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作家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表达了他对《纽约时报》上由艾米•哈蒙（Amy Harmon）撰写的《争分夺秒，改变基因，拯救橙子》一文的不同意见。这篇文章的内容是基因工程可能会使橙子免遭特定致病细菌的侵袭。“用了太多业界的说辞。”他在推文中写道。将转基因生物引入食品供应引起了广泛疑虑，他的发飙就是典型表现：欧洲人指转基因生物为“恶魔变种食品（frankenfood）”；像凯什（Kashi）这样的美国公司由于将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宣传成“天然的”而备受责难；一支车队顶着巨大的卡通式鱼形玉米和西红柿模型在全国巡游，抗议其所谓的“问题食品（fishy food）”。
心理学家早就发现，我们对自然和非自然的感知是连续的。心理学家罗伯特•斯腾伯格（Robert Sternberg）在1982年写道：我们会觉得自己更熟悉的事物是自然的，而我们认为非自然的往往是更新颖——在感知上和经验上都不熟悉——及更复杂的事物，也就是说要了解它需要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自然的事物天然就被认为是正面的；非自然的却不是。而任何涉及人为操控的东西都被认为是高度非自然的——比如说转基因生物，虽然超市货架上转基因食品已经有很多了。正如迈克尔•斯佩克特（Michael Specter）所说，“农业的历史，是人类繁殖种子和动物，让它们产生我们希望庄稼和牲畜能拥有的性状的历史。”
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一组研究人员发现，食物的标签影响着我们对其味道和营养价值的感知，以及支付意愿。在伊萨卡（Ithaca）本地的一个购物中心，研究人员给115名购物者3对不同的食物；每对中的一种食物标着“有机”，而另一种标着“常规”。（实际上，这两种食物是相同的，都是有机生产的。）然后他们请这些购物者对食物的味道和营养价值打分，猜测其热量，并对每种食物说出愿花多少钱买。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对有机食品的热量估计始终较低：例如，一块有机饼干的热量被认为比常规饼干少约24%。他们认为有机食品尝起来人工味道更淡，总体上更富有营养。他们还愿意为有机食物花比常规食物多16%到23%的钱。从本质上讲，他们经历的正是所谓“晕轮效应（halo effect）”：这种现象是说，一个人或事物的一种正面属性将其他不相关的性质染成了正面的颜色。
相反，转基因生物有反向晕轮效应，也就是看起来负面的属性（在这里是非自然性）扭曲了总体感知。2005年，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Maastricht University）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发现，一种转基因产品看起来越非自然，可能也就越不容易获得认可。研究人员要求144名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本科生想象7种食品，包括黄油、番茄和炸鱼条等，然后对它们的自然程度、健康程度和必要性打分。然后，研究人员让他们想象同样食物的转基因版本，并回答三个问题：吃这些食物在道德上有多正当；他们有多信任这些食物；他们认为这些食物有多自然。正如预期的那样，科学家们发现，一种食品看起来越非自然，实验参与者就越不可能去信任或食用它。然而，有个发现颇为有趣：如果一开始就让人们把一种原始的、未转基因的食品看做不那么自然的或加工比较多的，那么人们相信并接受其转基因版本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转基因生物的负面晕轮不只会影响我们对它们的感觉，也会影响我们对其风险和收益的评估。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自20世纪50年代就一直在研究人类对风险的感知，他早在1979年就指出，当涉及到新的未知技术时，数据总是让位于情感。举例来说，人们判定，核电厂的辐射风险要远远高于医用X射线——这个结论并没有数据支持，而且和多数风险专家的建议不一致——这仅仅是因为核电厂看起来更加怪异，会引起更严重的恐惧。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处于高昂的情感状态时，就不再均等地权衡风险和收益——风险呈现出特大号的影响力，收益相比之下开始变得暗淡。
斯洛维奇还指出，初步看法形成后，拿新证据来使人改变看法就非常困难了：人们由于立场不同，对一模一样的信息——比如说，转基因生物对一种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的新数据——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解读。有一项研究是关于转基因棉花对环境的影响的，公众对它的反应证实了斯洛维奇的推理。比较非转基因和转基因棉花的环境影响后，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虽然两种作物对节肢动物种群有同样程度的负面影响，但转基因棉花由每次农药使用而获得的产量增长其实更高。然而，结果报道出来后，反对转基因生物的人往往专注于转基因作物的负面影响，而没有注意那个相关的比较。他们的结论是基因改造伤害自然环境。
斯洛维奇认为，三个因素阻碍了对新技术进行合乎逻辑的、基于分析的风险评估：我们对它的恐惧程度，我们对它的熟悉程度（或不熟悉程度），以及我们认为这项技术会影响到的人数。按此标准评价，转基因生物就是个极端的例子——恐惧程度高，可能的影响程度深，同时熟悉程度低：一批近期估测数据显示，美国约80%的包装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但只有35%的人口认为转基因生物是安全的；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说他们了解食品基因工程实际上关系到什么。
还有一个不利条件是人们倾向于不信任许多转基因生物数据的来源。除了对风险的感知，信任就是最能影响我们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的单一因素之一了。如果我们对一个数据源毫无信任，其信息的质量将对我们的评估起不到任何作用；如果我们对数据提供方缺乏信心，头脑会快速将其归到“不信任”一类，马上拉进黑名单，可能连看都不看一眼。而我们往往不相信往往会生产转基因生物的那些大企业。
这是否意味着对转基因生物的评价将始终受情绪驱动，而不是由数据指引？不一定。随着时间推移，理性会逐渐增加：基因改造技术使用时间越长，我们就越可能把它纳入熟悉事物的范围中。我们的孩子出生在基因改造使用更广泛的世界里，他们甚至可能会开始觉得它是更加自然的——因此，他们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价它的影响。
虽然熟悉度逐渐增加可能令接受程度慢慢好转，但纯粹的需要是更强大的驱动力：在2005年马斯特里赫特的研究中，实验者发现，如果一种食品被认为是更有必要的——比如说黄油，炸鱼条则是反例——那么人们更愿意接受转基因替代品。看起来，必要性可以战胜自然性。这甚至对生产转基因食品的人也适用：在哈蒙的文章里，橙子种植者抵制开发转基因橙子的办法，直到再也没有橙子树可种的可能性摆在他们面前。早晨的那杯橙汁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呢？
（本文由网友@swifters 翻译并发表在译言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