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自然界无所谓善恶，善恶是价值，也是人的评价，人类有了文化和文明就有了善恶的相对区分。文明中包含了恶，是由善恶合成的。黑格尔有一句名言，“恶”是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恶包括人的贪欲、占有欲、权势欲等。马克思也通过资产阶级创造的现代文明说明了这一点，并且他还以“小偷”为例，说明现代法律系统的形成。他们对“恶”的作用的看法，当然基于人类有了个体的自我和私有财产。而正是有了恶，也才需要善的产生和引导，相对的善恶也处于相互转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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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关于现代社会的设想可以称之为人性自由的三段论，在家庭这个伦理实体中个体即整体、整体即个体，谈不上个人自由；走出家庭的个人对自由的追求，首先表现为人的本能的冲动，这是任性不是自由，对别人和自己都没好处；所以要有理性对冲动的限制，并体现为人们凭借市场拥有一定的私有财产，因而也就有了社会限定的自由。但这些私人相互之间互为主客体，都把对方当手段利用，说明他们还不能把自己作为类的普遍性和目的性确立起来，也就不可能有充分的真正的自由；只有市民在政治国家中成为公民，他们才能超越其私人性即狭隘性，获得类的普遍性和充分的自由。黑格尔理想的普鲁士君主立宪的国家是实行“共和”的国家。黑是个理想的国家主义者。后来德国在强人俾斯麦的领导下统一，再后来参与并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从国家主义演变出纳粹主义。虽然这不能归咎于黑，但至少黑没有意识到后发的德国式国家主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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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形成于早期资本主义的马克思是反对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他认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也是维护私有制，维护资本的自由，所以也反对。他也有一个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三段论：青年时期，他用哲学语言表述为，原始状态的人的劳动是自觉自由的，由于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劳动异化了；再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人们克服了异化，获得了普遍的自由。这种早期观点遭到了来自前苏联理论界和中国理论界的批判，人们说他创立的唯物史观才是正确的，其实不过是给予前者一定的经验和实证性，历史还是三段论：原始公产，后来出现了私有和阶级的分化，直到市场条件下阶级简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最后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经济上，计划替代了自发的市场，人类开始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当然也就走上了自由全面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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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较之黑格尔有历史深度的地方在于，他认为国家的权力是从社会中攫取的，而社会的发展即人们社会生产力也是最重要文明成果的发展，决定了人类将推动国家回归社会，最终让社会变成自由人联合体。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分化和人们自由度的普遍扩大，国家的阶级性的确削弱了，社会管理的职能却加强了，这当然又有了一个社会管理的民主和自治的问题，福柯等人就批判现代国家无往不在的监控。马较之黑格尔的思想优势和问题都在于，他要让人在经济领域也获得充分的自由和平等，又因为市场有自发性和盲目性而主张计划经济。但是，虽然市场本身的计划性会不断提升，它在所有制上却必须多元，并且，只要市场遵循利润原则即有利可图，那么，一些人钟情的所谓“经济民主”，也就只能表现为企业主、工人和消费者三方力量的博弈，还是市场说了算，只不过政府通过税收，可以调节二次分配，实现相对公平。西方一直就是这样。我们大概希望这三方的代表们“协商”来定分配比例和商品价格，这种协商的机制，是否政治领域外的经济领域的“议会”？马克思要为后市场经济时代设计政治兰图，但人类现在的智力想象不到一个比市场还好的经济运行方式，也就难以想象比与市场相匹配的民主政治还好的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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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马克思有一个思想很宝贵，就是他把全体人的公共所有制也称之为“个人所有制”的重建，这才符合“社会主义”的“社会”理念，这理念就是人的充分的“社会化”和“个体化”的统一；人在多大程度上社会化，就在多大程度上个体化，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长期以来，甚至直到今天，我们有些领导们还是要社会化不要个体化，结果社会化就只能等同于“国家化”或“集体化”。马称许资本主义企业的“股份制”有“社会主义因素”，至今经济学者对此莫衷一是。我认为有的学者口口声声讲辩证法，却相当缺乏历史态度，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想象成一种终极的理想模式，前提就是必须终结私有。他们也忘了或不理解马克思说的真正的“自由王国”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的论断。无论如何，你在今天市场条件下拿不出一个“社会”的所有制，就要承认股份制还有自愿合作制等形式，都是在推动社会主义发展。不然，何以解释欧洲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倒比我们更“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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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政治。政治的“专制”和“民主”其实都是对人的私心的利用。母系社会没有专制，即不需要靠暴力维持社会秩序。专制是父权社会的事。父权社会的文明都是伴随着个人与共同体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文明，每个人都追求个人的或小共同体的利益，这就有一个竞争与合作的关系问题要解决，而越处于原始时期，人类共同体内部越要强调合作而非竞争。社会管理首先是具有原始民主遗风的酋长制、禅让制，首领们基本上是为整个共同体的生存尽义务，没有太多个人私利，想想我们胼手胝足、三过家门不入的大禹就行了，韩非子柳宗元都说，后来的县令都比那时的部落首领吸引人。后来进入封建而不是集权专制，就在于社会文明的程度还达不到集权化，谁的力量都难以单独掌控自然形成的大共同体或国家，凡有一定势力的人都可以利益均沾，中国的西周也好，西方中世纪的德法英也好，君主和领主或封君和封臣的关系，主要靠契约维系，西周是封建亲戚，这方面比欧洲要差一些。在欧洲，人们还可以分别在宗教、政治和经济这三个领域谋求发展，这当然也算“三权分立”，但只要力量不均衡，他们之间就有一斗。后来，中国经过春秋战国，西方如法国在封建后期，实行了君主专制，中国还发明了文官系统，就在于过去的力量平衡被打破了，权力和力量集中在个别人及其集团手里，铁器普遍使用，社会生产力和军队的战斗力都增强了，交通和语言符号也足以实现从上到下、从中心到边缘的联络和治理。而从专制再到民主，则必须让从事农业的小民经由市场变成拥有经济力量、平等关系并得到法律保障的市民，他们不再需要一个无限威权的君主和政府，虽然这样的君主和政府在西方和东方都发挥了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和对外扩张的功能，但同时也造就了反对的力量，即一个广大的自组织的社会，上面的专制只会妨碍这个社会的运行。所以要有一个代表公民意志的宪法限制政府并实行民主的代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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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如同市场不是“道德”的，民主也不是“道德”的，而是符合或适应人们普遍的自利取向和理性的。中国明末清初的顾黄王，己认识到社会的公正合理，就是每个人都实现自己的私利，而不再是让皇帝以“一己之私”冒充“天下之公”，天下应当是天下人的，天下之公就是天下众私之集合，所以他们痛批传统的所谓“大公无私”的道德，说那不是属于人的而是属于禽兽的。只有人人都能公平地通过竞争实现自己的利益，社会才解决了传统的公私对立问题。过去统治者及其稀里糊涂的思想理论界的讲的一套“理论”，说白了，就是有人吃肉都吃腻了，却让处于半饥半饱的民众讲无私的“道德”，每个人都省出一口粮食，支援国家，救济他人，“共同建设”一个人人利他的社会。这就如同有人每天用水洗澡，却让别人都处于涸辙之中相濡以沫，庄子早就说了，那远不如相忘于江湖！其实，在血缘共同体中，相互关照和帮助是不必别人提醒的，而到了现代社会，即使人们的吃穿问题都解决了，人们在找好工作、找漂亮老婆问题上，照样要竞争，更不必说越是玩游戏，越要认真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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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类社会就不要讲道德，讲善了吗？问题首先是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善”？说到底，人人都自力更生，靠自己的能力吃饭，而不是靠损害别人生存，就是道德，就是善，还是首善。这就是人的自我创生和自成目的。人们的相互帮助属于自力更生的大范畴，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特定条件下的损己利人。实际的问题当然有复杂性，这就是人们的社会关系造成他们总是相互依存、互为中介，社会越分化导致社会系统越复杂，这就给了一些人损害别人或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条件和空子，因而就有了一个社会制度的公正问题和社会设置的合理性问题，有了一个所有人能否公平地交换劳动的问题。重要的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那些有能力的人，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特别是掌握权力的人，本来应当比别人多一份爱心，多一份责任，从制度和政策各方面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然而，他们往往做不到这一点，甚至假公济私、巧取豪夺，这就需要来自整个社会也就是全体民众的批评、监督和建立有效的罢免与替换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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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虽然一度较为发达，却由于强大的王权官僚制度的抑制和打压，无力转换为作为资源主要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也没有民主政治，却在近代吃了实行市场的西方列强挑战和欺负的苦头，于是共同反对帝制的中国革命者们的理念不同了，而各为自己的理念和利益党同伐异的结果，就是靠枪杆子解决问题。先是三民派清算共产派，接着共产派发动底层民众打败后来腐败的三民派，然后则理想和信念满满地“继续革命”，从新民主主义一步或二三步就跨入到“社会主义”，实现既符合中国自家传统的大同愿景，又符合共产理想的社会，并且想推广到全世界，当然靠的既是党政威权，又靠舆论把群众运动起来，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宗旨和他的三个世界论。不管当时的外国人包括很有激情的法国人如何解读，中国自己是饱尝了这“集权”加“空想”加“平均”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苦果的。现在一些博学的学者好象觉得这苦果中国人吃得还不够，于是把毛发动的文革和三个世界论吹得神乎其神，说有“世界历史意义”，孙中山没有世界历史意义。我们知道，毛泽东的主要思想理论资源，一是中国二十四史中的传统法术，二是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知从中能产生出多少世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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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近代以来中国的事情和问题，都不止是中国的，没有苏共和红色苏联，就没有中共和红色中国。着眼于世界，问题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并不那么文明地世界性扩张的过程中，遭遇到民族情绪强烈的东方大国的反抗，由此也造成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采取外部化的形式，即它们本国的劳资矛盾，表现为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民族矛盾，于是，俄罗斯和中国先后借助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理论，发动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中国主要是农民，同时进行了反殖民、民主革命和历史上农民造反三合一的运动，这个民主革命的传统应当属于这些国家的“正资产”，都应当继承。问题在于，共产革命派觉得只是民主革命还是半截子革命，不彻底，还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世界对着干，终结私有制。结果当然就只能搞成党国体制，公有制要么成了无所有制，要么成了某些领导的所有制。而冷战的结局，必定是统制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因为它低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西方国家的文明，这也应了马克思的预言，即地域式的共产主义必定笼罩着“迷信”的色彩，且随着交往的扩大而崩溃。所以才有了东欧国家早在上世纪40年代的改革，先后遭到苏联的镇压而失败，所以邓小平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时才被称为中国的“纳吉”。赫鲁晓夫后来也搞了不成功的改革。中国在十年浩劫之后，上下都思变，才有了邓小平主导的适应现代世界大趋势的改弦更张，把中国带入到市场经济之中，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五千年来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让中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虽然由于体制和文化的双重原因，也产生了很严重的问题，总体上仍然可以说是中国转型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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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某些人看来，邓的改革开放不过是顺着世界潮流走的平庸之举，没有什么特殊的思想和理论的价值，如同现在讲自由一样属于平庸之说，毛的才有世界意义。原来说毛的不世之功在于实现了“共和”，现在又说是求“平等”，甚至是全世界人民的“平等”。平等当然重要，甚至不亚于自由，但现代的平等异于古代的平等或平均，就在于承认每个人的人格、独立和自由，而不是靠某位大英雄从上面撒下雨露阳光，强制平等也就是平均。没有自由的平等，只能是假平等。我们在毛领导下早就领略了这种没有自由的假平等了。实践证明，在追求自由平等的过程中，社会体制能否让每个人都能自主地创业、流动，这才是最重要的。某些人不这样看，认为西方讲自由讲了二三百年了，再讲就是鹦鹉学舌，为了显示自己学问多思想深，发扬文革中敢于“反潮流”的精神，非要弄出为文革大唱赞歌的思想理论！咦嘻，那么，认定改革开放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的倒行逆施的思想理论，不是“更加深刻”吗？按照这种思路，我们能走出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出令世界敬佩的现代文明和文化软实力吗？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从原来的王权官僚体制下的“大一统”，到在西方冲击下的“大分化”，社会才有了生机，可惜的是大分化走向“大对抗”，最后还是思想舆论行动一律的_大一统。改革开放后才有了新的大分化，中国的希望就在于社会分化开来的方方面面，能够实现“大和解”，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以宪法宪政的形式体现最大共识，而不是重归一元专制，不管是左的一元还是右的一元。如不能从百年中国的变化中总结出这一逻辑，我们这个民族就免不了还要胡乱折腾，甚至步入危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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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只能跟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不能有属于自己的创造？非也。其一，任何古老民族的文化中都有普遍的成份和意义，包含了丰富的可能性和张力，问题是后来被僵化的政治制度给禁锢了，所以，借助西方文明的冲击，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中优秀的思想文化内容开显、拯救出来；其二，我们在市场经济和现代观念等方面当然首先要向人家学习，而真正虚心的学习本身即体现了我们的自觉性和主体性；历史上，华夏民族创造的文明曾长期被周边民族和国家学习，他们因此而发展起来，即使有的曾一度臣属于中华帝国，也并未失掉其民族性，有的还入主中原统治了中国。在近代，东方国家一方面力争独立摆脱殖民，一方面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如亚洲四小龙反过来走在中国大陆前面，我们为什么不能向别人学习呢？学习只要理解且不照搬，有自己的变通和创新，就属于创造了，何必感觉向别人学习就是矮人三分，甚至臣属别人？莫非我们内心深处藏着的还是大清不是主子就是奴才的观念？其三，至少在今天，各国各地区已经面临着一些共同问题了，如自由与平等的矛盾、人权和主权的矛盾、国际正义、生态伦理等等，在这些方面，西方有其先行的经验，但也并非事事领先，我们只要本着邓小平说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精神，靠制度和政策，把每个中国人自由创造的热情和智慧激发解放出来，善于总结和反思世界的和自己的经验教训，为什么不能做出自己独特的创造，走在世界前面呢？所以，问题还是一个有无长远眼光、健康心态、平等意识、广阔胸怀，有无真正自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