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者，当年四川大名鼎鼎的“最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自力也。广安县人，邓小平族弟，到过延安，进过抗大，“打日本扛过枪，打老蒋渡过江”，全国解放时的“南下干部”，50年代的地委书记……
读其回忆录《坎坷人生》（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版），原只打算随便翻翻，却不料翻开后竟难以释卷。
以往读一些老干部的回忆录，常会感到有几多几少：官腔套话多，个人独特感受少；记载国家大事、政治历程多，反映个人生活、情感历程少；空泛抽象的概括叙述多，生动而富有人情味的细节描写少……有的回忆录，若不注意提及作者政治身份、官衔职称的地方，很难分辨出是谁的作品，或此作品与彼作品有何不同。
读邓自力的《坎坷人生》，却完全没有这种感受。
邓自力虽非大名人，但在四川特别是川南却是著名人物。50年代后期他在任泸州地委书记时，因从实际出发，当家敢为民作主，率先解散了祸国殃民的人民公社大食堂，被当时的四川省委领导人李井泉打成“最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老百姓却誉之为“邓青天”，处处帮助、保护他，还为他编出不少歌功颂德的民间传说。文革中，一派群众组织，甚至北京大学的红卫兵都坚决要保他、解放他，认为他是受李井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的革命干部、理应进入“革命的三结合”。而中央文革小组却以他是邓小平的族弟这一条“罪名”而坚决要打倒他。于是，邓自力同文革前对他进行无情批判的宜宾地委领导人一起被关进了“牛棚”，文革前的“左派”干部与“右倾”干部成了患难“棚友”……他这“坎坷人生”，可算得一部颇有代表性的“人间喜剧”。
读邓自力这部回忆录，你会感到他确实不愧为老“右倾”。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群众心目中早已成为“敢讲真话”的代名词。邓自力写回忆录，就如当年彭老总写万言书一样，完全是实话实说，直话直说，不打官腔，不绕弯弯，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实事求是、以人民利益为重的精神。
比如，谈到“三反五反”时，邓自力写道：
“三反五反”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长期的。但不能作为运动来突击进行，更不能搞什么人人过关，扩大事实，主观臆断。不实事求是是最大错误，把“老虎”（有贪污问题的人）的人数主观分配下去，令各级限期完成，如完不成或不能按期完成的，领导运动的人也要被定为“老虎”，甚至“大老虎”。这样一来，只好屈打成招，弄出许多假老虎来。……（106页）
又比如，谈到人民公社化时，邓自力写道：
全国在毛主席的“人民公社好”的号令下，纷纷开始建社。……上面有令，下面只好强行，干部不从者就批评，戴上右倾分子的帽子，不仅挨批评还要受处分直至撤职；群众有不通者就入学习班，什么时候通，什么时候回家。通不通不能只听其言，而要观其行，看你的粮交食堂没有？自留地交公社没有，猪折价入社没有。……（128页）
谈到公社化严重打击了社员生产积极性，导致田地荒芜，收成锐减，引发大饥荒时，邓自力写道：
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130页）
邓自力这部回忆录，不仅在反映历史面貌时实话实说，对自己的个人生活，个人情感，也不讲什么避讳，不摆老革命架子，不掩饰自己的真性情。比如，他详细叙述了自己在下放劳动中生活困难时期，如何与一两个公社干部和小卖部营业员老陈夫妇背着社员群众偷偷在半夜里“打平伙”改善伙食的事，也详细记叙了自己在文革中如何与造反派一起举着小红旗呼着口号进会场参加对地委“走资派”的批判会，自己写的揭发批判李井泉的3万言大字报如何贴上大街并铅印十万余份广为散发的事；还生动叙述了自己身为一个堂堂地师级干部如何在文革中无票骗乘火车的惊险经历……读到这些地方，你会为他的真诚坦率而感动，也会为他“老顽童”似的天真而忍俊不禁。
“男儿有泪不轻弹”，一般老干部回忆录中是很少写个人情感，更讳言自己流泪哭泣之类事的。而在邓自力这本书中，却有好几处老老实实、具体生动地写了自己的哭。其中有三处关于哭的记叙，给人印象尤深。
一处是邓自力与族兄邓垦在重庆见面时的大哭。
邓自力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挨批判被下放后不久，中央就发文件通知各地调整政策，取消了人民公社大食堂。本来这已说明邓自力的作法是正确的，但四川省委却只给邓自力“基本平反”，仍留了“尾巴”，仍将他下放劳动继续迫害。一次，他率水利干部外出参观，顺道过重庆，去看望二哥邓垦（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当时邓垦替邓自力鸣不平，要求为其平反，并与重庆一批干部一起向中央反映省委有的领导对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迫害，在政治经济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等问题，还提议中央另派胡耀邦同志来川主持工作，这自然更触怒了听不得不同意见的省委领导人，将他们定了一个反党集团。邓自力说：“本来这个集团的首领是邓垦，可能碍于小平大哥的关系没把他圈进去。”后来邓垦自然在四川呆不下去，便向邓小平提出，通过组织调到了武汉。（162页）
邓自力写道：在重庆见到他称为二哥的邓垦，“我和二哥几年不见面了，一见到他心里的委屈和不平都涌上来了，不由泪流满面。我对二哥说：‘在乡下劳动时，收到你寄给我的水果糖和饼干，真是非常感谢！’我话没说完，便失声大哭起来。”邓垦劝他：“不用哭了，这样大的人了还像个小孩，坚强些，站起来！”并同他商量了向上级写申诉材料的事。他给邓垦谈到，在乡下时，省公安厅还派人来调查收集他的“反政府言论”，欲进一步把他打成反革命。而老百姓则全都替他说好话，说：“邓书记劳动好，尽说政府的好话，我们没听到半句歪话。”邓垦听了，长叹说：“太毒辣了！”（163-164页）
一个堂堂地委书记，在一个副市长面前“失声大哭”，哭得“像个小孩”，岂不可惊可叹？他这哭，当然绝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委屈遭遇。在回忆录中，邓自力曾写到延安整风运动中他被打成“特务”加以“抢救”的遭遇：拳打脚踢，“车轮战术”，不准睡觉日夜逼供……（45页）但那时他没有哭。为什么这时他并未受到那样的肉刑折磨反而哭了？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这时所承受的委屈、痛苦后面，还有着更深重、更令人揪心的老百姓的苦难。
在书中另一处，邓自力回忆到他被贬至长宁县作县委副书记时，沉痛地写道：“长宁是个烂摊子，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要解决问题，还得治本，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4页）然而，邓自力不正是为了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才被戴上“右倾”帽子，遭到批判、下放的吗？
有着这样的背景，他的动情大哭也就不难理解了。
另一处关于哭的记叙，是在邓自力被下放劳动期间。
那时，党内的左倾政策致使国民经济每况愈下，人民生活越来越困难，因饥饿而发生的肿病到处蔓延，连邓自力自己也得了这种病。他拿出为了保命积存的钱来，让社员偷偷帮他买了鸡蛋，“煮鸡蛋又是个问题，因公社化后不许社员屋里冒烟。”邻居社员偷偷帮他煮了鸡蛋，过了一段时间，社员怕时间长了被上头知道“脱不了手”。邓自力又请小买部的老陈夫妇帮忙。老陈夫妇是吃商品粮的，可以自己煮饭。老陈夫妇除为他煮鸡蛋外，有时还让他出三两粮票在他们家吃一顿，每次煮好饭都给他端一大碗，还要外加很多油很重的菜。“每当我端着这碗饭时，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174页）
邓自力背着老陈夫妇流下的眼泪，不仅表达了一个受难者对热心相助者的感动之情，而且包含着更深沉的内容。因为邓自力那时并不是一般的受难者，不属于一般的“弱势人群”。他是从执政地位上被拉下来的“下台”干部，头上戴着可怕的政治“帽子”（当权者还在组织人搜集他的“反动言论”打算进一步加害于他）。然而，公道自在人心。省委把邓自力定为头号“右倾”，横加批判，撤职下放，老百姓却并不与之“划清界限”，反而视之为“好人”，“青天”，处处加以照顾。有的社员还坚持称呼他“邓书记”，当他提出纠正，说书记一职已被撤销时，社员竟一本正经说：“他们撤，我们封。”（151页）从这个“他们”与“我们”可以看出，那些自以为是革命化身的左倾领导人，与广大群众之间已经有了一条多么深的鸿沟！
第三处有关哭的记叙，是1960年年关将至之时。
1960年冬，临近春节，邓自力想到，“我不愁天寒而愁年关快到，孩子们盼着我能给他们筹办点年货回去，一家人在一起能热热闹闹地吃顿团年饭。……这个年头，我作为父亲，能满足他们的这一最低要求吗？想到这儿我的眼泪夺眶而出。”（180页）
又一次眼泪“夺眶而出”！
一个地师级领导干部都到了要为年关难过而暗自落泪的地步，可以想见老百姓当时的生活更会是什么样子。这一哭，不正是对祸国秧民的左倾路线的深刻控诉和有力鞭笞吗？
好在无权无势的邓自力深得民心，得道多助。小买部老陈夫妇帮忙，给邓自力买了几十斤油，公社文书又帮忙给他买了些红苕粉条、老南瓜、山药蛋、白菜，“这些东西当时在市场上很贵，还不易买到。”公社文书本来还想给他买几斤猪肉，但大队杀猪，无论白天半夜，社员都来挤着观看，围得水泄不通。没有办法。邓自力反而安慰文书说：“平时户口在城里的人每月有一斤半左右的猪肉供应，过年可能增加点，若每人能供应二斤，这年也算能过去了。我的年总比农村社员好得多了。”
邓自力接着感慨万千地写道：“这时我想到土改后头两年，每逢入冬腊月，农村家家户户杀猪过年的热闹劲实在令人兴奋不已。”（181页）
当年无论是批判“右派”，还是批判“右倾”，都少不了这条罪名：宣扬“今不如昔”。邓自力从亲身经历出发，从人民的疾苦出发，实事求是，毫不避讳地多处描写了因左倾错误而导致的“今不如昔”。他甚至这样直截了当地写道：
参加革命工作以来，打日本，打蒋介石都很顺当，惟独全国解放以后，干起工作来有许多不顺心，不顺民意。（135页）
这其中的教训，难道不值得“人民公仆”们深刻反省吗？
关于解散公社食堂一事，邓自力记叙了他与李井泉的一段颇有趣味的对话。
我被李井泉叫去，他一见我就大发脾气地问：“你们泸州地区为什么把食堂都解散了？”我回答：“地委未解散食堂，牌子还在，只是办的方法上作了些变通，这个变通是广大社员的意见。”李井泉又说：“什么变通，就是解散嘛！”我不好再辩，只好说办食堂困难太多，实在办不下去了。“他们有什么困难？”他又问。我说：“不要说食堂已没米下锅，连烧的柴也不能解决。”他质问道：“各家各户蒸饭要不要烧柴？集体煮省柴，还是各家各户煮省柴？”他又自己答道：“当然集体煮省得多，这个道理你还不知道吗？你还在当地委书记哩！”我冷言冷语地说：“毛毛柴在大灶里烧都烧不燃，大灶要好柴，哪来那么多的好柴。”他又说：“烧煤没问题嘛！”我不再作声，只在心里想：社员买盐的钱都成问题，还有钱买煤吗？（134页）
读这一段文字，让人不禁想起那一个被“载入史册”的典故：晋惠帝时，“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晋书·惠帝记》）那个不知民间疾苦的皇帝，听说百姓因没有饭吃而大量饿死，居然奇怪他们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糜。李井泉关于农民没有柴烧为何不烧煤的说法，不是与这典故有异曲同工之妙吗？令人痛心的是，李井泉并非高高在上独处深宫的皇帝，而是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人，“人民公仆”，按说应该是“三个代表”才对，为什么却变成了这样？其中的教训难道不值得深刻反省吗？
如果说李井泉一类左倾领导者自认为其所作所为是在为人民谋幸福的话，那么，另一些干部就连这一点“动机”也没有了。当邓自力被当作罪人“下放”后，一位公社书记告诉他，区委书记传达了地委书记的指示，“说什么食堂没柴烧就烧人的大腿也得办下去”。（170页）
在这里，哪里还看得到一点“为人民服务”的影子，宗旨早已被抛到脑后，剩下的只有向上级交差，为自己的乌纱帽负责了。邓自力在回忆中忍不住斥责这种干部：“有的为了自己的青云直上来加罪于我，有的为了附和上级而诽谤我。”（175页）
更为值得深思的是：当时一些坚持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并非都出于个人私心，有不少倒还是出于“革命的坚定性”。邓自力一次从乡下回泸州，顺道搭乘了一位省委监察委负责人的小车：
我们都是从延安出来的，在四川工作期间虽不是常见面，但彼此很熟悉。车上除司机外便是我和她以及她的秘书。汽车行至途中，她指着田野里的枯萎禾苗和大片长满草的荒地说：“老邓，你看这个样儿还有收成吗？这都是你搞右倾倒退的结果。”她责备我时声音特别大，也许是怕我听不清，也许是向她的秘书表白自己的立场。我无奈地用鼻子哼了一声表示接受。（175-176页）
这位革命的老大姐，被左倾思想蒙住了眼睛，竟看不到田地荒芜是左倾路线造成的恶果，却认定这是“右倾”的罪过。对于一个一心为人民谋幸福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不是很可悲的吗？
邓自力也并未将自己写成一贯正确的先知先觉。他如实写了自己认识上的局限。在文革中，他并未认识到这场所谓的“大革命”是比当年公社化时的左倾错误更大的灾祸，还一度积极投入，当宜宾地区革筹办的学习班要他揭发李井泉罪行时，他写道：“而今可以系统地揭发他在农村政策上的错误了，我为了那些被推向死亡线上的农民，也要将他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236页）他还在一派造反派的支持下，到北京向中央文革控告李井泉……显然，当时他把李井泉执行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当作了“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了。这同那位革命老大姐对他的批判不是一样可悲吗？
邓自力的这一部《坎坷人生》，写的其实不仅是他一个人的坎坷人生，而且从一个独特角度反映了整个国家民族数十年间走过的坎坷道路，说明了改革开放的必须与必然。书中发人深省、可圈可点之处还多。关心改革开放事业，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都不妨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