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有一个说法：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事实在否定这个观点：“毛泽东时代”那些政治运动的失败者，从“反胡风”运动的受难者，到“反右派”运动的受难者，再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失败者——被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的一些高级干部、军队将领，以及只活跃过一两年却遭到十多二十年的反复清查、打击、惩处的原造反派……无不是以失败者的身份在撰写回忆，书写历史。公开出版的，民间自印的，网络传播的……从上个世纪末以来已经有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回忆录作者们纷纷在记叙自己的失败史、蒙冤史、苦难史、血泪史。而那些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胜利者们，“革命动力”们，却极少有人站出来书写他们的胜利史，写出他们当时如何以革命的名义、以党的名义、以“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整人，如何变着花样、挖空心思搞无中生有的“扩大化”，如何通过整人而获利、得势、升官……某些胜利者在写回忆时，也往往只强调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某一阶段的受苦受难，以受害者、失败者的身份出现。
胜利者不愿写出自己的胜利史，不敢坦言自己的胜利和如何胜利。胜利者的回忆大多充斥着官话、套话、假话，而失败者的回忆却常常能够披露一些真相，敢说一些真话。这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不过，回顾历史，却又让人想到，我们中国是有失败者书写历史的传统的。古典史籍“二十四史”之首，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不就是惨遭宫刑残害、“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的失败者司马迁发愤书写的吗？此外还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还有前仆后继以生命续写真相的“在齐太史简”……“失败者书写历史”的这一传统，可谓源远流长。
读王光照的回忆录时，我就不由得想到：这是又一个失败者在书写历史。
近年与武汉的一些热心于抢救文革回忆、推动文革研究的朋友建立了联系，并相继读到了在他们帮促下得以写成并出版的当年武汉工人造反派几位代表人物的回忆录，如吴焱金的《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曹承义的《悲欣交集话文革》，李承弘的《百年寻梦》，徐正全的《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现在又得到谢保安兄介绍来的王光照的回忆录书稿，并嘱为之作序。受此重托，自然义不容辞，因为我一向主张：文革亲历者不管对文革的认识、评价如何，一定要抓紧把自己亲历的那些史实写出来，不管是什么观点，把史实写出来，把记忆抢救下来再说。现在必须立足于抢救，否则就晚了——武汉当年造反派中著名的夏（夏邦银）、朱（朱鸿霞）、胡（胡厚民）均已故去，而且都没有留下个人的回忆文字！面对这样令人扼腕长叹的局面，王光照们的回忆录就显得更加可贵。
如果说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和指挥中心，上海是毛泽东精心扶植的文化大革命样板，那么，武汉就是逼迫毛泽东改变其文化大革命思路与部署的重要城市。正是1967年发生在这里的“七二○”事件，成为文化大革命发生全局性转折的一个重要分界点，踌躇满志的毛泽东意外受到这一事件的沉重打击（他执政之后遭受这样分量的打击可能只有七千人大会、“九一三”事件、“四五”天安门运动可相比拟），迫使他不得不对自己的所谓“战略部署”进行调整和改变，从而引起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走向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仅从史无前例的群众造反运动这一方面来说，一个明显的分界就是：在“七二○”事件之前，中央是一直采取鼓动（或曰挑动）、支持、放手的态度，而在“七二○”事件之后，则改成了规范、限制、打压和逐步取消的态度。王光照作为当时一个基层工厂的造反派负责人，虽然不能从全局上、从决策层面对“七二○”事件进行记叙，而且他直到“七二○”事件前夕都还被关在狱中，对这一事件爆发前的外界情况毫无了解（甚至把社会上出现的“康老三”的提法误会成是指康生），但是他从一个中型骨干企业（中国锅炉生产行业“四大金刚”之一）武汉锅炉厂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武汉工总下属组织中“四大金刚”之一）的角度，详细讲述了这场以“文化”为名的“大革命”在产业工人中是怎样开展起来的，群众中不同派别的纷争与分裂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武汉的市民社会怎样从造反、夺权、镇反、平反一步步走到了“七二○”事件的爆发……这对研究文化大革命是不可多得的亲历者回忆史料。
提到文化大革命，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红卫兵，甚至只知道红卫兵。特别是那些完全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后人和外国人，他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支比红卫兵更重要、时称“文化大革命主力军”的群众组织，即工矿企业的造反派组织。仅看文革高潮中的中共“九大”所产生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就可以知道，在由“无产阶级司令部”安排担任（名义上是选举产生）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人中，红卫兵代表只有两名中央候补委员——上海的陈敢峰和北京的聂元梓，而且聂元梓还只是因其“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领衔作者的身份才以正受批判审查的待罪之身被勉强指定安排参加“九大”的。但是这一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工人造反派代表却有二十多人，其中较有名者就有王秀珍（上海）、王洪文（上海）、金祖敏（上海）、刘锡昌（北京）、夏邦银（武汉）、董明会（武汉）、谢望春（武汉）、唐歧山（河南）、申茂功（河南）、梁锦棠（广州）、刘均益（广州）、唐忠富（长沙）、华林森（苏州）、姚连蔚（西安）、李定山（合肥）、江礼银（福建）、隆光前（青海）、岑国荣（广西）、胡良才（新疆）等。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工人造反派代表中，武汉与上海都有三人，而其他地区只有一至二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武汉工人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影响与特殊地位。
当红卫兵中的大学生和中专生已经分配工作离开原校、原地，中学生已经上山下乡当了知青之后，许多城市里的群众造反运动仍以工矿企业的造反派为主在进行“最后的斗争”甚至最后的武斗。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实际上当时就只是毛及其身边的极少几个人）为解决这些工矿企业造反派，也不得不花了更多的心思和精力，办了更多的、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学习班”。然而长期以来，文革中的工矿企业造反派却很少得到关注和研究，以致出现提到文革就只知道红卫兵的现象。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证就是：近年在重庆市被批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那一处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文革武斗死难者墓地，明明其中安葬的死者大多数是工矿企业的造反派，却被取了个名不副实的“红卫兵墓园”的名字。
王光照这部历时八年写成的五十多万字回忆录，和武汉其他原工人造反派代表人物的回忆录一样，为研究工矿企业造反派提供了生动具体的“文史资料”，从亲历者回忆的角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读这部回忆录，让人感到像是在听作者当面向你作滔滔不绝的讲述，直率，坦诚，富有激情，其中引用的许多历史资料，更增添了研究价值。他的回忆录与武汉其他几位原工人造反派代表人物的回忆录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真实再现历史场景和自己的心路历程，不掩饰、不回避自己的思想矛盾。
这种思想矛盾，我曾在其他几本回忆录中看到过，这是可以理解的。当年投身文革造反运动的我们那一代人，长期接受的是那种“党文化”的教育和宣传灌输，而这些作为“出头鸟”的风云人物，后来又身受各种清理、打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还长时间接受“两清”（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清理“三种人”）的打击甚至被当作替罪羊惩处，普遍处于含冤负屈的心态中，晚年大多陷于生活的困境或生存的劳碌及老病伤残的折磨，思想资源有限，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都很难有所改变，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于当年的一些认识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尽管身已不在“此山中”了，但他们许多人的心（头脑）还在“此山中”。
杨继绳在为清华校友孙怒涛的文革回忆录《良知的拷问》所写的序中有一个说法：“造反派中相当多的是敢作敢为的人，他们反秩序、反权威的特点，是毛制造‘天下大乱’时最需要的；在‘天下大治’时，他们必然是恢复秩序的官僚们打击的对象。毛泽东设想的‘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这个过程，如果还是在极权的官僚体制下‘大治’，就包含着造反派成为牺牲品的残酷逻辑。”然而许多造反派人士直到现在都未能看清这一点。尽管从革命委员会建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开始，运动的矛头就已经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转变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方向，特别是到了清查“五一六”，更是明显地将矛头指向了造反派，但许多挨整者还是不相信这是毛泽东的意图。当“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主政湖北的两位军队大员曾思玉、刘丰，一个被定为林彪的“活党”，一位被定为林彪的“死党”，王光照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次伟大导师娴熟地运用御臣之道，以一‘死’一‘活’来分而治之。”既然毛泽东对为他打江山而立有汗马功劳的军队将领都会运用“御臣之道”，对于造反派这样的草民就不会运用“御民之道”吗？不少造反派人士就是不愿正视这一点。
这种思想矛盾在王光照的书中有明显的反映。他在许多地方已经相当深刻地（特别是与同类人物相比较而言）反思到了导致当代中国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的体制、制度性根源，甚至在个别时候还对毛泽东文革中的做法产生过常识性的怀疑，如在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时候，他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本来是可以不发生的……他老人家硬是要把这个最大的走资派扶出来，说是同叶剑英一起请来一个好参谋长，说什么邓小平是柔中有刚，绵里藏针，人才难得，是毛派的人。今天又讲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既然早知道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可以不扶出来害人嘛，那前两年为什么又说他人才难得呢？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完全是两回事。最起码的要承担用人不当的责任。早知道永不翻案靠不住，不用他就没事，为什么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时候，又极力举荐，做别人的思想工作，扶他上台？”王光照在回忆录中还多次感叹“那个时代有病”，是个“有病的年代”，他甚至能感悟到：“实际上一种有病的制度，一个不公正的法律，之所以发生并运行于我们的社会，除了当局的责任，还因为一些民众人性深处有某种遥相呼应的基因，决定他们响应和接受这个有病的制度和法律，使其通行于这个时代。”他甚至提出这样的质疑：“怎么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人的问题上一再发生带有全局性的错误，这其中的症结是什么？”发出这样的斥责：“这种体制下斗争的特色是蛮横不讲理，翻脸不认人。”
对于王光照那样的文革风云人物来说，能有这样的认识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了。而且据了解，他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及其创立和维护的体制，已经有了更深刻更清醒的认识，只是为了使回忆录能如实反映当年思想状况和心路历程的“原生态”，才没有将现在已有的一些认识写进去。不过这里面有些地方的表述会让读者感到困惑：到底那些认识是当时的还是现在的？
有的读者在这里也许还会感到一个矛盾：既然王光照当时对文革就有那样一些“离经叛道”的想法甚至说法，为什么还要那样“一根筋”地跟着文革后期的那一波一波的折腾把自己引上为文革殉葬之路呢？
这也就是工人造反派与红卫兵造反派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红卫兵，都是大、中学生，从1968年底开始，他们有的（大学生和中专生）毕业分配走了，有的（普通中学学生）上山下乡当知青走了，大多离开了本单位（学校）和原居住地，脱离了文革前期造反运动的人事环境，因此大多可以在文革中、后期的各种矛盾冲突中置身事外，比较超脱。而工人造反派，特别是其中的头头、活跃分子则大不一样，他们在造反运动结束之后，仍然被牢牢束缚在原单位、原居住地上班、生活，仍然与原来的当权派和整过自己也被自己批判过的“保守派”打交道。“树欲静而风不止”，造反运动中产生的一些人事纠葛，一些被激化的矛盾，始终会缠绕着他们，他们大多会有一种身不由己、骑虎难下的处境，在造反运动结束后的一波一波新的整人运动中继续受到影响和冲击，挨整，翻案，再挨整，再翻案……直至最后遭到大清算。而这，自然又使他们的文革经历比红卫兵有了更多、更复杂的值得研究的内容。
在读王光照回忆录时，我深为其中写到的有关他妻子的那些片断所感动。在文革中我曾见识过一些这样的普通女性，正因为普通，她们在男性主政的社会里才没有陷入政治狂热而保持了清醒的常识判断能力，在人生与家庭面临政治风暴摧残的时候，本能地表现出传统中国妇女的纯朴、坚韧、善良、忠贞。应该让这些堪称伟大的普通女性的名字载入史册——不言而喻，这些失败者所写的回忆录都是将来研究历史所需要的史料，也算一种“史册”。
2013年3月12日修订于重庆风江阁
来源: 《昨天》第十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