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在经济学上虽有突破性贡献，但一来他从不批评时政，上不了新闻；二来他有英国人保持低调和凡事不强出头的Understatement特性，因此象牙塔外对他的了解不深。
英裔美籍经济学家、1991年诺奖得主科斯（Ronald Coase，1910.12.29-2013.9.2）于美国时间9月2日在芝加哥圣约瑟医院“无疾而终”，得年一百零三岁。对中国读者来说，科斯并不是陌生的名字，笔者介绍科斯学说，已不下万言。科斯在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及私有产权（Property Right）上的贡献，固然令他获得诺奖，更重要的是促进计划经济国家“走资”。
而笔者对科斯的兴趣，则来自张五常教授的推介。张五常那部再版二三十次的《卖桔者言》，便是献给亦师亦友的科斯。他在这本于1985年初版的书的扉页上这样写道：“给朗奴·夏理·科斯——追忆（着）十六年前我们在芝加哥大学校园漫步中的研讨；感激（着）他对中国人的关怀。”张教授仰慕科斯之情，还体现在把儿子的名字改为“朗奴”上。迄今为止最完整（未必最完善）的经济学辞典《新保尔格莱夫经济学辞典》（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的科斯学术小传，便出自当年尚在西雅图大学任教的张五常手笔。说张五常为科斯学说最佳的中文阐释者，相信是恰切的。至于张氏是否青出于蓝，有待学者评鉴。
科斯的重要著作不多。在他八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经常为学界传媒引述的论文，大约只有十一二篇；而他的论文篇幅都不长，且没有数学公式及蝇头小字长篇累牍的注释，非经济学者因此都看得懂。他最著名（被学者引述次数最多）的两本著作（小册子！）《公司原理》（The Nature of the Firm）只有二十多页，《社会成本（损耗）的难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仅四十余页。和大师级学者作品繁多每册动辄数百页且塞满数理公式比较，科斯算是“小巫”。不过，这些论文堪称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义深，见前人所未见，令他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
科斯在经济学上的成就，主要分为两大类。
第一是他对公司的形成与存在价值的研究，并藉此指出了交易成本及合约的重要性。现在大家对公司的存在都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但力主经济学不能局限于象牙塔内的科斯，认为经济学理论不应成为与现实脱节的“黑板经济学”（Blackboard Economics），而必须走进实际生活，将理论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明白经济运作真相，进而寻求改善之法，他因此对大家视为当然的商业组织——公司——进行深入研究。
科斯这种“实证”的治学态度，早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英国战时内阁担任统计员时表露无遗。据说他并不满足于企业呈报的统计资料，不惜亲往有关企业访问，以了解事实真相。为了了解事物真相，科斯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自由经济体系下，人们为什么乐于自愿地为创业家或投资家成立的公司服务？换句话说，在自由社会里，人们为什么不把劳力或脑力直接卖给需要其服务或劳务的顾客？
科斯的研究结果显示，人们之所以大都没有自立门户的野心——比如不愿成为于街头贩卖“热狗”的小资本家，宁愿去麦当劳卖汉堡包当赚最低工资的受薪者，皆因市场运作费用昂贵有以致之。科斯指出找寻适合的交易对象的成本甚高，他称这种成本为“发现代价”（Discovery Prices），后人推而广之，发展成为“信息成本”（Information Cost）此一经济学旁支。
显而易见，公司的存在，令体力和脑力工作者不必直接和市场交易；他们替公司工作，由公司和市场打交道；可是，公司在管理员工上所费的人力物力（比如人事部的开支）以至因为无可避免会作出错误决策造成的损耗，令经营成本大增。
要解决这种难题，科斯提出合约和交易成本问题，这些新概念，把经济学导入一个全新境界。
科斯经济学的另一贡献，是把外部经济效果合理化，进而带出产权经济和把法学引入经济学；科斯是经济法学的重要奠基者。
经济体系具有高度互相依存性（Interdependence），用经济学术语，即有外部效果（Externality）的存在。换句话说，任何经济行为都因其有外部效果而对他人造成影响。问题便出在这里，私人的边际成本与受益和社会的边际成本与受益未必相同，如何处理外部效果，达致对私人和社会的最大福利效果，本为凯恩斯的高足庇古（A. G. Pigou）的“强项”，其所创的福利社会学创造性地诠释了这个问题，但庇古及其追随者（所谓剑桥学派）对外部经济效果并无圆满的解决办法！
基于人类自私的天性（所谓“经济人”），任何劳动者（“公共选择”学派把之引申至政客和公务员）工作的目的都为自利，可是，在工作过程中（甚至打扮漂亮或整容化丑为妍），无意地会使他人获得实际好处——这便是外部经济学（External Economics）。
“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所以被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奉为金科玉律，视为突破性贡献，主要在为追求最大效益的法律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比如，在考虑政府是否应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时，若运用“科斯定理”为分析工具，就不致作出违反经济规律的决策。
按照“科斯定理”，政府的责任仅限于通过法例，以保障社会上不同利益阶层的利益，通过以金钱为衡量准绳的谈判，达成最适当的资源分配；同时通过法例，保证这类谈判在公平的情形下进行。这样，不仅许多纠缠不清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不必闹上法庭，政府要管的事务少了，政府的架构就可缩小，如此就可达致小政府（Minimal Government）的目的。在自由经济制度之下，政府规模与市场体积成反比例发展。这即是说，政府愈小市场力量愈大，等于经济愈趋蓬勃！
科斯在经济学上虽有突破性贡献，但一来他从不批评时政，上不了新闻；二来他有英国人保持低调和凡事不强出头的Understatement特性，因此象牙塔外对他的了解不深。
在笔者的记忆中，科斯获奖受传播媒介重视的程度为过去历届——1976年弗里德曼以来所罕见，报刊均在重要版位报道科斯的学术成就，可惜所用相片都是刊于1983年10月《法学与经济学学报》（科斯为其主编）那一帧。就笔者所见，英国《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都为此发表社论，这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事。报章所以如此隆重其事，原因有二。第一是科斯的交易费用及产权理论，开拓了经济学新领域，强化了市场力量和法律作用，贡献极大；第二是科斯用可说粗通文字的人便懂的英文写作，既没有复杂的图表，亦没有莫测高深连数学系学生亦抓破头皮的数学公式，大家都看得懂，写起来自然较为起劲。
这众多报道及评论，似乎都犯了一个错误，即以为科斯在八十年学术生涯中，只写过十来篇论文，其实绝不止此。根据科斯从《法律与经济学学报》主编退休时该刊刊出的“科斯著作明细表”，他一共写了四本书（其中三本与人合作），论文数十篇。不过，经常为学者引述的，便只有十一二篇而已。
科斯近百岁的时候，接受追随他写博士论文的中国学生王宁（现在亚利桑那州大学任教）的访问，这便是2012年4月出版的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中译本《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信出版社，2013年1月）。笔者不以为有什么新意。不过，下述数点科斯的意见，极之精辟，值得为读者介绍的有三：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对西方人来说，有如中国城市混乱失序简直是一步一惊心的交通，但中国公路运送的人和货比其他国家多！二、中国早成为最多博士的“制造者”，他们的素质如何？钱学森亦答不出，这便是有名的“钱氏困惑”（Qian Puzzle）：“为什么1949年后中国大学没法调教出一个世界级的思想家或科学家？”三、中国是“法制”（Rule by Law），与西方的“法治”（Rule of Law）差异南辕北辙（科斯的话是如日夜之别）。科斯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极有见地，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为“凡事都控制”，“凡事”包括经济、意识和权力。
关于科斯，有两件小事似未见人提及，可以一写。其一是张五常教授曾笑谈科斯一桩轶事，大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科斯已八十多或近八十岁，有次回伦敦讲学，竟带了一把数十年前购买的雨伞交制造商“修理”。此事看似荒谬，一个步履蹒跚（科斯有与生俱来的腿疾）的老翁，带一柄根本不值几文钱的陈年旧伞飞渡重洋交店家“执骨”（有“遮骨”折断），这固体现了科斯的惜物、执著、念旧，亦显示那些动辄有数百年历史的英国老店敬业乐业顾客至上的商誉。这类老店的“售后服务”，真教人不得不对英国匠人肃然起敬。笔者十多年前在伦敦的骆伯（John Lobb）做了两双鞋，至今仍收到该店来信（当其“师傅”东来为顾客做鞋时），当然是问要否做鞋，但旧鞋若要修补，亦无任欢迎……
另一件便是——“摸骨”。科斯在为诺奖委员会而写的小传（autobiographical essay）中，说他当邮政工人的父亲，于他十一岁那年，带他去看“骨相师”（Phrenologist）“问前程”。后者又摸又敲，结论是“头大有脑”（considerable mental vigor），建议他别步双亲（乃母亦在邮局工作）后尘，做公务员，应去银行或会计师楼谋发展，并以养家禽为消遣为副业（hobby）……科斯后入伦敦大学读“商科”，直至在一次研讨会听经济学名师阿诺德爵士（Sir Arnold Plant）的演讲及其后读亚当·斯密的《原富》，有悟道的感觉，转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念经济学。
“骨相”在西洋文化应有悠久历史（也许起源于古希腊亦未可知），就笔者的有限见识，它盛行于二十世纪初期的大西洋两岸；现在似乎已式微了。
西洋“骨相”与我国相骨术有何异同，有待专家评说；而此术肯定我国历史最悠久，西洋骨相有否受中原相骨术影响，更是博士学位的命题。粗读威尔斯（S. R. Wells）于1860年出版的《如何辨识质量——为考生而写的新配插图及表述性图表的骨相和面相》（How to Read Character： New Illustrated Hand-Book of Phrenology and Physiognomy for Studens and Examiners with A Descriptive Chart），百余页的书，实例（及图）几乎页页皆有，形而上的描述不多，可说在“理论”上难望“国学”项背。《论衡》有言：“知命之工，察骨体之证，睹富贵贫贱，犹人见盘盂之器，知所设用也。”《神相水镜集》则说：“人之骨法中贵者，莫出于头额之骨；头额骨奇而贵者，莫出于脑后枕部也。”头骨之重要，尽在这几句简洁词语中。由于骨在体内，以目细察远远不如用手触摸“知其秘”，因亦称摸骨术。有关颅骨、额骨、眉棱骨、驿马骨（太阳穴侧）、天仓骨（眉尾）及颧骨（面上有骨卓起，名颧骨，主权势）的圆、扁、突、凹、多角等，我国相士有一套非常完整但信不信由你的说法。张荣明教授的《方术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林出版社）有“相骨”一节，引《九骨歌》，对骨的分类更进一步；又引《太清神鉴》的有关看法：“肉当坚而实，骨当直而耸，肉不欲在骨之肉，为阴之不足；骨不欲生肉之外，为阳之有余。故人肥则气短，马肥则气喘，是肉不欲多，骨不欲少也。乃阴阳和平，刚柔得中，骨肉相称，理之善也。”本书还引用多种古籍的有关说法及事迹（包括神乎其神的唐代瞽盲相骨山人及明代“揣骨僧”断言一一应验的摸骨术），笔者似懂非懂欲信不信，还是就此打住罢。张荣明这本书，理论与具体事例兼备，对“心理哲学”有兴趣者不应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