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常常看到评论节目和专栏中一些口若悬河的所谓国际问题名家、名嘴和各色专家点评时政。此类分析往往突出戏剧性、斗争性、注重浅显化和脸谱化，将极端复杂的国际形势及各国内部局势，用“地缘政治”、“包围圈”、“大国博弈”、“战略阴谋”等大词简化叙述，全然缺少深度的调查研究和内部视角。考虑到媒体吸引大众的需求，如此浅显粗疏的评论尚可理解。但我们也观察到，近年来，很多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研究文章，也展示出“大而笼统、注重趣味戏剧化、忽视调研”的文风、学风趋势。这绝不利于各界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也不利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深度了解和交往。
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亟待呼吁踏实的学风、文风，呼吁更多主体重视具体国家的深度调研，要把握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社会议题的内在差异，注重“接地气”的学术和政策研究。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对内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也将中国带入了快速的全球化浪潮之中。中国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交往大发展的新局面，政府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往来日益频繁，跨国交往的主体、议题、范围都大大超乎人们的想象。然而，笔者时常遇到一些做非洲研究、拉美、阿拉伯研究的专家，惊讶地发现他们既没去过当地几次，也不懂当地的语言，甚至没有当地的朋友，但这依然没有妨碍他们在研讨会、讲堂上引用不知转了几手的中文网络资料，旁征博引、滔滔不绝。相比发达国家，中国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的确存在较大的差距。跨国的调查研究远远不够，对话互动的渠道依然太少。了解沟通尚且不足，分析判断也自然时常失误。现实不断地提醒中国人，中国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实力，远远与国家发展程度不匹配，亟需要更加务实、踏实、着眼细微、立足长远的学术和政策研究。
当今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其对象已不仅仅是政府间的政治博弈，还涉及到更加深远的国内经济政策、社会治理、文化环保等领域的全球对话与合作。这要求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不仅要看到国际的趋势和大局，还要看到不同国家、不同阶层差异，关注实时的变化，具备更深刻、更多维的学术视野。
英国高中生文章引起反思
当前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的短板，必将造成政策和对外交往中的一些失误。笔者发现，一方面由于缺少足够深度的调研，不了解各国具体形势，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往往鸡同鸭讲，无法正面、有效地回应对方关心的核心议题，往往盲目批评否定对方的价值观诉求。一厢情愿地大讲中国经济奇迹，往往花钱劳神，还增大了彼此的误解；另一方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交往中，对当地群众的实际需求了解太少，尽管做了大量对外经济援助，但因为没有对症下药，产生不了应有的成效，也未能增加当地民众实际的好感。
当下，外交界和学术界尤其需要鼓励跨国“接地气”的实地研究。比如北京的外交专业刊物《公共外交季刊》，今年就刊登了一篇英国高中生的调研文章《缅甸对华外交政策受地缘政治考量的影响有多大？》，虽然是学生作品，还显稚嫩，读起来却比许多专家文章深入和接地气。原因在于，此文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作者于2012年与当地精英人士、缅甸首都仰光民间团体、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代表面对面访谈后的产物，文中第一手知识给大家很多启发。编委会决定刊登这样的文章，就是在鼓励这种认真的调研精神和踏实的学风。
笔者认为，呼吁国际关系研究、国际政治研究“接地气”有三层意义：第一是转变学风、文风，注重跨国调查研究和对多元主体的了解；第二，“接地气”的核心是相信和依靠民间，要把国内民间组织、智库等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广泛凝聚起各方面智慧和力量；第三，要深入与不同国家的民间组织、社会精英、舆论领袖和百姓对话交流，交朋友听真话。为构建“既能观大势、又能看细微”，更加“接地气”的中国对外研究格局。笔者呼吁，中国外交界、学术界等应推动如下改善措施：
第一，要鼓励民间智库、民间组织和专家走出去，开展实地研究、了解第一手材料。民间智库、民间组织没有政治包袱，没有政府外交背景，可以最大限度地听取多方意见。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来研究分析中国友好国家、邻国的实际国情，研究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援助、开发中的实际情况，了解当地民众的实际需求，要鼓励中国民间组织调研了解当地的情况。鼓励民间智库深入调研不同国家的现实情况，参与到国际性事务中，为外交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第二，要拓展民间组织、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和对话渠道，鼓励跨国、跨文化、跨宗教民间机构的合作、论坛等，搭建彼此深度了解的渠道。要鼓励国内研究机构与不同国家NGO（非政府组织）、社会精英、舆论领袖建立多元沟通渠道，了解不同群体的利益、价值诉求。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鼓励民间智库的发展，妥善、巧妙地利用民间公共外交努力，来调解国际和地区事务。实际上，全球化中很多国家面临相似的问题，开展全球性的研讨和对话尤其重要。
第三，中国政府要鼓励深度跨国调研，应在法律、政策和资金上对跨国实证研究给予扶持，涉外决策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咨询机制，建立与实践型专家、研究机构、NGO组织的沟通机制，推动外事决策信息来源的多样化，鼓励政府购买民间研究者的政策报告，推动政策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更要鼓励成熟的智库“走出去”，承担更广阔的国际研究。
第四，还要看到，在与发达国家的外交中，价值观外交的影响丝毫不逊于利益外交，不能回避价值观议题，更不能随意批判别人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体系。要杜绝以己度人，要建立更多的非官方渠道，善于开展价值观对话，寻找可能的共识和理解。
作者是中国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
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