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轮船》中恶势力的代表人物奥罗兹库尔没有后代，既是小说故事情节发展并向人物心理纵深推进的内在要求，更是作家道德批判意识的深刻体现，它承担着推动情节发展和揭示人物心理的功能，更承担着表达主题的功能。
［关键词］后代 历史 道德批判意识
艾特玛托夫的小说《白轮船》（1970年出版）在作家的创作生涯中是一条分水岭。此前的《永别了，古利萨雷！》（1965年出版）已经表现出不同于作家早期作品（特别是《査密莉雅》）中那种清新优美的风格，而是开始了一种经过历史和民间史诗通向现代生活的挖掘，这种挖掘在《白轮船》中则表现为神话直接嵌入的方式。《白轮船》的另一重要之处在于，它开始自觉地嵌入作家强烈的道德批判意识。
作家曾强调：“我也不否定《永别了，古利萨雷！》、《白轮船》之前的那些作品的特定意义，但是我也不打算在已达到的水平上停止前进。文学应该勇敢的肩负起自己的使命——要干预复杂的生活，以及使人认识和喜爱自身、他人身上和社会上的全部善良的、美好的、受到尊敬的东西，并为此而操心不息。就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了艺术的真正使命所在。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信念——这种使命将永存不灭，无止无尽，因为人正在艺术中，为美好的追求去寻找证明，否定邪恶和不公正，它们的存在是不符合人的社会和道德理想的。”[1]这段话表明作家本人也是注意到自己的创作分界的，它还表明作家具有强烈的文学干预现实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原本就是俄苏作家的优良传统。张建华指出：“俄罗斯文学立足于拯救的思维特征决定了文学创作的使命性特点。这一特点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是作家的救世与救人的思想。”[2]艾特玛托夫在《白轮船》中表现的使命感就是强烈的道德批判意识。
《白轮船》中恶势力的代表是奥罗兹库尔，他好吃懒做，利欲熏心，滥施威权，为所欲为，拿公共财产做私人交易，毫无是非观念，是个典型的土霸王、独裁者；谢大赫玛特昏聩无知，不自觉的成为奥罗兹库尔的帮凶；莫蒙爷爷善良懦弱逆来顺受，最终屈服于奥罗兹库尔的淫威之下，在枪杀长角鹿妈妈的同时也杀死了自己的良心，做了可耻的牺牲品；别盖伊姨妈缺乏人的尊严的奴才心态使她自愿成为奥罗兹库尔恣意虐待的对象；出于对手中握有实权者的敬畏，奶奶则扮演了一个明哲保身的顺民脚色，间接起到维护奥罗兹库尔独裁统治的作用。只有力量最弱小的孩子，虽不能战胜邪恶、澄清浊世，却毅然摒弃他那“孩子的心不能容忍的东西” [3]，以照亮天空的闪电和永远的童心给人们以安慰，警醒人们宁可选择死亡也不能向恶势力屈服。因此，《白轮船》中的道德批判意识既表现在对于善的肯定中，也表现在对于善向恶屈服的悲愤中，还表现在对于恶的否定中。而作家对恶势力的象征——奥罗兹库尔形象——的否定是以奥罗兹库尔没有后代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
奥罗兹库尔为什么没有后代？
一方面，奥罗兹库尔没有后代是故事情节发展的内在要求。
因为别盖依姨妈未能给奥罗兹库尔生孩子，她觉得自己有罪，于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奥罗兹库尔的虐待。当奥罗兹库尔喝醉了酒痛打她时，她只会发疯的叫喊，诅咒自己的命运：“我为什么要过这种日子？你还是打死我吧，你这没良心的东西！”挨打过后，她还是一味讨好丈夫，甚至用自己的私房钱给他买烧酒，“换来的是一顿拳头，可是，过后她又是一瓶……”[4]从人物深层心理来看，别盖依姨妈自愿受虐于奥罗兹库尔并不仅仅因为她没养孩子，也因为别盖依姨妈的奴性已深入骨髓，她根本没有自我，完全依附于奥罗兹库尔。当奥罗兹库尔兴致好时，她就“高兴得有点儿反常”，“打扮得很妖艳”，虽然“被奥罗兹库尔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还留在脸上。”[5] 这是多么无知而可怕的奴性！
莫蒙爷爷也因为女儿不生育而觉得自己欠了奥罗兹库尔的情，奥罗兹库尔常常骂莫蒙，莫蒙不但不回嘴，“还替他干森林里的活儿，干家里的活儿”，在他喝醉酒回家时，服侍他躺下，给他刷马喂马，在奥罗兹库尔打女儿时，不能过去帮女儿说话，“这都是因为別盖伊姨妈不会生孩子。”[6]莫蒙爷爷违心地背弃了终生信奉的东西，背弃了祖先的遗训，背弃了良心和自己珍贵的信念，枪杀了长角鹿妈妈，“而干这种事是为了自己苦命的女儿，也是为了他这个外孙……”[7]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作家自己就不同意莫蒙的这种辩解，他认为莫蒙“故意诋毁对祖先的悼念，诋毁良心和自己的遗嘱，不只是为了［外］孙子和女儿。我认为这还是一种社会观点。莫蒙面临着选择：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8]其实，莫蒙的这种选择中既包含有为了女儿和外孙委曲求全的成分，更包含有对恶势力的屈服，只是他不肯承认这一点而已。正如奶奶教训莫蒙爷爷那样：“你是在他的掌心里。你的工资是靠他拿的。……要是一个人没有工资拿，那就不算人了。那就什么也不是。”[9]因为莫蒙也深知奥罗兹库尔对他们拥有几乎是生杀予夺的大权，所以他的选择不仅是被迫的，也是自愿的。
表面看起来，别盖依姨妈和莫蒙爷爷时时处处迁就姑息奥罗兹库尔，是因为别盖依姨妈没养孩子，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屈从于恶势力，从而助长了奥罗兹库尔的霸道。只要有他们这样的土壤，就会滋生出奥罗兹库尔这样的败类。
因为妻子未生养孩子，才使得奥罗兹库尔有理由动辄打骂妻子、役使老丈人，否则，他就没有任何借口胡作非为。他在每次醉酒后，都要唉声叹气，哭哭骂骂，“每个人都有孩子，连那些顶不中用、顶窝囊的人都有孩子”，而他是堂堂的护林所所长，是个谁都瞧得起的人物，竟然连个儿子都没有，“没有后代，他算什么人啊？”于是他可以把自己的愤恨发泄到老婆身上，而且总是得到妻子和老丈人的原谅。[10]其实，奥罗兹库尔的作威作福，不仅仅在于妻子不养孩子，更在于他利用这一点进一步建立和巩固适合自己独裁统治的基础。他完全具备封建极权统治者的所有特征：对下压制，对上羡慕，极具权欲，还形成一套自己的统治术。奥罗兹库尔这样对待手下人：“总认为自己有理。只要他舒服就行。周围的人都该伺候他。你不愿意，就逼着你干。……为了他自己过得自在，他能把你的命折腾掉。可是，还是他有理。”可是奥罗兹库尔却羡慕有地位的城里人，“地位越高，越受人尊敬。”他还想象着自己变成城里人以后的八面威风和八面玲珑[11]。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造反的莫蒙制服了，奥罗兹库尔非常得意：“可惜我的职权还不大，要不然，再神气的人我都能制得服服帖帖的！不管有多神气，我都能叫他们在地上爬。”他觉得“现在的领导人对老百姓太纵容了”，认为和随便一个放羊的人平起平坐的领导人是“糊涂蛋，不配掌权！难道对待底下人能够这样吗？”他渴望的是恐怖统治：“从前的时候，人头纷纷落地，可是没有人敢吱一声。那才像个样子！”[12]这完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暴君的典型形象，对妻子的虐待和对老丈人的役使仅仅是暴君的表象而已。
综上所述，可见奥罗兹库尔没有后代成为推动《白轮船》情节发展并向人物心理纵深推进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奥罗兹库尔没有后代是作家道德批判意识的深刻体现。
在《白轮船》中，曾出现数次询问对方家族渊源的对话[13]。作家在《自述》中写道：“在我们山村里，认为了解自己的七代祖先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老人们经常考问孩子们的家谱，如果答不上来，就会受到严厉的批评，责难的声音还会传到孩子父母的耳中。“这一辈辈传种接代和血缘之间的相互道德责任感全都表现在这里。”作家特意指出：“在中篇小说《白轮船》中，我曾试图借助于小孩的口来阐明这一点。”[14]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血缘之间的道德责任感是“相互”的，是上辈和下辈之间“相互”的道德责任感。上辈有责任留下嘉言懿行而不是恶言丑行；而下辈有责任记取上辈的言行，不论是善还是恶的言行。
孩子曾经问一个驾驶兵的家谱，驾驶兵“不仅不知道自己的家族渊源，而且连起码的七代世系都不知道”，他虽然有点儿难为情，可是他认为并不要紧，即使不知道“也没有关系”，还不是“照样过日子”。孩子告诉他：“爷爷说，人要是不记住自己的祖宗，就要变坏。” 为什么人不记住自己的祖宗就要变坏？孩子说：“爷爷说，那样的话，人做了坏事就不怕丑了，因为孩子们和孩子们的孩子们都不会记得他嘛。也没有人做好事了，因为反正孩子们都不会知道。”[15]正因为当事人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会被子孙后代所记取，这无形中给他一种震慑力，使他不敢做坏事；反之，当当事人知道自己的所有作为不会被子孙后代所记取，甚至当事人根本就没有子孙后代时，他就可能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他“就要变坏”。奥罗兹库尔之所以敢于恣意妄为，多行不义，也许正因为他没有后代！
人是一种应该接受制约的动物。一个家族的子孙后代必须记住自己的祖宗，当这一点成为这个家族的不成文的行为规范时，当这一点变成这个家族所有成员的潜意识时，它就会成为一道屏障，无形中制约着当事人，使他有所收敛、有所畏惧、有所震慑，使他不至于“变坏”。从口头的家族史到书面的民族史，其作用是一样的。《孟子·滕文公下》有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颖达《春秋正义序》说：“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所谓不怒而人威，不赏而人劝，实永世而作则，历百王而不朽者也。”正是意在说明有传承的历史对当事人的巨大影响力：《春秋》不但使乱臣贼子惧其贬责，预防他们“变坏”；而且使忠臣良将感其褒赞，引导他们“变好”。中国人的观念里不存在上帝最后的审判，但却坚信未来的历史会做出公正的判决。可见对家族史和民族史的重视，是中华民族和吉尔吉斯民族的共同特征。因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牢记自己的历史，保护自己的历史，传承自己的历史，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人变好；否则必将招致罪在当代、殃及千秋的恶果。而有些当事者总是千方百计掩盖罪行，抹煞历史，篡改历史，试图驱散人们的记忆[16]，这一事实正好从反面证明有传承的历史的巨大作用。既然强者的武器是遗忘，弱者的武器是记忆，难怪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中指出：“人与政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17]
虽然奥罗兹库尔百般渴望有孩子，但正是他这个丧失人性的恶人，威逼着莫蒙爷爷杀死了长角鹿妈妈，并且亲自疯狂的劈鹿角：“终于，他把鹿的头顶骨和额头全劈开了。于是他扔下斧头，用脚将鹿头踩在地上，两只手抓住鹿角用野兽般的力气扭将起来。他拼命地撕扯，鹿角咔嚓咔嚓地响着，就像树根断裂时那样。”对于这一人性恶的大暴露，作家忍不住愤怒地解释说：“这就是那一对角，孩子就是祈求长角鹿妈妈用这对角送一只神奇的摇篮给奥罗兹库尔和别盖依姨妈的……”[18]正像中国神话传说中送子的麒麟一样，在布古族关于长角鹿妈妈的传说中，它角上挂着的白桦木摇篮何时送过来，就象征着何时有孩子降生[19]。现在奥罗兹库尔亲手扭断能送来小孩摇篮的鹿角，难道不正是要自己斩断自己的后代？他注定不应该有后代！作家借助孩子的幻想，让库鲁别克对奥罗兹库尔发出义正词严的宣判：“因为你打死了长角鹿妈妈，因为你劈掉了它挂摇篮的角，判你死罪！”，“你永远不会有孩子的。你是法西斯！”[20]最终宣判奥罗兹库尔永远没有孩子，充分表明了作家的道德批判意识：像奥罗兹库尔这样的法西斯，这样的封建暴君，这样的恶人，永远不配有后代！这是作家愤怒的诅咒和带血的控诉，也是作家文学干预现实的使命感的深刻体现。
然而现实是可怕的，善良的愿望并不总能实现。艾特玛托夫是清醒的，他在《白轮船》中表现的强烈的道德批判意识达到一个令人震惊的高度，小说以悲剧性的结局彻底“否定邪恶和不公正”：邪恶战胜正义，残暴战胜善良，神圣的长角鹿妈妈成为恶人们宴席上的美食，孩子美好的憧憬被残酷的现实砸得粉碎，恶人们喝得醉醺醺的，只有孩子，以一死来摒弃恶，孤零零地走向死亡……
[1] 艾特玛托夫：《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陈学迅译，第11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
[2] 刘意青、罗芃主编：《当代欧洲文学纵横谈》第101页，民族出版社2003年4月版。
[3] 艾特玛托夫：《白轮船》，力冈译，第1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4]《白轮船》第48页，49页。
[5]《白轮船》第160页。
[6]《白轮船》第39页。
[7]《白轮船》第171页。
[8]《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第129页。
[9]《白轮船》第134页。又第71页，当莫蒙说奥罗兹库尔难伺候，不尊敬人时，奥罗兹库尔说：“你的工资从哪里来的？靠我呗！你还要什么样的尊敬？”莫蒙立刻“软了下来”。
[10]《白轮船》第50页，51页。
[11]《白轮船》第72页，第73～74页。
[12]《白轮船》第148页。
[13]《白轮船》第9、106、112、115页等。
[14] 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第1页。
[15]《白轮船》第112～113页。
[16]米兰·昆德拉：《笑忘录》，王东亮译，第41页，“他们想从记忆中消除掉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以便他们无瑕的牧歌中只留下那些无瑕的时光。”又《笑忘录》第245页，“‘为了消灭那些民族，’许布尔说，‘人们首先夺走它们的记忆，毁灭他们的书籍，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历史。另外有人来给他们写另外的书，给他们另外的文化，为他们杜撰另外的历史。之后，这个民族就开始慢慢地忘记了他们现在是什么，过去是什么。他们周围的世界会更快地忘掉他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17]《笑忘录》第5页 。
[18]《白轮船》第160页。
[19]《白轮船》第64页。
[20]《白轮船》第165～1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