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第一本小说《呐喊》，最初是一九二三年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到二六年第三次印刷时，改交北京北新书局，列入“乌合丛书”。同年，北新书局也出版了鲁迅的第二本小说集『仿徨』，一样列入“乌合丛书”中。

“乌合丛书”这个古怪的名称，是鲁迅取的，他正是这套丛书的主编。为什么把自己的着作纳入“乌合”之列，明明在各种不同的作品里，鲁迅表现出对“乌合之众”最深的痛恨与不满？

鲁迅自己回忆在日本仙台时，之所以舍弃学了好几年的医学，决定转而从事文学，不正是被幻灯片显示出来的中国的“众”，让他惊愕、让他醒悟的吗？

“……有一回，我竟然在画面上突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人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擅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示众的材料与看客”之所以“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没有个性，缺少自我。刚发表“狂人日记”没多久，鲁迅在“随想录”里就讲到“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而“个人的自大”，照鲁迅的意思“就是独异，就是对庸众宣战”。

在鲁迅的概念里，“庸众”有两个重要的特性。第一是麻木、无法感知别人的痛苦，不惜借着别人的牺牲来求得短暂的热闹与愉快。看自己人被日军杀头，是一种热闹；“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们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更传神‘更细腻的刻画，还可以在小说“祝福”里找到。祥林嫂的孩子被野兽活生生叼走吃掉了，“庸众”们听到故事，先是好奇，还会“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只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起流下那停在眼角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走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可是没多久，“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建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了。

“庸众”的另一个特性是骑墙看风头，拼命顺着潮流、攀附强势，生怕落单被欺负。“阿Ｑ正传”里的阿Ｑ，照李欧梵的看法，正是“一个没有内心自我的身体，一个概括的庸众的形象。他的灵魂恰恰就是缺少灵魂，缺少自我意识。”这种没有内心的庸众，把革命都看成潮流，结果再大的理想、再了不起的口号，只要遇到了庸众，就一并被庸俗化，永远迈不开步子走到哪里去的。

鲁迅如是看穿中国的庸众，然而却要给自己最是讲究“独异”的书，起个“乌合”的名字，这正见到他深层的矛盾悲哀。他看不起庸众，然而那个革命热闹的时代气氛，太多人跳出来自比菁英、领导者的环境，却又让他对与群众拉开距离，做一个高高在上的启蒙指挥，深感不安。他不想和庸众在一起，可是偏偏要改革庸众的新力量，却又不断地被无所不在、无所不侵的“庸众性”给感染、僭用了，于是高傲的鲁迅变得更不喜欢和革命的菁英者为伍了！

鲁迅的作品里，到处看得到这种游移。面对庸众时，他无情地嘲笑他们；然而一旦遇到那些也嘲笑庸众、自命不凡的菁英时，鲁迅就觉得他们甚至比庸众更不堪、更虚伪，于是不得不带点自弃、又带点犬儒嘲讽意味地，宁可让自己和“乌合之众”靠拢，以便躲开那些“正人君子”、“文学家”、“批评家”了。

游移的结果，就是两边都无法安住，就是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