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北京大学和中华孔子学会于日前分别举行了纪念活动，来缅怀这位对中国哲学的文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
陈来先生编了一本《不息集》收录了许多学者对张先生的回忆文章，但如果一定要找出一句话来概括张岱年先生的一生，那么非“直道而行”莫属。据冯友兰先生为《张岱年文集》所作的序言中介绍，张岱年的学生刘鄂培爱好篆刻，想送导师一枚闲章，问先生刻什么字好。张先生说就刻“直道而行”四个字吧！冯友兰感叹地说：“此张先生立身之道也，非闲章也！”
那么如何理解“直道而行”是张先生的立身之道呢？本文尝试从三个侧面来解释之：
第一个侧面是作为教师的张先生。教书是张先生的职业，张先生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许多已经是当代哲学研究领域的重量级人物。但张先生最为人称道的则是对后辈热心的指点和无私的帮助。真可谓是“有教无类”。
熟悉张先生的人都知道，张先生是个不会拒绝人的人。由于张先生深厚的学识和崇高的学术威望，许多人都希望张先生给自己的著作写个序言，听一下张先生对作品的评论，所以各地索序的人络绎不绝，而认真严谨的张先生总会认真地把那些文稿看完，仔细地给别人写序。要知道这会挤占老人多少的研究和休息时间啊。
我第一次见张先生是在1987年我硕士毕业前夕，我的导师葛荣晋先生请张先生为我的硕士论文写评议。张先生认真地提出了许多的意见，让张先生为一篇硕士论文写评议，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奢侈。
张先生身体一直不算太好，所以虽心向往之却始终不敢多去打扰。后来因为主持一个研究张先生综合创新文化观的课题，就一直想对张先生做一个系列的访问，作为素材，加之2002年中华孔子学会为了保留一些张岱年先生的音像资料，商定由我去做一些采访记录和音像摄录工作，所以2002年底我约了清华大学的韩立新一起做了几次访问。但正如我后来经常跟王中江先生提起的，一方面每一次与先生见面，听着他谈学林掌故和自己的独到见解，总有一种幸福感。但同时看到先生谈话时艰难的呼吸和有些发颤的声音，却总是不忍心多去，尤其是每次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把我们送到门口的时候，总会涌出强烈的歉疚感。或许对于张先生的学术贡献的定位会是多样化的，但对他的为人，我能听到的则是异口同声的敬意。
第二个侧面是作为学者的张岱年先生。张先生自己说过“修辞立其诚”是他的治学宗旨。主要也是表达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具体地说他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哲学理论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和文化问题研究。在哲学方面，张先生受其长兄张申府的影响，对英国哲学家罗素、穆尔等提倡的逻辑分析方法深感兴趣。上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接受辩证唯物论哲学，与申府先生共同倡导新唯物论。这种新唯物论哲学强调四个特征，唯物、辩证、分析、理想，即把辩证唯物论与西方现代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中国古代哲学的人生理想结合起来。这些观点在张先生40年代的《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中得到体现并组成了一个体系，这五篇我称之为“天人五论”。
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张先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中国哲学大纲》，这部写成于1936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问题和范畴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梳理，提出了许多发人之所未发的观点，与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一起，构成了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图景。另外，他对中国哲学的史料学、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等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文化方面，张岱年第一篇讨论文化的文章《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1933年发表于其兄张申府主编的《大公报》的副刊《世界思潮》上，他用辩证法的方法分析文化问题，认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一样，都存在着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而改造旧文化的关键就是创造新文化。问题的关键是要认清自己文化中的健康部分和病态部分，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化。这种文化观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讨论中被张先生明确发展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综合创新论”。这种文化观以辩证方法为基础，正确处理文化的整体性和可分性，主张每一文化整体中都有一些成分可以从原体系中离析出来而被吸收、继承、组合到新的体系中去，这就从理论上清理了全盘西化论和盲目的复古主义的错误。
第三个侧面是作为思想家的张岱年。有人说张先生“刚毅木讷近仁”。张先生为人忠厚，不太善于言辞，有一次我问张先生为什么喜欢哲学而不像其兄张申府那样热心政治，他的回答说，我这个人搞不了政治，所以就抱有“学术救国”主张。的确，这种把学术使命与复兴国家理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强烈愿望，一直伴随着他的哲学活动。张先生没有把哲学活动当成满足他们理智的自由世界，而是有意识地并强烈地使之与追求伟大的中国自由理想结合起来。
他说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就是《周易大传》所说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是积极进取的精神，厚德载物是宽容博大的精神，这种“中华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得以发展延续和20世纪虽衰复振的基础。
张先生十分偏爱张载在《西铭》中的那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确，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抱有一种天下观念，一直怀有对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从张先生的三个侧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已把《易传》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融入他的为人和为学的工作中，成为集智慧与人格于一体的楷模，他的“直道而行”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发扬。（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