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到目前为止已实施了三十余年。该政策的支持者认为其在实施的过程中成功缓解了中国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为之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深，曾令中国经济长期受惠的人口红利逐步丧失，计划生育政策严重拖累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更有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生前曾表示，计划生育政策是一项非常不合理的政策，长期来看，计划生育不仅会使人口红利迅速消失，更会最终让中国面临亡国之祸。面对如此多的质疑声，我们不禁要问，计划生育难道真的是当时解决中国人口资源矛盾的唯一选择吗？假如没有选择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真的就会陷入长期贫困的阶段吗？

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历史上当人口负担超过了资源最高负载能力的时候，控制人口生育是否是当时社会的唯一选择。人类历史上从公元元年到1500年的漫长岁月里，人口增速和人均GDP增速都维持了缓慢增长的趋势，而从1500年到1800年的三百年间，二者趋势则转为同步下降，表明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次面临了严重的人口与资源矛盾。为解决这一问题，西方社会选择了寻找新资源，拓宽新领土和开发新技术。从1500年前后开始的殖民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海上强国相继崛起。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各地区就政治地位而言，相继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就经济地位而言，则分别成为列强的原料产地和产成品倾销市场。而自18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更是令西方各国的人均GDP出现了爆发式增长。由此可见，在第一次大规模人口资源矛盾出现的时候，西方社会的选择是先通过不断地开拓新领土来分流一部分本土的剩余劳动力，而后再借助工业革命的契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消化其余的剩余劳动力，在300年的时间里，逐步化解了人口资源矛盾。

同一时期的中国则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明清之际十余年的统一战争结束之后，清朝统治者不但重新分配了原先的土地资源，还在之后近百年的对外扩张中将中国实际控制的领土面积扩大了近一倍。就这样，中国通过扩张领土和重新分配资源的方式化解了人口资源危机。可见，在第一次全球性的人口资源矛盾爆发期间，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其应对方案都不包括控制人口。

当工业社会后期，人口资源矛盾再次爆发的时候，人们的应对方案同样不止一种。几十年来，西方各国通过探索新的资源（比如海洋资源）、发明财富创造的新技术、节约能源和原材料（降低人均资源消耗）等方式都成功的化解了各自面临的人口资源危机。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人类社会因为资源和人口关系紧张而陷入经济困境时，控制人口都不是唯一的选择方案。以主张控制人口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为代表的人口控制论者之所以认为控制人口是人类社会别无选择的宿命，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科学技术革命对人与资源关系的巨大改变，看不到新资源探索的无限可能性，甚至也看不到未来节能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比如，马尔萨斯理论核心思想之一“土地肥力递减”的假设就是错误的。事实上，当化肥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土地肥力不但不递减，反而是递增的。当他提出限制人口增长时假定人类永远停留在他的技术时代，完全想象不到农业产值目前只占人类财富总量不到10%，想象不到来源于石油的制品可以占到人们衣食住行的20%以上，想象不到电磁波、核能、互联网的世界。

我在《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一书中曾经提到，无论是西方的马尔萨斯，东方的汪士铎或马寅初，所提出的人口控制思想，只不过是在人类处于“人口资源陷阱”最痛苦的阶段，在技术突破的前夜，所想到的最保守的做法。他们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的确有一定的意义，这种方法在短期缓和了人口和资源的矛盾，但同时也弱化了人类寻求新的资源、发明新技术以便长期摆脱人口资源矛盾的根本动力。恩格斯曾经评价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现存最冷酷无情、最野蛮的理论，是一个摧毁了爱人如己和世界公民等所有美好词汇的、绝望的系统”。

了解了控制人口从来不是解决人口资源矛盾的唯一方案之后，很多人可能还是会认为，至少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而言，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史无前例的人口压力将让中国不可避免的陷入长期贫困状态，经济腾飞将遥遥无期。对这种观点的解答仍然要回到世界历史中去寻找。欧洲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后半叶，同一时期欧洲人口也稳步增加，但欧洲人均GDP增速却并不明显，直到1820年前后才开始大幅提速。二战后，印度人口自1950年开始显著扩张，而其人均GDP增速也是到1990年前后才开始迅猛增长。对日本和前苏联地区的技术、人口和经济增速的进一步研究同样表明了这样一个规律，在新技术和新财富形态出现之后，首先是人口的增长，人口增长高峰50年-100年后，经济提速和财富大爆炸的阶段才姗姗来迟。我在《民富论》一书中将以上技术革命→人口增长→财富大爆炸等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的财富增长规律叫做“三阶段突破定律”。产生这一规律的内在原因在于新技术革命之后，多数国家的经济提速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而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积累到一定规模之后才能够迅速扩张。建国后，中国社会走过的进程同样符合上述“三阶段突破定律”：从建国前后的新技术引进阶段，到1980年之前三十年的人口倍增阶段，再到1980年后的经济腾飞阶段。正是1980年之前积累了三十年的剩余劳动力，使得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引领之下创造了其后三十年的经济奇迹。也就是说，即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经济本来也能够迎来GDP的增加和财富大爆炸，只是时间上会稍有滞后。

那么人口控制思想在什么条件下最终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呢？就在人口和资源关系压力最大的阶段，三阶段理论突破的最后阶段，中国坚持不住了——当时，几乎绝大部分人口并不是剩余产品的提供者或者储蓄资本的提供者，而是财富的净消费者；在温饱生存压力、居住压力、就业压力、社会稳定压力等迫不得已的状况下，中国开始执行 “计划生育”政策。毫无疑问，计划生育政策，与80年代的经济改革开放一起，都是让中国经济走出了“贫困陷阱”的关键政策。作为那个特定年代迫不得已的选择，“计划生育”的确为中国迅速摆脱人口与资源的尖锐矛盾发挥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即将提前迎来老龄化的时代，原本就并非最佳选择的计划生育政策，更显的过时且正在放大各种社会矛盾。为了避免给民族的未来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中国应该尽快抛弃过时的人口资源观念，下决心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并转向新供给主义的积极人口政策，才能维持长久的民族人口活力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