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误判，那末社会各界谁都知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如果没有一个思想理论的大辩论、大总结、大提升，没有后续的充分理论准备，改革将难以深入发展，就是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将难以巩固。人们大凡都没有反躬自问：为什么去年那场在理论上毫无新意的“朗顾之争”，在经济学界甚至在整个经济社会都产生了如此大的反响？这实际上是一个导火索，一个关于改革路径分歧乃至冲突的导火索。那场争论，很可能就是目前正在形成的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场大辩论的先导。

如果到互联网上去浏览一番，几乎所有的BBS上讨论的主题，博客网站上的大量文章，都是关乎改革，关乎国计民生，关乎劳资关系，关乎贫富对立，关乎反腐倡廉。几乎所有话题讨论到最后，都无不涉及到改革与发展方向的大是大非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路走来。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从大一统的公有经济演变成具有独立所有权的企业综合成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是史无前例，是创新造异。在实践中探索道路，提炼理论，这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但是，摸石过河似乎历时过长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确实是到了应该也必须进行大总结的时候了。一宗又一宗的经济事件都表明，改革的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本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于理论指导可谓呼庚呼癸，翘首久待。这是千真万确的社会性共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最近的一次讲话，正好印证了这一判断。他指出，“只有善于科学总结经验、注重认真学习经验，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好、发展好。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也是在总结经验中不断前进的。善于总结和学习经验，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途径。”[1]

我以为，为要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科学总结，一场大讨论、大争论、大辩论是势不可免的。真理愈辩愈明。没有一场大辩论，就不可能有科学总结，辩论本身就是总结。如果将总结理解为少数权威领导下的几个秀才、几个理论工作者（用时髦的话说是理论精英）进行的分析研究与概括，那就大错特错了。科学总结，必然是群众性的，社会性的，特别是在不同学术流派的交锋中进行的。

改革初期，由于百废待兴，为了集中精力推进经济改革与发展，为避免过多的纷争，“不争论”或许是一种无奈的选择。25年多来的发展，虽然也伴随着学者们的探索、争论，但始终没有一场富于总结性的辩论。

经济体制改革向何处去？从来都是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学界严正关注的焦点。无论持何种观点，无论何种流派，关注改革的方向，都是学者社会责任感的的表现，都是学术良知的闪耀，因而都应受到尊重。

人们大概不会忘记，为了阻止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北京大学经济系一位副教授于1992年10月12日深夜为计划经济自愿殉葬。他用了一种极端的行为表达了自己对于改革方向的坚持。值得称赞的著名经济学家骆耕模，一生都执着地坚持社会主义产品论，他甚至认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只是一种“劳动券”，任凭世事变迁，依然故我。

整个1990年代以来，一直是主流经济学主导经济体制改革的天下。其中功过是非自有历史论定。应该说，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于各项改革观点、措施的争论，没有停息过。其中关于“下岗”问题，失业问题，经济过热问题，经济全球化问题，股份制改造问题，民进国退问题，农民负担问题，社会贫困问题等等的看法，尤其分歧很大，常常在争论中形成尖锐对立。

2004年，还演绎了一场由十一位被称之为经济学“知名学者”联名支持郎咸平的学术声明。尽管对此看法不一，但至少在诉求方式上还富于“创新”意味。据说，郎先生本人对此表现得十分冷淡，他的回应是，“对于左派没有任何兴趣，这整个争论不能以意识形态作为争论的焦点，因为自己也根本不是左派，只是一个资本主义熏陶下的经济学者，所以说他是左派是很可笑的，而且他也不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如果有人反对，他也乐于应战。” [2]

“朗顾之争”以来，中国经济学界的争论乃至对峙突然变得十分尖锐，在我看来已经形成了对主流经济学的反击浪潮。主流经济学家中的骨干人物，在面对反击时表现得依然十分强硬，他们的观点没有丝毫的退步。其实，反击主流经济学的阵容中，不仅有左派，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有主流经济学内部的某些流派（朗咸平本人不就是从“堡垒内部”杀出来的？）。说句心理话，我对于目前的这争论还是心存忧虑的。从双方的极端言论来看，大大超出学术范围。比如，我不和“无耻的人”争论呀，点名“三纲五常”误国论呀，等等。在某些范围，它甚至成为一种批判、一种讨伐。有个以“中国”某某学科命名的网站，甚至还发了篇将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改革思路称之为“黑纲领”的讨伐檄文[3]，给人犹如身回文化大革命之感。

在对待社会经济问题上，经济学家呼吁每个公民需要冷静，需要理性，为什么理性的经济学家在辩论中表现得如此理性出位？去年，我曾以《交锋擂台：就同一经济问题论道经邦》[4] 为题，点破了由“朗顾之争”引起的关于改革问题辩论局面，并特别强调，任何学派、任何观点都可以在同一个经济问题上发表看法，进行争论，抒发自己对改革问题的立场与观点。就目前的现状来看，我的忧虑决非是凭空想象，在某些问题上某些人对对方的质疑大大超出了学术范围不说，甚至已经达到要追究对方司法责任的地步、已经达到革命对反革命斗争的地步。这不仅有违儒家风范，也太离学术争论之谱。我从不怀疑，无论那个学派，无论那种观点，在坚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根本方向是一致的。某些学派，不注重经济关系的分析，醉心于经济现象的描述与应用对策的设计，他们的方案最终导致的结果可能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如果硬说他是蓄意为之，未免有些泛政治化。

藉此，我再次呼吁经济学界的各门各派，诸子百家，投入到目前这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辩论中来，就一同问题论道经邦。在这场辩论中，百花齐放，求同存异，形成共识，从而构建和谐学术。

作为呼吁者，我不揣冒昧依列出以下十个在我看来争议最大，分歧尖锐，又关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事大非的问题，以为抛砖引玉，就教方家。

第一，在改革的根本路径上，可谓各不相同，甚至有南辕北辙之殊异。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广泛地带，各种观点都有一定市场。我们究竟应该应当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如何评估我们已经形成的体制的利与弊，而这种选择与“社会主义”性质又有何种内在关系，等等，都是经济体制中最为基础的问题。

第二，在所有制的问题上，更是冰炭难以同炉。在完全私有制与完全公有制之间的各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利益集团基础，都有一定阶层基础。有一点可能为大多数同仁所接受，就是全盘私有化不适合中国国情，一大二公三纯的公有制也不适合目前的中国国情。

第三，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里，“社会主义”内涵是什么，它对市场经济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校正？或者说它对于一般市场经济给予了什么样的规定性？而这一切，西方国家会不会误读？我们已经加入了WTO，这表明我国要以国际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则行使。当我国的代表团赶赴西方国家游说时，我们文本、我们的语言表述，都是尽力地将自己的体制描述得与西方“正版”市场经济毫无二致。目前，整个经济社会都正在期待，煎熬地争取西方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也许，西方国家关于市场经济的规则不那么公平，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可能有歧视，但在这个规则制订、修改中，我们几乎没有话语权。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足够强大，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还难以为世界各国所认同，离进入国际市场经济的规则还有十万八里。

第四，国企改革，是迄今争论最为激烈的领域。国企即公有制企业，过去我们称之为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一致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民进国退，私进公退，国企在国民经济中比例大大下降。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国资大量流失，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国企在许多领域中影响力减弱甚至消失，成为社会各界严厉批评的重点。

第五，由于中国是农业大国，长期以来的“三大差别”给农村、农业与农民带来的负面影响巨大，所以三农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的关注的热点。从改革初期的“中国农村问题调查小组”，到后来有更多学者转入农业经济研究领域，三农问题专家应该在经济学学者中所占比例最大。三农问题在直接层面上，是农民的经济负担、农民的经济收入问题；进一步分析可追溯到农民的公民身份问题，即公民的平等权利与公正问题；而引起这一切的最后根基却在于土地所有制问题。正因为如此，有关土地私有化的争论，一直都是尖锐激烈，火药味十足。[5]

六，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公平与效率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也一直是普罗大众最为关切的问题。对待这一问题的解决，学界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三种：一种观点是强调效率，强调市场的力量，强调经济效益。一种观点则强调公平，强调政府的干预，强调社会效益。一种观点则认为，当着贫困、落后成为主要矛盾时，必须效率优先，而当头社会矛盾突出，贫富差距拉大时，则必须公平优先。公平与效率，一个古老而又弥新矛盾，几乎是一个具有无穷解的命题，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它又注定只有一个解。

与公平与效率相关的是贫富差距乃至对立的问题，毋宁说，贫富差距加大是公平与效率关系处理不当造成的结果，是其一个表征。

第七，关于劳动创造价值一元论与多元化分配问题。两者的冲突水火不容：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劳动创造价值一元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就排斥、否定多元化分配模式。所谓多元化分配模式，就是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三位一体公式”的现代表述。目前许多学者都辛勤地寻求解决方案：一种思路是修正劳动价值论（要么试图完善它，要么试图修改它）；一种思路是修正“三位一体公式”（重操庸俗经济学家的旧业，用活劳动、死劳动统一分歧）；一种思路是承认在公有经济领域中坚持劳动创造价值一元论，而在私有经济领域内行使“三位一体公式”。

第八，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行政（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同样是社会共识。经济体制改革一直都在呼唤行政（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后者的改革为基础，前者的改革不仅难以深入，而且已经取得的成果也难以保持。但是，一旦涉及到行政（政治）体制改革，一旦涉及到两者之间的关系，便聚讼纷纭，狼烟四起。

第九，关于腐败问题。腐败应该说是中国社会目前最大的社会公害，反腐倡廉人人称赞。但对于腐败的理论认识，却大不相同。有这样一些流行观点曾经广泛受到质疑与批评。一种观点认为，腐败是效率的润滑剂。一种观点认为，高薪可以养廉。至于对腐败本质的认识，主流经济学通常用“寻租”理论予以解释，而我则以“权力资本”观点进行破译[6]。

第十，改革的理论主导问题。究竟是以西方经济学主导经济体制改革，还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导经济体制改革？我想，能不能换一种新的思路，撇开学派之见，以一种新的理论综合主导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选择学派，只选择科学，只选择真理。

除去上述十个问题之外，我还认为，在当今中国，劳动关系的和谐是经济社会最为本质的、也是最大的和谐。因而，重视劳资关系，建立劳资和谐关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一些敏锐的学者已经意识到，或许是由于改革过程中的某些负面影响所致，或许是个人观察问题的观念所致，有一种对改革怀疑甚至质疑的看法在滋生。如果不抱任何偏见，人们大概都不会怀疑改革开放以来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成果。1978年至199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347亿美元增至1万亿美元。以人民币来计量，1986年，就突破1万亿元，到2004年，达到13.6515亿元,比上一年增长9·5%。这一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平均增长水平。从总量上看，中国经济已经上升到世界的六位。从国际贸易上看,1978年,我国国际贸易在世界排名32位，2004年，全国外贸总额11547亿美元，增长35.7%，贸易顺差320亿美元，现已上升到第2位，超过日本和德国，仅次于美国。更值得注意的是，人的寿命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现在中国人的上寿命已经超过韩国，接近日本。中国教育的发展尽管弊端甚多，但发展速度仍为人称道。2004年上半年，中国有1900万在校大学生，美国有1400万，堪称世界之最。现在在年轻人中，大学生入学率约为17%，已经达到世界认可的大众化时代（15%以下是精英，15%以上是大众化）。[7]

总之，经济学界需求一场大辩论，通过大辩论实现大总结，通过大总结实现大和谐。

[1] 转引自《政治局集体学习 胡锦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华网www.XINHUANET.com，2004年12月02日。

[2] 引自李健、王小卫编著《出路——郎咸平引爆“国企改革”大辩论》，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

[3] www.cpeer.org/shell/main?appHandler=cencms&pageHandler=metainfo&id=ABC00000000000001193。

[4] 《交锋擂台:就同一问题论道经邦》，http://www.wayee.com/writing/lundaojinbang.htm。

[5] 详见拙作《突围三农：求教马克思》，http://www.wayee.com/writing/review/3nQJMarx.htm；《以人为本，求解三农新视角》，http://www.wayee.com/writing/3nong.htm。

[6] 参见拙作《权力资本四分析》，《当代经济科学》1992年第5期。

[7] 数据转引自宋养琰《必须将改革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