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的政治运作和制度的设计总会有差距和偏离。对于政治分析而言，重要的是考虑这种偏离是否到了妨碍取得预设效果的地步。和其他任何国家、任何政体一样，雅典政治中的制度同样遭到滥用，但是这个滥用不妨碍它们起到实际维护民主政治的作用。

黄洋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和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古典学系，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史。著有《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世界文化史》《希腊史研究入门》等，在《世界历史》《历史研究》等专业核心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陶片放逐法、平民领袖、“诬告者”与雅典民主政治，通常古代史家不会这么讨论，因为这几个问题看起来没什么紧密关联性。但我想，能否把这几个问题关联起来，首先力图准确把握这几种制度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所起的作用，然后提出一些常见的误解，加以分析。一个制度设计，和它实际的运作，总是会有偏离，并不会完全相同。我的目的并不是对制度各自做专门的研究，而是把它们放在雅典民主政治的背景中去考察。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也讲到：‘平民领袖是人民的谄媚者’。所有政治领袖，要想被公民接受，获得他们的投票，唯一的方式就是‘讨好’他们。所谓‘讨好’，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贬义的，是毫无原则，甚至是恶意的讨好；另一种是通过维护人民的利益来讨好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政治领袖，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平民领袖，而且必须是平民领袖。”

陶片放逐法

一般认为，陶片放逐法是克里斯提尼改革所制定的法律。它最早付诸实施是在公元前487年。现在有据可查的被陶片放逐法放逐的案例总共有七八个。

陶片放逐法的施行大体集中在几个年代，一个是在公元前480年代，施行得比较密集；一个是公元前471-公元前443年之间，断断续续地实施。公元前443年之后就没有相关事例的记载了。直到公元前417年，有一个名叫希帕布罗斯的人被放逐。据普鲁塔克的记载，他的被放逐，简而言之就是一种政治操纵的牺牲品。陶片放逐法能够被政客利用，打击或者消灭自己的政治对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利用，仍然需要进一步分析。文献记载之外，还有考古材料可以证实这一点。考古学家在雅典城发现了11000多片用于陶片放逐法投票的陶片，上面刻有投票者想要流放的人的名字。其中有191片在雅典卫城的北坡上发现的陶片，全部刻有地米斯托克利的名字。发现者美国考古学家布隆涅（Oscar Broneer）认为，这些陶片未经使用，而且经过对照，发现是14个人的笔迹，很可能存在作弊行为。学者们据此断言，这是政治阴谋的证据。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敌事先把这些陶片刻好名字，然后在实施陶片放逐法时，分发给雅典的公民，让他们投票给地米斯托克利，以此来达到操纵结果、消灭政敌的目的。

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都反映了陶片放逐法被政客操纵、用于打击政敌的情况。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一制度呢？如果陶片放逐法能够被操纵，是否意味着这个制度实际上完全受到扭曲，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根本不起任何积极作用呢？

我们先来看制定陶片放逐法的初衷。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告诉我们，制定这个法律，是因为人们对有权的人的怀疑和不信任。庇西斯特拉图最早是一位民众领袖和将军，因为他有权力，所以他就当了僭主，建立起僭主统治。《雅典政制》也说到，从放逐希帕科斯起，连续三年，雅典人放逐的都是僭主的朋友。从第四年开始，他们放逐权势太大的人。也就是说，这时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僭主的朋友，只要权势太大就可能遭到放逐。

我们知道，雅典民主政治是在推翻僭主制后建立起来的，它自然就把僭主和僭主制当成敌人。公元前501年，雅典人为刺杀僭主的两个贵族阿里斯托格同和哈莫迪俄斯塑造雕像，树立在市政广场上。这是新近确立起来的民主政府所做的最早的事情之一。文献记载说，这是最早为凡人树立的雕像，之前的雕像都是为神和传说中的英雄塑造的。很显然，雅典民主政体把他们当作英雄。这充分说明，民主政治把僭主制看成自己的敌人，因此要竭力避免它，并且消灭任何有可能建立僭主制的人。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记载是合理的，陶片放逐法的首要目的是避免僭主政治的复辟。

但还有另外一个逻辑。雅典民主政治的前提是公民共同体的理念，其基础是公民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参与和分享，它强调公民之间近乎绝对的平等，任何个人都不能凌驾于众人之上。因此，从这个民主政治观念的逻辑出发，个人无论好坏，其权力或权威一旦膨胀，就会对民主政治集体议政的制度形成威胁，因此才有了这条非常奇怪的法律。被放逐的人可以是大好人，可能没有任何过错，甚至可能是英雄，像地米斯托克利那样，但是因为他的个人权威太高了，就会对集体议政和决策的民主政体形成威胁。雅典人采取的办法是用陶片放逐法放逐少数权力或威望太高的个人。它采用选举的方式，而通常在一个较大的群体里，选举出来的都是名人。所以陶片放逐法放逐的常常是一些声名显赫的政治家。这不是对坏人的一种惩罚，它的根本目的也不是惩罚被放逐者，被放逐者的财产可以保留，只是在流放期间不能回雅典，不能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施加影响。因此，陶片放逐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证民主政治的安全和稳定。

当然，陶片放逐法也能够被政客操纵，但是无论设计和制定的政治制度和政策是多么完美，总存在操纵的空间。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政客都试图操纵制度和政策，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所有政客都这么做，这是政治的本意。我们不能从道德层面上来衡量政治和政客。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就是操纵和反操纵的问题。所以不能因为某个制度被操纵，就说它是失败的。

我们要考虑的关键问题是，一项政策或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操纵，在被操纵的情况下，它是否就偏离了本来的目的，以至于完全达不到目的。实施陶片放逐法时进行的是大规模的公民投票，理论上，所有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都可参与。在投票过程中，政客所能操纵的主要是自己的支持者，可以想见，他们只是投票群体的一小部分。刻有地米斯托克利名字的191片陶片完全有可能是他的政敌所为，所有西方学者都这么认为。但还有另一种可能，和公民大会的决策采取举手投票不同，陶片放逐法采取书面投票。但雅典公民中的大部分可能都不识字、不会写名字，得请别人写。为了投票顺利进行，国家有没有可能做一些组织工作呢？虽然没有相关记载，但我认为，完全有可能，而且类似的组织工作似乎是必要的。所以即使在卫城北坡上发现的地米斯托克利陶片，也不能肯定是操纵的证据。

即便这191片陶片是操纵的证据，我们来看操纵能够如何进行。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敌派人散发陶片。但除了他们的党羽和支持者外，其他投票的公民会盲目接受吗？雅典公民的政治意识可能还要大大强于现代人，他们习惯于经常参与政治活动与政治决策，习惯于充分讨论和比较独立地作出政治判断。因此，政客并不能完全操纵，决定投票流放谁的选择主动权主要还在那几千个公民手中。基于这样的分析，我觉得操纵是有限的。当然，普鲁塔克记载了尼基阿斯和阿尔基比阿德斯为避免自己遭放逐，联手动员他们的支持者，放逐希帕波罗斯的事件。但这样的操纵也主要是可能遭到放逐的候选人之间的斗争。陶片放逐法对于个人权威的威慑力并没有被消解，因此，它仍然是维护民主制度的有力武器。

平民领袖

第二个问题是所谓平民领袖问题。我们仍然从上面提到的被放逐的希帕波罗斯谈起。修昔底德在记载到公元前411年的寡头政变时，说寡头政变的阴谋者。

“把其余的人视为民主政治，而打算攻击他们。他们杀死了某个名叫希帕波罗斯的雅典人，一个邪恶的人，他被陶片放逐法放逐，不是因为害怕其权力和声望，而是因为他是无赖和城邦的耻辱。”

在修昔底德看来，希帕波罗斯是一个邪恶的人，他是一个无赖和城邦的耻辱。修昔底德用“无赖”这个词，很明显带有强烈的偏见。寡头派是在攻击民主政治的时候，杀死了希帕波罗斯，说明他是寡头派的眼中钉，其实，希帕波罗斯是民主政治的领袖，他是有影响力的。贵族派政治家把民主派政治家说成是无赖，是邪恶的人，以丑化他们。修昔底德就是这方面的行家，我们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可以发现，他对自己喜欢的政治家伯利克里的刻画非常正面；把自己不喜欢的人，像克里昂就刻画成一个小丑形象，从中我们也能看出修昔底德的政治立场。其实像克里昂、希帕波罗斯都属于真正的民主政治、下层人民的领袖。古典文献基本上都是站在上层社会的立场，具有强烈的贵族色彩，这些文献都把像希帕波罗斯、克里昂说成是demagogos，很多古典文献把它翻译成“煽动家”或“惑众者”，是贬义的。去掉这种贬义，在有些情况下它可以翻译为平民领袖。修昔底德认为伯利克里是一个好的政治领袖，其他就是所谓的“煽动家”了。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里有这么一段话，是对伯利克里的总结：

“伯利克里因其声望、见识和著名的正直而能够自由地控制大众，是他领导他们，而非被他们领导，而且由于他不为着不正当的目的谋求权力，他不用说讨好他们的话……因此名义上是民主政治（demokratia），实际上则是第一人的统治。但其继任者相互更为平等，每个人都想占据第一的位置，因此转向讨好人民（demos），将事务拱手交给了他们。”

就是说，后面的政治家为了争第一，“讨好”人民，因此让人民掌握权力。他们成了谄媚者。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也讲到：“平民领袖是人民的谄媚者”。修昔底德的记载对后世影响很大：雅典的政治领袖分两种，一种是好的，到伯利克里为止；另一种就是伯利克里的继任者，是“煽动家”、“惑众者”，是平民领袖。1970年，美国一个著名希腊史家写过一本书，《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新政客》，他显然是受到修昔底德的启发。他在书中把伯利克里的继承者称为新政客，认为他们的出身背景、领导方式等跟老政客不一样。文献记载克里昂和希帕波罗斯都是皮革匠出身，很低微，是暴发户。但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贵族派对他们的攻击，以贬低他们的社会地位。

对于“平民领袖”，我们要分析到底是不是两类政治家之分，是不是有一类就是“煽动家”、“惑众者”。为此，我们要分析在雅典民主体制下那些政治领袖发挥作用的方式。实际上，他们领导的方式和现代政治家很不一样，比如奥巴马，他领导美国人民是因为他有一个职务：美国总统。职位赋予他权威和权力。可是在雅典，所谓的政治领袖并不担任国家元首这类职务。那些政治领袖都是业余的，他们没有固定的政治官职。当然也有少数职位由竞选产生，例如十将军，就是选出来的，可以连任。其他绝大部分官职都是抽签决定的，任期只有一年，不得连任。从职能来说，十将军是负责统帅军队的，并不是政治职位，没有正式的政治权力。但因为是可以连任的极少数重要官职之一，十将军可能拥有较高威望。担任十将军者可以利用这种威望，在政治上施加影响。伯利克里从公元前445年到公元前429年去世为止的16年间，年年连任十将军，这是他有如此大的威望和影响力的一个原因。可是很多雅典的政治领袖，不一定年年担任将军，也有很多担任将军的人在政治上没什么影响。因此除了利用担任十将军的威望以外，通常来说，产生政治影响力的方式，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雅典公民，在公民大会上提出政治方案。公民大会的决策一般先由个人提案，经五百人议事会列入公民大会议程，然后在公民大会上讨论和投票通过后，最后才成为国家政策。所有的提案都出自公民个人，任何公民都可以提案，然后在公民大会上阐述，说服公民大会接受。如果一个人的提案一再被接受，那么这个人就成为政治家了，雅典的政治家说到底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哪个政治家不需要讨好雅典人呢？即使是十将军，也没有政治决策权，也得到公民大会上阐述自己的政策，只是因为他有威望，大家接受的可能性大一些。我们知道伯利克里也因为人民对他的政策不满而被罚款。因此，包括将军在内的所有政治领袖，要想被公民接受，获得他们的投票，唯一的方式就是“讨好”他们。所谓“讨好”，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贬义的，是毫无原则，甚至是恶意的讨好；另一种是通过维护人民的利益来讨好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政治领袖，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平民领袖，而且必须是平民领袖。可能政治领袖的个性和做事方式有区别，但都受制于雅典的政治体制，对于修昔底德认为伯利克里和后来的政治领袖不同的看法，古代作家即已提出异议。普鲁塔克写道：

“修昔底德认为伯利克里的统治带有明显的贵族色彩，‘名义上是民主政治，实际上是第一人的统治’，但许多作家认为他第一个带领人民采取了分配盟邦土地、发放观戏津贴和公职津贴的措施，因为他的政策，他们养成了坏习惯，变得奢侈和不服从命令，而非节制和自足。”

这段记载非常有意思。普鲁塔克倾向于援引更早的文献，因此他的有些记载是非常可信的。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伯利克里也讨好人民，因为他的对手、雅典的贵族客蒙想尽办法讨好人民。为此，

“他不得不匹敌客蒙的声望，赢得人民的支持。他的钱财敌不过客蒙，后者以此赢得穷人的好感。他每天向需要的雅典人提供一顿饭，为老人提供衣物，撤掉田庄的栅栏，以使任何人都可取其果实。伯利克里被这种对人民的讨好所胜过，因此转向分发公共财富。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他这么做是听从了欧阿村社的达摩尼德斯的建议。”

客蒙十分富有，可以向普通公民散发家财。伯利克里知道用这种办法敌不过客蒙。他就把国家的财物分发给普通老百姓，以此取得老百姓的好感。也就是说，他也讨好民众，只是讨好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诬告者”

“诬告者”同样是一个标签。雅典人的政治标签太多了，所以在研究和分析时，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标签带有它的偏见和倾向。

所谓“诬告者”，我们要从梭伦改革的一项法律说起。梭伦制定的法律中有一条，就是公民拥有第三者起诉权。这在历史上是一个革命性的创举，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在利用梭伦的创造。古代的法律中，通常都规定只有受害人才能对施害人提出控告，但如果两者地位相差很大，受害人处于明显劣势地位，他常常是不敢控告的，因为可能非但不能讨回公道，甚至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第三者起诉权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对施害行为提出控告。它的重要性在于，任何人可以对于伤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提出控告，到了今天就演化成我们的检察院制度，由检察院充当公诉人，代表国家提起诉讼，其起源就是梭伦的改革。在民主制度下，第三者起诉权就变成所有公民对任何违法、伤害城邦利益的事情都可以起诉，这意味着民可以告官，任何官都在民的监督之下，这是一个非常彻底的监督机制。因此，雅典社会的健全和完善，对种种违法、伤害国家和城邦的行为的打击，公民自觉自愿的起诉是很重要的部分。国家有时候也任命一些官僚进行指控，像检察官一样，但大部分都是由公民自愿提出指控的。

雅典的诉讼分为因私诉讼和因公诉讼，和我们现在法律中的民法与刑法诉讼的分类不同。所谓因私诉讼，就是针对私人间的纠纷；牵扯到公共利益的诉讼才是因公诉讼。因公诉讼总体上是依靠公民自愿充当起诉者的。因为是自愿，所以需要鼓励，否则大家没有积极性。鼓励措施是部分因公诉讼中，被告若被判有罪，受到罚款或财产充公的处罚，原告可以获得处罚的一部分作为奖励。举例来说，盗取或破坏城邦财产，逃避纳税，违法贸易都属于此类，这些案件的罚款，其中一半要奖励给起诉人。还有比如拖欠城邦的债，到期未还。公民可以对此提出控告，房产及其他财产充公后，其中四分之三就奖励给起诉人。还有诸如外邦男子与雅典妇女同居的违法行为，或者是将外邦妇女冒充公民自己的女儿嫁给雅典公民。这种都要受到罚款，罚款的三分之一奖励给指控人。这个政策非常有意思，控告的积极性很高。但也会产生一个问题，从公元前5世纪后期起，特别是喜剧和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里面，出现了“诬告者”。现在的学者认为，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一批职业诬告者出现了，他们专以诬告别人来赚钱。

但这些诬告者真的都是坏人吗？他们不起好作用吗？恐怕文献带有明显的偏见。任何时代的人都会利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为自己牟利，肯定也有诬告的情况。但总体而言，在民主制度中，他们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监督作用，而且可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就不能纯粹说他们都是坏人，都是卑劣、道德低下、唯利是图的人。

和陶片放逐法一样，问题在于诬告在多大程度上被滥用，是不是因为被滥用，这个制度就不起积极的作用了。法律里的明文规定，哪怕它肯定会被滥用，我们也要考量它被滥用的程度和它发挥的建设性的积极作用，哪一个更大。其实雅典法律也有规定，作为一个自愿的起诉者，可以去告任何人。但是对诬告者，除了公民大会的检举，然后起诉到法庭进行审判之外，如果起诉者在法庭获得的陪审团支持票数不到1/5，就要被罚款。苏格拉底审判的时候，陪审团有500人，起诉者至少要获得100票，否则就要被罚。这个规定就是为了防止人们随便的诬告。所以法律对诬告者的防范是有规定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止政策的滥用。总体上说，公民的起诉权是起到严格监督的作用的，对所有的人，包括官僚都是一种监督。因此，我觉得它也是政治运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

最后，如果要有结论的话，就是实际的政治运作和制度的设计总会有差距和偏离。对于政治分析而言，重要的是考虑这种偏离是否到了妨碍取得预设效果的地步。和其他任何国家、任何政体一样，雅典政治中的制度同样遭到滥用，但是这个滥用不妨碍它们起到实际维护民主政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