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创刊后的70年里，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取得飞跃式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刊对世界古代史研究的重视和支持分不开。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中国世界古代史业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学科体系，在各主要领域都有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而且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具备直接使用包括西亚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希伯来文、梵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在内的一手材料的能力，建立起以学习这些古代文字为基础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人才培养体系。更值得一提的是，青年一代的佼佼者能够在国际顶尖专业期刊发表研究成果，或者在国际著名学术出版社出版研究专著，表明我国学者的部分研究成果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前沿水平。
然而，我们面临一个根本性问题。世界古代史的知识体系主要是西方学者建立的，不可避免地包含西方人的种种价值预设乃至偏见。其中一些是显性的，另一些则是隐性的。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建立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带有强烈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从现代西方文明的立场出发来理解和解释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和特征。比如，西方人认为，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他们美其名曰“古典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根源。因为他们相信现代西方文明优越于其他文明，所以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在世界古代史上也具有特殊位置。为此，西方人建立了古典学学科，专门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传统上西方学者所称的“古代史”，指的就是希腊罗马史。也就是说，除开希腊罗马文明，其他古代文明甚至不在历史之列。由此更进一步，西方学者倾向于拿古代希腊罗马为尺度衡量其他古代文明，从而将现代世界的东西方二分体系移植到古代世界：希腊罗马文明创造了城邦这一特定国家形态，它以民主和自由为特征，而其他古代文明（他们统称为“东方文明”）则以专制主义为典型特征。因此，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面临一个特殊任务，那就是对西方学者建构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进行系统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
我们应如何建立自己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换言之，采取何种路径与方法，才能达到目标？笔者以为，一个有效方法是将中国古代文明纳入世界古代史研究视野，以中国古代文明为参照，通过中外古史的比较研究重新认识和理解世界古代史一系列重大问题。一方面，中国古代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最为源远流长的古代文明之一，它的缺位本身就使得世界古代史研究残缺不全，使我们难以把握世界古代文明发展的全貌。另一方面，在所有古代文明之中，中国古代文明遗留下来的典籍和出土材料也是最为丰富的，仅希腊罗马文明可以与之媲美。这使它可以成为世界古代史研究中一个有效的参照系。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科的划分，中国古代史长期游离于世界古代史之外，致使我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无法以中国古代文明为参照，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
反观国际学术界，近30年来，中西古史比较研究成为世界古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从事中西古史比较。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思考。传统上，西方古典学位于西方中心主义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的核心，它基于一个先定观点，那就是西方古典文明优越于其他古代文明，因此其他古代文明无法和西方古典文明相比。中西古史比较研究的趋势意味着部分学者改变了这一观点，开始从有别于西方中心论的视角，重新审视西方古典文明和其他古代文明。
同时，我国世界古代史领域的代表性前辈学者如林志纯（日知）、刘家和、马克垚等一直致力于打通中国史和世界史，积极尝试中西古史比较研究。他们的主要目的即在将中国古代文明纳入世界古代史研究，以中国文明为参照，反思西方学者建立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尤其是批判西方中心论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实为一代开拓者。
笔者认为，国际学术界的新趋势和我国前辈学者的开拓都具有深刻启发性。我们要在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真正有所贡献，一个有效途径是打破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壁垒，大力推进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真正打破西方中心论，建构起体现中国学者见解和视野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为了进一步论述这一点，笔者将首先简要介绍近30年来国际学术界的中西古史比较研究，主要目的不在全面梳理或详细介绍这些研究，而在说明他们所采取的立场、提出的问题、研究路径和方法。其次，笔者将分析我国世界古代史前辈学者所做的开拓性研究及其启示。最后，就如何沿着前辈学者开辟的道路进一步推进中外古史比较研究，建构中国自主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国际学术界的中西古史比较研究
比较方法是历史学基本方法，历史学家正是通过以自己的社会作为参照，或是以不同历史社会作为参照，达成对所研究历史问题的理解，然而这还算不上真正的比较研究。真正的比较研究是把两个或多个不同社会中的历史现象或问题同时作为研究对象，加以对比并提出新解释。事实上，历史学家甚或哲学家一直在做比较研究的尝试。一些宏大的历史解释框架往往是在比较研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譬如汤因比的文明兴衰论、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的“轴心时代”说。
具体到中西古史比较研究，学界的兴趣至迟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1963年，法国古典学家韦尔南和汉学家谢和耐进行了关于古代中国和希腊思想演进的比较对话，分析了古代中国和希腊理性思想兴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在公元前一千纪前期，中国和希腊经历了大体相似的社会变革，但为什么两者发展出不同的理性思想？值得一提的是，韦尔南和谢和耐从具体历史背景出发，寻找希腊和中国发展出不同理性思想的原因，而非从文化优越论的立场出发加以解释，因而明确挑战了希腊理性高于中国理性的看法。谢和耐写道：“如果中国的理性也是人类最初经验的结果，它不同于希腊的理性，难道就说它代表了人类精神演进中的一个低级阶段？这意味着将一种特定类型的思想立为一个标准，而认为在西方世界所采用的特定途径之外，任何达到普遍理性的尝试都是误入歧途和令人不屑一顾的。”
1969年，汉学家费子智发表题为《欧洲和中国：一项历史学的比较》的学术演讲，试图说明中国和欧洲历史何以会在历经古典时代大约1000年的相似发展进程之后分道扬镳，走上不同发展道路，中国的大一统模式得以延续，而欧洲的罗马帝国在崩溃之后则再未重建。他同样在历史、地理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寻找原因。这些中西古史比较的尝试表明，部分西方学者开始摒弃西方中心论立场，同时这样的尝试也有力冲击了普遍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
韦尔南、谢和耐以及费子智的比较分析还是初步的，但他们是中西古史比较研究的先驱和开拓者。尤其是，韦尔南和谢和耐采取的分析方法，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深刻影响。韦尔南成为最有影响的古典学家之一，他和谢和耐的比较之作收入其代表作《古代希腊的神话与社会》，在西方古典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不过要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西古史比较才开始真正成为引人注目的趋势，最为重要的人物是剑桥大学古典学家杰弗里·劳埃德。
劳埃德为希腊哲学和科学史研究权威学者。1987年，他在访问北京期间，对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产生浓厚兴趣，从此致力于中国和希腊哲学、科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从90年代初起，他出版一系列古代中国和希腊哲学、科学与医学思想比较研究的论著，产生广泛影响，成为蜚声国际的中西古史比较研究学者。比起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劳埃德的比较研究在西方主流学术界产生的影响也许更为广泛和深刻。作为西方古代科学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他本人横跨西方古典学和科学史两个领域，并在两个领域都享有很高声望。这两个学科是西方学术的堡垒，它们的研究对象通常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独创的，因而具有西方文明“优越性”的深厚传统。劳埃德的中西比较研究对这两个学术堡垒构成直接冲击，在于他摒弃了一系列将西方和其他文化对立起来的传统“前提性看法”。他首先从分析法国学者提出、西方学界广泛使用的“社会心态”（mentalité）概念入手，对它所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进行深入剖析和深刻批判。在中国和希腊科学史的比较研究中，他与合作者抛弃希腊自然哲学和现代科学是一种线性发展的看法，转而在同等地位上对希腊和中国古代的科学加以考察。劳埃德认为，不同的古代社会产生的概念系统如“哲学”、“科学”等，并非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不可公度的，也就是说，是能够寻求它们的共同点、区辨其不同，从而达成文明之间相互理解的。
对劳埃德而言，中西古史比较研究可以有效克服从单一文明角度看待问题所带来的狭隘性（parochialism）。在中西古史比较研究基础上，劳埃德进一步开阔视野，打破西方视角的樊篱，从多文化视角对一些基本概念系统如“理性”进行更深层考察，提出理性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之中，而不是西方文明所独有的，它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因而是多向度的，是“模棱两可”的，因此他旗帜鲜明反对排他性地使用这一概念。进而，他明确批评西方人使用“理性”和“非理性”二元对立概念作为击败对手的武器，认为这是“西方思想霸权”。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也使他能够从更宏阔的视角看待问题。在一部论述开阔科学史视野的著作中，他进一步阐述道：“无论过去是如何认为和宣称的，即使今天在某些角落依然如此，但我们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并非为了任意地征服它、控制它、利用它，无论这里所说的‘我们’意味着全部人类或是——如同人类开发历史上经常的那样——人类的一部分、某个选定的种族或者是其中的某个群体，或甚至仅仅是其中的某些成年男性。这类赤裸裸的精英主义版本可能相对易于察觉和避免。然而，在这类趋势的残余表现依然持续潜伏的方面，我们仍然需要进行自我批评，例如存在这样的看法，认为我们一些人具有特殊的优越位置，可以从此出发评价所有其他人，甚至还有仍然常见的观点，认为科学是西方现代性独特的产物。”
劳埃德视野开阔，他关于古代中国和希腊的系列比较研究著作涵盖科学、哲学、医学、史学等诸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受劳埃德启发和激励，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中西古史比较研究之中，研究主题从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哲学、思想，扩展到文学、宗教、族群认同、家庭、情感等诸多领域。到21世纪初，中西比较研究进一步扩大到古代中国和罗马的比较。
中西古史比较研究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成为趋势，还有更深刻的全球格局变化背景。一是全球化纵深发展和后现代主义冲击。一方面，20世纪下半期以来，全球化趋势显著加快，世界各地的联系空前密切，了解进一步加深，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思潮勃兴，极大冲击了西方文明优越论的种种话语，尤其是，后殖民主义思潮从学术建构上剖析了西方中心论的话语表达。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越来越没有市场，这促使西方知识界进一步反思自身，连最为保守的学科诸如西方古典学也受到冲击，而开始自我革新。
二是中国日益发展和强盛，同样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使其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生命力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另外，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了世界秩序，西方一些学者把它比喻为当今世界的罗马帝国，称之为“新罗马”。而中国的崛起被西方视为对美国的统治地位构成挑战，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对罗马帝国和秦汉的比较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因此在21世纪初，斯坦福大学古典学家谢德尔发起“斯坦福古代中国和地中海世界帝国比较历史计划”，着重开展对秦汉和罗马帝国的比较研究，先后出版《罗马和中国：比较视野下的古代世界性帝国》《古代中国和罗马的国家权力》两部专题论文集。差不多同一时期，德国古典学家穆启乐和汉学家闵道安领导国际学术团队，开展了中国古代和罗马帝国观念的比较研究并出版相关著作。由此，罗马帝国和秦汉比较研究成为中西古史比较研究的重要领域。
对于国际学术界中西古史比较研究的路径和目的，张巍从古代中国和希腊的比较研究视角作了全面深入分析，提出研究路径和目的大体可分为三类。一为“跨文化比较”（cross-cultural comparison），即将两者看成互不关联的历史主体而加以比较，以发现两者的相似之处和不同点及其历史根源，同时通过扩大的视野质疑原先孤立研究中形成的看法，从而达到对比较双方更深一层的理解。这类比较研究通常采用历史学方法。二为“超文化比较”（transcultural comparison），着力于揭示两者超越其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共同之处和差异，进而把这些共同之处和差异转化为文化资源，期望它有助于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三为“文化批判性比较”（cultural critical comparison），意在通过比较，发现其中一方在文化上的弊端或者欠缺，而利用另一方作为工具和手段，对之进行反思和批判。这类比较同样着眼于解决当下的问题，一个典型代表是法国汉学家兼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其一系列著作如《迂回与进入：中国和希腊的意义策略》等，多为从这一路径出发的比较研究。不同类型的比较研究，使得中西古史比较研究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
二、中国学界的中西古史比较研究探索
然而，在国际学术界的中西古史比较研究备受瞩目的同时，中国学者的探索却很少受到重视。实际上，中国一些世界古代史前辈学者是中西古史比较研究的先行者和开拓者。林志纯是最早尝试中西古史比较研究的学者之一。早在1980年，他就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针对西方学术界影响广泛的东方专制主义说法，根据先秦文献中对国、天子和爵位的记载，加上和希腊城邦的比较，提出中国先秦曾经存在城邦，春秋时期是古代中国城邦的全盛时期，城邦内实行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在此林先生提出一个重要认识，即城邦并非古代希腊罗马所独有，而是普遍存在的早期国家形态。此后林先生又发表一系列论文，通过比较分析，系统地阐述关于中国先秦时代城邦和民主的看法。1989年，林志纯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中国古代城邦的认识以及城邦普遍存在的观点，并对古代其他文明中的城邦形态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1997年，他出版《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一书，对中西古典时代民主政治的历史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
林志纯的研究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但代表了中国学者对西方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的深刻反思，也是建构中国自主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的开创性尝试。一方面，林先生有力回击了西方学界盛行的“东方专制主义”论，这种论调认为东方文明从兴起之初就带有专制主义色彩，并且始终如此；另一方面，也从学术上质疑了只有希腊罗马存在城邦形态这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取向的看法。林先生提出，人类早期文明史上，国家形态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经过了一个一般性的发展过程，不同的文明大体如此。迄今为止，这仍然代表了中国学者建立世界古代史知识框架最有创见的尝试。
时至今日，学界的认识表明，林志纯的一些论断不无道理。丹麦古典学家汉森1993年在哥本哈根创办“城邦研究中心”，对希腊城邦和世界历史上的城邦进行全面探讨。该机构研究人员把出现城邦形态的文化称为“城邦文化”，他们最后确定，在世界历史上一共存在过37个城邦文化，包括中国在内。林志纯认为，上古中国文献中记载的“国人”即相当于古代希腊的全权公民，国人会议则相当于希腊的公民大会，因此在中国先秦时代存在民主政治。当然，或许不能直接套用希腊城邦政治的特征来解释春秋时期的诸侯国政治，但比较视野显然引发他对“国人”概念的探讨。无独有偶，在最近一项完全独立的细致研究中，汉学家何莫邪提出，准确理解先秦文献中的“国人”概念，是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关键，将“国人”解释为都邑居民的通常看法是错误的，《左传》中的“国人”应理解为“市民”（burgher），他们有权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统治者也感到有义务听取他们的意见，因而“国人”构成一个至关重要的公共领域。他的看法和林志纯不尽一致，但表明林先生的论断不无道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林先生将“古典”一词用于中国古代，以“中西古典文明”之称比较中国古代文明和希腊文明，代表了他有意识地破除欧洲中心观、建立中国学者理解框架的努力。
在林志纯之外，刘家和、马克垚两位先生也始终高度重视并践行中西古史比较研究。马克垚1981年在《历史研究》发表长文《罗马和汉代奴隶制比较研究》，试图通过比较总结出奴隶制发展的一般情况。之后，马先生将中西古史比较研究推进到中古史领域，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封建社会的比较，但并不仅仅限于中国和欧洲的比较，还涉及亚洲和欧洲封建主义的比较，中国和印度封建社会的比较等问题。近来，马先生又著《古代专制制度考察》，通过深入考察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上的专制制度，进一步破除西方中心论。刘先生则力图进一步深化林志纯在比较研究中提出的一些看法，所撰《三朝制新探》一文，通过比较视野，阐明中国古代存在过类似于希腊罗马城邦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政治机制。当然，刘先生也注意到春秋之后的发展大不同于希腊罗马。与此同时，刘先生进一步开拓比较视野，将古代印度也纳入进来，所撰《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针对雅斯贝斯提出的“轴心时代”说法，提出中国学者的解释，成为古史比较研究典范之作。
三、推动中国史和世界史融合发展
前辈学者的开拓性研究为我们指明了道路。综观中国三位前辈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到，他们尤其注重将古代中国纳入世界古代史考察范围，通过中西古史比较研究，对西方学者建立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进行深刻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中国学者独立的世界史知识体系。对他们而言，中国史是世界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刘家和早就敏锐地指出：“如果忽略了历史如此悠久、幅员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文明如此灿烂的中国，任何以世界史命名的著作都将不成其为世界史。过去，某些名为世界史的著作没有恰当地反映出中国历史应有的地位。这如果不是出于知识不足，便是出于偏见，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同时，中国古史也是一种方法，是西方古史之外的另一个参照系，因而是破除西方中心论的方式。对此，刘先生作了精彩论述：
世界史里长期存在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倾向，不仅在近代史上把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时代的中心，而且在上古和中古史上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欧当作衡量其他地区或国家的一把标尺……简单地以雅典、罗马为标尺的办法肯定行不通，需要有广泛的比较研究。古代中国的社会具有系统的结构和层次，在不同的各国中还有多样的特点，又具有他国少有的丰富典籍和出土资料。所以，我们十分应当也必须充分结合中国古代的历史来研究和解决问题。
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要取得实质性进展，真正建构起中国自主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仍需循着前辈学者开辟的道路，将中国古代文明纳入世界古代史研究范围。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勾画出整体的世界古代史图景，达到对世界古代史的全面把握和理解，也才能不仅仅以希腊罗马文明，同时也以中国古代文明作为参照系，来理解世界古代文明发展。如果要将中国古代文明作为理解世界古代历史发展的一个参照系，就需要开展持续的、深入的、系统的中外古史比较研究。
中国世界古代史前辈学者开拓性的比较研究尝试，以及近30年来国际学术界中西古史比较研究的热潮，对破除西方中心论无疑具有引领性意义，但需要思考如何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毋庸置疑，中西古史比较研究是破除西方中心论的一种有效途径，但我们需要进一步扩大视野，将其他古代文明也纳入。虽然从史料的丰富程度而言，中西古史比较仍然最具可行性，但近年古代西亚诸文明研究、埃及学、印度学都取得了长足进展，越来越多的史料得以发掘和整理出来，使不同古代文明之间的比较更具可行性。我们应将中国和西方古代文明之外的其他古代文明如古代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等纳入比较视野，其意义在于，如果对中国古代文明和其他古代文明进行系统性多向比较，就有可能在希腊罗马文明参照系外，建立起中国古代文明参照系。如此，我们则有可能达到对诸古代文明新的认识与理解，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
必须承认，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绝非易事。综观现有比较研究，采取的模式基本归为两种：一种是不同领域学者合作的模式，多为西方学者采用；另一种是个人独立研究，多为中国世界古代史前辈学者采用。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完全有能力进行个人独立的比较研究。由于学科划分日益精细，研究日趋专门化，现在已很少有学者能够中外兼通。因此，更为可行的方式是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学者合作研究，即世界古代史研究的推进需要中国古代史学者积极和深度参与。尤其是，如果要建立中国古代文明参照系，就需要在准确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上，提炼出具有参照意义并能够用于比较的概念、制度、思想观念和话语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史学者的深度参与是必不可少的。更不必说，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者也需要像前辈学者那样，深入学习和钻研中国古代史，紧紧依靠中国古代史的背景和资源，开展世界古代史重要文明的探索。当然，更为根本性的做法是打破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的壁垒，从源头着手，培养中外兼通的古代史研究人才。
结 语
需要强调的是，中外古史比较研究并不能代替对各个世界古代文明深入系统的个案研究，这是比较研究的基石。我们仍需要在进一步研习古代语言文字和系统了解考古材料的基础上，以一手材料为依据，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乃至美洲文明的历史进行精深研究，探明不同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的交流、交往和联系。在此基础上，从中国古代文明出发，对各个古代文明进行横向比较研究，达到对世界古代历史的独到理解，从而建立起中国自主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
（作者黄洋，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