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国家实力的均衡配置和科学运作是关系到国家兴衰的关键。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哈布斯堡王朝推行帝国政治，穷兵黩武，滥用资源，拒绝一切改革和先进制度，结果走向衰亡。与此相反，英国、法国等新兴国家，主张开发综合国力，推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改革，结果由弱变强、走向兴盛。我国除了借鉴欧洲的经验，还应该根据国力的实际情况，发展软实力，以图保障国家实力的均衡发展，提升创新能力和决策时的准确性。

关键词 国家实力 国家利益 均衡发展 力量转移

近代早期欧洲历史上的力量转移，见证了帝国模式的衰弱和民族国家的崛起。采用帝国模式发展的哈布斯堡王朝掌控的德意志和西班牙，盛极而衰，日薄西山；相反，法国、英国、荷兰等新兴民族国家则脱颖而出，方兴未艾。本文的分析，主要以这几个国家为参照系。

推动上述力量转移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国力均衡和国力的运作。国力均衡是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实力的同步发展，形成综合国力；国力运作则要求理性地运作国力，不仅要有内部制度上的革新，还要有在世界舞台上赢得先机的能力。国力均衡和国力运作既然是大国兴衰的两大关键，就需要加以分析，以确保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世界之间的良性互动。

哈布斯堡家族王朝的由强转弱

15～17世纪欧洲最为显著的事件之一，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衰落和英国、法国、荷兰等新兴民族国家的崛起。如果说16、17世纪的欧洲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德意志、西班牙的天下，那么，18、19世纪在欧洲舞台上独领风骚的却是英、法等新兴民族国家。一方衰亡，一方兴起，显示出大国间力量转移的清晰轨迹。

在保罗·肯尼迪所著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使用了“哈布斯堡家族争霸”一词，这个称谓是符合实际的。哈布斯堡王朝，既不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也不是西班牙，而是以家族为基础建立的王朝联合体。这个家族王朝联合体的领土从直布罗陀到匈牙利，从西西里到阿姆斯特丹，形成了一个网络。在德意志皇帝查理五世（1519年～1596年在位）时，王朝联合体的领土包括了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勃艮第、 奥地利、波西米亚、匈牙利、葡萄牙，加上西班牙统治的尼德兰属地，哈布斯堡统治的领土上的居民占近代早期欧洲人口的1∕4，无论从财政收入还是从兵力配置来看，在欧洲都屈指可数，雄霸一方。

在肯尼迪笔下，哈布斯堡王朝流于失败的原因在于：战争费用庞大导致帝国入不敷出；管事太多、敌人太多、要防卫的阵线太多；德意志诸侯的反叛；路德新教兴起震动帝国政权不稳；加之意大利战争、与法国的战争、对土耳其的战争、对荷兰的战争都是弊大于利，结果“长达140年的战争造成的可怕巨额费用，就这样强加到一个在经济上无力承担的社会上。哈布斯堡的君主们没有能力用最有效的方式征集赋税，只得求助于各种权宜之计，这样做短期内方便，对国家的长远利益却极其有害”。①哈布斯堡王朝各种矛盾内外交加，衰落随之发生。

以经济实力无力支撑昂贵的战争费用来解释哈布斯堡帝国的瓦解颇有说服力，但似乎还有更加深刻的原因。从实力和实力运作的角度看，哈布斯堡王朝的衰败显然不只是经济无力支撑军费一个问题。其帝国统治基础薄弱、帝国扩张的策略、国力构成的不均衡，以及非理性地滥用国力，是全面解释哈布斯堡王朝联合体衰败的四个最主要的因素。

哈布斯堡家族王朝其实并无稳固的政治、社会基础。王朝是一个家族控制的联合体，而不是独立的民族国家。这种体制，原本就是中世纪的传统，与先进的近代国家体制背道而驰。据肯尼迪载：广袤的领土来自于政治联姻和继承权，如1477年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3年～1519年在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通过联姻获得勃艮第、尼德兰。1515年又通过一纸婚约，取得了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因之获得横跨中欧的大片土地。采用同样的方法，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还获得了西班牙领土，最后的承继者是其孙子查理，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世袭领地的统治者。1526年，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在与土耳其人进行的战争中阵亡，查理又戴上了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的王冠。②

这种政体基础的不稳固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是一种靠家族成员控制的松散的联合，不仅容易激起被统治地区的反感和反叛，而且还因为被统治地区资源无限制地被王朝统治者挪用，限制了这些地区向真正的民族国家过渡。为了控制住这些地区，家族王朝联合体不得不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用以镇压反叛地区和对外扩张兼并。结果，家族帝国就演变成了家族军事帝国，导致经济上入不敷出、政治上武力压迫的局面。

在这种帝国军事模式的统治下，财产权、灵活高效的生产方式、开放的市场、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配置统统陷于停滞，战乱不断，危机不断。不夸张地讲，被统治地区、国家的主权、资源、制度建设都受到了粗暴干预。一方面，是哈布斯堡王室成员的挥霍无度；另一方面，是被统治地区的反抗情绪日益高涨。结果，哈布斯堡家族联合体的基础受到严重侵蚀，甚至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哪里有哈布斯堡家族的插手，哪里就有主权的丢失和战争的爆发。来自英国的例子最有说服力：查理五世之子、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与英国女王玛丽的联姻，不仅把英国拖进与法国的战争，而且还使菲利普一度成了英国国王。为了支持菲利普，玛丽把政权与宗教狂热融为一体，残酷镇压新教徒，被时人称为“血腥的玛丽”。这里得到的教训是：如果丧失主权、尊严，就必然会任人宰割，最终失去自由与和平。

一个未能得到充分认识的历史事实是，哈布斯堡家族帝国关心的是家族利益而非国家利益。这种家族联合体模式的定位及其衍生的基本战略，就是在自己的辖区内打击各种势力以扩大家族的领地，利用自己的权力索取辖区所在国的资源，用以在欧洲的扩张，完全置自己辖区内的国家、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不顾。以德意志为例：马丁·路德要搞民族教会，市民阶级要发展近代工商业，普通百姓要有安定的政治生态环境，这些有利于德意志发展的愿望，统统遭到查理五世的拒绝甚至军事镇压。结果不难想象，路德宗教派独立，市民阶级与君主结盟破产，百姓发动被后人称为德意志农民战争的1525年起义，而德意志诸侯则乘机而起，承担起维护自己领地内政治、社会秩序的职能。在家族王朝联合体之外，哈布斯堡是个可怕的掠夺、扩张和战争的代名词，法国、英国、葡萄牙、尼德兰、意大利无不深受其害，不得不奋起反抗，或以政治名义、或以宗教名义，形成了抵制哈布斯堡家族王朝的大联合。结果是哈布斯堡家族王朝四面树敌，内外交困，逐渐走向衰亡。

哈布斯堡家族王朝在体制上是封建的、畸形的，既不能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无法做到国力的均衡发展。哈布斯堡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是扩张、霸权、宗教裁判所和对各个国家的粗暴干涉；在经济上，则竭力掠夺本国资源用于对外的战争；在军事上，尽管貌似强大，却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才能支撑；在文化方面，则抗拒一切新兴的事物。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在德意志都是受打击的对象。除了武力镇压路德新教，德意志最著名的两个人文主义者胡腾（Hutten）和纽伦堡的市政委员维利巴德·皮尔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都遭到镇压。如皮克海默因与路德交往过密，而被教皇和皇帝写进讨伐路德的《沃尔姆斯敕令》（Edict of Worms）之中。在皮克海默的图书馆里，收藏有150份路德的作品，包括两份第一版的九十五条论纲。可以说，顽固推行中世纪的封建体制，拒绝和镇压一切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先进制度和文化，严重阻碍了德意志的国家发展。

奢侈的宫廷生活最能够反映出哈布斯堡帝国旧体制的政治特点。查理五世皇帝派头十足，每天被一大群家臣包围着，首先是低级侍卫，多达三四百人，由他的附庸和一些贵族的儿子组成。皇帝每天支付给低级侍卫每人1∕6克朗的津贴，并拨出一定款项为他们置办服装、雇佣教师，教导他们跳舞、骑马及学习马背上的功夫。这些侍卫的服务期超过15至20年。

事实上，皇帝在德意志并无实权，七大选帝侯才是左右帝国局势的政治力量。在七大选帝侯中，波希米亚国王的影响最大，因为他曾在1347～1437年期间担任过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波希米亚属于约基隆尼安王朝，这一王朝在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还统治着波兰和匈牙利。在波希米亚的西北是选帝侯勃兰登堡侯爵领，这是一片平坦的地区，有不少林区，控制在霍亨佐伦家族手里。霍亨佐伦家族的勃兰登堡侯爵以柏林为首府，正在积极筹建自己的集权化政府，它的军队、法庭和税收已经自成体系。在勃兰登堡的南面是萨克森公爵领，这是选帝侯领地中最富裕的地方。萨克森公爵得益于领地里丰富的矿藏，如铜、铁、煤和盐矿等。1495年，萨克森由两兄弟分而治之，恩尼斯特承袭选帝侯称号，阿伯特承袭公爵称号。恩尼斯特的儿子智者弗里德里克就是路德的保护人，而他的表兄乔治公爵，却是路德教的死敌。第四个选帝侯是莱茵帕拉梯那特伯爵，他以海登堡为首府，统治着上莱茵广大地区。另外三个选帝侯也是莱茵地区的统治者，他们是美因兹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和科隆大主教。虽然这三大主教的领地比较小，但他们在帝国会议中却拥有广泛影响。其他在德意志事务中具有影响力的诸侯主要有巴伐利亚公爵、符腾堡公爵和黑森伯爵等。

对市民过度剥削导致了市民无法与德意志皇帝结盟。皇帝不是利用自己的皇权为帝国服务，反而利用帝国的君权为自己的诸侯国和家族服务。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也会利用自己的皇权来夺取城市和市民的财富。例如：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统治时期（1493年～1519年）曾向城市大肆借款，用于他在欧洲的争霸战争。1518年，他以在奥地利开矿和销售食品为抵押，用长期贷款的方式，从投资者那里获得3，000，000古尔盾；他从富格尔家族银行那里获得的借贷平均占到其年收入的1∕4。1519年他逝世时，所欠债务高达几百万古尔盾，包括从各城市政府那里借贷来的十多万古尔盾：斯特拉斯堡和纽伦堡各25，000古尔盾；巴塞尔15，500古尔盾；奥格斯堡、弗莱堡各8，000～9，000古尔盾；以及向施佩耶尔、沃姆斯、科隆、乌尔姆等城市借贷来的数额较小的债务。皇帝还欠奥格斯堡富格尔家族1，300，000古尔盾，欠鲍姆加特尼（Paumgartner） 公司230，000古尔盾。③

此外，帝国城市还承担了20%至25%的帝国税务，尽管多年以来它们一直在抵制帝国以战争名义征收直接财产税（The Common Penny，1495 年）的计划。例如：为了意大利战争，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要求1507年的康斯坦茨帝国议会批准征税240，000古尔盾，但议会只批准了他120，000古尔盾，仅为他所要求的一半。皇帝受挫后，即下令纽伦堡、奥格斯堡、拉文斯堡、梅明根的企业派代表来他所在的乌尔姆，命令他们给他一笔80，000古尔盾的贷款，否则的话，就将在法庭上起诉他们。大部分企业代表拒绝了皇帝，只有纽伦堡的代表答应给予皇帝一笔礼金，因为害怕皇帝会用对待犹太人的方式来对待纽伦堡。④

在国力运作上，哈布斯堡王朝滥用国力，把全部人力、物力、财力完全用于对外争霸战争中，致使国库空虚，民生凋敝。例如：德意志统一的关键在于王权和德意志南部城市的结盟。所谓的奥地利道路，就是以奥地利为中心，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奥地利曾经一度成为实现德意志统一梦想的基础，“一切地球上的土地归奥地利”是当时流行的口号。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统治时期，曾希望以奥地利和它在南部德意志的统治区为基础来实现帝国的统一。当时的计划是建立一个由奥地利控制的帝国政务委员会来实现统一事项。这个委员会最后在1518年成立。查理五世在1520年曾有过相同的计划，但他不是一个卓越的统一事业的领导者。1523年，南部德意志的城市曾建议查理五世或由他的兄弟管理南部德意志，但查理五世仅要求对那里的银行家拥有更多的特权，这说明他对这一地区的兴趣仅在于把它当作帝国的一只钱袋。不久，查理打败了那里的新教同盟，出于对南部地区进行渗透的需要，他加紧了对士瓦本同盟和低地同盟之间的联系，并在奥格斯堡等地召开帝国会议，但讨论的中心仍然不是中央集权的君主制。统一的行动只有在斐迪南大公那里才真正迈进了一步，但其兴趣主要是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权杖。结果，奥地利的力量不是用来统治南部德意志和帝国的，而是用于抵御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扩张。

皇帝搜刮市民的金钱用于扩充自己势力，大肆进行对外战争，无意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这严重恶化了君主与市民阶级的关系。更有甚者，皇帝甚至无法守护已有的德意志疆土，马克思米利安一世统治时期，德意志的版图迅速萎缩。西北部奥地利家族对瓦洛依（Valois）家族的取代弱化了德意志却强化尼德兰；东北部条顿骑士团的德意志殖民区、辖区逐日转入波兰之手；在南部，帝国在意大利的权威在逐年衰弱；1499年的施瓦本战争，更导致了瑞士从帝国中分离出去，成立了独立的瑞士联邦。1497年选帝侯美因兹的伯贝特霍尔德发出感慨：“眼看帝国在逐日衰败，真不知道它还将衰弱到何等地步？再这样下去，那么，我们只好眼睁睁地看到外国人进入我们的国家，用铁棒统治我们。”⑤

从文化感情而言，查理五世不会熟练地说德语，也常常不住在德意志。皇帝放弃对德意志的责任令所有的德意志人深感失望。1540年，马丁· 路德这样总结道：“查理是个忧郁又情绪化的人，毫无英雄气概。他根本不理解我们的事业，尽管有人向他朗读过我们的书籍。如果他是一位西庇阿、亚历山大或皮洛士，他一定会与教皇切割并征服德意志。他做事有头无尾：征服了突尼斯又放弃了它；征服了法国（在Pavia）又恢复了它。同样，他征服罗马（1527年），但一事无成。谈判时他总是轻易退缩，却不是出于慷慨大度。叫我说什么好？德意志没有首领，用梅兰希顿说的话，德意志是瞎了眼的波吕斐摩斯（独眼巨人）。没有一个统治者，这就是德意志人承担的最大的负担。”⑥

简言之，哈布斯堡家族王朝衰败的原因，完全在于王朝的基础不稳和滥用资源。王朝插手全欧洲事务，置王朝辖区内诸国的利益于不顾，倾其所有致力于对外扩张；国力发展不均衡，拒绝并且打击一切先进制度；国力使用完全失控，大量资金都被用于战争，滥用武力，穷兵黩武，使哈布斯堡家族联合体最终成了一个军事联合体。当然，裹在军国外衣下的却是外强中干的软弱躯壳。由于把一切都押在军事的赌局上，一旦战争失败，王朝便分崩离析。这正是哈布斯堡家族帝国走向衰弱的主要原因。

新兴国家的由弱转强

哈布斯堡家族王朝走向没落，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由衰及兴，关键在于哪种体制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尽管英国、法国大展身手的时代是在18、19世纪，但16、17世纪却是其为由衰及兴奠定基础的关键时刻。这些新兴国家崛起的奥秘就是民族国家的模式，同时也是国力综合发展的结果：一套具有创新意义的政治体制、逐渐巩固的由市民和乡绅组成的新的社会基础、发展经济和贸易、承认先进文化并充分利用先进文化带来的机遇，以及在新的国际格局下量力而行、增进军事实力和影响力。与哈布斯堡家族帝国的战略不同，新兴国家以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果然由弱到强，在复杂的欧洲力量角逐中得以胜出。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58年～1603年在位）统治期间是英国完成向近代国家漂亮转身的重要时期，与之前的都铎王朝诸王统治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1535年，整个英国的学术界，都为国王亨利八世处死《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而感到悲愤，而到了16世纪末，英国的人民又在钦佩莎士比亚的机智，为英国历史上辉煌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纵情欢呼。1558年伊丽莎白公主即位之时，英国人正为即将丧失英国大陆的最后一个堡驿加来而深感悲愤，连女王本人也是克制地忍受着西班牙君主、法国君主及他们的外交使节们的冷嘲热讽和百般戏弄。而到1588年，英国海军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成为了一个谁都无法忽视的欧洲军事强国。1558年，英国的国库完全空虚，而到1600年，英国却因其强大的工业、商业和农业，跃升为欧洲最具发展潜力、最享盛誉的新兴国家。可以说，没有伊丽莎白时代的中兴与辉煌，英国要成为世界上首场资产阶级革命和首个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非常难以想象的。

民族国家的定位和国家核心利益的维护是新兴国家政治上最为显著的特点。战略和政策制订最为关键的原则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国家实力。国家利益至高无上，无论是宗教问题还是经济问题，都需要服膺于国家的利益。法国在进行国际较量时，从来没有因为宗教问题而冲昏过头脑，与设立宗教裁判所镇压异教徒的西班牙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与西班牙作战中，法国王冠的竞争者、颇具魅力的法国胡格诺教徒、纳瓦尔国王亨利，为了争取对他王位的支持，在教派归属上灵活到可从新教徒转信天主教；然后，又领导越来越多的法兰西民众去反对入侵的西班牙人和声名狼藉的天主教同盟。⑦英国君主亨利八世原是一个反对路德改革的狂热的天主教徒，但是为了巩固英国的国家主权，以“离婚案”为由一举成了英国的宗教领袖，既摆脱了罗马教廷对英国的控制，又通过没收修道院财产获得了大宗财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国际上组织新教联盟与哈布斯堡王朝抗衡，在国内却推行宗教宽容政策，改变了“血腥的玛丽”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大肆镇压异教徒的做法。在这些“新君主”看来，没有什么比维护国家利益来得重要，再一次肯定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为发展国家的实力提供了保障。

新兴国家迅速发展，与国力均衡发展有着很大关系。伊丽莎白开始执政的1558年，英国不过是个人口三百万的三流国家，正陷入国库空虚、教派纷争、与法国进行战争的危机之中。在这样的局势下，伊丽莎白开始改革：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改革政治制度。其主要举措如下：

锐意改革，精简机构。伊丽莎白执政伊始，就把前任玛丽女王由39人组成的枢密院改建为由19名枢机大臣组成的新枢密院。这一举措令人吃惊，因为政府核心部门的人数被减少了近二分之一。枢密院是专管决策和行政的机构，由御前会议中国王的近臣组成，协调政府各个部门官吏的工作，并为国王财政做出预算。对原来的玛丽朝枢密院内朝臣，伊丽莎白经过仔细考虑，决定辞退，仅保留少数被证明有用之人。通过稳妥地调整，枢密院成为女王政权的核心，尽管许多决策是由女王自己作出的。

同样的举措也表现在精简一般政府官员方面。据《伊丽莎白的背景：伊丽莎白一世历史文献集》，女王统治时期，由女王亲自付薪的官员仅1200人，其中600人管理王家领地，另外600人执掌政府各个行政部门。在一个人口约三、四百万的国家里，每3000人中才有一名王家官员。如果同17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更加彰显出伊丽莎白政府的精炼：当时的法国拥有40000名付薪王家官员，以其人口计，大约每400人中置一名王家官员。伊丽莎白要求官员们严肃、稳重、高效，她自己也很少同他们开各种玩笑。

任人唯贤，倚重廉洁、稳妥之人。国家机构精简，必然要求在职官员作风正派，极具才干。伊丽莎白提出“廉洁、能力”两条官员选拔原则，这对于英国的吏治改革至关重要。例如：威廉·塞西尔（Cecil William，1520年～1598年）是伊丽莎白最为倚重的重臣，在爱德华六世（Edward VI，1537年～1553年）病重时，曾经起草过禁止玛丽和伊丽莎白承继英王大位的文书。伊丽莎白一世继位后，不计前嫌，在视事的第一天，就指令塞西尔为枢密院国务大臣。女王说：“我相信，在任何馈赠面前，你都能够做到廉洁和自重，永远忠于国家。你还会不顾我的个人意向，向我提供你自认为最好的意见。”这反映出女王制止腐败的决心和广开言路的风格。

任用创新型专业人才。一个国家要发展，除了有行政型人才外，还要有勇于开拓的创新型专业人才。精通外交事务的弗朗西斯·沃尔辛哈姆（Walsingham·Sir Francis，1532年～1590年）就这样进入了伊丽莎白的视线。1572年塞西尔改任财政大臣后，沃尔辛哈姆继任为国务大臣。沃尔辛哈姆曾就读于剑桥大学新教势力最强的一个学院——王家学院（King's College），因而成为一个口无遮拦的新教徒。伊丽莎白重用他的理由有二：一是他廉洁奉公，私德甚好；二是他精通外交事务。沃尔辛哈姆年长伊丽莎白1岁，是个天生的语言学家，极其精通法语和意大利语。在玛丽女王执政时，为躲避对新教徒的迫害，他逃离英国，却成为意大利著名的帕多瓦大学的英国民法教员。1555年～1556年意大利流亡期间，他不仅精通了意大利语，而且还精通了各国法律，结识了大批欧洲政界人物。伊丽莎白成为女王后，沃尔辛哈姆于1560年回到英国。1568年，已成为伊丽莎白不可或缺的核心官员。从1568年起至1590年逝世止，沃尔辛哈姆服膺于伊丽莎白达22年之久。在他逝世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位身居要职的高官竟然一贫如洗，因为他将几乎全部财富都用来支持自己的秘密外交网。据说，有53名在各国宫廷活动的派遣人员和18名高级密探，全靠他自己供养。在法国，他能够从13个城市搜集消息。在低地国家，他能在7个城市进行情报活动。在其他国家，到处有他的联络小组。在德意志，他有9个消息来源，联合行省有3个，土耳其也有3个，在西班牙和在意大利，他各设了5处联络点。

以国家利益为重，凡事不徇私情。 伊丽莎白用人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徇私情。宫廷中经常会有一些取悦女王的人，但伊丽莎白并不为其所动。例如：晚年的伊丽莎白有一个十分宠爱的大臣沃尔特·雷利（Raleigh Sir Walter，1552年～1618年），但因为他使一位伊丽莎白一世的侍女怀孕而被关进了伦敦塔。另外一个颇受伊丽莎白重视的人是学者弗朗西斯·培根（Bacon· Sir Francis，1561年～1626年），伊丽莎白视其为自己的朋友，在许多事情上都征求过他的意见。但是，女王一直没有任命培根为其十分向往的总检察官，因为她觉得培根不适宜担当此职务。传记作者尼尔告诉我们：伊丽莎白十分宠爱的埃塞克斯伯爵为培根说情，女王告诫埃塞克斯，要他要放聪明点，不要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伊丽莎白选拔官员的原则是宁缺毋滥，她宁愿让职位出现空缺，也不任命她认为不合适的人。在培根的问题上也是这样，她让总检察官这个职位长期空缺，直到最后选择了科尼为总检察官，事情才算了结。

发展工商业。王权同最具有经济实力的市民阶级结盟并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商品经济得以发展，资产阶级、商人得以地位上升。商品经济同时对农民生活带来影响，农民关心市场价格，农产品进入市场经济。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政策被制订出来，如政府承认财产权，并通过政府法令推行重商政策。不像欧洲其他国家对贵族经商有严格限制，英国鼓励贵族、乡绅的“下海”活动，对资本流向没有限制。资本流动较快，城市资产阶级对农村投资，把英国农村改为商品性生产。乡绅也对城市工商业进行投资，他们的资金从农村流到城市，帮助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相较而言，德意志的政府对市民阶级进行过度掠夺。英国的君主较为克制，这使得英国的城市较顺利地过渡到政府管理下的城市。这反过来又节省了大量城市资金。结果是：英国发展经济的成本较低，收效比较大。

与乡绅、市民结盟，扩大社会基础。根据威尔逊1601年写的《英格兰王国》，当时平均每个贵族的家庭年收入为3600英镑，大多数骑士的年收入为1000至2000英镑，而绅士家庭平均的年收入为500至1000英镑。同时，在约曼阶层中，年收入达300至500英镑的人也不少见。⑧ 伊丽莎白时代，贵族和绅士所拥有的土地份额大致是在全国耕地的1∕5至1∕6间，可见其经济实力还是极可观的。有的学者认为贵族和绅士的人数在都铎期占到了总人口的20%至25%，占有的财产份额为全国财产的1∕3。⑨这个估计很可能偏高，尽管有许多富人实际上是隐瞒了财产，或有意不承认自己是绅士。如果按上述的绅士家庭平均每年的收入为500至1000英镑计，那么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英国在社会结构方面就出现了一个“都铎后期的中等阶级”，其家庭数是贵族和骑士家庭数的23倍。如果加上城市的银行家、商人和专业人士，再加上约曼阶层中的上层，这个倍数还要增加。这个中等阶层是倾向于与伊丽莎白合作的，其中的许多人已掌握着地方政权，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占有明显位置（在伊丽莎白时代，年收入在10英镑以上或动产在300英镑以上者方具备服兵役的资格）。

理智对待宗教信仰问题，避免陷入宗教战争。伊丽莎白理性治国，防止和避免了英国因宗教信仰而出现的国家分裂，也使英国避免了许多麻烦。对比德意志的30年战争、法国的胡格诺战争，英国是宗教未能造成国家分裂的少数国家之一。女王的政策是国家利益和宗教宽容，你信什么教我不管，但涉及到国家利益时她就坚决镇压。结果，英国的新教徒和部分天主教徒都支持女王，英国成为新教徒的国际领袖。荷兰新教徒革命，英国是实际上的幕后支持者。

在外交方面搞均衡政策。伊丽莎白女王的原则，就是要不惜任何代价地维护英国的独立自主地位，同时又不能为此付出太大的代价。英国一方面决不想变成西班牙或法国的附属国，另一方面，又不能让西班牙和法国联合起来，这会对英国构成巨大威胁。伊丽莎白非常清楚地知道，由于她倾向于新教，西班牙、法国和罗马教会都成为了英国的敌人，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德意志对伊丽莎白也无信任感。不过这些国家也有自己的问题，所以，只要应付得巧妙，英国就可以同这些国家进行周旋，为自己赢得发展的和平时间和最大利益。

以上这些只是伊丽莎白成功统治的一个缩影，但它的出现却决不是偶然的。英国无疑是欧洲近代化的一个缩影，关键在于：英国是一个敢于抛弃旧的社会传统，敢于开创改革先风的国家。在一个充满危机和机遇的年代里，伊丽莎白时代堪称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教训与经验

哈布斯堡王朝联合体的帝国模式和英国、法国的民族国家模式的比较，对于我们有许多启示。笔者认为，在此有必要对几个问题进行重新明确和阐述。

第一，对于帝国模式，我们看到的是“霸权与不祥战争的乌云”在世界积聚。以一个家族抑或一个大国，集结全部力量，妄想以此压过一切国家，以便君临天下，左右一切，其结果必然就是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中隐退。从表面看，近代早期的力量转移是哈布斯堡王朝在与法国、英国、荷兰争霸，实质却是家族私权与国家公器、一己之私与国家利益、军事上的穷兵黩武与综合国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衡发展）之间的较量。尽管哈布斯堡王朝控制的人口占到欧洲的1∕4，尽管其拥有着欧洲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财源，但因其称霸世界的愿望与时代发展相悖，最终只能以帝国的瓦解、战争的失败和影响力的消退而告终。这样的教训意味着逆历史潮流而动，以一帝国之力与民心、民意、国家利益相抗，终究是没有好下场的。自那时起到1945年，凡在欧洲出现的所有帝国，都以失败告终。当然，给哈布斯堡王朝带来困扰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结构性的：它过度开支，最后因穷兵黩武而资源枯竭，付出的代价就是阻碍自身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即使成了一个超级军事帝国，也会因为制度的落后、国力的失衡、民心的丧失而成为众矢之的。换言之，哈布斯堡王朝给人带来的只是恐惧和动荡，而不是生活安宁、制度榜样和繁荣富强的吸引力。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拥有多少的兵力，扩张了多少领土，干涉了多少他国事务，结果都是从超级强国蜕变为军事帝国，一旦战争失败，就会四面楚歌。看似坚不可摧的帝国，其瓦解的速度往往超过了人们的预想。

第二，英、法、荷兰等国在16世纪初期国力并不强大，但历史发展证明，是可以通过维护国家利益和均衡发展由衰及兴、由弱到强的。处处维护国家利益，就能够得到本国各个阶层的支持从而增强了社会基础，因为社会的安定和民众的生活都藉此获得收益。均衡发展就是缺失什么就补充什么，不以失衡的状态向前发展。以英国为例：经济上大力发展市场，以政府为后盾繁荣工商业。政治上力行改革，精简机构，与市民阶级结盟，以市民知识精英取代旧式贵族统治，对内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对外在外交上组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新教同盟，政治影响力迅速扩大。在文化上，英国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大思想文化运动的最大获益者，乔叟、托马斯·莫尔、莎士比亚，使英国成为堪与意大利媲美的新文化发源地。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后，英国成立国教，脱离了罗马教廷，没收修道院的财产不仅增强了国库，而且通过变卖修道院地产培植了一个强大的乡绅阶层，地主制取代领主制的帷幕就此拉开。军事上，英国原是军事滞后的防御性国家，但善于利用海上地缘政治优势，组建起强大的海军力量，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第三，新兴国家国力均衡发展的经验值得重视，只有均衡发展，才能产生强大的综合国力，与倾其所有仅仅发展军事力量的哈布斯堡王朝形成强烈对比。哈布斯堡王朝的兵力与民族国家的兵力之间的强弱迅速逆转：15世纪70年代，西班牙军队的人数为20，000人，同时期法国的兵力为40，000人，英国的兵力为25，000人；至17世纪50年代，西班牙的兵力为100，000人，而法国、英国、瑞典的兵力，不算上尼德兰联邦，总数已达240，000人。由于哈布斯堡王朝帝国要在世界称霸，不得不分散兵力，抵御来自德意志诸侯、奥斯曼帝国在意大利与法国的抗衡、在尼德兰镇压起义者、在海上与英国对抗，其结果必然是被各个击破。综合国力强大的民族国家游刃有余，而外强中干的哈布斯堡家族帝国则无力支撑，力量转移的趋势在所难免。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西班牙衰弱的核心问题是，没有认识到保存一个强大的军事机器的经济支柱的重要性。它一次又一次地采取错误的决策：驱赶犹太人，后来是驱赶摩尔人；中断与外国大学的联系；政府指示比斯开造船厂集中生产大型战船，而几乎完全排斥生产较小的更有用途的商船；出卖专利权、限制了贸易；对羊毛出口课以重税，使其国在国外市场失去竞争力；西班牙各王国之间的内部关卡不利于商业，造成物价飞涨。”可见，国力的均衡积聚和理性配置、理性使用，正是欧洲力量的转移的两大关键。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要看有多少经济或者军事的力量，更要看综合国力，以及国力是否在均衡发展。哈布斯堡王朝在制度上是落后的，故其在治国方略上只能是依靠军事和战争，终于因发展成一个超级的军事大国而衰败。与拒绝一切先进文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拒绝一切先进制度（如君主与市民阶级结盟、宗教宽容、精简机构和惩治官员腐败）的哈布斯堡王朝形成对比的是，英国、法国、荷兰发展的是综合国力，接受的是先进文化和先进制度。通过理性改革，终于此长彼消，实现了力量的转移。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国家在兴起的时候，非常重视发展软实力。按照约瑟夫· 奈（Joseph S. Nye）的说法，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和同化力，“区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方法众多，不妨先列举一下能够促成达到目的的多种方法。你可以命令别人改变主意，也可以用军事手段或者经济制裁相要挟；或者，你还可以从彼此关系中的吸引、友爱、责任等因素，找出为双方的共同价值和共同目标提供合理性的共同价值依据”。他进而指出：“二者的区别在于其行为的性质，以及资源的有形程度。控制力，即改变他人行为的能力，以强迫或利诱为手段；同化力指的是影响并塑造他人意愿的能力，依赖的是文化和价值的吸引力，或者通过操纵议程令人知难而退是能力。”⑩

除了借鉴欧洲的经验之外，还应该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发展软实力，发展创新能力，以保障国家实力的均衡发展，提升我们决策时的准确性。软实力对一个国家而言，指的是国家的文化实力；对一个政府而言，是指制度和政策的创新能力。一个迈向强大国力的国家在文化实力方面往往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有其深厚根基。例如：伊丽莎白之前的英国文化并无深厚根基，但是，通过接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优秀文化成果，英国迎来了莎士比亚时代，有了巨大的创新，其文化和制度在欧洲别具一格，颇具影响力。 二、强大的吸引力，能够跨国别，对周边国家、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三、强大的创新能力，接受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在此基础上制订出科学的决策和有效的大政方针。四、强大的抗击危机的能力和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在多灾多难的世界格局下，才能够力挽狂澜，克服危机。五、开明和开放，既能够主动吸纳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文化因素，又能够整合这些元素，创新出新的优秀文化从而变得非常强大。最后，是榜样性、示范性和前沿性。优秀的文化和制度必将给一个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带来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力，吸引周边国家向它学习，成为影响世界的示范性文化。本文世界力量转移的事例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注释

①②⑦［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上），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53、33、38页。

③④Thomas A. Brady, Jr., Turning Swiss Cities and Empire 1450-1550, Camb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82、82-83.

⑤Thomas A. Brady, Jr., The Politics of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Jacob Sturm (1489-1553) of Strasbourg,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p. 9.

⑥Martin Luther, Luthers Werke in Auswahl, Tischreden, ed. Otto Clemen, Berlin, 1950, 8, no. 5042, 206.

⑧D．M．Palliser, The Age of Elizabeth: England under the Later Tudors 1547-1603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Longman Publishing Group, 1992, P. 112.

⑨Peter Laslett, The World We Have Lost Further Explored,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83, P.27.

⑩［美］约瑟夫·奈：《软实力》，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0～11页。

How Can the Catch-up Countries Win the Future

—Power Shift from the Habsburg Dynasty to the Elizabethan Era

Zhu Xiaoyuan

Abstract: The balanced allocation and scientific use of national power has a significant bearing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ount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he Habsburg dynasty implemented imperialist politics, waged war frequently, misused power and resources and refused all kinds of reform or advanced systems, which finally led to its decline and demise. In contrast, other emerging countries, such as UK and France, advocated developing national comprehensive power, adopted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and cultural reforms, and transformed themselves into strong and prosperous countries. In addition to learning lessons and experiences from Europe, China should also develop its soft power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conditions in its national power, so as to ensur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its national strength and increase its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the accuracy of decision making.

Keywords: national power, national interest, balanced development, power shift

【作者简介】

朱孝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欧洲中世纪史、近代早期欧洲史、文艺复兴史、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

主要著作：《欧洲文艺复兴史政治卷》、《宗教改革与德意志近代化道路》、《近代欧洲的兴起》、《神法、公社和政府：德意志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