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全国各地抗日的声浪随着国土的点滴沦丧而日益高涨。在此期间，学界领军人物的胡适却独树一帜，以一种冷静的主张议和的低调姿态与大众的热烈激昂的高调抗战要求迥然有别。这种国难当头冷静的低调使得胡适备受时人的误解与指责，甚至有人斥为“媚日”。即便在今天，胡适的低调是对日表现“软弱”的说法仍然不绝如缕，时有所闻。
在举国一片滔滔要求抗日的声浪中，何以胡适别出心裁，违逆众议而采取低调的姿态，提出议和的主张呢？他的这种态度和主张果真是一种“媚日”行为与“软弱”表现吗？当一切尘埃落定，历史归于寂静之时，如果我们抱持一种对“历史做同情的理解”的态度，重新潜入错综复杂的历史深处，对胡适在此国难期间的对日主张做一连贯而周详的考察，或许我们会另有一番新的认识。
胡适早慧，其一生主要思想在留学美国时期就基本形成。因此，欲辨胡适30年代的对日主张，不能不先识其留美期间的对日态度。
1915年，正值一战时期，日本以战争威胁中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引发留美学生抗议浪潮，大家群情激愤，纷纷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却一反众议，发表公开信，反对任何动用武力的行为：“现在谈论对日作战是不正常的。我们如何而战？……以何而战？……在除了破坏、破坏、破坏以外就毫无机会得到任何东西的时刻，谈论战争是十足的蠢话！……以只手来挡大海之潮并不是英雄……以卵击石也不是英雄！”
胡适之所以反对对日作战，乃因少时深受老子的“不争”和墨子的“非攻”思想影响，留学期间又迷上耶教的不抵抗主义教义，再加上一批反战教友派朋友言论的耳濡目染，遂形成一种和平主义思想之缘故。这种和平主义思想使得胡适对战争抱持一种厌恶和抵抗的态度。
此后一年，在安吉尔“新和平主义”和杜威关于“力”的论说影响之下，胡适的思想有所转变，开始修正他的极端不抵抗主义的信条，而逐渐接受一种用正义的国际同意的力量反对战争的观念。不过，无论怎样，反战的和平主义思想从此扎根于胡适的心田并始终不渝，却是无疑。一战结束之后不久，胡适认为协约国的胜利“不是武力解决的功效，乃是‘解决武力’的功效”，就是这一思想的折射。
十几年过后，当“九一八”事变突起，中日再次面临战争危险的时候，胡适又再次成为反对对日作战的少数派人士，其思想基础一如从前，反战的论点与当年如出一辙，问题关键依然是我们如何而战？以何而战？“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胡适语）
1933年热河失守后在保定与蒋介石的一场谈话，给胡适的心头蒙上一层悲观的阴影。蒋在胡适等问及能否抵抗时，据实以告：“近代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叫世界人知道我们是不怕死的。”既然国家的最高军事统帅认为中国没有抵抗的能力，无法进行“近代的战争”，那又怎能将国家之命运轻易地孤注一掷呢！军力软弱，政府无能，军阀割据，还有连绵不休的内战，凡此种种加深了胡适对局势严峻的忧虑，使他不能不清醒而理智却又沉痛地看到，选择避战而谋和之为必要。
胡适的谋和主张，一方面有其和平主义的哲学为观照，另一方面更是以敌强我弱这一简单的眼前事实为判断。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我方实不具备作战能力与条件的前提下，他所信奉的“万国之上更有人类在”的和平主义的人道思想使他不愿看到广大的热血青年在强大的敌人的枪炮下做无谓的牺牲。“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心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这是他提出这一主张的一基本考量。这一主张还有其实际的智慧和权宜的考量，那就是以空间换时间，拖延战争的爆发，以谋求在这拖延的时间里达致励精图治、愤发图强、整军备战、重整山河的目的。
这种谋和的主张，一直延续到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当时一帮对抗战局势持悲观情绪的人物，常聚集在周佛海南京家中的地下室里一边躲避空袭，一边讨论时局。胡适也时与其间，遂将这帮大致同气相求、主张谋和的人戏称为“低调俱乐部”，以与主流的抗战高调相区别。此后不久，胡适便受政府委派以民间使者身份游说欧美，为抗日声张。翌年七月，衔命出使美国，用他自己的话说，为政府战时征调所用，做了一名“过河的卒子”，而走向抗战的道路。
从低调同志到过河卒子，也就是从谋和到抗战，对胡适而言，既是艰难的过程也是自然的转变。数年的殚精竭虑，奔走呼吁，不仅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且如逝水东流，于时局无补，局势每况愈下，国难日益深重，已到山穷水尽地步，过程岂不艰难！而谋和却是有条件的谋和，妥协也是有限度的妥协，低调更不是毫无立场的放弃却不做抵抗的低调，而是强调“苦撑待变”的拖延。正是这一点与周佛海等大多“低调俱乐部”的人就有了本质的区别，也决定了与政府所提出的“和平未到绝望关头，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的口号在精神上的高度一致。因此，当和平无望，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舍弃和平，走向战争，充当卒子过河而义无反顾，做出抗战牺牲而慨然出征，其变自是自然！
那么，胡适在什么时候开始的这种转变，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这种转变的呢？
1935年的6月27日胡适写与王世杰一封长信，谈到了对日作战，并提出一个十分大胆却后来在其大使任上完全实现了的战略设想——促成英、美在太平洋与日本的开战。胡适说道：“但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余英时 《重寻胡适历程》广西师大出版书 第50页）
同年7月，丁文江一篇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后为赢得和平的喘息机会，不惜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以保住新生政权的文章，引起胡适的很大兴趣。胡适于是借题发挥，顺水推舟，转而进一步追问：“如果万分退让的结果，还换不到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应该走什么路？我们应该准备走什么路？”
同年11月，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与胡适等会谈后得出判断：胡适“他现在认为，于日本已无妥协的希望，因为日本的军事野心使中国为自保而别无选择，只有战斗。” （周明之 《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 第130页）
第二年的2月在北平兄弟会的一次英语演讲中，胡适公开表明了自己对战争的态度：“人们说：‘屈辱的和平总比破坏性的战争好一些’；这是真的。但我们不是理性的动物。甚至于我这个二十年来的和平主义者也认为，如果发生战争，我将全力支持”。
据上，并依余英时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得这样的判断：由于日军侵华狼子野心的扩张，得寸进尺的逼迫，使和平无望，退让不能，至迟在1935年的6月胡适就出现了言战的转变，开始了战争的思想准备，虽然其后仍在做着谋和的努力，但那已是战争与和平双管齐下的两手准备。
曲高从来和寡，静水只宜流深。胡适理性而低调的谋和主张，他的苦心孤诣，自是不合时宜，备受误解与指责，亦在意料之中。历史上，战与和的选择，本是以得失为考量的事实判断，能战即战，可和就和，并无多大顾忌与障碍。自南宋以降，国势衰微，战为名高，和为降志，战与和的选择遂成忠奸辨识的价值判断。凡言战者拥有先天的道德优势，无论结果如何，皆成英雄；言和者天生矮人一等，尽管忍辱负重，都为汉奸。这样的思维定势，于爱国思想和民族志气的培育激励无疑大有裨益，但非此即彼的偏狭也由此易于滋生。
胡适的谋和主张人们尽可以批评为书生意气，带有一厢情愿的幻想意味，甚至是低估了国人同仇敌忾的气势而过于悲观，但斥为“媚日”即是有失公允的偏狭。且不论胡适激于民族大义和对抗日殉国英雄的敬仰而撰写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于爱国志气的大力鼓吹，仅以来自日本对胡适敌视的两件事例就足使“媚日”之说不攻自破：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当天，日方向北平政府提出抗议，直指学生运动有背景，胡适就是主谋之一；1936年7月胡适率团赴美参加国际会议，路经东京时，不见一个日本人迎接，媒体也以沉默迎待，这与胡适国际知名学者的身份大不相称。日本对胡适之所以前有不实的误告，后有蓄意的冷遇，实在是因为在日本人眼中胡适反对华北自治，是其侵华政策的敌人。（耿云志《胡适评传》第195页）
至于说到谋和是“软弱”的表现，倒是见仁见智，值得讨论的问题。比起言和，言战诚然显出强硬。但换一角度，如前所述，战为名高，言战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没有丁点负担，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与风险。而和为降志，“出师未捷身先死”，不仅需要非常的理性睿智，更需要大人十倍的道德勇气。这样一看，作为学者的胡适在国难当头审时度势、盱衡全局所作出的智性反应与理智判断，他的谋和主张，不是比一般的言战更具勇气与担当吗？
2009-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