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主，是一个说得太多，却又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围绕民主，存在着古代与现代、大众与精英、直接与间接、理论与现实的冲突与紧张，而常常与民主相伴出现的“自由”、“宪政”、“共和”等大词，更是给民主涂上了形形色色的油彩。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黄洋教授浸淫古希腊史研究多年。他说，希腊文明最辉煌的创造，都在民主制下的雅典产生，对雅典民主的最流行的批评莫过于“暴民统治”，但我们很难想象，这些辉煌的思想、艺术、文化，都诞生于一群暴民之手。谈到如今戴上各式“帽子”的民主，黄洋说，从制度上来说，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并非来源于雅典的民主制，而是来源于罗马的共和制，“现代西方人重新定义了民主，民主的古典意义已经被放弃了”。
郑诗亮沈奕
雅典民主曾经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但雅典最终败给了斯巴达。从历史上看，民主并没能战胜专制，甚至无法维系长期繁荣。面对战争威胁，民主是否过于低效，以至于无法保证国家稳定？
黄洋：这不是民主和非民主的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古代希腊是个有其独特性的文明，它是由一个个城邦组成的世界。这些城邦实行的制度各不相同，有的是贵族制，有的是民主制，有的是寡头制，但它们形成了一个国际体系。在这个国际体系中，所有的城邦遵守一些共同的规则，彼此共存，相互认可。但是，这个城邦世界面对强大的外来势力的时候，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希腊人在希波战争取胜是十分侥幸的。这不只是雅典的问题，包括斯巴达在内所有的希腊城邦，都抵挡不了马其顿这个北面的强大王国的征服。民主并不一定就能战胜专制，这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历史地分析的。如果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它有可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但如果是一个国家本身比较弱小，哪怕它实行民主制，面对强大的外敌，也不一定能够生存。究竟能不能抵挡外敌，虽然政治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整个国家的基本国力，也就是领土大小、人口多少、经济力量——用现在的话讲，还有科技的力量。这是一个实力的问题，不能说一个国家民主了就战无不胜。历史上的雅典所遭遇的困境，比如战争上败给斯巴达，是有具体原因的。
和雅典相比，早在公元前约七世纪初，斯巴达的城邦制度就已经成型了，在希腊世界中算是很早的，它很快成了希腊世界最强大的城邦，军事力量尤其强大。从公元前七世纪初，一直到公元前四世纪，至少四百年的时间，斯巴达在希腊世界是没有敌手的，有一支无可匹敌的陆军，这在于斯巴达城邦实行的是社会和军事一体的制度。而雅典城邦的发展，实际上是比较晚的，公元前六世纪初，它的城邦制度才开始建立起来，从梭伦改革，经过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再到克里斯提尼改革，虽然中间穿插了僭主政治，整体是趋向民主化的。其实，在希腊世界，不只是雅典，还有很多城邦国家采取民主制，只不过现存的雅典民主的史料比较丰富，我们很清楚它是怎样运作的，其他的城邦民主制，没有史料记载。到公元前六世纪末期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雅典的实力不断上升，到公元前五世纪达到发展的顶峰。特别在希腊-波斯战争期间，其实是雅典而不是斯巴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希波战争以后，雅典差不多在希腊世界获得了和斯巴达同等的地位，成为两个并立的超级大国，这恰恰说明雅典实行的民主制是成功的。这个时候的雅典强在海军，虽然陆军仍然无法与斯巴达抗衡，但它有一支庞大的、在希波战争之前建立起来的舰队。
雅典是在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给斯巴达的。这场战争从公元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前404年，涉及比较复杂的国际关系，很难简单归咎于民主制的失败和贵族制的胜利。有一个被大家忽视的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战争中斯巴达建立起了海军。其中，波斯人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波斯没有直接参战，但是它资助斯巴达在战争后期建立起了一支舰队。没有这支舰队，斯巴达至少不能那么顺利地胜过雅典。当然，在战争中，雅典有明显的失误，就是公元前415年到前413年的西西里远征，这个失误，导致它的主力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西西里远征通常被认为是民主政治决策的失败，因为这个战略决策是亚西庇德力主，在公民大会上投票决定的。但真正的失败原因，其实是战场指挥出了问题，雅典舰队的实力肯定是超过西西里的，可是却打了败仗，而且是全军覆没的大败仗，两百艘战舰出征，回来的只有几千人。这是战术上而不是战略上的失误，因为攻打西西里不是没有道理的，西西里可以成为斯巴达的后援。所以，不能简单地把问题推给民主制。我不觉得民主国家在国家实力和军事实力上一定占优，军事指挥出了问题，一样是要打败仗的。
历史上，罗马继承了雅典的“衣钵”，袭用雅典式民主，却最终成为帝国。这是否说明民主制存在制度上的漏洞，容易被野心家利用和操控呢？
黄洋：所谓“罗马继承雅典的‘衣钵’”这个说法不太准确。罗马人在政治上可能接受过希腊的影响，但并没有也不可能继承雅典的政治制度。公元前451年，罗马人在制定最早的成文法（即后来所说的“十二铜表法”）的时候，派一个代表团去希腊考察过。但罗马建立共和国是在公元前509年，而雅典的克里斯提尼改革是公元前508年到507年，从时间上说是不可能的。西方学者现在普遍认为，克里斯提尼改革标志着民主政治的建立，而罗马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雅典还没有进行克里斯提尼改革。所以，罗马实际上是创造了另外一套政治制度，也就是共和制，它和希腊的民主制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传承关系，而是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罗马共和制在政治架构上由三个要素组成。首先是国家元首，也就是两个执政官。其次是元老院，这是共和政体里实际上的决策机构，基本上由一个世袭的贵族群体来把持。其他人很少能进入这个群体，像西塞罗这样的所谓“新贵”，在里面占的比例很小。第三是公民大会，罗马政体的民主成分，就体现在这后一个机构上面。罗马的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是执政官，实际上最高行政决策是元老院做出的，而公民大会则有权立法和选举高级行政长官，这是它最重要的职能。
我们再来和雅典的民主制作个比较。雅典的立法、选举和最高决策都在公民大会，而且大部分的官职是通过抽签而不是选举产生的，只有少数需要专门技能的官职（如十将军）除外。无论公民的财富或者社会地位差别有多大，就是说无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还是大字不识的农民，都有均等的担任官职的机会。只要被抽中，任期都是一年，大家轮流执政，这就把公民的平等推到了极致。选举对希腊人来说不是民主制的象征，而是贵族制、精英制的标志。因为选举只能选出精英人物，而不能选出普通人。这一点对现代人来说可能无法理解，但雅典民主实际就是这样的。雅典的公民大会是由所有二十岁以上的公民组成，没有财产限制，而且进行投票时是一人一票，以多数票为准进行决策。而罗马的公民大会实行团体票制，实际上决策权被操纵在了贵族手上。公民有参与权，却没有实际的决策权，真正的决策权掌握在统治集团手中。所以，历史学家给罗马共和政体下的判断是，它是一个“寡头政体”。不过，也有西方学者试图为罗马共和政体翻案。牛津大学有一位叫作弗格斯·米勒（Fergus Millar）的退休教授。他在退休前，是牛津大学卡姆登古代史讲席教授（The Camden Professor of Ancient History），这是英国地位最高的罗马史教职。弗格斯写过一本书，是1998年出版的，书名叫《共和国后期罗马的民众》（The Crowd in Rome in the Late Republic）。这本书主要反对我前面提到的传统的说法，也就是罗马共和政体主要由贵族把持，民众只是象征性参与，对政治决策起不了什么作用。米勒提出，罗马共和国后期，民众对政治决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罗马共和制某种程度上是民主制。但西方的大部分学者不太接受他的观点，所以，这只能算是他的一家之言，不能说是西方学界的主流意见。总而言之，在我看来，罗马共和制到最后蜕变为帝制，不能怪到雅典民主制头上，这是罗马共和制不能适应罗马大规模扩张、贵族统治集团又不愿接受损害其利益的改革所造成的。
民主的核心原则是“多数决”。然而，能够行使民主权利的雅典公民据估算只占整体人口一小部分。包括以研究古希腊历史著称的芬利（M. I. Finley）在内的西方学者认为，雅典正是因为奴隶制发达，民主才得以兴盛。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雅典民主其实并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排斥大多数人的极少数人的统治？
黄洋：这我同意。我们所说的雅典民主，其实不是现代意义上全民都是公民、全民都有权参与的“民主”，参与者只占整个社会成员一小部分。我们要意识到，希腊的民主是公民群体内部的民主。而公民群体是个特权群体，奴隶、外邦人不包括在内，妇女虽然有公民权，但实际上也是不能参与的。所有讨论雅典民主的人，至少是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很清楚，没有人说这是所有人的民主。历史学家关心的，是在这个特权群体之内，民主政治是如何运作的，它背后的根本观念是什么，和那个时代的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政治形态相比，雅典民主政治的创造性体现在什么地方。一方面，我们当然可以根据现在的民主标准，批评雅典民主制实际上不“民主”，因为现代社会的民主包括全体社会成员，至少成年人是包括在内的。但是我们要历史地看待问题。英文里有个词anachronistic，我们通常翻译为“年代错乱”，拿二十一世纪的价值标准，去评断雅典民主，就是典型的年代错乱。我们还是应该像陈寅恪说的那样，对那个时代有“同情之理解”。在公元前500年的时候，雅典所创造的这种制度，和同时期其他的政治制度相比，有着不能忽视的创造性，非常的独特，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大。整个希腊文明的古典时期，也就是它的高峰时期，是公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而这一时期，希腊文明最辉煌的创造如文学、哲学、艺术等，都是在雅典产生的，而且是民主制下的雅典。很难想象这些思想、文化、艺术的创造，和民主制没有关系。对雅典民主最多的批评可能就是“暴民统治”了，可是，如果雅典仅仅是由这样一群暴民来统治，它能够创造这么辉煌的成果吗？
另外，在我看来，雅典民主在当时是深入人心的，大部分公民都接受它，这套制度也非常稳固。这从两件事情可以看出来。雅典民主是从公元前508年建立起来的，公元前411年有一次寡头政变，但寡头政府仅仅维持了四个月，民主制就恢复了。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占领雅典，雅典无条件投降，持续了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斯巴达胜利、雅典失败告终。一般来说，这常常会导致政权的更替或政治制度的改变。斯巴达军队占领雅典后，扶持起一个叫作“三十僭主”的寡头政体，但是雅典的大部分人并不接受寡头统治，民主派予以强烈抵制，甚至最终诉诸了武力。这个寡头政体也仅仅统治了十个月，就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仍然是民主政体。这两个事实再好不过地说明了，雅典的大部分人是接受民主制的。我们再来看公元前403年雅典恢复民主制后的情况：民主制度持续到了公元前338年，直至希腊所有的城邦臣服于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为止。即使这之后，甚至到希腊成为罗马帝国一部分之后，雅典作为一个国家不复存在，但作为马其顿和罗马治下的一个自治市，它的内政依然沿用古典时期的这套民主制。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实，只是大家都不怎么关注而已。这说明，雅典的这套制度是稳定的，至少是深入人心的。虽然形势的动荡，会对它造成破坏，一旦形势稳定下来，这个制度又会重新得到恢复。就算我们不把马其顿征服雅典以后这段时间算在内，雅典民主从公元前508 / 507年到公元前338年，也存在了一百七十年的时间，将近两个世纪。跟这段时间相比，现代民主也长不了多久。从美国赢得独立战争、制定美国宪法的时间算起，现代民主也就两百多年，比雅典就长那么一点。
另一个对雅典民主的批评是：它缺乏对个人，尤其是精英的尊重，常常通过陶片放逐法预防性地放逐一些杰出人物。据说，曾有雅典市民因为讨厌到处都有人称赞著名政治家、军事家阿里斯提德为“公正之士”，决定在陶片上写下阿氏的名字放逐他。对此，您作何评价？
黄洋：说民主的雅典对精英人物不包容甚或迫害，其实是完全不了解雅典民主政治。事实上，在雅典民主政治近两百年的时间里，我们能够举出的精英受到打击或者迫害的例子并不多。显见的一个是陶片放逐法，它所涉及的主要是精英人物；另一个是苏格拉底被判死刑。问题是，这几个例子并不能证明雅典民主政治全面排斥或者迫害精英阶层成员，甚至不能说明民主的雅典城邦有意这么做。陶片放逐法和苏格拉底之死各有其特定的背景，不能在不考虑背景的情况下一概而论。
陶片放逐法是公元前508／507年克里斯提尼改革时制定的，具体做法是，雅典公民大会每年可以投票方式决定启动这个法律程序。一旦启动，公民大会就投票选举一人，予以放逐。放逐期限为十年，被放逐者的家人和财产均不受牵连。克里斯提尼改革是在雅典人推翻僭主政治之后进行的民主改革，此时雅典人已经把僭主制看成是主要的敌人了。因此制定陶片放逐法的首要目的是防范僭主制复辟，并不是在总体上对精英阶层的打击或者迫害。
具体来看，制定这条法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民主制。雅典民主制有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公民平等参与。它比后来任何一个政体都强调平等。当然，这是公民群体内部的平等，而不是所有人的平等，这一点我前面已经讲到了。另外一个，是集体决策。除了公民大会，包括五百人议事会在内，任何一个机构或者一个职位都是集体的决策。雅典的官职通常不是一个人，而是由十个人来担任，比如十将军。一个官职的职责就由充任该官职的十个人共同负责，由他们对所负责的事务讨论投票，最终作出决策。这种制度对集体决策的强调达到了极致，同时对个人的决策，始终保持着防范和警惕。有一点必须明确，民主制是在推翻僭主制之后建立起来的，僭主制恰恰就是个人的统治，民主制将个人统治看成它的敌人，它从根本上杜绝任何形式的个人统治和权威，这是制定陶片放逐法的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原因。它并不是为了惩罚某个人，而是一项预防性的措施，防止某些权威太高的个人利用他所拥有的足够的威望，来建立个人统治。因此遭陶片放逐法放逐的通常是一些名声显赫的人物，比如号称“公正者”的阿里斯提德，希波战争中的希腊英雄第米斯托克利，著名将军客蒙等。雅典最伟大的民主派政治家伯里克利虽然未被放逐过，遗留下来的用于投票的陶片上也经常出现他的名字。当然也不难理解，通过投票选出来的，一定是最有名气的、最有威望的人——也就是精英，而恰恰是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对民主制度产生威胁。如果把你放逐，你就产生不了威胁了，十年后你再回来，早已物是人非，你的威望已经消解，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你。但是不要忘了，从法律上陶片放逐法每年只能放逐一个人，而且事实上只在公元前480年代到公元前450年代实施过多次，在此之后就只有公元前417／416年实施过一次。这显然不是针对整个精英群体的措施。
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陶片放逐法的确是残酷的，甚至是对个人权利的践踏。
黄洋：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这样说没错。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句话，如今人们耳熟能详。但是古代雅典人的观念和我们不同，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尊重精英，而在于他们有着和现代人非常不同的关于“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观念。一方面，公民个人参与政治的权利非常充分；另一方面，个人的权利必须建立在对共同体利益不构成威胁的前提之下。如果城邦共同体认为某一个人对集体利益构成了威胁，那么就会毫不犹豫地剥夺这个人的权利，以致处罚他。这一点和中国的传统倒有点相似，就是说集体是高于个人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里就解释过，城邦是天然的存在，而个人是从属于城邦的。他进一步解释说，城邦有如整体，个人有如部分，部分脱离了整体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当然他说过的最有名的话是“人在天性上是属于城邦的动物”，这句话经常被用现代的观念错误地理解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个观点和现代人就很不一样。现代人认为，个人不完全属于国家，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必须限制国家的权力。典型的自由主义观念认为，集体和国家的权力都必须得到限制。希腊人完全没有这种概念，希腊人认为共同体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某一个人威胁到甚至伤害到共同体的利益，那么，这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就不复存在了，个人的利益是从属于共同体利益的。我们需要去理解他们不同于我们的价值观，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的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是“自由”和“民主”并举，两者同等重要，实际上我个人认为由于精英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响，是自由压倒了民主。而在雅典，却不是这样，“民主”始终是第一位的。这并不是说雅典没有自由，它有很充分的自由，包括所谓“消极自由”如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公元前五世纪的智者派哲学家纷纷来到雅典，宣传自己的学说，也很难理解希腊各地的哲学家纷纷来到雅典创立自己的学派或者哲学学校了，或者更难理解为什么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雅典公民了。话说回来，雅典公民所享有的这种自由是民主社会通常所有的，但却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雅典，自由和民主不是同等重要的。可以说民主是第一位的，自由是第二位的。一旦个人自由与共同体的利益——也就是民主——发生冲突，个人的自由就会受到压制。所以，陶片放逐法并不是普通公民对精英的打压。不管是不是精英，但凡和共同体发生冲突，都会受到压制，甚至个人被判死刑都有可能发生。阿里斯提德被放逐也好，苏格拉底被判刑也罢，背后都是这样一个根本观念在起作用。其实，还有不少普通公民因为威胁到共同体的利益也被流放或者处死，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历史只记载了精英的事迹，而对普通人往往是忽视的。
换个角度而言，雅典民主其实也是离不开精英的吧。
黄洋：实际上精英分子非但没有受到迫害，而且是雅典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部分。没有精英的主动参与，这样一套制度根本无法成功而有效地运作。在公民群体内，受过良好教育的、出身贵族家庭的人，往往起到了领袖作用。他们学过演说术，口才很好，又有足够的时间和财产，来专注于国家的管理。在民主政治之下，治理城邦的政策方针从哪里来？普通公民是提不出来的，是那些有知识、有头脑、了解国内国际形势的人在公民大会上提出不同方案，并进行辩论，然后由全体公民来投票选择。英国历史学家J. K.戴维斯（J. K. Davies）写过一本著名的书，标题是《从公元前600年到前300年的雅典有产家庭》（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 600-300 BC），他梳理史籍记载的所有雅典人，并整理所有有财产、有名望的人的家谱。他发现，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出自这些“有产家庭”。比如伯利克里、亚西庇德，还有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克里斯提尼。如果没有这些人利用他们的教育、财富优势，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很难想象雅典民主政治能发展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高度。如果真如柏拉图所说，参与雅典民主的仅仅是一群鞋匠、农民、商贩，这个体制运转得下去吗？
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追问，这些社会精英为什么愿意接受民主政治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为什么愿意接受最高决策权掌握在普通公民手中这样一个事实。在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和其他国家，都是富人和精英阶级垄断政治决策权。他们是轻易不肯把政治决策权交给普通大众的。哪怕现代所谓民主制也是如此。米歇尔斯在他的《政党》一书里面阐述过，现代所谓民主政治，本质上都是“寡头政治”，这是一条铁律。而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中，也讲过关于现代民主制的非常有意思的话：“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也就是说，其实现代民主政治与“民主”没有太大关系，只不过是通过竞争性的方式获取政治权力，而这权力本身仍然把持在精英群体手中。而在古代雅典，精英阶层有可能是在城邦一步步民主化的过程中丧失政治决策权的。但一旦民主制建立起来之后，精英阶层的大部分，或至少相当一部分似乎接受了普通公民掌握政治决策权这样一个事实，甚至有部分积极参与其中，充当领导角色。这本身已十分不寻常。因为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例子是，即使精英阶级丧失了统治权，他们也是不会甘心，会卷土重来的。不妨设想一下，如果雅典所有的贵族和富人联合起来反对民主制度，结果会怎么样？民主制很有可能就此被推翻。但事实是，他们接受了决策权在普通公民手中这种制度安排。结果是出现了在历史上很少见的一种情形，即真正的政治领袖既不担任享有实权的高级官职，也不掌握任何决策权。他们仅仅向公民群体提供政策方案，供公民群体讨论抉择。而他们作为政治领袖的身份，并非由于担任高级官职而得到保障，只能依赖于他们的政策方案是否能经常得到公民大会的拥护。一旦得不到拥护，他们的政治领袖身份就宣告结束了。因此我个人的理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成功实践，是基于包括精英在内的绝大部分公民都接受这个制度，整个社会能够按照大部分人的意志和愿望来运行。雅典社会自梭伦改革后，除了公元前404年的寡头统治有过比较血腥的镇压和屠杀之外，内部的流血冲突是比较少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种共识。我个人认为，雅典民主制是唯一一个打破米歇尔斯所说的寡头政治铁律的例子，这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特例。
《审判雅典：西方思想中的民主传统》的作者J.T.罗伯兹说，西方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雅典民主都臭名昭著。事实上，雅典民主从来不缺乏批评者，尤其是大名鼎鼎的批评者。苏格拉底说，雅典民主掌握在无知的群氓而不是贤人手中。柏拉图将政权分为五个类型，民主制仅好于暴君制，连寡头制都不如，他认为普通人没有能力管理国家。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民主作为平民政体“包含着专制君主的特质”，“不能算是一个政体”。除此之外，批评雅典民主的思想家还有卢梭、休谟……为什么这么多思想家认为民主不是个好东西？
黄洋：知识精英为什么反对民主，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不在我的关注范围之内，对此，我只能提供一个简单的回答。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雅典的民主制从它诞生以后，在希腊知识精英内部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公元前五世纪中期，民主对希腊人来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他们所熟知的还是贵族制和寡头制，乃至君主制。而刚刚兴起的民主制，在当时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到底哪一种政治制度更好”的争论。这种争论导致了柏拉图写《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写《政治学》，从而也就催生了西方的“政治学”。这些著述很大程度上是在知识和思想上对新兴民主制的直接回应。而最终奠定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正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反对民主制的知识精英，他们都持强烈的政治精英主义思想。在我看来，政治思想史从一开始的古希腊罗马阶段，就建立了一个非常深厚的反民主政治的政治精英主义思想传统，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后来，对后世影响很大。另一个原因比较朴素，精英之所以为精英，就是始终坚持与普罗大众划清界限，自认为比大众优越。这是我的两个比较简单的想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希腊的精英愿意与大众合作，的确在历史上是非常独特的。
王绍光在他那本小书《民主四讲》中谈到“民主的异化”的问题，他认为：“被‘代议民主’劫持以后，‘民主’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现在被用来表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与古代雅典民主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其中包括不少反民主的内容，如政治权利的放弃，将其转让给他人，而非自主地行使它。”在他看来，“人民直接、广泛地参与国家管理”的雅典式民主才最为可取，而今普遍存在的代议制民主“转换了民主的实质”。您怎么评价这种观点？
黄洋：我不敢肯定王绍光是否真正认为“人民直接、广泛地参与国家管理”的雅典式民主才最为可取，但他说现代民主在根本上不同于古代希腊民主政治，这个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应该是贡斯当最早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演讲里明确阐明，现代的民主与古代的民主不是一回事。现代民主政治借用了古希腊人的概念，内涵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我始终认为，西方人在借用了希腊的“民主政治”这个概念的同时，有意建立起一个民主政治的谱系，给人的印象是现代西方民主制源自希腊，承继自希腊，而实际上，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的内涵是不一样的。从制度上来说，现代西方的民主制不是来源于古希腊的民主制，而是来源于罗马的共和制。两者在制度构架上的对应十分明显：总统对应于执政官，议会对应于罗马元老院——美国的参议院叫Senate House，取名就来源于罗马元老院，公民选举则对应罗马的公民大会。而且美国的建国之父明确表示不要雅典那套民主制度，而赞成罗马共和制。联邦党人就公开发表过这样的观点。麦迪逊就说，即使每个雅典公民都如苏格拉底那样睿智，雅典的每一次公民大会仍然都是乌合之众。汉密尔顿、亚当斯也持类似的观点，他们是不支持、不接受雅典民主的。就像王绍光说的，现代西方民主制的确是一套非常不同的制度。我觉得它的民主思想来源于古代希腊的民主制，但它的制度更多地借鉴于罗马共和制，因此有着比较复杂的承继关系。如果让古希腊思想家——比如亚里士多德——来看现代西方民主，他肯定不认为这是民主制度，而是会认为这恰恰是与民主相对立的。比如“代议制民主”、“间接民主”，这本身与民主就是对立的概念。我认为，现代西方人重新定义了民主，民主的古典意义已经被放弃了。有的学者——我是说李剑鸣——认为这是一种创造性的转换，他是研究美国史的，和我的立场不太一样，我是站在古代的立场上的。但我觉得这种说法也很好。可以说，“民主政治”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制度设计和政治观念，民主不是只有一个模式、一种类型。这是一个篮子，里面装了许多东西，它们有关联性，但彼此也很不一样。古代和现代的民主模式可能有很强的对立性，但它们都在民主这个篮子里。它们存在相似的地方：首先是民众的广泛参与，只不过参与的程度和方式不同；其次，进行政治决策和政治管理的人要向民众负责。这两点在古代与现代是一致的。根本性的不同在于，现代的民主制在根本上是精英主义的，它和反雅典传统的精英主义一样，实际上是不愿让大众掌握权力或直接进行决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