瑞卿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被用箩筐抬进会场批斗的）。吴德代表"新市委"讲话中说："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一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党的败类，国家的败类，人民的败类。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篡军、篡政，实行反革命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一件大好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彭真是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党阀，长期以来窃据党的重要职位，打着红旗反红旗。很久以前，他就坚决执行了王明路线，超过了王明路线，反对坚决执行毛主席路线的林彪同志。近几年来，他更加狂妄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推行了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依仗权势，招降纳叛，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赵凡等结成死党，把北京市搞成独立王国，作为他们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据点。""总之，他们的种种罪行，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要不要彻底清算彭、陆、罗、杨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恶。要不要彻底清算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的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把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搞深、搞透、必须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倒、斗垮、斗臭，必须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这些内容，在吴德的口述中看不到。

然而，笔者却在王蒙的小说《狂欢的季节》里读到了有关的历史内容，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一时期生动的历史氛围，清晰地看到了那一时期某些人物的精神面貌。

王蒙在《狂欢的季节》中，对"新市委"如何组织动员北京市的干部揭发批判"旧市委"，有浓墨重彩的描写，他还从一个虚构人物祝正鸿（北京市文教口某局副局长）的角度，生动地再现了当年在"新市委"的组织动员和政治高压下，市里干部们如何被迫起来揭发"旧市委"的痛苦复杂的心理历程。

小说中写道："文革一开始先干掉了北京市委，真是横空出世，晴天霹雳，手到天翻，令人目瞪口呆。毛泽东关于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的批示（一开始是批给市委副书记刘仁的）一到，整个市委全乱了套，一下子世界末日就到了。全市委有百分之八十的同志那几天两眼发黑。活像他们读到的不是毛主席指示而是自己的癌症诊断结论。"（146页）"于是人人两眼发黑两眼离疾心跳气短左顾右盼但还要连连点头称是鼓掌喝彩一副热烈拥护衷心快乐天真活泼的样子。在所有的表态会上大家都抢着发言赞成拥戴，而且都表示自己的态度绝对真诚。说是主席指示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话--谁也不敢落了后。"（147页）

王蒙在小说里刻划了这样的情节：作为北京市局级领导干部的祝正鸿，在局级干部揭批"旧市委"的誓师大会开到第三天后，到食堂吃饭时，"他胃堵口臭，不想吃东西。但想到一批旧市委自己就不吃饭了，未免引人注意，倒像他是什么为反党分子殉葬的'金童玉女'。"他不得不加了菜"以示心情舒畅与毛主席一条心心连心"，然而，加菜后他又想到："旧市委反党，而他是旧市委的干部，是领导上的红人，他有什么资格如此猖狂？他怎么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大吃大喝起来？他的同事们会对他怎么看？"他就在这样矛盾的心情中"三口两口把压根就不想吃的东西吃了进去"，好不容易才克制住没有呕吐。（147-148页）

"几天后李雪峰同志吴德同志新班子到来，又是连连开会，掌愈鼓愈响，口号愈喊愈亮，热泪愈流愈盈眶。同时体会愈谈愈深，道理愈说愈透，情感愈表愈真。北京市委确是罪不容诛：这个是披着羊皮的豺狼，那个是化成美女的白骨精，这次是反党黑会，那次是影射攻击伟大的领袖。……帽子小的没用，要戴就往大里戴，帽子愈大，人们愈是心悦诚服。于是愈是没有把握心里其实不信市委是那么回事的人调子愈高，他们更摸不着底，他们更觉得整市委会整到自己头上。他们觉得自己也已经与彭真刘仁一起没了顶，他们压根就是积极分子是领导的红人儿，要不他们也混不上局级干部。他们的落水已成定局，但是还要豁命挣扎，要豁命表态，要横下一条心把市委领导硬是往地狱里送，叫做决不心慈手软，哪怕能抓住一根稻草，也决不松手。"（148-149页）

王蒙甚至写了这样一个只有过来人才会深有体会的细节："几次揭批市委领导的小组会上，他祝正鸿连一次厕所也没上。他不无根据地认定，严肃的与关键的即决定命运的场合，上厕所是危险的。"（156页）

王蒙在小说中，通过虚构人物祝正鸿在要不要写材料揭发另一个虚构人物陆浩生时的复杂心态，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北京市委干部中的一些带普遍性的心理变化。

陆浩生是"旧市委"书记处文教书记，对祝正鸿是有知遇之恩的顶头上司。揭发还是不揭发？这个难题折磨了祝正鸿好几天。他先是认定不能写揭发材料，"对自己的恩人恩将仇报，是中国人最不能原谅的无耻行径。"

然而，"新市委"派来领导他们处以上干部学习的大员张志远，却一再动员他们揭发，而且在大会上点到了祝正鸿的名。在强大的压力下，他的想法慢慢有了改变："他的拒不揭发有什么意义吗？陆浩生已经作为反革命黑帮人物被揪了出来……""是的，写不写揭发材料对于被揭发的人其实毫无意义，但是，对于揭发人，意义却大得不得了。一个站稳立场，一个划清界限，这就是革命与反革命，光明与黑暗，胜利与失败乃至生与死的关键所在。问题是我并没有要揭发你，我不是责任者更不是主动者，是毛主席党中央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是领导要我揭发，是毛主席亲自批示指出了彭真刘仁旧市委的问题，为旧市委定了性，叫做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如果不是毛主席党中央，凭我姓祝的打死我我也不敢说市委半个不字。我有那个水平吗？我有那个胆量吗？我有那个政治觉悟政治敏感性吗？没有的，没有的，完完全全没有的。说来说去，我不过是听毛主席的罢了，不听毛主席的听谁的？……"（183-184页）

他进一步给自己找到借口："什么良心，什么不合适，什么不太好，全是旧观念，全是不革命，全是对党的背叛！为了革命，儿子有揭发老子的，妻子有揭发丈夫的，为了各自的立场兄弟姐妹更可以反目为仇……""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经革命革到了这一步，那就只能继续革下去。"　（185-187页）"对，毛主席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挨骂，挨骂算什么？共产党挨骂还挨得少吗？良心，共产党员只承认一种良心，那就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良心。别人，别人认识不认识决定于他的思想立场观点，我既然认识了就要冲上去斗争……"（199页）他终于下定决心开始写检举陆浩生的材料。

但是，写了检举材料还不够，张志远还逼着要祝正鸿到大会小会上去讲，去现身说法，讲他提高认识，与"旧市委"划清界限的体会……

检举陆浩生以后，祝正鸿就成了"革命领导干部"，他得到张志远的赏识，不久升任市革委政工组副组长，今天布置批判刘少奇，明天布置反骄破满、批陈整风……然而，事情并没有完。

林彪事件后，张志远被"隔离审查"了。祝正鸿听到消息后，感到自己垮了，"他预见到，很可能上边让他写揭发张志远的材料。这使他感到要发疯。先是五七年把那么多熟人当右派揭发批判，后来把整个市委当反革命集团揭发批判……他硬起头皮，再硬起心肠，他咬紧牙关硬是怎么指怎么打怎么骂，让怎么看就怎么看，让怎么说就怎么说，他自己已经不算是一个人了。可刚批完陆浩生他就知道自己错了。他无法'妥善安置'自己的良心。这次呢？这次是不是他也还要如法炮制呢？先是推托，再是应付，然后他犹豫踌躇，半推半就，犹抱琵琶半遮面，像是第一次卖身的妓女，不情愿，害怕，想临阵逃脱，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他最后还是得让人按到床上三下五除二一捅到底哗哗流血。再以后呢？揭发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揭发了两次就会有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次，千人日，万人入，向一个人揭发了就得向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做揭发老领导揭发恩师直到揭发亲爹哪怕不是亲爹但曾经误认为是亲爹的表演，像一只狗似地咬完了这个再咬那个……"（392-393页）

虽然是小说，但我确信王蒙不是在"戏说"，不是在无中生有地编造，而是在作现实主义的描写。读王蒙的这部小说，笔者能感受到当年北京市的广大干部曾经经受过怎样的痛苦煎熬，北京又是怎样被"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一步步地推向动乱的深渊。

但是，在吴德的口述中，却看不到这些。似乎"新市委"到任后干的只是好事，似乎他作为"新市委"的主要领导成员只是在不断地"走麦城"而没有"过五关斩六将"，没有在揭批"旧市委"的斗争"前线"扮演过什么角色。

在吴德口述中，有这样一小段涉及到与"旧市委"领导人的正面接触："新市委成立后，李雪峰让我找刘仁谈一次话，问一问刘仁还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我和马力一起去的，马力当时任市委的秘书长。我和刘仁原来很熟悉，我们曾在晋察冀一起工作过。见面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说的，他说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彭真犯什么错误我就犯什么错误。谈话不多，我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24-25页）

这样的说法未免太轻描淡写了。

王蒙在《狂欢的季节》中，描写了"新市委"派去主持北京市处以上干部学习和揭发批判"旧市委"的大员张志远，他为了动员干部们揭发批判"旧市委"，可以说是竭尽全力，把历次政治运动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都用上了。他在大会上对干部们说："旧市委领导反对毛主席事实俱在，铁证如山，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为什么在座的一些同志，至今仍在观望等待，放不下包袱开不动机器，就是不揭发不批判划不清界限呢？"（151页）"一些同志至今不肯揭发旧市委，你们以为你们可以蒙混过关吗？你们自己与旧市委的问题牵连很深，你们以为我们不知道的吗？你们当中有哪些牛鬼蛇神乌龟王八你们以为我们不知道吗？你们以为表表态就行了吗？你们以为浮皮潦草地说一说就能够继续革命了吗？你们以为我们是小孩子吗？你们以为隐藏得很深中央就发现不了吗？你们……你们……我们……我们……"一连十几个反问让大家透不过气来。这位代表"新市委"的大员还点着祝正鸿的名说："……祝正鸿同志，我现在还是叫你同志的喽……你不揭发陆浩生，你自己说说，这说得过去吗？是你不了解情况吗？是陆浩生没有问题吗？要不然，是我们错了？我们不应该动员你揭发陆浩生？你说呢？你说呢？"（152页）

除了大会上咄咄逼人的动员，张志远还找祝正鸿作了几次个别谈话。"与会上的声色俱厉不同，第一次谈话他就变成了春风化雨，循循善诱。"他开导说："……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老领导啦老革命啦对你不错啦怎么能翻脸检举人家啦什么的。搞土改也是这样的嘛，乡里乡亲的，怎么好出来斗争地主揭发恶霸呢？可我们的人民的江山是怎么样打下来的？都看情面，心慈手软，还有什么革命？革命的胜利，那是人头换来的，你想向党向毛主席争天下，拿人头来！"（158页）"……革命呀，生死的斗争呀，打一次离婚还会死个把人呢，何况一场天翻地覆的大革命！他陆浩生也许当年革过命，可今天，他已经是革命的对象了！你以为革命是光革人家不革自己吗？世界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我们面临的是比以往的民主革命更复杂更深刻得多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敌人就在我们的身边要不就在我们自己的脑子里……再弄不好我们自己就变成了反革命！"（159页）

张志远还变着法子诱导说："都在一起工作，看清楚也难。不是毛主席指出来，我们还不都是稀里糊涂？烈火才能炼出真金，大浪才能淘尽泥沙，你不投身到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去，你怎么可能提高自己？你怎么可能分清革命与反革命？我们写一个人的揭发材料并不是为了损害他而是为了挽救他。陆浩生已经陷到旧北京市委反党集团里头了，为了对党负责，也是对他负责，你怎么能包庇他呢？真金不怕火炼嘛，真正的革命者怕揭发？没有问题怕什么？真正的革命者连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都不怕，还怕别人揭发自己的缺点吗？他陆浩生如果将来提高了认识，如果他最后还是走上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如果知道是你揭发了他，他应该感谢你，他应该感谢你帮助了他！"（187页）

读了王蒙的小说，会让人感到，张志远这样千方百计动员干部揭发"旧市委"，才真正是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吴德口述中所讲的那种"见面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说的，……谈话不多，我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很难使人相信是当时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成员应有的作法和态度。

为什么读当事人吴德的非虚构作品，会感到不够真实；而读并非当事人的王蒙（"文革"时他在新疆接受"改造"）的虚构作品，却反而会感到更真实、更深刻？

顺便说一下，王蒙的这部小说，其实不是一部能在情节上吸引人的小说，但是对于关注"文革"历史的读者，对于关注那一两代人曾经有过怎样命运的读者，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书中还有相当多的大段大段反思"文革"及"反右派"等政治运动的精彩议论，非常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