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本人竟然宣称，“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执政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中国大陆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劲爆话题。这个话题是桀骜不驯的台湾作家李敖带来的。2005年9月21日，李敖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1890年8月5日，马克思的好朋友恩格斯写信给施密特，里面一段话，说，马克思亲口告诉他，‘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百度文库”）
二
李敖这些话并非凭空捏造，至少有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为其提供了旁证。弗兰茨·梅林（1846-1919），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和理论家，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国人了解马克思生平的重要著作《马克思传》的作者。据说列宁也对这部传记作出了肯定性评价——“梅林的这部著作基本上是正确的”。就是在这部著作中，梅林叙述道:在马克思逝世前一年即1882年，当年轻的法国工人党表现出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时，他对他的女婿们叙述他的思想的方式也感到不满，于是他脱口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我本人无论如何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樊集译，1965年版，P655）
伦敦大学哥德史密斯学院政治学客座教授、美国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1940—），他关于马克思的传记被公认为英语世界最权威的马克思生平、思想研究文献之一，是第一部涵盖了马克思生活各个方面的英文版传记。他在书中曾有两处提到马克思曾经说过的这句话。一处是在该书第八部分——“最后十年”中的记述：“马克思对法国的原来追随他的人的评价如此之低，以致于他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他的两个女婿由于缺少政治敏感性令他很失望。他轻蔑地说：‘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而拉法格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让他们见鬼去吧！’”（《卡尔·马克思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王珍译，2005年版，P410-411）另一处是在该书第十部分——“后记：今天的马克思”中的记述：“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对他未来的学生利用他的思想感到愤怒，以致于他在生命将尽时宣称：‘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些同样的思想（虽然是被歪曲的、修改的或者被重新解释了的）继续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和精神。”（同上，P434-435）
有必要对马克思提到的几个人物作点介绍，龙格（1839-1903），马克思长女燕妮的丈夫。法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蒲鲁东主义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社员，后为可能派分子。拉法格（1842-1911），马克思次女劳拉的丈夫。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法国工人党的创建人之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蒲鲁东（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蒲鲁东主义对巴黎公社成立的影响要大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在理论与政治上的对手和敌人。巴枯宁（1814-1876），无政府主义者，是马克思在理论与政治上的对手与敌人。
三
关于马克思这句话最具权威的证据，出之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宣称“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全部是由他的挚友与合作人恩格斯转述的，而且这种转述至少有5次之多。下面根据时间顺序列出这五份材料。
第一次：1882年11月2日至3日，《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信中说：“您屡次硬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威信扫地，所根据的也就是这个唯一的来源，即马隆的陈词滥调。诚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5卷，P385。以下出于同书者，只注卷号与页码) 从时间推断，恩格斯给伯恩斯坦这封信，应在马克思作出这一宣称之后不久。恩格斯这封信的收信人——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1932），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按照传统理论，1895年，在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从改良主义立场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从而成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近年学界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命题作了新的探索与阐释，提供了新的认识维度（请参看潘培新《伯恩斯坦与修正主义》一文）。
第二次：1883年9月20日，《格·亚·洛帕廷给玛·尼·奥沙尼娜的信的片断》中转述恩格斯的话说：“记得否我曾说过，马克思本人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恩格斯说，在布鲁斯、马隆等人同其他的人斗争的时期，马克思曾笑着说：‘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第2l卷，P54l)这一材料是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洛帕廷给俄国“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玛·尼·奥沙尼娜的一封信的片断。信中记述了他同恩格斯谈话的一些内容。根据记忆犹新的谈话写下的书信，大致准确地传达了恩格斯的思想。信中写到的与恩格斯的会见，是在当年的9月19日。这封信是作为本卷的附录出现的。
第三次：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第37卷，P432) 康拉德·施米特（1863-1932），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按照传统理论，他在活动初期赞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后来追随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敌人。他所写的著作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
第四次：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写道：“德国党内……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第37卷，P446)
第五次：1890年9月7日，恩格斯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中写道：“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谈到七十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第22卷，P81)“萨克森工人报”是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日报，1890年代初是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青年派”的机关报，从1890年至1908年在德勒斯顿出版。
四
马克思宣称，“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理解？这句话体现了马克思的谦虚，还是体现了马克思的讽刺？如果体现了讽刺，讽刺的对象又是谁？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困扰着一些研究者。从上述的证据来看，马克思这句话显然不是为了表达自身的谦虚，而是表达了对某些人物或事件的不满与愤怒，因而使用了讽刺的语气。这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也有证据。该书第21卷的注释第559：“指马克思由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可能派的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中犯了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性质的错误而说出的一句讽刺话。”足资为证。马克思当时宣称，“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首先针对的是1880年前后的法国工人党建立前后他的追随者的思想和行动。而恩格斯在1890年代的转述，则与德国当时出现的“青年派”有关。因此，恩格斯的转述，带有鉴往知来的意义。提及以往的法国是“鉴往”，论及今日的德国是“知来”。
五
在恩格斯的五封信中都提到了法国工人党的发展过程。1879 年，在马赛举行的法国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上，经盖得和拉法格倡议，通过了成立法国工人党的决议。随后，盖得和拉法格专程到伦敦，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起制订了党的纲领，马克思还对盖得直接口授了纲领的导言。
1880 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法国工人党正式成立，这是法国工人运动中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这个纲领也获得通过，称为《哈佛尔纲领》。马克思高度赞扬了这个纲领，他说：“这个很精练的文件在序言中用短短的几行说明了共产主义的目的，而在经济部分中只包括了真正从工人运动本身直接产生出来的要求。这是把法国工人从空话的云雾中拉回现实的土地上来的一个强有力的步骤。”（第34卷，P451）
布鲁斯和马隆等人反对在纲领中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主张只提出在当时条件下可能实现的要求（故称“可能派”）。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两派正式分裂，盖得派保留了法国工人党的名称，可能派另立“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
马克思后来之所以生气地宣称，“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从两部马克思传记及恩格斯转述时的背景来看，针对的主要是法国工人党的领导者盖得和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支持盖得和拉法格与可能派的斗争，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批评盖得和拉法格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由于盖得固执己见，在纲领通过时错误地规定了工人的最低工资额（资本家往往把最低工资额变为最高工资额）。马克思写道：“尽管我们反对，但盖得还是认为有必要把法定最低工资之类的废话奉献给法国工人（我对他说：如果法国无产阶级仍然幼稚到需要这种诱饵的话，那么，现在就根本不值得拟定任何纲领）。”（第34卷，P341）恩格斯在谈到盖得和拉法格时说：“我们的法国朋友们近两年来由于过分热心、有小组习气、喜欢夸夸其谈等等，干了许多蠢事，但他们还以为干得太少。”（第35卷，P216）马克思的不满，正是由于盖得和拉法格未能准确领会其学说与主张，从而在建党过程中犯下一系列错误。
六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法国工人党的马隆和布鲁斯，则是另一类人。他们开始时接受马克思、恩格斯为党制订的纲领，后来却对这个纲领加以歪曲与篡改。如果说盖得和拉法格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低下出现失误的话，那么，马隆和布鲁斯则是有意篡改，以售其奸。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影响日益扩大，在欧洲大陆涌现了大批工人政党。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和活动家。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与这些形形色色的、冒牌的、残缺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恩格斯1882年10月28日致信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倍倍尔，没有任何人“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更多……”（第35卷，P380）
1882年，恩格斯曾在一年之内给伯恩斯坦写了18封信（第35卷），就国际工人运动交换意见，并向其提供了法国的盖得派与可能派斗争的详细情况。恩格斯在10月20日的信中指出，“事情的进展表明，他们（马隆等人）接受了纲领（同时歪曲了它，马隆给它加进了许多坏的东西），不过，暗中却想推翻纲领。……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了。……纲领的正确要求都被取消了，……”（第35卷，P369）恩格斯指责“可能派”，他们“不仅不是工人党，而且根本不是一个党，因为它实际上没有任何纲领；它至多只是一个马隆-布鲁斯党。”（第35卷，P370）由此可见，马克思宣称，“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固然直接批评的是盖得、拉法格等人，其实也是对布鲁斯、马隆的谴责。
七
恩格斯的五封信，有三份写于1890年，都提及德国的“青年派”。恩格斯重提马克思当年说过的话，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批评德国的“青年派”。“青年派”是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一个政治派别，它的骨干成员多是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和年轻的文学家，故名“青年派”。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坚持马克思早年提出的暴力革命观点，否认合法斗争的必要性，号召“五一”总罢工。
“青年派”利用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威望，进行欺骗宣传，说“同他（恩格斯）自己的和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第22卷，P93），甚至利用他们控制的《萨克森工人报》声言，恩格斯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第22卷，P80）。德国评论家海尔曼·巴尔指出，“青年派”的精神领袖恩斯特，是在马克思的词句下，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变成为“教条主义的公式。”
恩格斯给拉法格写信说：“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第37卷，446）这些年轻的德国人“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第37卷，P433）
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青年派”的错误：“第一，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就其在实践上的危害，恩格斯批评道，“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党就会在敌人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正因如此，恩格斯才会嘲笑他们，“只有中学生水平的政策”。（第22卷，P81）
八
马克思、恩格斯在与法国“可能派”与德国“青年派”的斗争中，并未将自己的学说当作一成不变的圭臬与绳墨，他们的学说与立场也是与时俱进的。即以马克思为法国工人党口授的《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第19卷，P264）为例，马克思指出，“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只有两种方式：（1）个体占有方式，……（２）集体占有方式，……”而这与《共产党宣言》斩钉截铁地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人民出版社，1997版，P41）显然差异明显。马克思在纲领中指出，无产阶级“组成为独立政党……就必须……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而在《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的使命就是“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同上，P39）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与“可能派”的斗争中，恩格斯批评“可能派”“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第35卷，P380）而在与“青年派”的斗争中，恩格斯则反对“青年派”片面强调暴力革命，进行不必要的冒险，“而幻想轻率地‘拿下障碍物’。”（第22卷，P81）也明显体现了变化与发展的历史印痕。
九
马克思宣称的“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全部是因恩格斯的转述才为世人得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会认为他们二人共同创造的理论与学说已臻完美而一成不变。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直到1895年恩格斯辞世，在这12年中，恩格斯承担了整理马克思遗著，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国际共运的重要使命和繁重任务。他根据世界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根据国际共运的现状，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论述，作出了新的阐述与发展。
关于“和平长入”。《共产党宣言》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和平地生长出来，只能通过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然而，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明确指出：“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第22卷，P273）
关于暴力革命。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曾经指出：“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P181）但他在去世前5个月为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撰写的导言中却这样认为：“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第22卷，P601、603）
在上述这部被人称为恩格斯的思想遗嘱或政治遗嘱的文献中，临终前的恩格斯以海洋般的胸怀坦诚反思过去的探索与实践：“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第22卷，P595）
十
任何思想体系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最先进、最科学、最完美的思想体系，也要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青年派”的错误之一，就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第37卷，P432）思想体系总是以人为载体。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旦被人的各种欲望被腐蚀，其原有的革命性、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往往就会发生变异。
思想体系的变异有多种形式，一是割裂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把一鳞半爪、生吞活剥的只言片语、个别结论，当作全部学说和普遍真理，以“主义掌门”或“真理化身”自居，用以指导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决。就像恩格斯批评“青年派”时指出的，“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第37卷，P432）在我国，这种情况更是积习已久。每逢政治运动，就会编纂一本马恩列斯论经济、论战争、论青年、论作风等等的小册子，将有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肢解分割，各取所需。这种现象的极致莫过于“文革”中的“小红书”。
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万古不变的宗教经典，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满天飞。“青年派”的理论权威恩斯特说过，历史唯物主义“就可以当作一切历史问题的详尽答案。”恩格斯反驳道：“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成自己的对立物。”（第22卷，P93）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时泛起的极“左”思潮，往往将他们心目中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作为剪裁现实的金科玉律，不时挑起姓“社”姓“资”的争论，对一切新生事物，都要拿着永恒不变的僵死凝滞的标准进行评判与指责，在德国的“青年派”这里，总算找到了理论根据。
十一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社会主义的旗号五花八门。100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列举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比如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在当今世界上，社会主义仍然斑驳多彩，比如已经解体的独裁暴力的苏联社会主义、封建世袭的朝鲜社会主义、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1990年前后，包括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内的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从而成为20世纪震惊世界的历史性事件。
过去人们津津乐道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搞清楚。其实，邓小平也说过，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也没有搞清楚。邓小平的原话是这样的：“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137）这也是那些动辄“马列指出”、动辄姓“社”姓“资”的人们十分尴尬与头疼的。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如同社会主义一样，其本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有谎言+暴力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有马克思+秦始皇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而以主体思想+先军政治为标志的“金日成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区别的独创的革命思想”（金正日语）。在“苏东波事件”中消失了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历史告诉人们，他们所信奉的既不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被俄罗斯人篡改了的封建的、专制的、落后的、僵死的、失去灵魂的马克思主义。
十二
1970年8月，毛泽东针对庐山会议发生的风波，明确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他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写道：“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并号召全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当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要求通读马列六本书（《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文革”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非张春桥、姚文元莫属，辅之以梁效、罗思鼎之流。他们往往用篡改曲解的、断章取义的、主观臆造的马克思主义，渲染极左思潮，实行思想专制，挟马列以令天下，崇极权以求尊荣。
流风所及，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理论建设上，在一些文件与论文中，出现了两种极其肤浅与卑劣的学风，一是动辄强调“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其实只是作者在“告诉我们”，“告诉我们”的不外是被权力豢养的御用学者的偏见与谬论。二是充斥着从“曾经指出”到“由此可见”的荒唐逻辑。这些人也许曾经读过几本书，更有甚者，一些把学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挂在路边的政客们，他们大约终生都未碰过或未读过任何一本马列原著。如果马克思在天有灵，一定愤怒地对他们讽刺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结语
麦克莱伦在《卡尔·马克思传》的第十部分——“后记：今天的马克思”中写道：“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现在都是马克思主义者。”（P434）他作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是，“马克思的许多思想已经进入到（虽然是毫无意识地）我们在20世纪对世界的看法之中了”（P434），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而天堂里的马克思却对我们说，“只有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