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主不过是政治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必然。民主既非西方独有，更无与中华民族传统不容之说，只是人类顺应天性解决政治问题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制度安排。

前几日看到一篇文章，谈为什么唐朝会有“贞观之治”。文中提到唐太宗和宰相房玄龄、萧瑀谈及隋亡之故，唐太宗认为隋炀帝虽是励精图治的皇帝，但他的问题是“事皆自决，不任群臣”。翻译成现代文就是比较独断，听不进别人的建议。唐太宗得出结论：“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于是，唐太宗不但有能相房玄龄，还有以魏征为代表的好“极言”之人辅佐，开创了“贞观之治”。

我想，对于有着几千年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有一个励精图治而又能广纳众言的好皇帝，那是最理想的治理状态。如果这个前提能够保证，其他什么政治体制，包括西方人引为自得的民主制度，都是没有办法与它相比的。既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保证办好事；既不需要老百姓操心，又能保证皇帝大臣一干人等操的都是老百姓的心，夫复何求？

但转念一想，不对了。要保证这个皇帝是没有瑕疵的万能之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皇帝也是人，谁能保证他既励精图治，又广纳众言？一般来说，能做到其中之一，大约就算很不错了。古代圣人们反复强调，明君应有“闻过则喜”的美德。其实，这个“反复强调”本身就说明做到不容易，否则他们干吗要反复强调？说穿了，“闻过则喜”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闻别人直言我的过，我肯定是不喜的。只是转念想到，我若改了过，就又朝“内圣外王”近了一步，从这个角度说我应该感谢他才是，于是“不喜”转而变“喜”。这需要一种转变，其中还少不了克制、宽容、自律等美德的辅助。尤其是，还得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得有“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勇气才行。

既然如此，我们就设计一种制度，让皇帝不能不“广纳众言”，即使他不高兴也得听。比如说，我们给在皇帝身边工作的大臣、谋士们作个硬性规定：凡皇帝提出的方案，每个人都必须提出至少一条反对意见；凡为皇帝提出的决策建议，没有3套以上可供选择的备用方案，皇帝便不决策。这样，就可以迫使皇帝“广纳众言”。

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这些大臣、谋士们的小命攥在皇帝的手里，如何保证他们讲出逆耳忠言？其实，忠言可以，逆耳却难。于是，谋士们就想办法说不逆耳的忠言。这样一来，久而久之，谁能保证不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类似“皇帝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知道休息”这样的“忠言”？“忠”的确是忠得很，但风气算是全给毁了。

说到这里，我们的前提仍然是有一个聪明能干、勤劳治国而又能广纳众言的皇帝。但是，皇帝是世袭的。不管他是聪明还是弱智，是勤劳还是懒惰，是谦逊还是跋扈，皇帝都只能出在他们家的父子、兄弟之间。碰上个好皇帝，那是百姓的福分；碰上个不着调的皇帝，那百姓也只好认命了。一个王朝，连着出几个不错的，那就是“奉天承运”，便有几百年之兴旺。但是，只要碰到一个不好的，立马就会出事。至于“国运不济”，没过两代就出现了差皇帝，王朝更替，那就活该国家和老百姓倒霉。这大约就是黄炎培先生所说的那种“周期率”在中华大地上不断上演的原因。

上述种种，思来想去，解决的办法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由老百姓来定期选择他们比较公认的聪明能干、勤劳治国又能广纳众言的人来担当这个皇帝的责任。由于世袭不能保证上述品质，所以不再世袭；由于不再世袭，所以只要不再叫皇帝，叫“总统”、“元首”、“主席”、……什么都行。为了保证逆耳忠言，大臣、谋士的命运也不能只让那个站在权力顶端的人来掌握，应让老百姓有更多的参与和评价权。而且，人们发现，不仅掌权的人选，而且事关国家和社会的大事都让大家一起来出主意、想办法，其实是一种相当不错的选择。

如此看来，民主不过是政治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必然。民主既非西方独有，更无与中华民族传统不容之说，只是人类顺应天性解决政治问题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制度安排。

来源: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