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美国通过向西欧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和“马歇尔计划”建立起“美主欧从”的跨大西洋关系。随着欧洲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和欧洲一体化的持续深化发展，冷战结束后，美欧关系逐渐趋于平等。20世纪90年代，欧洲联盟正式建立，欧洲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性日益增强。2003年，由于美国小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外交和军事政策，法德两个欧洲核心国家，公开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欧美出现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裂痕”。2009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大幅调整了美国的对欧政策。奥巴马纠正了小布什政府，特别是小布什第一任期轻视欧洲的态度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从而将美欧关系恢复到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水平。奥巴马上任伊始，即不得不面对由华尔街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机的经济困局，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在军事上美国又因深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两大泥潭，军力财力受损，民意也不再支持过多的海外干预行动；国际舞台上，美国还需面对新兴国家集体崛起的挑战。在以上条件综合作用下，奥巴马政府选择放弃单边主义，以同欧洲等传统盟友国家合作应对各种国际挑战的方式来维持美国的霸权，或者说在“后美国时代”仍然竭力维持它的“全球领导地位”[1]。
奥巴马在当选前，即受到欧洲国家的欢迎，当选后没多久即被欧洲人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他当选后，虽然与欧洲仍有不少摩擦，但主要思路和观念与欧洲相近。在他治下，欧美关系在经济、安全和气候变化等三大议题上都有较重要的变化。下面我们就从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合作伙伴关系”（TTIP）谈判，欧美安全关系新定位，以及欧美气候变化政策协调三个主题来观察奥巴马的对欧政策调整。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
美欧国内生产总值（GDP）加起来占到全球经济份额的一半，贸易总额占全球货物贸易的30%，服务贸易的40%以上，金融交易额占全球金融交易总额的80%，欧美双方相互投资额达到4万亿美元，互为最大投资伙伴。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相互投资数额巨大，双边经济关系也远比它们与发展中国家密切，比如美欧之间的相互关税已经处于3%-5%的较低水平。但是，作为两个最大的发达国家经济体，经济竞争无可避免，它们之间的贸易摩擦、非关税壁垒，以及关于规制、监管政策和标准的争执，一直存在并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不少争端极大地影响到美欧关系的稳定。
自由贸易素来是美国信奉的原则。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就曾提出过建立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提议，但随着欧美经济相互竞争力度的增大，美欧间虽经反复磋商，却一直未能建成自由贸易区和共同市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迅速演变为一场世界金融危机，美国也深陷其中。奥巴马接手小布什任总统后，急切需要大举措来增加就业，开拓海外市场，促进内需和外需，以摆脱经济困境。因此，尽管面临国会内共和党，以及他自己的民主党党内不少反对意见，他还是决心推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选择西方国家内部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欧盟，进行深度合作，破除贸易和投资壁垒，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刺激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欧洲2009年后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潭，对增加出口有着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迫切需求，所以欧盟对TTIP亦是充满渴望，动力十足。在这种状况下，奥巴马在2013 年2 月13日与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共同宣布美欧将启动TTIP谈判[2]。在3 月公布的《2013 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中，TTIP 谈判也被列为美国三大贸易政策重点之一，被视为一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谈判”。
TTIP在理论上可以通过减少经济交易成本，提振美国和欧洲经济。在关税削减方面，据欧盟委员会的报告，有鉴于欧美双边贸易的巨大基数，如果双边关税从目前平均4%左右的低水平逐步降至零关税，那么，从现在起到2027年前，欧美经济将因TTIP每年多出来0.4%-0.5%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欧盟GDP 年增860 亿欧元，美国年增650 亿欧元[3]。服务业方面，现在大西洋两岸尚未开放市场的服务业产值约占欧美GDP 总和的20%，这一比重比农业和制造业的总和还要高。所以有专家统计，如果能够完全消除服务业贸易壁垒，那它带来的收益堪比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50 年来收益的总和[4]。在消除非关税壁垒及规则整合方面，双方获益将更大，即使非关税壁垒被削去50%，也可为欧美经济分别带来0.3%和0.7%的年增长[5]。
同以往的美欧贸易谈判相比，TTIP谈判有两点值得重视的不同之处：首先它改变了美欧通过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协商削减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多边方式，反而开始采用双边方式，相互谈判贸易、投资和监管事宜。美欧这样做，客观上是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处于停滞状态，它们不得不寻求以双边方式先行谈判，寻求突破；主观上则是出于对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担心，冀望“抱团取暖”，联手打造新的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有遏制和规范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的潜台词。奥巴马当选之后，无论美国还是欧洲，经济实力均相对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势头不断上升，美欧对国际经济的主导权受到挑战。在共同的经济威胁面前，西方“集体意识”逐渐回升，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美国国家情报委员2012年12月发布的《全球趋势：2030》报告里清楚地描绘了未来的前景：亚洲经济实力将在2030年前超越北美和欧洲，所以欧美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对方[6]。所以，奥巴马政府此次不惜绕开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平台，改与欧盟双边协商，这里隐含着利用欧美市场大的优势，先行制订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抢夺世界经济新秩序制高点的战略意图。
其次，TTIP的框架包含的领域非常广泛，它不仅限于关税削减，还包括市场准入、政府采购、投资、服务、能源和原材料、监管议题、知识产权、中小企业、国有企业等20项议题，全面涵盖了国民经济的大部分重要领域，可以说是一项“雄心勃勃”的系统工程。克林顿任总统时期，美欧曾在1995 年马德里峰会达成“新大西洋议程”（New TransatlanticAgenda, NTA），双方首次提出创立“新跨大西洋市场”（NewTransatlantic Marketplace, NTM），这主要是针对贸易问题。小布什任职期间，2007 年4 月欧美华盛顿峰会签署了《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框架协议》，成立“跨大西洋经济理事会”( TEC) ，双方开始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商业并购、汽车工业等多个领域的监管整合。不过由于双方在规制上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利益差异与分歧，这些协议都没有取得很大进展。此次TTIP谈判，奥巴马政府同欧盟方面下了很大决心，在广泛的经济领域进行深度谈判，力求实现“一揽子”突破。
美欧预期谈判时长为18个月，到2014年底前完成，但现在看起来这个时限设定明显被高估了。截止2014年11月1日，美欧已经进行了七轮谈判，曾经阻碍美国与欧洲之间经济交流的贸易壁垒已经基本消除，不过，关于市场监管制度，美欧之间仍有很多的不同意见，谈判异常艰难。美欧的经济理念差异明显，美国主张自由主义理念，而欧洲大陆则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要求国家给予企业一定的保护。TTIP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双方的诸多监管争执。比如金融监管，美欧即对应采用何种规则难以达成统一意见。美国司法部2014年6月初对法国巴黎银行处罚89.7亿美元，法国巴黎银行的行为，没有违反欧盟的法规，却触犯了美国的相关法律，这充分反映出欧美双方监管上的规则和标准差异颇大，欧洲业界担忧美国的处罚标准将会影响欧洲地区银行业和经济的发展。还有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条款，它允许外国投资者根据投资协议的规定，当投资利益受到所在国法规限制时，可在国际法庭提起仲裁申请经济补偿。美欧上百家代表消费者和工人权益团体担心，跨国公司可能利用该机制，破坏当地国的社会保护环境和社会福利制度。
此外，奥巴马政府在美国国内受到国会的掣肘牵制，这也给TTIP谈判蒙上阴影。美国国会众议院为共和党把持，参议院在中期选举之前虽为民主党掌控，但在中期选举结束之后也归属共和党。美国共和党对奥巴马的态度极为敌视，利用众议院平台，对政府提交的法案事无巨细，一律否决，这导致奥巴马的国际信誉大打折扣。即使美欧TTIP谈判达成协议，美国国会能否批准，也要被打上一个大问号。况且TTIP盘子大，涉及美国众多消费者和工人的切身利益，会对国内产业造成不小的冲击，不仅共和党人意见大，就连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内部也有不和谐的声音。在许多民主党人看来，自由贸易协定影响工人就业，而过去批准的大量贸易协定正是美国失业率增加的诱因。
对外安全战略的调整：北约的“再平衡”
欧洲国家是美国对外干预行动最主要的盟友，它们之间在军事上有北约作为联系纽带和制度组织形式。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北约内部关于美欧任务分工的模式是美国当“大厨”，即负责军事干预、派出战斗部队和维持战斗部队的能力，而欧洲则负责“洗盘子”，即在美国完成军事行动和控制局势的关键阶段之后，派驻维持和平部队。在小布什政府的第一任期，欧洲在阿富汗战争时曾尝试提供军事“帮助”，但美国并不“领情”，在“美国例外主义”和美国至上理念的指导下，布什政府尽管接受了少量欧洲部队参与阿富汗战事，也要求北约提供重要的后勤支援，不过它仍对盟国的军事能力表示怀疑和轻蔑[7]。北约这种“美主欧从”的局面在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后开始变化，主要是美国方面开始有了不同想法，奥巴马政府开始调整其北约和对欧政策，希望欧洲在欧洲安全以及北约的全球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美国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有经济和战略两方面的原因：经济方面，随着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过度扩张，阿富汗战争久拖不决，美国军费开支空前高涨，其拖累美国经济的副作用加大。2008年华尔街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机更是削弱了美国经济实力，致使美国不得不面对严重的财政和债务问题。奥巴马计划推行联邦财政改革，高昂的军事预算就自然成为美国奥巴马政府重点切削的目标。2011年，奥巴马宣布未来10年，美国将削减5000亿美元军费（美国2010年军费为7000亿美元）。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要求欧洲改变其在安全问题上“搭便车”的局面，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并帮助美国分担防务负担。有学者评论说，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逐渐放弃了“确保领导地位”（primacy）战略，实行战略收缩，不再“事事出头”，转而求助于各种联盟，希望盟友协助它承担沉重的防务负担[8]。
战略方面，奥巴马从其第一任任期开始，就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如希拉里·克林顿的说法，要打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9]。其含义是在国际力量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美国遭受两场战争和金融危机的重创，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的情况下，要将相对有限的资源集中投放到对美国未来发展最为至关重要的亚太地区，一方面要分享亚太地区因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是在战略上要维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权，应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10]。这样，美国对欧洲的关注度有所下降。虽然美国政府在表态中，仍然将欧洲视为最重要的伙伴，表示仍会为美欧伙伴关系继续“投资”[11]，但它期待欧洲在世界安全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增加军费和各种资源的投入，为北约的全球行动做出更大贡献，加速在北约框架内实现欧美力量的“再平衡”。
美国的这一战略调整在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中就已有鲜明的体现。尽管美国有足够的军事实力独立承担军事任务，但它还是愿意让欧洲国家在其邻近地区扮演主要的安全角色。战争期间，法国战机发动了第一波攻击；美军主要担负战役开始阶段的压制与摧毁敌方防空系统的任务，以及之后的作战支援任务。美军战机飞行架次占盟国出动战机架次的25%，但承担了80%的空中加油和战场情报收集及监视侦查任务；其余的加油与情报搜集任务，以及一半以上的打击任务则由英、法两国的战机承担[12]。可以说，利比亚战争开创了美国“幕后领导”（lead from behind）的新模式。利比亚危机之后，美国依然尽力避免过多卷入涉及欧洲的安全事务。2013年初，在欧洲人讨论应对马里危机时，北约副秘书长亚历山大·弗什博（Alexander Vershbow）直言不讳地声称“美国和北约不可能无处不在”（The US and NATO cannot be everywhere.）[13]。现在看来，曾经在科索沃、阿富汗战争期间由美国军事力量发挥主要作用，而由欧洲国家负责维持和平与战后重建工作的分工模式已经悄然变化。
美国利用北约这一协调美欧关系最重要的组织机制，不断催促欧洲向其“再平衡”战略靠拢。2010年，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就已提出“灵活防御”的概念，2011年他在《外交季刊》上撰文，提倡欧盟国家在紧缩时代应加强分工合作、发挥各自特长，建设“更加灵巧的防御”（smarter defense）体系[14]。在欧洲议会和其他场合，拉斯穆森曾不断提醒欧洲人必须意识到只有软实力，等于真正没有实力，没有硬实力来支撑外交，欧洲将缺乏可靠性与影响力；他还明确指出，欧洲缺少运输机、空中加油机以及情报搜集和监控能力。[15]
此外，在国际层面上，美国还试图拉盟友加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2013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英国伦敦的国王学院发表演讲，阐述奥巴马第二任期的战略目标。帕内塔除了呼吁北约加大对情报工作和特种作战的投资力度，期待北约将自身塑造为能应对各种危机的更灵活的战斗力量之外，还特别指出欧洲应该加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防卫努力，扩大安全合作范围。[16]
但是，美国方面的努力并未完全说服其欧洲盟友，欧洲国家没将美国的战略东移视为发展壮大自身安全实力的一个机会。相反，它们表现出一定的不安和忧虑，担心美国就此“抽身”欧洲安全事务之外。英国两位外交政策研究学者道格·斯道克斯（Doug Stokes）和理查德·怀特曼（Richard G.Whitman）将当前状况概括为“美国因素淡化的欧洲安全秩序”（American-lite European security order）[17]。欧盟和欧洲国家担忧美国今后将不再重视欧洲，不愿看到自己“被抛弃”的结局。2010年奥巴马缺席美欧峰会，让欧洲国家首脑感到自己已被“忽视”。对此，奥巴马政府进行了安抚，并对其“再平衡”战略小幅调整。希拉里离任国务卿一职之前，曾试图安抚欧洲人——“美国不是要把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而是要和欧洲一起把重心转向亚洲”。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弱化了“再平衡”战略的色彩。与鼓吹“重返亚太”的希拉里首访亚洲不同，克里就任国务卿后的首访对象则是欧洲和中东国家。2013年2月，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的美国副总统拜登更是宣称“欧洲仍然是美国不可缺少的头号伙伴”,“欧洲是我们与世界其他地区接触的基础”和“展开全球合作的催化剂”[18]。
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的注意力更是进一步集中在欧洲安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政策和行动引发了波罗的海三国等北约新成员国极大的担心。2014年9月北约在英国威尔士召开了峰会，奥巴马在威尔士峰会上着重强调了北约集体防御的第五条，即对北约任一成员国的军事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缔约国的攻击，他也因此成为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之后，首位在欧洲防务问题上提及第五条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催促欧洲国家增加防务开支，此次峰会上欧洲国家首脑第一次承诺将遵守军费开支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2%，保证军费中装备开支，特别是研发费用不低于总额20%的约束性指标。这次北约峰会标志着北约28个国家在战略上同意向加强军备的目标迈进。
气候变化谈判
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曾长期是欧洲国家批评指摘的对象。克林顿虽然在1997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迫于参议院压力，未敢将议定书送交国会表决，导致欧洲国家不得不在美国离开的情况下，在《京都议定书》框架内独立支撑发达国家的气候变化立场；小布什对待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态度更加消极，他一上台就宣布全球气候问题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议定书条款对美国经济有负面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不受约束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而且他还反对采取强制性的减排措施，所以美国不会批准《京都议定书》。
奥巴马政府却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持很积极的态度，奥巴马2008年竞选的口号是“变革”，气候外交就是他的政府在外交方面的显著变革之一。当然，奥巴马重视气候外交，主要不是从修复欧美关系的角度出发，而主要是出于促进国内经济向低碳经济或绿色经济转型，以及谋求美国的能源独立，并争夺和引导新能源发展的未来方向的国内政治目的。2008年12月，在奥巴马就职之前，他同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和副总统拜登会面时强调：气候变化是一个紧迫问题，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美国否认这一问题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他表示，要同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商界和消费者一起采取大胆的和富于进取的方法来处理这一问题。他说：“一旦我上台，你可以确信美国将重新积极参与这些（关于气候变化的）谈判，并帮助领导世界走向一个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全球合作的时代。”他强调，美国不仅将减少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且还要推动订立国际协议来确保每一个国家都完成自己的那一部分工作。“当我们这样做时，美国将不仅是在谈判桌上充当领导。我们将像我们一贯做的那样，通过革新和发现，通过努力工作和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来领导（世界）。”[19]
美国向低碳经济转型主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加利福尼亚州、纽约等经济发达、理念相似的州和城市先推出一些新能源和减排的地方政策。奥巴马执政后，他的政府改变了布什政府保守的气候变化国际立场和国内政策，将促进环保技术发展、提升可替代的清洁能源建设以及呼吁推动“绿色经济”列为美国提升国际形象的重要途径，创建“绿色经济”也成为了奥巴马政府拉动美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在其努力下，美国也开始“自上而下”在全国推进低碳经济转型。2009年奥巴马政府提出《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这一法案接纳了欧洲提出的温室气体“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机制，承诺到2020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17%，到2050年降低83%。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限制的法案。该法案2009年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屡屡受挫。不过总体上，美国形成了一股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发展新能源和加强能源自给能力的合力。美国环保署在奥巴马的支持下，权力大大扩大，美国最高法院也授予环保署制定国家级法规的权力[20]。2014年6月2日，美国环保署宣布了一条有关限制现有发电厂碳排放规则的建议，其目标是到2030年把碳排放减少至2005年的水平。这被称为“奥巴马政府迄今采取的一项最大胆的减少造成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最大来源的措施。”
欧盟和欧洲国家关注气候变化谈判和环境问题，曾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京都时代发挥领导作用。但是随着奥巴马政府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增大国际合作力度，欧盟的全球领导地位逐渐弱化。在国际多边场合，除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G8峰会等既有国际组织的框架下推进多边合作外，奥巴马还主动发起新的倡议，如2009年3月27日美国主办了“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旨在推进探讨如何增加对清洁能源的供给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就哥本哈根会议的众多议题展开磋商，共有16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受邀出席了会议。在双边场合，奥巴马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议题。无论是出访加拿大，还是与欧盟领导人会晤，无论是奥巴马出访亚洲还是希拉里访问东亚四国，气候变化都是美国外交的首要议题。在2009年哥本哈根峰会上，欧盟国家领导人就减排承诺问题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施压，造成欧盟国家同中印等发展中国家的对峙局面，最后是奥巴马同基础四国领导人协调和磋商，才形成协议草案。欧盟在哥本哈根峰会上竟然沦落到边缘地位[21]。
在奥巴马任上，美国在能源领域出现了页岩气革命，凭借页岩气和页岩油，美国有望在2020年实现能源自给。由于欧债危机，英国、德国、波兰等国家开始增加煤炭的使用比例，从美国进口大量质优价廉的煤炭。总体上，欧洲和美国的能源政策和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立场逐步趋同，美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动作迅速，力度很大，目前美国已经成为同欧盟重要性相当的气候变化行为体。当然，奥巴马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转型的成效仍然取决于众多美国国内因素的约束力度，这些因素包括国会、商业集团、工会、公众舆论，以及美国的经济形势[22]。特别是他仍要面对共和党的种种阻挠。减少党派分歧，打破国会中共和党与民主党人僵持对立的局面，是未来奥巴马“绿色经济”能否建成的主要障碍。
结论
奥巴马在外交上回归多边主义，大大缓和了欧洲对美国行为的忧虑，在经贸、安全和气候变化领域，美欧之间加强协作。“西方共同体”无论在利益，还是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在奥巴马任期都得到很大程度的加强。奥巴马提出“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但并没有忽视欧洲，欧洲仍然是美国最可信赖的国际伙伴，而且按照希拉里的说法，美国还希望以大西洋关系为样本建设美亚关系[23]。
但是奥巴马政府与欧洲的关系也并非一切顺利，美欧之间仍存在诸多障碍，并且新生了不少争吵。比如斯诺登事件曝光美国大规模窃听和监控了世界各国政府官员和公民的电话、电邮，这引发欧洲公众的极度反感。欧洲国家重视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特别是在德国，2013年斯诺登的“棱镜门”事件爆出后，欧洲媒体揭出，每个月美国情报机构搜集的德国通讯信息多达5亿条，并且把德国列为重点监听国。德国民众反响非常激烈，媒体每天重点讨论此事，多份民意调查显示，当时高达85%的受访对象对斯诺登表示同情，并且支持斯诺登到德国政治避难。
总体来看，尽管奥巴马政府修复了欧美传统友谊，但是欧洲的独立特性并没有发生变化，美欧在经济层面的矛盾依然存在，安全领域也有着明显的观念分歧，气候变化和环境议题还有竞争因素。欧盟和欧洲国家的政要希望加强跨大西洋市场建设，但是欧洲民众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没有动摇，对以美国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持抵触情绪。同时，欧洲在强化跨大西洋关系的同时，也渴求与具有资金优势和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合作，以顺利走出债务危机，毕竟资金和可深耕的新兴市场这两点优势，是美国所无法供给给欧洲的。所以，在全球化世界格局之下，可以预见，欧洲将竭力同时与中美两大国保持良好的经济政治关系，走平衡外交之路。
注释：
[1]FareedZakaria, The Post 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mpany, 2008.
[2]“Statement from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European Council President Herman Van Rompuy and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ident Jose Manuel Barroso,” Brussels/Washington, 13 Feb. 2013.
[3]European Commission，“European Union andUnited States to launch negotiations for a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Partnership”, February 13, 2013.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869. 2014年10月18日访问。
[4]Daniel Hamilton，“Create a New 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 ThatIs More Than Free Trade”，February 12，2013.http://www.huffingtonpost.com/dan-hamilton/create-a-new-transatlanti_b_2669700.html. 2014年10月18日访问。
[5]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美经贸关系课题组：“评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3期。
[6]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 December 2012. http://www.dni.gov/index.php/about/organization/national-intelligence-council-global-trends. 2014年10月15日访问。
[7]赵怀普：《当代美欧关系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第326页。
[8] Christopher Layne, “America’s Middle East grand strategy after Iraq: the moment for offshore balancing has arriv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5:1, Jan. 2009, pp.5-25; Lanxin Xiang, “China and the ‘Pivot’”, Survival 54:5, Nov.2012, pp.113-28.
[9]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Oct. 11, 2011.
[10]倪峰：“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对外政策走向”，《新视野》，2013年第2期。
[11]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Oct. 11, 2011.
[12]李晨：“利比亚战争中美国与欧洲军事力量的运用”，《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1期。
[13] Tobias Bunde Outlook to the 49th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https://www.securityconference.de/en/activities/msc-kick-off/outlook-to-the-49th-munich-security-conference/
[14] Anders Fogb Rasmussen, “NATO after Libya: The Atlantic Alliance in austere times”,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1.
[15] Andrew Rettman, “Nato chief: EU soft power is ‘no power at all’”, Euobserver, 5 May, 2013,http://euobserver.com/defence/120046
[16]东方网，2013年1月19日。
[17]Doug Stokes and Richard G. Whitman, “Transatlantic triage?European and UK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US rebalance to A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89:5, Sep.2013, p. 1089.
[18]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to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February 2, 2013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2/02/remarks-vice-president-joe-biden-munich-security-conference-hotel-bayeri. 2014年10月30日访问。
[19]转引自周琪：“奥巴马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动向”，《国际经济评论》2009年3-4月号。
[20]笔者2014年8月24日在华盛顿对美国气候与能源方案中心（C2ES）执行副总裁Elliot Diringer的访谈。
[21]薄燕、陈志敏：“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欧盟领导能力的弱化”，《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1期。
[22]周琪：“奥巴马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动向”，《国际经济评论》2009年3-4月号。
[23]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Oct. 11,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