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先生初到美国时，曾经与老记者陆铿先生有一次对话，相隔20年，我才有幸在陆铿《风云变幻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读到，胡平说：“中国的民主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不应该指望它一蹴而就。但是，为了保证我们是在逐步接近这个目标，而不是远离这个目标，有些基本问题必须予以确定。譬如公民的言论自由。”
1980年的北大校园，他正是抓住言论自由这个题目，赢得了三千选票，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当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这是他在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由此往前推，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他对言论自由的强调已越过了30年风雨沧桑的岁月，他本人也从少年熬成了白头。值得欣慰的是，他在1975年完成初稿、1986年第一次在大陆公开在刊物上发表的《论言论自由》，这篇兼有激情和理性力量的长文已成为当代中国思想史、言论史上的经典文献，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很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在图书馆找到连载此文的那两期《青年论坛》时的激动，我把这篇长文复印了下来，遗憾的是，图书馆收藏的那本期刊恰好缺了长文的最后几页，文章少了结尾，为此我到处托人想办法找完整本，最后终于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复印了最后几页。胡平先生的论述虽然那么冷静，我读来却是惊心动魄，那个时候，我已经读过英国密尔顿的《论出版自由》，读过密尔的《论自由》，但在汉语文献中，我确实是第一次读到这样的文字，第一次感受到汉语的逻辑穿透力也可以如此强大。令我心喜的还有他论述的语言，由于长期受到毛式语言的浸染，国人几乎已不会用自己的语言说话，一开口、一下笔，就落入了毛式语言的窠臼，这种语言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方式，换言之，我们这个民族在遭受几十年毛思想洗脑之后，已很难摆脱那种单向度的思考习惯。如何突破这个框架，以新的语言来表述新的思想，对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的一个重大题目。我个人以为，《论言论自由》之所以震撼人心，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不仅是逻辑的力量，还有语言的力量。它超越了所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框框，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与毛式语言不同的语言，这种语言是属于民间的，如同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这是我们久违的空气。放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背景下来看，这一点尤为难得。我们大多数人知道顾准的思想，要等到90年代中期。我们知道林昭那些超越时代的思想表述，还得等到21世纪初胡杰的记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问世之后。语言不只是思想的形式，也是思想的内核，思想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没有新的语言，新的思想将无所附丽。新的语言如同是一束奇异的光，刹那间就能照亮黑暗。我特别喜欢胡平先生的一个说法：“如果说，权力是有权者的语言；那么，语言便是无权者的权力。”
胡平先生已经在追求自由的长路上跋涉了三十多年，在异国他乡的20年里，他的血液里流动的是中国的血，他睿智的目光依然深深地注视着自己的故国，1989年的山呼海啸和血光喷溅之后，他奉献出了《中国民运反思》、《犬儒病》这些具有批判锋芒和反省精神的文献。他不是被动地跟着时代的脚步在走，他总是站在时代的前面。20年转瞬即过，1987年当胡平先生刚刚踏上太平洋彼岸的新大陆时，他只有40岁，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当面对他说：“中国的希望在你们这班年青人身上。”“年青”这个词是多么美好，它意味着未来，包含着期待，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总是习惯于把希望寄托在年青人身上，然而每一次的希望总是等来失望。这几年，大陆出现了一个以往历史中比较罕见的“老年人燃烧现象”，许多饱经忧患的老知识分子，在生命的晚年开始燃烧自己，不断地重申人类的基本价值，与专制唱起了对台戏，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市场化的大潮裹挟，变得无所适从，对现实变得麻木，日渐丧失了追求的勇气。由此看来，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年青一代的身上也并不可靠，还是每一代人做自己的事，说自己的话，尽自己的责，历史就是这样一页页翻过来的。
如果从“四五”运动、从民主墙算起，中国人争取自我解放、追求民主自由的历史，已超过了三十年，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日之中国从8个样板戏一统山河变成了娱乐中国，今日之中国已经从物资高度匮乏、凭票供应变成了消费中国，今日之中国已经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变成了物欲横流的经济中国，今日之中国从集体贫困的平均主义变成了暴富阶层与底层贫民截然对立的两极中国……唯独没有变的是——包括胡平在内的几代知识分子千呼万唤的言论自由至今还是一个梦，政治上最基本的民主还是一个梦，变化只是停留在社会层面，在更深刻的制度层面上还是换汤不换药，专制的铁索依然捆缚着经历了一次次大灾难、流了无数鲜血的中国。
三十年的时光不算短，胡平他们这一代人的大好年华都已过去，如果光是从“不变”的一面去看，难免让人心生悲凉，好象所有的努力、牺牲都已付之流水，一切归零，我们还是站在起点上，什么也没有得到，连最基本的公民言论自由都没有。什么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不再匍匐在专制的脚下？问苍茫大地，无人能回答这个问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无所作为，至少我们还能继续发出真实的声音，以我们自己的语言表达一个无权者的权力。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未来发生怎样的变化，也无论胡平先生有生之年能不能返回自己的祖国，他这辈子都已做了他应该做的，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他已经进入历史，他声音、他的文字、他的身影都已留在历史中，那是他自己亲身参与书写的历史。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了——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在漫长的岁月磨砺中，包括胡平在内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努力决不会随风飘逝，他们的智慧、勇气和奉献将长存在这个世上。在许多绝望的夜晚，被污染的天空甚至连星光点点都变得奢侈，我常常这样安慰自己，哪怕我们追求的自由不能及身而见，我们一样可以享有这个追求自由的过程。好在历史不是权势者写的。
“语言是无权者的权力”，只要有汉语在，就有《论言论自由》在，就有《犬儒病》在，这些文字不仅见证了一个1947年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过程，同时见证着一个古老民族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摆脱极权枷锁付出的代价，以及曾经达到的思想高度。20年过去了，昔日的青年不再年轻，胡平先生依然滞留在大洋彼岸，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归国的希望，在他60岁生日即将到来的时刻，比他年轻了20岁的我，只能在遥远的西子湖头，写下这篇小文，表达一个晚辈的敬意和祝福。
2007年7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