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被两种话语割裂的幽灵，在东亚游荡。一方面，在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愈发严厉谴责日本在战争中对“性奴”犯下的野蛮罪行；另一方面，在历史修正主义道路上渐行渐远的日本也在回避、否认、乃至维护战时的“慰安妇”政策。双方各执一词，或许我们应该考虑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不仅更具历史性、更有分析力、也更为实用的方式——来兼容包括日本在内的各方不同的价值和利益。
“牺牲少数，拯救多数”——日本Style！
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正逐渐达成一项共识，即改称“慰安妇”为“性奴隶”。对在蒙骗、诱拐、威逼之下，被迫加入日本庞大军妓营的30万名亚洲妇女来说，这两个词语的区别并不重要，因为她们的一生已被毁掉，无法挽回。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都只是一面之词，它们忽略了特殊历史背景下人类三边互动中的另外两大人群：一是分布在亚洲各处的数百万皇军；二是数亿保持“完璧之身”的亚洲女性。至少在理论上，多亏了这三十万慰安妇——即小部分女性——牺牲自己，为皇军提供及时的、系统的“服务”，大多数良家妇女才幸免于遭到皇军虎狼之师的性侵。
1938年1月13日，侵华日军上海派遣军开设了大型慰安场所“杨家宅娱乐所”，其中有大批来自朝鲜少女被充作军妓。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注册在案的日军慰安所仅上海就有149家，中国各地及亚洲其他地区的慰安所约有数千，为百万日军服务。
从1938年初开始，大量慰安所在各地涌现，这是日军为防止大规模奸污、杀害中国妇女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从1937年8月至12月，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最初数月中，日本的上海派遣军由上海快速挺进南京，但军妓的慰安服务却严重滞后。这是造成日军在南京残暴屠杀百姓、强奸民女的根本原因之一。民国首都南京陷落后的三个月内，日本皇军屠杀了30万中国人，强奸了2万名妇女。日军士兵不但对许多妇女先奸后杀，而且常以酷虐手段残毁肢体。
南京大屠杀持续了六个星期，一直到1938年1月底才结束。实际上，南京大屠杀是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至11月26日）后日本更大规模罪行的尾声。日军攻占南京的次日，美国驻柏林大使发出了一份电报。该电报披露，日本驻德大使曾向美国大使吹嘘，上海派遣军在挺进南京途中，便已杀死50万中国人。如果日本大使的话属实，长江三角洲最美丽的部分——苏州、嘉兴、杭州、绍兴、无锡和常州——正是受日军铁蹄蹂躏最惨重的地区。关于在此过程中惨遭奸杀妇女的数量，历史没有留下记录。如果按南京大屠杀中死者与受强奸者15:1的比例推算，从上海派遣军11月26日从上海开拔，到12月10日兵临南京城下，区区两周内，应有33333名中国妇女遭到强奸。如此的密集的屠戮和奸淫，在战争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
正是为了约束士兵肆意奸淫杀戮，日军才连忙拓展了在华慰安服务。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没有正规的“慰安”服务，在以后八年中，亚洲各地的数百万日军会如何行为呢？
由于日本政府和军方在日本投降前系统地销毁了大量文件，慰安妇的真实数量和在军中的配置比例永远不得而知。我们保守地估计，就算当年共有20万名慰安妇。根据日本半官方资料估测，每个士兵平均每月造访一次慰安所。以此类推，由于慰安妇的存在，一名普通日本士兵平均每年少强奸12名亚洲妇女，到战争结束时他一共少犯下90起强奸案。也就是说，二战期间350万海外日军由于例常光顾慰安所，整个战争期间有3.15亿起强奸案免于发生。这究竟是一种“成就”还是一桩罪孽，实际上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若没有慰安妇们用自己的肉体筑起这道“人盾”，慰安所外上亿亚洲妇女的遭遇恐怕更为悲惨。
不过，这样的估算未必靠谱。没有证据显示日军士兵在享用慰安服务之后就不会强奸民女，尤其是在针对平民的报复性行动中。1940-42年，日本为报复协助共产党游击队和美军飞行员的中国平民，施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造成华北地区270万平民死亡；在1942年4月杜立特空袭东京后，从5月至9月的五个月里，日军迁怒于，美军飞行员降落地区的平民，有25万中国平民惨遭屠杀。
非理性之理性？
笔者无意在此为日本战争暴行开脱，而仅希望全方位考虑历史事实。在这一点上，“恶行之程度”也不无意义。
如果纯粹以逻辑推论，或许可从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提出的“非理性之理性”角度出发，来理解日本的慰安妇政策。这意味着任何一种在他人眼中不合理的行为，甚至违背今日道德标准的暴行，或许并非一无是处。日本的战时军妓制度实际上为数百万日本士兵和亿万亚洲女性或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某种“公共产品”。
日军起初试图从本土征召大批妓女，但未能如愿以偿，转而从朝鲜征召了数十万少女充作军妓，试图限制侵华日军士兵与中国妇女的直接接触。几十年以后，一项日本资料为日军的这一做法提供了三条原因：首先是为了缓和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其次是为了防止性病在日军中蔓延； 同时还可防止向中国妇女泄露军事机密。
其实，日本的慰安妇政策背后，至少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其一来自日本文化中一种独特的信念或者迷信，即战前性交有护体奇效，反之则易遭遇不测；其次，日本军方批准的军妓制度，是日本国内合法公娼的自然延伸。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走上了现代化和军事化道路，在通过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和日俄战争（1904-05）在海外军事扩张的同时，也向许多日占地区“出口”唐行小姐（唐行きさん，字面意思是“去中国的小姐”，实际上是客居他乡的日本妓女）。
抛开这些日本文化特有的信仰和习俗，1938年的日本军方或许更加关注本国在南京大屠杀中受损的国际形象。时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用他的16毫米摄影机拍下了一百多分钟的纪录片，呈现了男子被日本兵当街斩首、妇女被强奸、尸横遍野的惨状。
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和强奸，甚至让德国纳粹党南京地区负责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约翰·拉贝忍无可忍。拉贝未能说服日本军方停止暴行，便在南京城里到处游荡，试图靠一己之力阻止暴行。日军在哪里强奸妇女，他就去哪里救人。有一次，拉贝甚至从一名中国少女身上硬是拖走了一名正在施暴的日军士兵。
日本皇军在南京的暴行甚至惊动了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大将。由于身体抱恙，松井在暴行刚开始时并不在南京前线，顶替他的是裕仁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王，是他下达了“杀掉全部俘虏”的命令。据报道，松井曾对其下属说：“我现在认识到，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对这个城市造成了最严重的影响……给当地人民带来这样的悲剧，我个人非常遗憾……对这一百万无辜者我深表同情……”日军在南京烧杀奸淫的消息不胫而走，也许出于对国际舆论的担心，松井曾私下向一名美国记者承认：“日军可能是当今世界最不守纪律的军队。”
彼时彼刻，慰安妇制度的快速推广，至少在“恶”与“极恶”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层”。
鄙人之拙见
以上的理性论证可能扯得太远，笔者在此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解决慰安妇问题。
首先，正如笔者所指出的，各方应认真考虑日本的“非理性之理性”作为，以此设立互相沟通的共同基础。与其批评日本的战时政策，我们更应当重视慰安妇服务的结果：它使数亿亚洲女性免遭日军士兵肆无忌惮的残暴强奸。
平心而论，日本为广大亚洲女性的福祉还是有所贡献的，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为此，我们应该致力查询并奖励那些曾经策划、执行、管理和享用过战时慰安妇制度的日本人。1945年日本投降至今已有69年，不过多亏日本人的长寿（约比韩国人均寿命长三年），今天我们仍可以如愿以偿。根据目前朝鲜慰安妇3636：1的存活率（20万慰安妇如今还有55人健在）来推算，日本投降时海外驻兵共计350万，其中应尚有约1000人在世。鉴于慰安所在战时比比皆是，这些老兵多多少少应该都有临幸慰安妇的经验。
如果这些老兵不愿出面，可以通过榜样激励的作用，鼓励他们光明正大地走出阴影。例如，曾任日本驻菲律宾海军中尉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回忆录中称，他“在日军士兵开始强奸（当地）女性后，煞费苦心地建立了一处慰安所。”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家族与战时政府有着广泛而紧密的联系，相信他有能力推动这一进程，让更多日本二战老兵“出台”。
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家庭成员应该给予那些“出台”的日本老兵最大的援助，帮助他们克服羞耻心，以重构他们在战时与慰安妇接触的经验。他们口述的历史将更准确地反映日本士兵造访慰安所的频率。从日本的家电、汽车、寿司、捕鲸、A片、切腹、神风敢死队、细菌战（臭名远扬的侵华日军731部队）等方方面面，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完美主义文化和对细节的重视，必将有益于这种遵循科学精神的努力。在慰安妇问题上，我们可以用更多的科学数据来质疑日军士兵月均造访一次慰安所的估值——考虑到大多数年轻人处于他们性冲动最旺盛的青年时期，这个估值似乎太低。事实上，他们造访慰安所的次数越频繁，遭强暴的当地妇女就越少；日本为这些从西方帝国主义手中夺来的“解放区”的和平与幸福所做出的贡献也就越大。
部分老兵“出台”之日，也应是他们与昔日慰安妇们重叙旧情之时。如若这些耄耋老人行动不便，“脸书”等社交媒体应可派上用场。如果岁月还不足以抚平慰安妇们对老兵对的积怨，或许这样的方式能够消除误解，帮助她们挥别残存的苦涩。
老兵们如果能“出台”，与数十年前的慰安妇再度聚首，甚至可能成就一段类似乔治·希克斯笔下（《慰安妇：二战中日本强迫妇女卖淫的残暴制度》）的旧情重燃的佳话——由于战时法规严格、环境苛刻，慰安妇和士兵间极少保有这样的关系。一旦真有此类“孽缘”被曝光，应迅速将其改编为小说、肥皂剧、动漫——尤其是广受欢迎的“变态”成人H动漫。
好莱坞一向对二战时的德国不依不饶，但对日本却总是高抬贵手。这一次，好莱坞应该不失时机地把这些故事搬上大屏幕，保证会比《蝴蝶夫人》和《西贡小姐》更加催人泪下。当然，类似的电影绝对不能由奥利弗·斯通来导演。2013年，他在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上的讲话中，道出了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根本原因：偷袭珍珠港，南京大屠杀，“进入”满洲，殖民朝鲜等；给这一代日本人的纯净心灵造成了不必要的冲击和震撼。
营销这些娱乐产品产生的利润可用于多种用途，这包括在世界各地为慰安妇建立博物馆和树立雕像，最好能通过雕塑再现她们与昔日主顾深情缠绵的姿态。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应将慰安妇作为日本“对人类共同遗产做出杰出文化贡献”的历史瑰宝，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申遗。继日本最近向联合国提出为神风敢死队——他们悲壮殉国的英雄事迹让包括安倍首相在内的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为之动情——申遗之后，下一步理应轮到慰安妇。如果慰安妇申遗失败，日本或许应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浓墨重彩地演绎日本男性和亚洲女性之间那种“粗暴之爱”。
容我赘言几句，当前趋势显示，日本将重释、修订或否认限制军力和军事行动的和平宪法，那么未来日本必会在海外部署兵力。所以，日本防卫省应认真考虑将慰安妇文化遗产与时俱进，作为日本武装力量走出国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尽管本人用心良苦，估算科学，建议合理，可能仍有心智正常者无法接受我的论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作者）经典地提炼出日本民族极端矛盾的双重性，如果上文包含的智识训练能够进一步拓宽道德和分析的边界，则不失为幸事：
日本人矛盾到了极致，他们既好战又温良；既黩武又爱美；既粗野又礼貌；既死板又变通；既顺从又不驯；既忠诚又忤逆；既勇敢又怯懦；既喜新又守旧。
所有的文化都有两面性。但绝少有哪种文化像日本文化那样，在善与恶之间展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慰安妇-性奴隶”二分法是两大对立面的完美统一，它们将人类多种多样的性行为——从亲密的性爱到暴虐的强奸——统统简化为庞大的战争性爱机器麻木而不懈的运行。即使本尼迪克特，也必将震惊于日本人的这种超凡本领。在人类行为史上，这确是空前绝后。如果这份独特的记录无法存在于日本的集体记忆中，那将是一个巨大的缺憾。
本文英语原文载于《亚洲时报》，转自观察者网，杨晗轶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