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3月6日下午，李肇星外长就中国的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们欣喜地听到一种富有新意的表达：我们的外交是全中国人民的外交；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也贯彻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一宗旨。中国外交这样强调“人”，还是第一次。有人说中国外交在转型，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实，中国外交的这一变化是中国新一届政府执政理念和风格的传达，是中国社会进步在外交上的折射。当然，在表示欣喜和欢迎的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目标与现实的矛盾与差距、新的发展带来的新的问题。为此，我们组织了本期话题，期待着人们对外交的关注和思考。 ——主持人手记
李肇星就中国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摘要）
首先，我们的外交是全中国人民的外交。有着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外交工作才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事实上，外交工作就是服务，首先是服务于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崇高目标，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此外，外交就是交朋友。我们的朋友越多越好。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与大国及发达国家关系得到了加强，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加入了135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我们的外交官活跃在这些国际组织中，在伊拉克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非典”这种突如其来疫情的处理上，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参加了有关的国际合作。
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也贯彻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一宗旨。去年我们和有关部门、有关地方以及有关国家配合，妥善地处理了日军在华遗留的化学武器泄露事件、俄罗斯友谊大学火灾造成我人员伤亡事件、新西兰音乐学院倒闭导致中国留学生失学事件、伊拉克战前和利比里亚内乱期间协助安排中国公民安全撤离等问题。今后，我们将继续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在国际上为维护我国法人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多做实事。
除了以人为本，还说到依法办事的原则。法治外交有可能成为中国外交新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在处理外交问题时确实越来越讲究法治原则，注意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依据。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的关键词之一是均衡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不仅仅强调速度，而且强调发展的质量。这种均衡发展的总体战略对外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影响是比较积极的。因为如果过于强调速度对外交有两个不利，第一是发展势头太猛，容易给人一种挑战性的感觉；第二会给别人走路不稳的感觉。而均衡发展是把速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是那么咄咄逼人。如果均衡发展做得好，国内弱势群体的待遇有所提高，那么在国际社会人权方面受别人指责的情况也会少一点。长期来讲这种均衡发展观对我们的外交工作是有利的。
学习与心态变化的产物
在外交上体现以人为本确实是比较新颖的提法，其背后的原因既有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这种大背景，又有一些技术性因素。
首先它是学习过程的产物。近年外交部有许多干部在国外工作、学习，加之中国社会也更加开放，学界与决策界的交流增加，自然有一些信息流动和新观念的输入。基于这样的基础，决策者和外交界人士的个人能力增强了，对国内外形势的了解加强了，心态比过去平和了。这种新思维的出现是20多年交流、开放的必然结果，是不断学习的产物。
二是心态变化的产物。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人们对国家的信心加强了，每个部门对自己的能力和信心也随之加强了。自信心的增强使外交官愿意进行交流，愿意增加外交的透明度，愿意对外界做出反应，也愿意对社会的合理需求做出反应。
外交工作对象扩大了
政府报告中有三个部分和我们的外交是间接相关的。一是经济发展战略中有一部分是深化改革。深化改革中专门提到要走出去，这对我们的外交是有影响的，尽管它是国内发展战略的一部分。“走出去”战略对外交的长期影响表现在：深化我们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和联系，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在外部世界的利益扩大了，在未来我们外交工作需要保护的对象也扩大了。与此同时，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放心程度会增大，因为中国在外部的抵押物增多了，卷入程度增加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制度化联系更加牢固。目前，中国外交的核心动向是要做负责任的大国，如果只限于政策宣示层面别人是不相信的，但如果有资本和英美资本在一起进行交易，这种宣示的可信度就增加了。
另外国防政策也可能会对外交工作产生影响。中国需要加强国防，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困难非常大，特别是台湾问题。如果国防建设低于两位数的增长，其威慑力就会下降。我们在谈论和平崛起的同时，并没有排除在关键问题上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两者是不矛盾的。
第三是两岸统一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总体的态度坚决但比较低调。现在中央政府在两岸问题上比过去更加自信，对形势的把握也比以前更加准确了。
目标与现实的矛盾
我们还处在新型公众外交的初期阶段，要做得比较好，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一是历史进程决定的，在这方面我们是初学者。二是发展阶段的问题。我们人均GDP刚刚突破1000美元，日本在1965年就突破了这个水平。如果我们人均GDP能达到一万美元，我们的做法会比现在潇洒得多。另外，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限制因素，就是这种新型外交本质上讲是比较自由主义的，符合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潮流，但同时，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非常现实的，比如台湾问题。碰到这些问题时可能还需要运用相对现实主义的手段加以解决。这里面存在着目标和现实的矛盾问题。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李肇星外长在回答韩国记者提问时强调，“我们要依法办事、以人为本，在国内如此，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也是如此。”这里除了以人为本，还说到依法办事的原则。法治外交有可能成为中国外交新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在处理外交问题时确实越来越讲究法治原则，注意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依据。
外交决策过程将更加复杂化
从外交史的角度看，公众外交真正开始于上世纪初美国总统威尔逊时代。公众外交是社会进步的产物，现代社会的公众有权利在涉及自己利益的外交问题上发言，而在公众参与的条件下国家利益也确实能得到更好地表达。但是，外交实践也告诉我们，公众外交也是有其负面影响的。由于信息不完全，公众在外交问题上一般都比较情绪化，视野比较狭窄；在某些情况下，特殊利益集团可以操纵公众，等等。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在谈外交进步的同时还要回到它的本质：外交本质上是精英政治。过去如此，未来也是如此。但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又必须有公众外交，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如果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就会有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以后外交的决策过程更加复杂化。
在存在公众外交的国家，外交部门要有两个面向。一方面，要面向国际，要发挥一切才智争取本国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要面向国内，争取国内公众和其他政府部门对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未来外交部门遇到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一是来自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和平面媒体；二是来自地方政府，这表现为地方的民众对外交越来越感兴趣，但又不完全理解外交的复杂性。研究清楚这些问题既有利于我们未来工作的改进，也有利于内外互动，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决策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原文来源：《世界知识》(京)2004年第07期 第20-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