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西方的苏联学是一个极为庞大的体系，1 它对西方政治学及国际问题研究理论的影响和冲击，至今仍在持续。2  本文所要描述的是，西方苏联学的发展及其与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关系不是一个单向的、线性的简单过程，而且是双向、互动以致共生(symbiosis)的复杂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以美国为主体的西方苏联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对美国以外的政治学理论借鉴、消化、美国化、甚至意识形态化的过程。然而，西方苏联学理论的匮乏和单一性（真正属于苏联学的西方政治学理论恐怕只有“集权理论”，即totalitarianism），促使苏联学不断扩展其外延，与其他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亚”理论“接轨”，繁衍出更多的理论分支。

一、 集权主义理论模式

西方政治学中的“集权”理论模式最初应用于苏联研究，是在上世纪30年代的斯大林执政期间。此前，集权理论的起源和研究对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即二十世纪20-30年代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强权政治以及后来的德国法西斯政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也被列入集权主义范畴。这些国家的共同之处包括：取消反对党，打击特殊利益集团，强调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等。3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美国历史学家卡尔顿·海斯(Carlton Hayes)将集权模式界定为西方文明中的颇有“新意”(novel)的政体，其特点包括：（1）垄断社会的所有权力；（2）全面动员民众支持；（3）有效利用教育和宣传机制；（4）强调国家力量和使用武力的重要性。4

二战期间的美苏同盟，使西方学者对苏联政权的批评有所收敛，然而冷战开始后集权理论又成为苏联学的主要动力。其中代表作是德裔美国学者汉娜·阿兰德(Hannah Arendt)1951年的《集权主义之根源》。5  书中阿兰德把集权主义描述为二十世纪特有的现象，认为集权主义的根源是反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帝国主义。阿兰德所代表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在相当程度上是在描述一个历史进化的事实，即西方的现代化（modernity）在达到一定程度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右思潮和势力，是产生集权主义的环境和政治文化的根源。

五十年代初阿兰德的论点对西方苏联学界影响巨大，也是国际环境使然。1947年3月，标致冷战开始的杜鲁门主义应运而生。在对国会的演说中，杜鲁门把美苏之间的对峙描绘成“集权主义”与“自由人民”之间势不两立之争，以此争取仍然对冷战将信将疑的美国国会通过对土耳其和希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集权主义的概念从此不胫而走，成为前苏联的代名词。6 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1950年1月麦肯锡主义出笼，尤其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战，西方普遍认为是斯大林一手操控。阿兰德的集权主义理论因此促进了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政治和社会性质的讨论。

然而阿兰德对集权主义的定义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欧洲视角，且受到其个人经历——即逃离大屠杀的德国犹太人——的影响。此外，斯大林的集权主义的主要受害者却不仅仅是俄国犹太人，而是前苏联党政军的各级领导人。在她以后的著作中，阿兰德也否认了她先前的观点，认为希特勒的反犹仅仅是借口和表象，纳粹的集权主义更主要的原因是主观意识中对权力和财富占有欲的极度膨胀（megalomania）。7  阿兰德的集权理论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中所面临的最大的“水土不服”问题，恐怕是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滋生的极右思潮和势力的“过度”关注，而这不符合美国政治中日益高涨的反共反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倾向。  集权主义因此必须“与时俱进”，聚焦西方“极左”即共产主义的政治体制。

1953年，哈佛大学教授卡尔·佛里德瑞奇（Carl Friedrich）正式启动了“集权主义研究” 项目。佛里德瑞奇出生于德国，就学于海登堡大学，1930年获该校博士学位，纳粹执政后选择定居美国，1936年开始在哈佛任教，8 其学生包括后来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曾担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与阿兰德直接引进欧洲法兰克福学派的做法不同，佛里德瑞奇致力于集权主义理论的美国化。在一次有众多著名学者参加的研讨会上，佛里德瑞奇从国家体制极其政策运作方面，提出了集权主义的五个特征：（1）官方的和单一的意识形态；（2）有大众支持的一党专制；（3）使用恐怖手段的警察力量；（4）对媒体的垄断性控制；（5）对武器的垄断性控制。然而佛里德瑞奇提出的集权模式受到与会者的强烈质疑，其中包括美国两位最权威的俄国历史学家马克·卡波维奇（Michael Karpovich）和吉拉德·罗宾逊 (Geroid Robinson) ，认为《集权专政》的模式并不能准确地解读俄国的历史。刚刚卸任驻苏大使的乔治·凯南对佛、布二人的观点也不以为然，认为即便是集权政治也是 “动态的”（dynamic），而非一成不变；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有可能摒弃一些集权的做法，集权统治有可能受侵蚀（erosion）9  对此，与会的“集权派”学者当然不让，哈佛学者摩尔·芬萨德（Merle Fainsod）与凯南针锋相对，认为没有任何集权制度从内部开始变化。他在《苏联是如何治理的？》一书的结尾写道：“集权体制绝对不会弱化其警察国家的色彩；其权利消失之日，便是其制度死亡之时。”10

对凯南来说，苏联政治和社会的性质不仅仅是学术之争，而是牵扯到美国和西方的正在不断强硬的对苏政策。一段时间以来，这位在华盛顿最受尊重的苏联问题专家，与杜鲁门政府日益强硬的对苏政策已渐行渐远，到1953年凯南从驻莫斯科大使离任时，他的现实主义对苏观点实际上已经在华盛顿被边缘化。有多种原因促成了杜鲁门政府的强硬政策，此前数月中：1949年9月22日苏联成功试验原子弹；1949年10月中国革命胜利，使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国家均成为共产主义国家；1949年2月麦卡锡主义出笼，提出“谁丢失了中国？”的问题，矛头直指在任的杜鲁门政府。面对内外挑战，杜鲁门政府于1950年4月颁布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国安会-68， NSC-68），这份由著名鹰派人士保罗·尼茨（Paul Nitze）主笔的文件以强烈的措辞，把苏联描绘成一个“奴隶社会”；美苏之争是水火不容；苏联不同于以往的霸权，是建立在“极端的信仰（fanatic faith）”之上，力图在世界范围内建立霸业，欲达此目的，苏联势必扩张，等等。文件最后提出，美国“必须领导自由世界建立成功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而缺乏这一体制令人日益难以忍受。”为达此目的，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力，甚至发动有限战争，以迫使对手接受符合美国利益的条件。为了进行有限战争，美国必须动员自身以及盟国的经济资源，以应对此类战争所需要的庞大的军事力量。为此，国安会-68文件提出7点建议：11

1） 由于目前还不能够强迫苏联大幅度改变其政策，因此不要与苏联谈判；

2） 研制氢弹，以防备苏联在1954年时拥有一个有效的核武库；

3） 快速发展常规军力，以便在不动用核武器的情况下保护美国的利益；

4） 大举增税，以支持这一极为昂贵的军事体系；

5） 动员美国社会，包括由政府主导而形成的美国人民的共识，即有必要作出牺牲和保持团结；

6） 由美国领导的联盟；

7） 从内部瓦解苏联，使苏联人民成为我们的盟友。12

作为国安会-68号文件起草委员会中通晓俄国事务的成员，凯南和查尔斯·波汉（Charles Bohlen）坚决反对在文件中采用如此强硬的措辞，认为苏联并没有称霸世界的大战略；斯大林的所有精力都放在苏联所控制的范围之内；斯大林其实生性保守，担心苏联实力过度扩张；凯南甚至认为根本不需要起草国安会-68号文件；它会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加僵硬、过于简单、过于军事化。甚至国防部长刘易斯·约翰逊也坚决反对国安会-68号文件，认为它会使美国破产。而国会中的民主、共和两党都要求减税。13 只是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为国安会-68号文件打了一针强心剂。杜鲁门总体最终于当年9月30日签署了该文件。从1950年1月国安会-68号文件形成初稿，到9月30日杜鲁门签字生效，美国不仅卷入朝战，而且又军事介入台湾海峡，重返中国内战。国安会-68号文件签署的第二天（10月1日），美军率领的联军不顾中方警告，在朝鲜半岛越过38度线，力图以武力解决朝鲜问题。两周后，中国参战。几十年后俄方解密的文件表明，斯大林当时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充其量是指使其亚洲盟国择机行事；斯大林甚至在最后一刻决定不向中国入朝部队提供空中保护。斯大林的战略意图是：如果北朝鲜取胜，苏联多一个听命于莫斯科的亚洲共产党国家；如果进攻受挫，中共会出面收拾残局。各种迹象表明，斯大林极为保守的外交政策一直持续到其逝世（1953年3月5日）。其后苏方迅速同意停战，表明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连续性。

佛里德瑞奇1953年启动的集权主义研究项目，一开始就受到众多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到1956年卡尔·佛里德瑞奇（Carl Friedrich）与布热津斯基合著的《集权专政》出版时，对于三年前来自苏联学界内外的批评，佛、布二人坚持己见，不为所动。不仅如此，《集权专政》一书在1953年的集权主义的五个特征基础之上，又增加了第六个特征：对经济的全面控制。佛、布二人的基本论点是，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毫无意义（meaningless）”，仅仅是“不厌其烦地重复其意识形态的陈腐观念，且前后矛盾，只是对那些弱智者有强烈的煽动性；宪法和政府机构的作用微不足道；集权政体中没有社会的地位，家庭是无所不在的集权政治中唯一的“绿洲”。1917年以后苏联的集权专制就势在必行，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实现突破性进展；集权体制一旦确立，它只能以更全面集权的方式发展。”14

《集权专政》问世同时，第二作者布热津斯基本人的博士论文也成书，标题为《永远的清洗》(The Permanent Purge)。书中把前苏联的本质(essence)定义为清洗。清洗在一些学者认为是非理性的“冲动”行为（paroxysm of irrationality），而布热津斯基则认为是苏联制度为达到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在苏联政治中，清洗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一种需求，便于精英的轮换和晋升，因此不会消失。他还警告说，期待苏联政治制度从根本上变得宽松，是对集权制度的巨大误解，也严重低估了集权统治的不可遏制的逻辑，而这是十分危险的。15

然而佛、布二人集权主义理论，似出师不利。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中，严厉批评斯大林，正式启动非斯大林化进程。美国著名俄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达林（Alexander Dallin）认为该理论所描述的 集权主义是静态的，属于历史上的特例，不具有普遍意义。耶鲁大学著名俄国问题学者佛来德里克·巴格霍尔(Frederick Barghoorn)则认为集权主义理论忽略了苏联社会中健康和稳定的因素；佛、布二人笔下的苏联社会，更像是 一个“狂人世界”(madhouse)而非是一个社会。16

苏联学界对集权模式的不满，促使人们不断寻求解读苏联体制的其他途径。艾伦·凯瑟夫(Allen Kassof)在其196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认为苏联的社会是“管理型”的，是“没有恐怖的集权社会(totalitarianism without terror)；苏联是现代集权体制的变形，但基本上不需要动用几十年来一般集权社会所使用的极度非理性手段。17  凯瑟夫的观点其实只是在修补集权理论。而更多的学者则不满足于此。比如佛莱德里克·佛莱伦(Frederic Fleron, Jr.)，本杰明·巴尔博(Benjamin Barber)，杰罗米·艾斯瑞尔(Jeremy Azrael)和朱安·林茨(Juan Linz)等，认为集权理论的问题极多，概念太杂过于僵化，冷战的色彩太浓，无法解释苏联体制的变化，难以区别集权体制与其他体制，等等。18  即便是布热津斯基本人，在其1960年出版的《苏联集团：团结与争斗》一书中，也居然只字未提集权主义的字眼。19

在对集权主义的“讨伐”声中，西方和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也加入其中。当时在华盛顿大学任教的著名中国问题学者詹姆斯·汤森（James Townsend）认为，佛、布二人的集权主义理论中的六个特征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的控制方式更多是通过说服和组织手段，而非恐怖。20  另一位中国问题学者卢欣·帕(Lucian Pye)1975年出版的一部集子里，一些学者甚至提出，在地区研究中（area studies）应该取缔一切模式，崇尚不加修饰的实证主义(barefooted empiricism)，以返璞归真。21  至此，西方/美国的共产主义研究由于“集权模式”所引发的争论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用过于简单以致天真的理论模式套用复杂的现实，以求证所谓极終和普世的理论范式；要么在无法获得此类极終理论框架时感到幻灭，从而摒弃所有理论。其结果是，西方在研究前苏联以及共产主义体制的过程中，理论研究与地区研究之间的距离不是缩小而是渐行渐远。

二、美国苏联学中极权理论的国内背景

造成这种理论与现实严重脱节不仅有意识形态的原因，美苏关系的大气候，也有方法论的方面的缺陷。冷战期间美苏对立，不仅仅是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实力、利益之争，更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双方在理念上均无法接受对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视对方为洪水猛兽。在这一点上，美国对德国法西斯集权制度的容忍度甚至超过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容忍度。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知识界的主流事实上是非常崇拜纳粹德国的。22  可以说，如果不是有德国在其盟友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对美宣战，美国何时加入二战，加不加入二战，甚至加入哪一方，都是很难想象的。二战后美国迅速武装德、日两国，扶持两国的右翼势力，足以说明美国的价值取向。在某种意义上，同属于西方的美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共戴天，与十七世纪历时三十年的宗教战争颇为相似，即为信仰而战。1950年初开始肆虐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事实上造成了在美国进行共产主义研究人士人人自危。由于种种原因，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和负责苏联事务的官员所受到的质疑和冲击要远远低于致力于中国问题的同行，比如麦卡锡寻找“替罪羊”的矛头所向，主要是负责中国事务的政府官员，而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多有进入政府高层服务的机会（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赖斯等）。然而把苏联所代表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极端化、意识形态化和妖魔化，还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学术资源和从政的机会。布热津斯基最终出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与其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不无关系。

佛、布二人的集权主义理论“定型”于1956年，虽然与赫鲁晓夫的“解冻”进程不甚合拍，却搭上了美苏竞争关系中的另一趟“快车”，即最有冷战“特色”的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1957年8月，苏联成功把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地球轨道，开创了人类空间技术的新高度，同时也表明苏联有能力建造洲际弹道导弹。对此，美国朝野极为震惊以致恐慌，尽管赫鲁晓夫在苏联卫星上天的同月宣布要与美国实现和平共处和进行和平竞赛。

已经在为1960年大选热身的民主党参议员的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都公开发出严重警告，认为美国正面临与苏联不断拉大的所谓“导弹差距”(missile gap)，呼吁军方和政府增加军费，多造导弹，缩短与苏联的导弹差距。面对舆论的巨大压力，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7年末完成了一份关于“导弹差距”的美国军事态势的秘密报告，即以该项主持人罗兰德· 盖瑟(Rowland Gaither)命名的“盖瑟报告”(Gaither Report)，而实际主笔的却是七年前主笔NSC-68号文件的鹰派人士保罗·尼茨。在相当意义上，盖瑟报告就是1950年的NSC-68号文件的升级版。该报告认为， 除非美国在近期增加军费50%，否则苏联会在1959年初或1960年初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在大规模采购武器的同时，联邦政府至少应拨款250亿美元，大量建造能够防核污染的民防工事；此举造成的巨额军事开支对美国经济有利而无弊，不仅能够维持生产，还可增加就业。艾森豪威尔总统否决了盖瑟报告，认为它有误导之嫌(badly misguided)，并下令不得外传。然而盖瑟报告还是被鹰派人士捅了出来，并立即成为民主党总统竞选人肯尼迪抨击现任共和党政府的有力武器。肯尼迪在1960年2月29日的公开演讲中，把“导弹差距”问题设定为其大选的“关键问题”(critical issue)，同时攻击艾森豪威尔政府允许美国处于如此的战略劣势，呼吁美国采取 紧急措施，以扭转战略不平衡。对于民主党和鹰派的指控，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官员多次公开指出，根据最新情报，盖瑟报告所说的导弹差距并不存在；赫鲁晓夫并未大规模增加苏联战略导弹的数量；相反，美国在1958-60年间所拥有的核武器数量从6000千件徒增三倍，达到18,000件，美国无论在核武器或运载工具方面，都远远超过其对手。然而美国政府和民间的鹰派，以及致力于问鼎白宫的民主党人士，都对此不屑一顾。肯尼迪甚至宣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情报有误，必须相信无偏见的非政府的情报来源。面对上述种种压力，艾森豪威尔政府无法与赫鲁晓夫政府就核军备控制问题进行谈判，只能在离职前（1961年1月）著名的“炉边讲话”中告诫公众，美国的军工集团的正在“扭曲”（distort）美国的经济。直到1961年2月入主白宫后，新任总统肯尼迪才发现所谓“导弹差距”毫无根据。与此同时，新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公开表示，不存在导弹差距。肯尼迪政府1961年公布的情报报告也持相同观点。不仅如此，众多的政府情报部门的分析都认为，美国事实上对苏联具有相当的（substantial）核优势。23  对于以年轻、有理想、有抱负、对苏强硬而高调入主白宫的肯尼迪政府来说，“导弹差距”问题事实上成为一个巨大的心理和诚信的包袱，肯尼迪本人极为担心这会影响其1964年的竞选连任。如果说两个月以后的猪湾事件肯尼迪不过是“受害者”，24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为他挽回了一些声誉的话，导弹差距问题实在是肯尼迪本人之过。

肯尼迪在“导弹差距”问题上的所表现出的政治上的投机、天真加无知，也许不是偶然现象。其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团队不仅代表了美国东北部的传统的政治、经济势力，也汇集了美国的学术精英，即美国著名作家戴维·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笔下的所谓“出类拔萃”之辈（best and brightest）。25  其首要人物是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哈佛大学教务长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从学术方面，邦迪具有过人的天分甚至传奇的能力。1949年，刚入而立之年的邦迪加入最富盛名的美国外交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所属的一个秘密的“马歇尔计划小组”，讨论如何向欧洲受援国分配资金，以及中情局如何利用部分资金资助欧洲的反共的游击队活动。该小组成员包括艾森豪威尔、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 1953-1961年任中情局长）以及乔治·凯南。1953年，年仅34岁哈佛政治系教授邦迪出任哈佛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务长（Dean），而他居然只有本科学历。邦迪的才华和经历，是他被肯尼迪揽延入阁的主要原因。26  而恰恰是这些智商极高的出类拔萃之辈，在以后数年中把美国一步步引向越战泥潭。而“导弹差距”问题既是肯尼迪问鼎白宫的敲门砖，也是肯尼迪政府在外交和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第一个败笔。作为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的顾问，邦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此之前，邦迪任哈佛大学的教务长(1953-1961)兼国际政治学教授期间，恰是以卡尔·佛里德瑞奇和布热津斯基等哈佛学者所建立和倡导的“集权主义”理论的鼎盛时期。美国苏联学和对苏政策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这一时期几乎是同步进行。尽管学界的讨论集中于苏联内政，政府的对苏政策主要是在外交方面，二者都不同程度地误读、误判苏联的内政和外交；都极力夸大苏联政治的权利集中程度和军事/经济潜力；都把对手作为一个“异类”而非和美国一样的“正常”国家；都认为苏联不可能发生根本变化而只会机械地走向其生命的尽头。在政策建议方面, “集权理论”和“导弹差距”都主张对苏以强硬政策，任何犹豫与妥协都背离美国的价值观，损害美国的利益。

三、告别集权主义？

集权主义理论的单一性和极端性，在方法论上其实是相当脆弱的。因为要高屋建瓴，即以一个变量解读大量、复杂和长期的社会现象，便不可能面面俱到；理论的层次越高，对现实的描述越粗糙；高屋建瓴，反而成了高处不胜寒。

在集权主义与反理论的地区研究两个极端之间（如卢欣·帕，Lucian Pye)，有些学者认为在学术领域采取“零和”方式并不妥当。巴瑞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在苏联研究领域开创了三种模式并用的方式。他在1954年出版的《恐怖与进步—苏联》一书中，认为苏联的政治与经济生活中的很多现象，其实是源于类似主从关系(patron-client)、派系之争(factionalism)、小社团主义(cliquism)、甚至家庭行为（familistic behavior）等传统文化。此外，苏联工业化和技术发展也可解释苏联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一些现象。最后，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是因素之一。穆尔认为这三种变量在苏联政治中都其作用，但在具体问题上哪种模式更适用，要因时因事而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事务本身也会发生变化。27 无独有偶，阿列克塞·英克雷斯(Alex Inkeles)多年以后也提出了极为类似的理论框架，认为苏联政治可以用集权政治、工业化以及发展主义的模式来概括。他认为苏联为了发展经济，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全国管理体系，而这对于苏联政治的运作有着相当影响。28  另一位学者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则列举了10种研究苏联政治的模式，其中包括社会文化、领袖人物个性、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化理论、非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化理论、集权理论、地缘政治理论等，强调苏联研究必须多元化。29

上述多元理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集权主义理论的单一性所造成的理论的贫困，使斯大林去世以后西方苏联研究得以某种程度的“软着陆”。但归根到底，它们只是从集权理论的内核向外延伸，或在集权理论的范式内修修补补，从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对集权理论并不质疑。此间美国和西方苏联学界出版的一系列具有“集权”基因的著作，一直是西方学界的“经典”教科书，其中包括佛莱德里克·佛莱伦(Frederic Fleron)的《共产主义研究与社会科学》，佛来德里克·巴格霍尔(Frederick Barghoorn)的《苏联政治》，佛来德里克·巴格霍尔与托马斯·莱明顿(Thomas Remington)合著的《苏联政治》，杰里·休（Jerry Hough）和摩尔·芬萨德（Merle Fainsod）合著的《苏联是如何治理的？》等。30

不仅如此，苏联学的发展难以摆脱政治大气候，尤其是美苏关系的总体。历时10年的美苏“缓和”（detente）关系在1975年的赫尔辛基的欧洲安全合作会议中达到顶峰，此后开始走下坡路。31  1979年底苏军入侵阿富汗，西方国家集体抵制1980的莫斯科奥运会，1980年强烈反共意识的里根执政，1983年宣布苏联是“邪恶帝国” (evil empire) ，美苏再陷新冷战，此时此刻，被边缘化20余年的集权理论再受青睐。32

学界对于某一理论有争议是正常现象。苏联学界围绕集权主义理论的争论，不仅促使学者从“体制内”对集权理论加以改良，苏联学本身也开始与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其他专业进行交叉和互补，其中结构-功能主义、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理论、多元模式、官僚政治理论等。

结构-功能主义    二战后在苏联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著作，基本上是以历史和描述性的方式，对苏联政治和国家体制进行相对刻板地描述。其主要代表者摩尔·芬萨德（Merle Fainsod）甚至极力反对苏联研究的理论化，认为直观的、基于一手的材料的研究方式，要远胜于抽象的理论。33 五十年代后期，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些主要理论开始影响西方的苏联学研究，其中包括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1953年的系统理论代表作《政治系统论》，拉斯韦尔(Lasswell)1956年完成的《决策过程》，以及阿尔蒙德(Almond)1956年的《比较政治体制》一文。34  上述三本著作在战后西方政治学中，开创了“系统/结构-功能”理论的范式，力图在政治学范畴中寻求政治运作的普遍规律和理论（general theory）。如果说伊斯顿的系统论（system theory）使理论的建构更加精炼（parsimonious），超越时空，超越价值观，因此更具普遍意义；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模式对政治制度的描述、分析和比较更具“动感”，而非枯燥的累积。不仅如此，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模式也有极大的可操作性，尤其是运用在西方以外的政治体制的比较方面。相比之下，拉斯韦尔的决策论首次把决策过程划分为七个相对独立却又相互联系的功能（情报、建议、实施、评估、终止等）。35

佛来德里克·巴格霍尔(Frederick Barghoorn) 1966年出版的《苏联政治》一书，首次尝试把阿尔蒙德的功能理论应用于苏联政治的研究。巴格霍尔的基本论点是，由于工业化的进程和技术的发展，苏联的体制和政治运作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不可抗拒地”（irresistibly） 导向实际和理性化。在这部最终成为美国苏联学的经典教科书中，巴格霍尔几乎全面引进了阿尔蒙德开创的比较政治学中的一系列理论框架，其结果是苏联学作为一个地区研究，似已完全融入政治学的主流。二者比较如下：

巴格霍尔：1966年版《苏联政治》

阿尔蒙德：1966年版《比较政治学》36

第二章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

第二章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

第三章 社会结构和政治亚文化（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Subculture）

第三章 政治结构（Political Structure）

第四章 政治成长(Political Socialization)

第四章 政治成长(Political Socialization)

第五章 传播与公共舆论（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第六章 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

第六章 政治参与和精英录取 (Participation and Elite Recruitment)

第五章 政治录取(Political Recruitment)

第七章 利益表述、利益聚合和政策制定（Interest Articulation, Interest Aggregation and Policymaking）

第七章 利益表述 (Interest Articulation)

第八章 利益聚合 (Interest Aggregation)

第九章 政策制定, (Policy making）

第八章 政策施行(Policy Implementation)

第十章 政府结构和功能 (Governmental Structures and Their Functions)

第十章 政治表现 (Political Performance)

第十一章 政治制度的表现(The Performance of Political Systems)

此外，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论”（political development）、“技术理性论”(technical rationality)、“政治/经济发展趋同论”(convergence)等典型的比较政治学的亚理论，在巴格霍尔的论述中也比比皆是。在巴格霍尔笔下，尽管苏共仍在执政，但意识形态和“非理性”成分下降；在技术官僚统治下的苏联政治和社会，与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已经日益趋同。37

巴格霍尔得出上述结论，既受西方政治学“普世理论”(general theories)的影响，也反映了苏联政治的现实走向，即苏联政治中技术官僚背景的一代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崛起，最终取代了早期革命和战争年代出身、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挂帅的一代领导。无独有偶，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此时（六十年代初）也得出极为相同的结论，即苏联新领导人已经“资本主义化”。所不同的是，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件坏事，而巴格霍尔等人为之喝彩。谁是谁非，另当别论；然而双方都认为苏联的确发生了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巴瑞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早在1954年出版的《恐怖与进步》一书中就预言，苏联工业化和技术发展会逐步削弱意识形态在苏联政治中的作用：“技术官僚的统治（technocracy）…… 从本义（by definition）上意味着极权者权力的极大削弱(heavy reduction)。”38 穆尔的《恐怖与进步》一书的中心思想在该书的标题中已再清楚不过了： 斯大林的统治的确是恐怖和集权，但这只能在苏联发展的某一阶段加以实施，对苏联后来的发展不一定适用；在一定意义上，苏联的极权主义政治也是苏联“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而不具有普遍性；苏联社会在未来走出集权主义，走向“进步”。

巴格霍尔以后，苏联学界的很多其他学者也程度不同地受到“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在他们的研究中借鉴“普世理论”的要素，其中主要著作有杰里·休（Jerry Hough）1979年修订的摩尔·芬萨德（Merle Fainsod）的《苏联是如何治理的？》。休在该书的后半部分加入了苏联政治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policy-process）的研究。其中包括公民参政、政治投入（political inputs）、政治议题的设定（agenda setting）、派系争斗、多元趋向、决策机构、政策辩论等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概念。对此，休本人认为，对西方政治的研究都集中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以及政治制度的应变力度（responsiveness）；对苏联的研究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方式。39 玛丽·麦克奥里(Mary McAuley)1977年的《政治与苏联》一书中，对苏联的政策过程的研究采用了案例分析（case studies）方式，其中大量采用了美国政治学泰斗罗伯特·道尔（Robert Dahl）和阿尔蒙德等人的政治理论路径。40 戴维·兰恩(David Lane)1978年的《苏联的政治与社会》和1985年的《苏联的国家与政治》中，都采用了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模式，其结论之一是苏联政治是基于“群体”（group basis）。41  类似的研究还有史提芬·怀特（Stephen White）1982年的《共产主义政治制度》；42 乔治·布兰诺（George Brunner)1977年的《苏联的政治体制》；43 丹尼尔·塔奇斯(Daniel Tarchys)1979年的《苏联的政治议题：问题与优先选择》；44 以及T.H. 偌格比(Rigby)1968年的《苏共的党员制度： 1917-1967》。45  此间，研究苏联外交的学者也大量借鉴“结构-功能主义”的模式，其中主要著作包括阿诺德·霍若里克(Arnold Horelick）等人1975年出版的《苏联外交研究：与决策理论有关的路径》，46 威廉·波特(William Potter)1985年的《苏联外交变化的根源：来自决策科学的观察》；47 以及佛侬·阿斯帕托瑞(Vernon Aspaturian)1985年的“苏联的决策者：决策的地点、过程和人物”等主要著作。48

西方政治学的理论与地区研究的关系绝不是单向的。苏联研究学者利用政治学的“普世理论”使西方的苏联学在六十年代实现了“非集权主义化”，理论界反过来又借助苏联学的“进展”推动理论研究。哈佛学者亨廷顿1958年出版的《变动中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一书（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就是一例。该书一反西方的反共主流，把世界一分为二：即有能力维护秩序、进行自我管理的国家（主要是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无力管理自己、无秩序的广大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亨廷顿无意为前苏联歌功颂德，然而却注意到西方民主国家与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共性，即拥有强有力的治理能力。作为现实主义者，亨廷顿用苏联的例子验证了一个常理，即人可以忍受有秩序而无自由的生活，但却无法在有自由而无秩序的环境中生存；权力(authority)必须确立在先，而后加以分散。亨廷顿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应该是致力于提升这些国家的执政能力，而美国所信仰并在海外推广的民主制度，恰恰会削弱这些国家的执政能力。49 亨廷顿的这一理念在冷战期间几乎成了美国政府的座右铭，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在世界各地毫不犹豫地支持众多的独裁政权：从菲律宾的马科斯，到伊朗的巴列维国王，智力的皮诺切军人政权，韩国的军政权，蒋介石的一党专政，新加坡的家族制，以及日本的事实上的一党执政。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针对苏联政治的集权主义理论所衍生的美国政治学理论，在转换成政策的结果时，却极大地加强了美国盟国的集权倾向。理论和政策的价值取向南辕北辙，美国的双重标准，源于理论的多样性和政策的灵活性。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  阿尔蒙德作为战后西方的“比较政治学之父”，于1956年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其定义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是一国之民众对该国政治目标所具有的特定的取向”。他认为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需要一种与之相配的政治文化；民主的结构如果没有民主的文化将一事无成。在1963年与西德尼·沃巴(Sidney Verba)合著的《市民文化》（Civic Culture）一书中，通过对五个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的比较，进一步扩展了上述论点。50  《市民文化》一书是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界首次进行的大规模的跨国比较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也建立了阿尔蒙德在西方政治学界未来数十年中稳固的领导地位。51 苏联学界的众多学者为之折服，并在苏联研究中广为应用，也是必然的。其中比较突出的有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1973年在《政治学季刊》中发表的“文化、政治文化和共产主义社会”一文；史提芬·怀特（Stephen White）1979年出版的《苏联政治中的政治文化》一书，阿奇·布朗（Archie Brown）1985编辑的《政治文化与共产主义研究》一书，等等。52 而巴格霍尔(Barghoorn) 1966年的《苏联政治》，又是苏联研究领域中率先引进政治文化概念的先驱。在该书第二章，作者便宣称，政治文化概念不仅可以移植到苏联问题研究，而且还会大有作为，对苏联政治文化的研究 其实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困难。在一个精英统治的社会，精英们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其实都非常明确，尽管其中不乏宣传成分。53

在政治文化的范式内，苏联社会中的公民参政问题一直是西方研究苏联问题学者中争议较大的议题。集权理论完全排除公民有任何实质性参政的可能。而巴格霍尔和弗瑞德格特(Friedgut)则把苏联公民的参政定义为“动员型”(mobilize)和“从属性参与”(subject-participatory)。54  此后，迪弗朗西斯科(Di Franceisco)与吉特尔曼(Gitelman) 在采访了相当数量的移居海外的前苏联公民后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民众对政策的参与主要是在政策执行阶段；然而这一过程不仅仅是被动的服从和走过场，同时也包括大量的下属和民众为自身利益而主动与党政机构和官员的个人交流。55 上述论著表明，苏联社会的政治参与实际上是双向的；权力阶层与平民百姓之间也某种利益分配的互动，尽管这一互动是不对等的。应该指出，西方苏联学界对于苏联社会的政治参与的描述，是在典型的苏联制度的环境下，即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苏联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表象；通过引进西方政治学主流的政治文化理论，在理论上排除了集权主义的绝对性，更注重实地调研和分析，因此更接近现实。

与此同时，西方学者也开始尝试以政治文化的范式对不同的共产主义国家进行跨国别的比较，不仅要摆脱集权主义的影响，也要扩展苏联学中针对个别领袖人物的过量研究。然而“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起步并不顺利。在六十年代不仅经费没有保障，在方法论上也没有可操作的理论框架。而政治学主流中的比较政治文化的范式，正好可用来激活相对单调的苏联学界。此时此刻，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论在政治学主流中已过巅峰，阿尔蒙德本人更热衷于在非主流和地区研究领域扩展，与苏联学学者的索求相辅相成。比较共产主义研究也借船出海。56  到七十年代初，已有可观的成就。其中布朗和格雷(Brown and Gray) 1977年主编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与变化》集子，第一次对世界主要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进行了横向比较，国别包括苏联、中国、古巴和五个东欧国家（南、波、匈、捷、罗）。此前，西方共产主义研究一般聚焦共产主义大国，对中小国家基本忽略。而布朗和格雷的集子不仅袮补了这一缺漏，而且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其中对若干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的梳理尤有独到之处。书中布朗和格雷把政治文化定义为“这些国家和族群特定的历史经历所具有的对历史和政治的主观意识，基本的信念和价值观，自我定位和忠诚的中心，以及对政治的认知和预期”。布朗和格雷强调历史对政治文化形成的重要性，部分原因是难以对这些共产主义国家进行西方式的民意测验，以把握现实政治文化的分布和规律；强调历史不过是下策，但仍不失为可行的方式。布朗和格雷要求参与该项目的所有学者，对所分担的国别的政治文化进行纵向的描述和分析，在该书的结论一章，编者以此对八个共产主义国家进行横向比较。通过纵向的描述和横向的比较，布朗和格雷发现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具有异常的持久力(extraordinary staying power)；而它们的民族传统和宗教信仰，也足以抵御官方的政治渗透和同化的努力。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国，都以各自的方式，与正统的“社会主义文化”达成某种妥协，从而保留了自身文化和传统的特性。而南斯拉夫的例子已经表明，一旦苏联的直接控制不在，东欧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会回归自我。57 在相当程度上，布朗和格雷对东欧政治文化的研究比较客观地描述了东欧的现状以及可能的未来走向。整个八十年代，东欧政局从动荡到剧变，其中纵然有外部因素（如美苏对东欧的政策），也是东欧自身历史和文化的韧性和惯性使然；1989年戈尔巴乔夫一旦对东欧“无为而治”，东欧的离心倾向便一发而不可收。

政治文化作为西方政治学的主流概念和研究方法，不仅在西方苏联学界日趋流行，甚至也为很多苏联学者所采用。而苏联学者对政治文化的定义，与西方定义也相差无几，并以此在苏联进行社会调研。不仅如此，苏联学者也注意到一个国际的历史和文化的沉积，对该国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不仅是潜移默化，更是持久的和无处不在的，而不管这一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如何。58

发展理论 (Developmental Model)   发展研究是西方社会科学界在二战以后繁衍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它涵盖了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59  依存理论（dependency theory）、世界体系论(world system theory)；以及托洛斯基在二十世纪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平衡发展论（uneven developmental theory）。其中现代化理论构成了西方发展理论的主流和正统，而后三者则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

战后初期西方的发展论者多为“发展阶段论者”，即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大众传播发展在先，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化随后。这当然也包括共产主义国家。60 发展论的学者在西方的苏联研究中认定一个基本的观念，即苏联的经济、技术发展对苏联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起到某种“软化”作用，从长远来说，苏联的体制不可能永远处于高压和高度动员状态。早在五十年代初，巴瑞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 他在1954年出版的《恐怖与进步—苏联》一书中，就认为苏联的工业化不可避免地对政治运作产生影响。61 到六十年代中期，阿列克塞·英克莱斯(Alex Inkeles)对苏联社会的发展，也做出了类似的推断。62  与此同时，亨廷顿和布热津斯基在他们《美苏的政治权力比较》一书中，也认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对美苏两国都有着共同的影响，两国的政治发展甚至有殊途同归的趋向；尽管两国不同的历史和意识形态，使它们不可能完全一致。63 亨廷顿对“列宁式的”党政体制的“动员”能力（mobilizing capability）甚至独有情中，认为该体制在工业化、城市化、普及教育等方面具有强大的能力。64 理查德·骆文索(Richard Lowenthal) 在七十年代中期就预言，苏共的执政方式在未来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profound alteration)， 即偏离早期的穿透型的(penetrative)、动员式的和致力于变革的职责。他认为即便是集权主义的政治结构会保留下来，但政权本身与社会的互动的方式却和内容都会有所不同：以前执政者是自上而下操控社会，而现在则必须关注来自社会的诉求。骆文索预见共产主义制度必须经过一个政治变化阶段，这包括通过管理体制的理性治国方式来使政权合法化。65  到七十年代东欧共产主义研究兴起后，斯坦福学者简·楚斯卡(Jan Triska)也将类似的发展理论应用于对东欧国家的研究。66

也许是完全偶然的原因，伯克利大学政治学学者肯尼斯·乔维特(Kenneth Jowitt)在1978年就断定，现代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西方自由化的路径，然而这一路径是世界历史特定环境的产物，后人不可能复制；另一条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制性的（forced）现代化路径。二者之间不存在第三条道路；通过改革和渐进的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根本不存在。67 乔维特的论断在多大程度上预测了八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启动的仅仅在激进和无效中徘徊的改革，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作为一位著名的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乔维特的政治视野和专业嗅觉显然过于局限于西方的范畴。因为就在桥维特发表该言论的同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历史性的、摸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和开放，无论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与后来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大相径庭。然而即便在西方范畴之内，乔维特的论断也欠妥。俄国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激进的私有化过程，即所谓“震荡疗法”，显然是过于天真和武断。在发展的路径和战略方面，任何一步到位的方式不仅难以成功，而且社会必须为之付出极大的代价。

无论是在方法论或价值取向方面，发展论都与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论点以及“历史/文化决定论” 相去甚远。而后两者均排除共产主义制度有可能在自身范围内变革的可能；其中历史/文化决定论更有宿命论之嫌。而二者在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开始后便日趋式微。相比之下，发展论则可“与时俱进”。

多元主义理论（pluralism）  在西方政治学中，有关多元主义的讨论始于20世纪初；68  一般的定义是指独立于政治权利结构以外的团体，如教会、工会、行会组织、社区等；有学者甚至认为政府也是“多元”分子之一，与其他社会团体平起平坐。到二十世纪30至70年代，美国的政治学学者出产了大批有关论著，69 并“输出”到欧洲和拉美学界。70  然而多元主义理论最大的“突破”也许是在研究苏联问题方面。1966年，戈登·斯吉林(Gordon Skilling)首次将多元主义理论应用于对共产主义国家的研究，他认为利益集团不仅在共产主义国家也存在，而且常常为各自利益相互竞争，苏联领导层对这些利益的表述不能置之不理，它们对决策的过程和结果总会有程度不同的影响。71  斯吉林的“移花接木”并非一帆风顺，甚至成为众矢之的；被认为是过于牵强，甚至有误导之嫌。72  尽管如此，多元主义模式还是在苏联研究中生根发芽，尽管“枝叶”并不茂盛。相当数量的研究主要采取“个案”研究(case studies)，比如对苏联工业教育领域的研究，对苏联犯罪政策以及苏联土地和水利政策的研究等。73

西方对多元主义的研究的另一支是多所谓“社团主义”的研究。社团主义研究起源于西方对欧洲和拉美问题的研究。在这些地区和国家，利益集团的活动方式与美国式的公开的和无序的竞争不同；利益集团与政府的讨价还价的方式和过程相对有序、更为平和；通常，政府部门只与少数的行业的领军公司就工资、价格、投资等问题进行磋商和谈判。此类社团主义通常都致力于更稳健的、更有持久力、低通货膨胀、高福利的经济发展目标，尤其是在北欧国家，这与美国的更具竞争性的利益集团政治非常不同。74  美国和欧洲两种类型的社团主义也因此可以分为美式的“社会主导型”的社团主义(societal corporatism)，以及欧式的“国家主导型” 的(state corporatism)社团主义；75 而后者便是社团主义进入苏联研究领域的路径。

在一些苏联问题学者看来，“国家主导型” 的社团主义的概念甚至比多元主义概念更适用于解读苏联政治的运作，尤其是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尽管勃氏身居高位，但他也必须与各路党魁、政府要员、企业高管、科技界等保持良好和微妙的关系。如果说勃烈日涅夫执政初期注重与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社团沟通、致力于提高生产力和增加群众福利的话；勃氏后期苏联在东欧面临种种压力，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以及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勃烈日涅夫在政策上更向军界和重工业倾斜。根据同一逻辑，国际局势的缓和会使苏联的政策向非军事和非军工企业的社会倾斜。76

官僚政治模式（Bureaucratic Politics） 在质疑极权模式的众多理论中，官僚政治模式似乎最具“杀伤力”。官僚政治模式的起源可以追溯至韦伯的关于政治权威的三个“理想的模式”(ideal types)，其中之一便是“理性-法制权威”(rational-legal authority)，即官僚政治模式。77  早在五十年代初，巴瑞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在苏联研究领域开创的三种模式中，就包括苏联工业化和技术发展所导致的官僚政治因素。78  作为集权主义象征的斯大林逝世后，新一代的技术官僚崛起，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整个苏联就好比一部巨型的官僚机器，其组成部分包括大企业、军队、政府部门等；整个苏联就是一个“被管理的社会” （administered society），一个被垄断性的强力官僚体系所计划、协调和统治的社会。79  对此，杰里·休（Jerry Hough）也认同，但也认为不能把苏联的官僚体制看作是千篇一律、整齐划一。在苏联官僚体制的表象下面，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和碰撞肯定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80  与此同时，官僚体制模型还被广泛地应用于苏联外交尤其是外交和军事决策的研究，81 其中最热衷于此道的包括美国军方。82

四、 结束语：在魔鬼与天使之间？

作为冷战期间最大的地区研究领域，西方苏联学与各学科之间的交流、借鉴和互动相当广泛，有些也非常深入。本文对苏联研究的内核与外延的描述仅仅局限于政治学的范畴，由于篇幅和时间的局限，不可能面面俱到。然而有一点却十分清楚，即在44年的冷战期间（1947-1991），真正属于苏联学的基本“内核”的“理论”只有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集权模式(totalitarianism)。在相当程度上，这也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liberalism)对于西方共产主义中具有极端品性的斯大林主义的在理论上的极端反应。如果“物极必反”的常识对包括苏联在内的一切社会形态和事务都适用的话，一个力图解释现实世界的理论范式要避免凋落和枯竭，也必须与时俱进，适时更新。西方苏联学在冷战期间不断扩展其外延，不断借鉴和吸纳苏联学以外的理论和概念，也在常理之中。反过来说，西方苏联学如此大量的和持久的依赖其他理论而求自身生存的现象也说明苏联学本身的局限性。西方苏联学不断借鉴、不断扩展的过程，也是西方学者们在面对不断变化的苏联现实时，逐步偏离和脱离极端性的过程。已经发生的和成为历史的事物是难以改变的（篡改和伪造历史除外），但对历史的解读却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所谓鲜活的历史和灰色的理论之说，其实是理论存在与发展的正常现象。所谓普世理论，至少在西方苏联学中并不存在。

然而非苏联学理论进入苏联学本身，并不能说明或保证这些理论在不同范式中的可用性。对于西方苏联学界大量引进的各种理论，多数似有削足适履之嫌，英语称为“Model-fitting”。原因很简单，像政治文化理论、多元主义理论、社团主义理论等，都是西方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移植到完全不同的政治、社会环境中，总有水土不服甚至张冠李戴的问题。用现成的理论框架去套用千变万化的现实世界，本身就很成问题。 在政策层面，邓小平的没有框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与叶利钦的生搬硬套的西式的震荡疗法相比，显然更为成功、代价更小。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建造真理的基石。

其实，西方苏联学学者的“拿来主义”，是在无法获得苏联的第一手资料或难以对苏联进行近距离观测的情况下，不得而已而求其次的结果。与集权主义理论相比，更少极端性，更非意识形态化，离苏联的现实可能更为接近。然而如果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这些理论比集权主义理论更“好”，也是不恰当的。充其量，它们与集权理论只是不同，而非好坏之分；二者都有盲点和缺失。集权论者对苏联妖魔化并使之永久化，其实多多少少反映了他们自身的极端意识形态化的价值取向；其反对者则心照不宣地把苏联“正常化”，是否也矫枉过正，把苏联过于理想化·其实，真正的苏联，恐怕既不像集权主义理论所说的那样邪恶，亦非“正常论者”所云那般正常。无论如何，西方苏联学的内核与外延、对苏联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对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后期的剧变均无感觉。马丁·马利亚(Martin Malia) 对苏联解体的预测，似乎更出于信念。83

如今，苏联和苏联学都已作古。留给后人的除了浩瀚的书海，俄罗斯破碎的河山，还有抹不去的记忆。笔者当年在美求学，专攻国际关系和苏联军事/外交政策，有幸求教和结识众多知名苏联学者学者，其中包括我的博士导师、斯坦福大学苏联军事问题专家戴维·霍莱维(David Holloway)、斯坦福苏联历史教授亚历山大·达林(Alexander Dallin)、伯克利大学苏联历史学家马丁·马利亚(Martin Malia)、斯坦福政治系苏联外交专家康德莉丝·赖斯、斯坦福东欧事务专家简·楚斯卡(Jan Triska)，夏威夷大学俄国远东历史学家约翰·斯戴夫（John Stephan），斯坦福政治系社团问题研究学者菲利普·施密特(Phillippe Schmitter)等。然而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西方的比较政治学之父、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尤其是他在晚年，仍致力于将其政治文化理论、市民社会力量、结构-功能模式等曾主导战后西方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理论范式向苏联学界推广，尽管这些理论在比较政治学的主流已成强弩之末。也许正因为如此，阿尔蒙德才不竭余力地将这些理论在政治学主流以外的领域扩展。笔者进入斯坦福大学的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在以后数年激进的西化改革中，戈氏两次到访斯坦福大学；苏联政局和社会的走向，似乎愈发接近西方学界的预期。此间，笔者有幸加入阿尔蒙德退休前讲授的最后一课，老人在期末向我们这些他最后一班的学生散发了多年积存的书籍，只身前往令其兴奋和着迷的苏联讲学和研究。对阿尔蒙德来说，苏联的“春天”已经到来；然而他肯定不会想到，苏联最后的冬天亦不再遥远。

（2011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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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杨成：“中国俄苏研究的范式重构与智识革命----基于学术史回顾和比较研究的展望“，《俄罗斯研究》， 2011年第1期，第28-34页; David Engerman, Know Your Enem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Soviet Exper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于滨：“从X 到Y:西方‘苏联学’的兴与衰”，《俄罗斯研究》， 2011年第1期，第71页。

3 Abbott Gleason, “Totalitarianism in 1984 Russian Review 43:2, pp. 145-60; Robert Orr, “Reflections on Totalitarianism, Leading to Reflections on Two Ways of Theorizing,” Political Studies 21:4 (December 1973), p. 481.

4 Carlton Hayes, “The Novelty of Totalitarianism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Pa., 1940).

5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1).

6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2008), p. 60.

7 有关Hannah Arendt对集权主义的不同解读，见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Hannah_Arendt， 2011年9月14日摘引。

8 有关佛里德瑞奇的背景， 见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carl_joachim_friedrich， 2011年9月13日摘取。

9 见David Engerman, Know Your Enem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Soviet Exper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第208,211页。

10 Merle Fainsod, How Russia Is Ruled, revised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499-500.

11 见 “NSC 68: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14, 1950)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ume I, 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nsc-68/nsc68-1.htm，2011年8月9日摘取。

12 见 “NSC 68: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14, 1950)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ume I, http://www.fas.org/irp/offdocs/nsc-hst/nsc-68-cr.htm, 2011年9月1日摘取。

13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2008), p. 105.

14 见Carl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第3-18，246-7， 295-300页。.

15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Permanent Purge: Politics in Soviet Totalitarianism (Cambridge, Mass., 1956), pp. 8, 37, 89, 145, 165, 173.

16 见Alexander Dallin, Russian Review, Vol. 17, No. 2 (April 1958), pp. 143-44; Barghoor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72, No 4 (December1957), pp. 613-14.

17 Allen Kassof, “The Administered Society: Totalitarianism Without Terror,” World Politics, Vol. 16 (July 1965), No. 4, p. 559.

18 Frederic Fleron, Jr., “Soviet Area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Som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Communist Studies,” in Fleron, ed., Communist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ssays in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5);  Benjamin Barber,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Totalitarianism,” in C.J. Friedrich, ed., Totalitarianism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Praeger, 1969);  Jeremy Azrael, “Varieties of Destabilization,” in Chalmers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and Juan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Greenstein and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Reading Mass.: Addison Wesley, 1975), Vol. 3.

19 Zbigniew Brzezinsky, The Soviet Bloc: Unity and Conflic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20 James Townsend, Politics in China (Boston, Mass.: Little, Brown, 1974).

21 Lucian Pye, ed., Political Science and Area Studies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22 见Ido Oren, Our Enemy and US: 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

23 见Robert Divine, The Sputnik Challen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5-41; Kurt Campbell and James Steinberg, Difficult Transitions: Foreign Policy Troubles at the Outset of Presidential Power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p. 55-57; David Hollowa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rms Ra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38-40。

24美军方在肯尼迪就职前就酝酿入侵古巴，而此时中情局也在秘密培训古巴流亡分子，并在肯尼迪上任后不久即呈报入侵方案。美官方后来解密的档案表明，肯尼迪对中情局的入侵方案犹豫不决，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姆尼泽将军对此加以评估。而莱姆尼泽明知中情局的入侵计划漏洞百出，风险极大，却予以放行；并在入侵行动遭遇意想不到的抵抗时拒绝提供空中支援，从而导致1961年“猪湾事件”的惨败， 令就职不足百日的肯尼迪政府在国际社会面前尴尬万分。而军方的真正目的则是巴不得中情局的行动失败，军方即可“名正言顺”地大举入侵古巴。肯尼迪事后大有上当受骗之感，然而悔之晚矣。见Aleksande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One Hell of A Gamble: Khrushchev, Castro & Kennedy, 1958-1964 (New York: W.W. Norton, 1997), 第84-5页; Peter Kornbluh, ed., Bay of Pigs Declassified: The Secret CIA Report on the Invasion of Cuba (New Press, 1998)。

25 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Brighte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26 见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McGeorge_Bundy。

27 Barrington Moore, Terror and Progress: Some Sources of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viet Dictatorshi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28 Alex Inkeles, “Models and issues in Analysis of Soviet Society, Survey 60 (July 1968), pp.3-17.

29 Daniel Bell, “Ten Theories in Search of Reality: The Prediction of Soviet Behavior in the Social Sciences” World Politics, 10:3 (April 1958), pp. 327-65.

30 Frederic Fleron, ed., communist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ssays On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

(Rand McNally, 1969); Frederick Barghoorn, Politics in the USSR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Frederick Barghoorn and Thomas Remington, Politics in the USSR (Boston: Little, Brown, 1986); Jerry Hough and Merle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31 有史学家把“缓和”定为1966-76年（也是中国文革十年），见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2008), 特别是第11章：“A New Containment: The Rise and Fall of Detente (1966-1976),” pp. 267-298.

32 Ernest Menze, ed., Totalitarianism Reconsidered (Port Washington, NY: Kennikat Press, 1981); Stephen Whitfield, Into the Dark: Hannah Arendt and Totalitarianism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33 这些著作包括Merle Fainsod, How Russia Is Ruled, revised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巴瑞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的Soviet Politics: The Dilemma of Pow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以及穆尔1954年出版的, Terror and Progress, USS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34 David Easton, The Political Syste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H.D. Lasswell, The Decision Process: Seven Categories Of Functional Analysi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Press, 1956); and Gabriel Almo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Journal of Politics 18:3 (August 1956), pp. 391-409.

35 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模式包括以下若干核心概念：任何形式的政治都具有自身的结构，任何政治结构都执行某种共能；相同的政治结构可以执行不同的功能，不相同的政治结构可以提供相同的政治功能。引自阿尔蒙德讲授的比较政治学讨论课，1985年秋季，斯坦福大学政治系；另见Gabriel Almond, Bingham Powell, Jr., Russell Dalton & Kaare Strom, Comparative Politics Today: A World View, Updated 9th Ed. (New York: Pearson/Longman, 2010), pp. 33, 35, 37-8.

36 Gabriel Almond and Bingham Powell, Jr., Comparative Politics: 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66, 1978).

37 Barghoorn to Cyril Black, 25 January 1965, Frederick Barghoorn Paper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2:7; Frederick Barghoorn, Politics in the USSR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38 Barrington Moore, Terror and Progress: Some Sources of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viet Dictatorshi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231.

39 Jerry Hough and Merle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40 Mary McAuley, Politics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enguin, 1977).

41 David Lane, Politics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8); State and Politics in the USSR.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5).

42 Stephen White et al.,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

43 Stephen Georg Brunner, Politische Soziologie der USSR  (Wiesbaden, Akademische Gesellschaft, 1977).

44 Daniel Tarschys, The Soviet Political Agenda: Problems and Priorities (M.E. Sharpe, 1979).

45 T.H. Rig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in the USSR: 1917-1967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46 Arnold Horelick, Russ Johnson and John Steinbruner, The Study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Theory Related Approaches (Sage Publications, 1975) .

47 William Potter, “Sources of Foreign Policy Change: Insights from the Policy Sciences,” Conference on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UCLA Project on Politics and War, 10-11 October 1985.

48 William Vernon Aspaturian, “The Soviet Dicision-makers: Where, How, and By Whom Decisions Are Made,” UCLA Project on Politics and War, 10-11 October 1985.

49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8.

50 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51 尽管如此，政治文化模式本身并非万能。阿尔蒙德本人在八十年代也意识到这一点，尤其是在解释一些历史和现实中的难解之 “迷”时，政治文化很难提供令人信服的解说。比如，纳粹为何在魏玛共和国时脱颖而出？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德国又何以成为民主国家市民文化的典范？同时美国和英国的市民文化为何走下坡路？为什么西方尤其是美国在非西方世界中（包括在那些美国的盟友）推行新法民主困难重重？显然，政治文化的变量本身并不构成充分条件。引自阿尔蒙德讲授的比较政治学讨论课，1985年秋季，斯坦福大学政治系。

52 Robert Tucker, “Culture, Political Culture, and Communist Socie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88:2 (June 1973), pp. 173-90; Stephen White, Political Culture in Soviet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79); Archie Brown, “Conclusion” in Archie Brown, ed. Political Culture and Communist Studies (M.E. Sharpe, 1985).

53 见 Frederick Barghoorn, Politics in the USSR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尤其是第二章《政治文化》， 第33-60页.

54 Frederick Barghoorn, Politics in the USSR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Theodore Friedgu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SS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55 Frederick Weyne Di Franceisco and Zvi Gitelman, “Soviet Political Culture and ‘Covert Participation’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8:3 (September 1984), pp. 603-21; Sidney Verba and Norman Nie,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56 David Engerman, Know Your Enem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Soviet Exper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28.

57 Archie Brown and Jack Gray,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ommunist States (Macmillan, 1977).

58 Archie Brown, “Soviet Political Culture through Soviet Eyes,” in Archie Brown and Jack Gray,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ommunist States (Macmillan, 1977), pp. 100-14.

59 主要的学者有Walt Rostow,  A.F.K. Organski以及Samuel Huntington.

60 见Karl Deutsch,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5:3 (September 1961), pp. 493-514; 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1 (January 1959), pp. 69-105; James Coleman, “Conclusion: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in Gabriel Almond and James Coleman, eds.,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and Alex Inleles and David Smith, Becoming Moder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61 Barrington Moore, Terror and Progress: Some Sources of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viet Dictatorshi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62 Alex Inkeles, “Models and Issues in Analysis of Soviet Society,” Survey, No. 60 (1966), pp. 3-17.

63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Power, USA/USSR (New York: Viking, 1965).

64 Samuel Huntington,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s,” in Samuel Huntington and Clement Moore,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pp. 3-47.

65 Richard Lowenthal, “Development vs. Utopia in Communist Policy,” in Chalmers Johnson, ed., Changes in Communist Syste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66 Jan Triska and Paul Cocks, ed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Praeger, 1977).

67 Kenneth Jowitt, The Leninist Response to National Dependency (Berkeley: Instit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78).

68 See Otto Gierke, 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K: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00); John Neville Figgis, The Churches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1913); Harold Laski, Studies in the Problem of Sovereign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7); Arthur Bentley, 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8); and Mary Parker Follitt, The New State, Group Organization and the Solution of Popular Government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18).

69 See Charles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Robert Dahl, Dilemmas of Democratic Plural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endleton Herr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New York: McGraw Hill, 1936;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of Congress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New York: Farrar and Rhinehart, 1940); David Truman,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1).

70 Henry Ehrmann, “Interest Groups,” Vol. Xii,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pp. 241ff; Gabriel Almond, “Corporatism, Pluralism, and Professional Memory,” World Politics 35:2 (January 1983), pp. 245-60; Alfred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and Philippe Schmitter, Interest Conflict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Brazi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71 见Gordon Skilling, “Interest Groups and Communist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18:3 (April1966), pp. 435-51; Gordon Skilling and Franklyn Griffiths, eds., Interest Groups in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72 Hough and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William Odom, “A Dissenting view on the Group Approach to Soviet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28:4 (July 1976), pp. 542-67; David Powell, “In Pursuit of Interest Groups in the USSR,” Soviet Union/Union Sovietique 6 (Part 1, 1979), pp. 99-124; Andrew Janos,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Structure of Power: Critiques and Comparison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12:1 (Spring 1979), pp. 6-20; and Andrew Janos, “Group Politics in Communist Society: A Second Look at the Pluralistic Model,” in Samuel Huntington and Clement Moore,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pp. 437-50; Joseph La Palombara, “Monoliths or Plural Systems: Through Conceptual Lenses Darkly,” Studies of Comparative Communism 8:3 (Autumn, 1975), pp. 305-32.

73 Jeol Schwartz and William Keech, “Group Influence and the Policy Process in the Soviet Un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3 (September 1968), pp. 840-51; Philip Steward, “Soviet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Policy Process: The Repeal of Production Education,” World Politics, 22:1 (October 1969), pp. 29-51; Peter Solomon, Soviet Criminologists and Criminal Policy: Specialists in Policy Maki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Thane Gustafson, Reform in Soviet Politics: Lessons of Recent Policies on Land and Wat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74 Phillippe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in Phillippe Schmitter and Gerhard Lehmbruch, Trends Toward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74); David Cameron, “Social Democracy, Corporatism, Labor Quiescence,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Economic Interest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in David Goldthorpe, ed., Order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84)；Robert Kvavik, Interest Groups in Norwegian Politics (Oslo: University of Forlaget, 1976).

75 Phillippe Schmitter and Gerhard Lehmbruch, Trends Toward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74).

76 Valerie Bunce and John Echols, “Soviet Politics in the Brezhnev Era: Pluralism or Corporatism,” in Donald Kelley, Soviet Politics in the Brezhnev Era (New York: Viking, 1980); Valerie Bun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Brezhnev Er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3:2 (April 1983), pp. 13, 157.

77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 (Guenther Roth & Claus Wittich, eds., 1968), pp. 212-16.

78 Barrington Moore, Terror and Progress: Some Sources of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viet Dictatorshi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79 Alfred Meyer, The Soviet Political System: A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5); Allen Kassof, “The Administered Society: Totalitarianism Without Terror,” World Politics 16:4 (July 1964), pp. 558-75.

80 Jerry Hough, The Soviet Union and Social Science the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81 Jiri Valenta, “Soviet Decisionmaking and the Czechoslovak Crisis of 1968,”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8:1 and 2 (Spring-Summer 1975), pp. 147-73; William Potter, “Sources of Foreign Policy Change: Insights from the Policy Sciences,” Conference on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UCLA Project on Politics and War, October 11, 1985; Gail Lapidus, “The Making of Russia’s China Policy: Domestic/Foreign Policy Linkages in Sino-Soviet Relations,” UCLA Project on Politics and War, October 11, 1985; David Hollowa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rms Ra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82 Arnold Horelick, Ross Johnson and John Steinbruner, The Study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Theory Related Approache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75).

83见于滨：“从X 到Y:西方‘苏联学’的兴与衰”，《俄罗斯研究》， 2011年第1期，第80页。

本文正式发表版本见《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6期，此处为原文，引用请以正式发表版本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