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耽搁了好久，酝酿来酝酿去，可掏出肺腑以见日月的话不多。最终决定回到最根本的问题，追问：“谣言”究竟是什么？
我们其实终日生活在谣言里，信息越爆炸，教先前炸出的空地固然多了，溅起的烂泥碎石也多了更多。只是这些垃圾，能真正造成民众情绪动荡的不多，而民众对谣言的反映更可看作一种集体的历史意见。——相同的一套话，几十年前或许没什么破坏力，相反很容易被戳穿；放在今天则被严重盲信，你去戳穿的话，还从天上掉下一顶铅锤似的帽子，“五毛”、“五分”、“带路党”……
比起造谣，我更疑虑的是为什么人们——即中国网民，中国百姓，会相信那些谣言。在此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两段话。其一，“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无论那一国人，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我是中国人，所以深知道这秘密。其实，是在下着断语的，而这断语，乃是：到底还是不可信。但后来的事实，却大抵证明了这断语的的确。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谣言只可能在多疑的土壤里生根，而在多疑的空气里发芽、成长。在一群认死理的民众中间，谣言是透不过去的。从“积极”的一面说，传谣、信谣，本于人心里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接近无政府主义的，不受什么像样的拘束。
在此我们要牵出另一个问题：人心里起码有两种自由，即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自由。不自由的自由，好理解，它服膺于一定的公共前提；自由的自由，说句难听的，是人兽性的一面，不可能被消弭，只好去尽力拘束它。不自由的自由是有其历史的变迁的，这个我们都好理解，毕竟公共前提在不停地变；自由的自由几乎不受时间的触动，原始人之间互相折磨的伎俩，到今天仍不时听说。谣言，起码有一面是自此“自由的自由”的，即不希望别人好，唯我独尊。所以凡是不伤及我而令别人不好了的谣言，容易被传播、盲信，“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且介亭杂文二集·论“人言可畏”》）。这类造谣、传谣，携带着巨大的兽性的快感，是你难以规劝，更难以理智消解得了的。——很简单，人们在盼着他人出事，所以愿意相信他人果真出了事。
回到鲁迅先生的那段话，“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几个“公知”的倒掉，无非是这点原因。怀疑是可以的，没有依据的怀疑甚至都可以容忍。但怀疑未到家，断语就先到家了，则极不负责任。先入之见既在，令他们所有的怀疑都值得怀疑。待那些断语被戳穿其伪，民众更清晰地看到：他们的怀疑不是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的怀疑。参考黑格尔《小逻辑》中“感性-知性-理性”的三段式，一些公知的怀疑只是刚刚越过了“感性”——多数民众所处的精神阶段，而将将到达“知性”的边缘。知性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并不可能达到对事物的全面的、本质的和内在联系的认识。从感性的具体到知性的抽象，这是一大步。但必须由理性引渡而再回到具体中去，亦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中提出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王元化先生在《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一文中进一步分析马克思的这个方法，归结其为三个阶段，并以其印证黑格尔的三段式：第一阶段，“从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开始”（即指感性）；第二阶段，“分析的理智所作的一些简单的规定”（即指知性）；第三阶段，“经过许多规定的综合而达到多样性的统一”（即指理性）。——我们反观这些倒掉的公知，其毫不冤枉的一面在于他们中没有一人到达理性的多样性统一，舒服地躺在自己偏狭的知性和网民、百姓的多疑、无知里，被这种带毒的天鹅绒奉侍得越发骄纵。
另一面，我们必须承认。能把“理性意见”在诸如微博这种表达的局限性很大而传播的扩散力极强的平台上“晒”出来的难度极大极大，据我看，那根本还不是一个坐下来心平气和交流的地方。“理性意见”相比民众深心里“自由的自由”，是以卵击石。从时间上，“理性意见”亦有其不断变迁的公共前提、知识前提，而人性里兽性的前科是永在——不曾沧桑过的。“谣言”到底是什么？根据鲁迅先生的话、黑格尔及马克思的论述，我倾向于定义它为：在多疑的思维环境、话语环境中，任何未及理性妥善整理过的传言。
鲁迅先生的第二段话更其有名，“假如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 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然而又心怀不满，骂他的莫名其妙的对象曰‘妈的’！但是，那吐唾沫和大叫一声的人，归根结蒂还是大人物。……”——我们已见证那些“大人物”的倒掉，又听了多少“骂他的莫名其妙的对象曰‘妈的’”！
我们可好好研究为什么“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会引来人们的围观。一方面，中国人自己的问题，“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另一方面，人的共同问题，或曰共同困境。
最早关心谣言社会机制的心理学家威廉·斯登发现：当人们在口耳相传一个故事的时候，越到信息链的末端，故事就越简短，最后成了一句概括语。——即那鲁迅的表述里惹人蹲着看的吐沫。试想：如果人们把他吐、蹲下、煞有介事地不吭声等一套细节看全了，还有多少陪他一起蹲下看的雅兴？斯登的学生，美国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与另一位心理学家合著的《谣言心理学》一书中用实验证实了斯登的看法，他们指出，在经过五到六次的口耳相传后，70%的最初叙述细节会被丢失。他们还总结了传言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单调，也就是细节的丢失；第二是突出重点，就是只拣特定的细节来说；第三是消化，就是传谣者对信息的主观理解使消息发生变化。——那个一群人蹲下看吐沫的例子，就是比较典型的“单调”。单调到连突出重点也不必。可现实中真正的谣言是有重点可突出的，即所谓 “标题党”。——其实，问题的加总是人群在面对信息、选择信息时不幸的短视、偏见，以及上文所述的对“自由的自由”的本能向往。参加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里的观点，网民乌合在一处，由于彼此间信息的隔膜及沟通的便利，更容易形成一种自动的降低判断力、逻辑思考力的机制。
话外之话，是我的一些困惑。在我看，很多谣言是很容易说清楚的，只要相关专家或当事人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有理有据地站出来，“雷锋”也好，“郭美美”也好，就不会闹到现在这种样子。为什么该解释清楚的时候不站出来？社会心理学家玛丽安·艾茵姆说：害怕流言惑众是因为不相信或低估民众对信息的思考力。一个人对传言感兴趣，往往是因为他已经察觉到某些事情有些可疑，所以很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的多疑又包含两个方面：民众对民众的多疑，张三说的李四不信；民众对公权力的多疑，领导说的张三、李四都不信。后一种多疑为何如此顽固，以致在公益之类涉及民生的领域，处处“塔西佗陷阱”？那就得看中国社会公权力的来源。在此不详说。
为什么没有人干脆出来解释清楚，取消了张三、李四的质疑？事实上，不断的有人在解释，不论专家还是官员，但张三、李四面对那些论据仍然不信服。中国民众和公权力之间是彼此不能直视的，民众既看不真切，自然有理由觉得它可疑，“权力不透明”会引起巨大的权力寻租的嫌疑；而公权力也不怎么看得见民众，就时时低估民众对信息的思考能力，以致某些官员说一些“混账话”而以为老百姓不会有意见。——在此机制中，解释是无效的，因为那层“隔膜”始终在，不过塑料纸的两面分别沾满激辩的口水。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里有一文《隔膜》，说的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
至于目前国家采取的打击网络谣言的态度和举措，我认为是办法，但不一定有多好的效果。根本上，以文明压抑人心中对“自由的自由”的向往，而公知那边能到达理性的阶段，培养他们的读者习惯理性的表述。中国的很多读者很可怜，没见过什么好东西，烂菜叶子也匆匆下锅。再表层一点的，权力运行如何逐渐透明？还是那句话：发现问题固然难，如何做很难很难。需要超凡的智慧和妥当的手段。
在人人不讲实话的社会，谣言作为谎话的一种，处处是它的战壕、碉堡；在上下相欺、普遍缺德的社会，谣言的子弹更不管谁是“自己人的队伍”。
写于英国Swansea新居
2013年9月16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