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我的学术经历，大家都知道我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期间是师从张岱年先生和冯友兰先生。实际上，冯先生长张先生十几岁，从学术地位上讲，也是应该冯先生放在前面。为什么我倒过来，把张先生放在在前头，冯先生放在后头？那是因为按我的学业来讲，我的导师是张先生。1985年我博士毕业以后，系里就安排我给冯先生当助手，系里安排是一年，这一年算我的工作量。一年结束以后，冯先生说：“你还是接着给我做助手吧”。我说：“行”。我就一直做到1990年冯先生去世。助手虽然是给他帮忙，但对我来说，实际上就是向老先生学习的过程，我很感恩，不会忘记这段学习时光。
我总是讲，我师从张先生和冯先生。因为我给冯先生做助手这几年，在各方面学到了很多东西。像中国哲学的解读、诠释，这些最基本的技术方法，都是张先生教的，我也自觉按照张先生的治学方法去做，但进一步提升治学的眼界、胸怀，以及看问题的高度，这个不是在课堂上能学到的，这是我给冯先生做助手这几年学到的新东西。
我这个助手体力方面的付出不大（笑），冯先生有三级助手，最直接的（第一级）助手住在他家里，是一位来自辽宁的哲学爱好者。因为除了宗璞先生负责冯先生生活上的事情之外，还需要有个人在旁边照顾。这位生活上的助手给冯先生念报、念资料，写作时，冯先生口述，他就负责记录。我1985年见到冯先生的时候，他看书得凑得很近才能看见，到1987年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他不可能自己动手来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我去的时候，《中国哲学史新编》写到第四册（全七册），他说你就先看第四册的稿子吧。我看完以后，等下次去就跟他谈我对这稿子的意见，特别是前一部分王弼和玄学总论的部分。
我现在已经忘了具体是怎么表达的，关于“有无之辨”，冯先生就接受了我的意见，认为我谈的是对的。他跟宗璞说：“陈来到底是个博士”。当然这有点自夸。宗璞先生后来又跟我说了这句话，我也很受鼓舞。有一天，我骑车经过燕南园一个小坡儿时，正巧碰上张岱年先生从三松堂出来，就赶紧下车。当时，张先生也重复了这句话，说冯先生表扬你了，张先生也觉得很高兴。
我去冯先生家是不敲门的，主要是敲了他也听不见（笑）。三松堂进去以后，这边是大客厅，客厅里头还套着房间，然后有个走廊到头，再进去那间房子才是冯先生的书房，所以我要去敲他那个纱门，他也听不见。我拉开纱门直接进去，落座，他的助手就说“陈来先生来了”。完了冯先生就带着河南口音说：“陈来来了。”才讲到的第一级助手就负责所有事务性的工作，主要负责记录。后来有所调整，读报请了一位姓马的老先生，声若洪钟，是清华胡显章教授的岳父。胡显章老师以前是我们清华党委副书记兼人文学院院长，长期负责清华文科工作。不知怎么就找到这位马先生给冯先生读报。马先生好像唱过京戏，读起报来就像老生念白一样，很好听。马先生看起来六七十岁的样子，应该是已经退休了。下午，那位生活助手就继续抄写。
1988年，我请冯先生给我命字。冯先生说“好”。过了大约两个月以后，冯先生的助手跟我说：“老先生都给你写好了，写得很好。”他拿出两页半很薄的四百字稿纸，上面还印着“北京电车公司印制”。冯先生给我命的字是“又新”，典出《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往来”在《周易》里是一对哲学概念，“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待”，“来”字概括地讲就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冯先生认为，以“来”字为名者，应以“又新”为字。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冯先生当时是用古文来写的。古代是有命字的传统，我们看古代儒学大师的文集，有很多的字序、字说，即给人命字来写成一篇文章。冯先生对传统很熟悉，我觉得这篇《为陈来博士命名为又新说》是冯先生晚年难得的古文文字。
冯先生对古文是下过功夫的。冯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讲古文，关于如何把魏晋和唐宋古文结合，他有一个说法：“追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冯先生写过的比较有名的古文，一篇是《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那是20世纪的经典。还有一篇是《祭母文》，非常的真性情。1949年以后，大家都弃旧从新，不再用文言文，但冯先生仍然可以信手写出来。
《为陈来博士命名为又新说》后来印在河南人民出版社的《三松堂文集》里，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少了三百多字。现在中华书局又有了《三松堂文集》新印本，相信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冯先生1990年冬天去世以后，我和宗璞先生说，打算另外誊写这篇文章。当初，冯先生是用原子笔写的，因为写起来滑溜，而且是写在稿纸上，不能存之久远。我打算请位书家用小楷写出来，盖上冯先生的章，但是一直也不认识什么书家。
直到2010年左右，我有个学生在杭州工作，她找到了浙江博物馆一位擅写小楷的副馆长，终于完成这一夙愿。这次，我在文后面加了一段话，讲这篇文章的缘起。2013年，我到浙江开会，有位研究阳明学的学者送我他出版的字帖，我请他重新再写了一遍《为陈来博士命字为又新说》。后来我把重抄的文章拿到宗璞先生那里去，宗璞先生拿出冯先生的两枚印章，给我盖上了，那印章是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给冯先生刻的，1949年以后已经很少用了。我把这幅盖章的挂在我清华的办公室里，没盖的那幅就挂在家里头。后来，我把这段文字发到博客上（我的博客阅读量不高，一个月也就一百多人看），有人把这篇文字发在微信上，就传播开了。有一次碰到一个年辈比我长的先生，说没听说过这事，他问我，你的字也没见你用过啊。其实，字是别人称呼你的，不能自己称呼。这说明即使年辈比我长的先生，都不知道字是怎么用的了。
以前我看庞朴先生的回忆录，讲他认识张岱年先生的时候，就提到以前人们的一些老礼儿。那时候庞朴先生住在语言大学（过去地质学院），庞朴先生去看望张先生，张先生过几天回访，临走的时候，张先生就问庞朴先生有没有字，有字以后就用字来称呼。冯先生和张先生的关系就是这样。从亲戚的角度，张先生应该叫冯先生六哥，因为张先生夫人是冯先生的亲表妹，见冯先生叫六哥，但张先生就叫冯先生，冯先生叫张先生“季同”（张先生字）。这是我亲耳听到的。
有关我的师从经历，以及治学方法，我在这本书（《守望传统的价值：陈来二十年访谈录》）中也有所涉及。我刚才讲的是师从冯先生的一些经历，就是这样一段密切的关系。在学术上，冯先生对我也是肯定的。肯定在什么地方呢？冯先生晚年出的几本书，每次写自序，都要写谁谁谁帮我看稿子，最后说了一句：“陈来同志提了重要意见。”其实我也没提多少。提到的主要是现代的部分，比如熊十力，冯先生就提出了一些批评的意见。我觉得，批评意见以前已经有过一些了，再提就要有新意。我和冯先生说，“您再提点新的意见”，我下次再去，冯先生就又有新的意见了。其实，不是我提的哪几条被冯先生吸收了，而是他会因此再进一步提升书中的细节。
冯先生全集是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很高兴听到张先生的集子也是由中华书局来出。这让我想到收藏意识很重要。2002年，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我收藏了一册东西，您能不能帮我看看是不是张先生的？”这位收藏者拿来了两本书稿，我一看字迹就知道是张岱年先生的。两秒钟看完，我就还给他了，怕看到眼睛里拔不出来。这是张先生20世纪40年代写的阐述自己哲学体系的著作。张先生这部书稿原本没有名字，后来张先生接受了我提的书名，因为冯先生其间写了《贞元六书》，我就建议这本书叫做《天人五论》。
20世纪40年代，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三校南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当时北大、清华的政策是，教授去学校出路费，教授以下不给出路费，不出路费也可以自己去。因为师母身体不好，所以张先生没能去成南方。张先生虽然留在北京，但为了保持气节，他没有去伪北大，而是在私立大学教书。抗战胜利后傅斯年接收北大时，曾在伪北大任职的老师一律开除，这其中也有学问很好的老师，专门写文章表示不满。傅先生很强硬，说要是胡（适）先生来就手软了，必须一刀切。张先生当时在（私立）中国大学教书，介绍他去的是王蒙的父亲王锦第。
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就是在中国大学油印成册作为讲义，1948年交给商务印书馆付铅印，但没有出成。直到“反右”结束以后才出版，用的笔名是“宇同”。
改革开放以后，王蒙当了文化部长去冯先生家，跟老先生聊得很高兴。走了以后，冯先生说：“王锦第有子矣”。冯先生跟王锦第也很熟悉，对王蒙评价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