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讲话中多次论及民主问题，但其含义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有时他讲的民主是一种民主咨询，有时又等同于民主监督，有时则是指民主权利，建国后他将民主解释为小民主，甚至大民主。厘清毛泽东的这些民主论述，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理解毛泽东的民主观，进而理解毛泽东的治国理念和思想。

一、毛泽东常把民主理解为民主咨询、民主讨论（不是民主决定）

毛泽东在很多场合都把民主解释为民主咨询，民主就是要倾听群众的声音，要让人讲话：“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1]“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2]“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3]这种咨询性的民主通常表现为听取不同意见，集思广益，如他在军队中倡导“军事民主”：“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在连续几天的战斗中，此种会应开几次。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证明只有好处，毫无害处。”[4]

毛泽东的“让人讲话”、“同群众商量办事”，“发动群众讨论”不仅包括听取群众意见，也包括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他在1957年以前多次强调要礼贤下士，尊重社会贤达。“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5]“我们共产党的参议员，在我们这样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参议会中受到很好的锻炼，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针对着这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志而说的。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6]“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7]

1960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的报告，他举例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8]

从谏如流、广纳人才、礼贤下士、集思广益，这种“民主”其实只具有民主咨询、民主作风层面的意义，与作为制度的民主制（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制度）并不是一回事。这种民主作风不能说没有意义，但由于缺乏制度的保证，因此从长远看是靠不住的，更重要的是，它很容易与人治相结合。毛泽东本人后来也成为自己曾经批评的对象，不仅仅是毛泽东，党的许多领导人在重大问题上往往也“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以为“有军队和政权在手”，就当然地“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自己的决定去做，对非党人士只是象征性的“说服”一下，至于你说得对不对，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没有好处，由我们来定标准，下判断。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没有制度保障的道德教育、礼贤下士、集思广益，是不可能有长久生命力的，民主首先应该是一种制度，民主只有制度化、法律化才能真正发挥其功能。

在毛泽东对“极端民主化”的批评中，也反映出他对民主的认识局限。他批评的“极端民主化”是“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9]在我们今天看来，民主当然是应该“由下而上”的，“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不是太民主了，而是民主的还不够，真正的民主就是群众讨论、群众决定，群众先讨论后决定（直接民主），或群众选举领导人做决定。毛泽东1929年这样说时主要针对的是红四军，[10]民主制度不适宜军队是世人公认的，但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民主的理解显然有偏差，他把“让群众说话”理解为民主，这样的民主（实际上是民主咨询）他是赞成的，但真正的民主（群众决定）则被他认为是“极端民主化”，是不能接受并需要予以清除的，因为这种民主排除了“集中”，削弱了党的领导。“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11]

二、毛泽东有时将民主理解为民主监督

1945年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如何跳出历朝政权“兴亡”的周期率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2]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对民主的理解，一是把民主理解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即民主监督；二是“人人起来负责”。“人人负责”中的“人”是指监督者(群众)还是被监督者(干部)？即，是指群众要人人负监督之责，还是指每个政府干部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笔者倾向于前者，因为这样和前一句（“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之间才有一种联系性，同时每个官吏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也并不是民主社会才有的要求。因此毛泽东理解的民主基本上就是民主监督（“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而不是民主决定，似乎也不包括民主选举（至少在这一经典对白中不包括）。

民主监督是民主的一部分，但不是民主的全部，如果将民主理解为仅仅是民主监督，无疑是以偏概全，缩减了民主的内涵，弱化了民主的意义，因为在开明专制下也可能有一定的民主监督。没有民主选举、民主决定，只有民主监督，这样的民主是不完整的，其监督也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监督，而可能只是表现为民众监督。民众监督强调的仅仅是民众是监督的主体，而民主监督不仅强调监督的主体是民众，而且这种监督应是体制性的，如舆论对公权力的批评作为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公众集会表达不满情绪的权利都有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国家权力有公开政务的义务，人民有知情权，人民通过其代表对国事的监督是经常化、制度化、法律化的。

三、毛泽东有时将民主等同于权利

毛泽东有时候把民主理解为权利，如前所述的“让人讲话”，允许群众展开讨论，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类似于言论自由，而不能完全等同于民主。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前提，但不是民主本身，既不是民主决定，也不是民主选举，而只是民主决定和民主选举的条件和基础，民主决定和民主选举一定要有言论自由做前提，没有言论自由，民主决定和民主选举将无法进行，但有言论自由不一定就等于有民主。言论自由与民主涵义中的民主监督较为接近，如新闻自由、群众评议都与言论自由非常类似，但也不是完全等同，民主监督还包括集会请愿、汇报制度、罢免弹劾制度等多种形式。

毛泽东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3]“关于经济民主，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关于军事民主，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应当相信，士兵对于一切好的和较好的干部是不会不加爱护的。”[14]

这些确实是红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但它们并不是“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是对士兵人身权、人格权的保障；“官兵待遇平等”，是经济平等的表现；“官兵互教，兵兵互教”是军事训练中的官兵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是表达意见的权利；“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是控告检举权；“经济公开”是一种知情权，是经济民主的前提（就像我们今天政务公开是政治民主的前提一样，但公开不等于民主，公开只是民主的条件）；只有“士兵代表协助首长管理伙食”属于民主管理范畴，是民主的一种表现——但士兵选出的代表只是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因此这种民主管理也是打折扣的。不可否认这些措施在当时极大地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使他们在精神风貌上判若两人，“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但这只说明尊重士兵、保障士兵的基本权利能极大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不意味着实现这些权利就是实行民主。毛泽东在论述这些问题时反映出他对民主和权利的区别是不清楚的，虽然我们不能对那个时代的领导人过于苛求，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他们，但我们至少从中明白了在建国后，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为什么会在民主问题上有重大失误。我们不是在追究某个人的责任，而是想对我们的错误追根溯源。

三、毛泽东有时把民主视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小民主）

毛泽东认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应采用“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并将其运用到整风中，称为小民主：“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15]“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16]在此毛泽东把民主解释为一种方法，即“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

（一）“讨论、批评、说服教育”与民主

在“讨论、批评、说服教育”中，只有“讨论”可能属于民主范畴（可能是民主决定前的讨论，也可能是领导决定前的讨论，后者只有民主咨询的意义），而“批评、说服教育”已经有了一种身份预设，即“被批评”者、“被说服教育”者是认识有偏差、甚至有错误的人，而“批评、说服教育者”是政治正确的代表，这与言论自由中蕴含的权利主体平等有明显的差别。“压服”固然是独裁专制的表现，“说服”也可能只是开明专制——尤其是某些人总是充当说服者，而别人总是被说服者，而不是平等地互相说服时。在毛泽东的一些论述中，“批评、说服教育”不仅是一种方法（与强制、压服的方法相比无疑是好的），它还包含着一种权力，一种地位，当一部分人能够对另一部分人进行“批评、说服教育”的时候，前者已经具有了一种道德优越的前提，其正确性、先进性已经毋庸置疑，此时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说服教育者与被说服教育者之间已经无需就某个问题、某种认识适当与否、正确与否进行讨论，问题已经有了解决方案，认识也已经明确，标准答案已经具备，现在只是针对一些不符合标准答案的认识，或思想还没想通跟上的落后人群进行批评和说服教育，二者之间已经明显不平等。民主应是大家平等地讨论问题，最后实行多数决，是各种观点在交锋、各种意见在交流，是对事不对人的，而“批评、说服教育”针对的主要是人，彼此间是不平等或不完全平等的，是通过开会（如民主生活会）一部分人给另一部分人（或个别人）定位定性，甚至重新划分敌我友。

“讨论、批评、说服教育”有一个前提，即毛泽东认为真理是唯一的，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是可以统一的，通过民主讨论大家总能达到意见一致或基本一致，“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17]这是强调通过充分讨论以达致意见统一。如果能够达致意见统一当然是很好的，但许多问题是没有统一意见的，不论怎么讨论都还是各持己见，五颜六色恰好是民主的特点，也是人的多样性的真实写照。[18]民主讨论中的言论自由是期望通过充分讨论达成共识，在无法达成共识时只能是少数服从多数。如果能够达成共识而出现“一致决”，当然是最有利于执行的，但这往往极少见；而不能达成共识出现“多数决”，则是常态，[19]过于强求“一致决”很容易使民主窜味，不但实现不了“多数决”，还可能变异为“少数决”乃至“个人决”。

正因为毛泽东们（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总是自信真理在手，能够说服别人，所以在现实操作中，这种“批评、说服教育”成为很厉害的武器——往往一直要批评到你接受批评为止，一直要说服到你被说服为止，一直要教育到你接受教育为止。如果经过苦口婆心、反复摆事实讲道理之后你仍然顽固不化，不愿意向“真理”低头，那么人民内部矛盾就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打入另册。而一旦成为敌我矛盾，就不再适用“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了，而是采用强制、压服、专政的方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绝不手软。由于人民内部矛盾随时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之间往往没有具体、稳定、统一的标准，因此这种预期后果使得大多数人不会（至少不会长期地）坚持己见，不会为真理而辩论，而是适可而止，察言观色，揣摩权力意图，一旦发现自己可能被列入“批评、说服教育”的行列，就需要及时转向，尽快接受批评和说服教育。而这样一来言论自由也就没有了，言论自由当中蕴含的各种意见都有充分表达的机会、每个人都是平等主体之精神，就发生了质的改变。这种对待不同意见不是宽容而是非要“说服”对方、说服不了就批判、就斗争，就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做法，不可能走向真正的民主，“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事实上也不可能是“民主的方法”。

（二）“批评、说服教育”与个人自由

“批评、说服教育”如果以侵犯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为前提，民主就可能变异。毛泽东的民主往往不是保障自由而是排斥自由的，在他的论述中，自由总是和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自由从来都是贬义词：“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20]毛泽东在批评自由主义时曾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笔者认为大致可分为四类：一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系学，如“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种关系学的确是非常有害的，不仅有害于革命，而且有害于法治建设，革命是理想至上，法治是规则至上，与“关系至上”都格格不入。第二类是涉及违反党纪的行为，如“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第三类则涉及个人的品行修养，如“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第四类是党性不强、要求自己不严格的种种消极表现，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毛泽东例举的这些现象确实都是“十分有害的”（但有害的程度不同），“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但将它们都归结为“自由主义”的表现，似乎有些牵强，在笔者看来它们基本属于官僚习气、封建作风、干部素质、个人品行方面的道德性问题。这些“自由主义”妨碍了毛泽东革命理想的实现——他的理想是不但要改造社会，而且要改造人——塑造一批新人，一批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人，而“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21]打造一批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富于牺牲精神、具有高尚道德和纯洁情操的精英团体，是毛泽东的理想，这种理想以及武装斗争的残酷环境、封建意识无所不在的影响，使得毛泽东很自然地强调党的严格纪律，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强调“把一切献给党”，这种完全的奉献精神当然会排斥独立个性、排斥个体自由、排斥基本人权，这和现代民主保障自由的基本理念是格格不入的。[22]

毛泽东的这种理想主义，其初衷或许是值得尊敬的，其信念也是令人钦佩的，但最高尚的理性主义却可能导致最残酷的专制，因为它脱离实际，远远超越了当代人的思想境界，甚至有违人的本性。即使毛泽东本人在其个人生涯中也未必具备他所推崇的、要求全党达到的那种“无私”人格，[23]或者说毛泽东本人以及许许多多的党内精英，曾经在某些时刻、某种特殊情境下确实进入过一种完全“忘我”的境界——很多人为革命信仰奉献了生命，但这不是人的常态，不是社会的常态，因而很难制度化，很难在社会上推广，硬性推广就是一种强加于人，一种对他人自由选择的剥夺——你凭什么有权改造别人？别人为什么不能改造你？把自己放在改造者的位置，把别人放在被改造者的位置，已经确认了自己的优越地位，有违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是一种精神特权，这种特权被制度化、有权力做支撑的时候，就成为一种新的压迫。这种理想主义旗帜下的“教育人”、“改造人”在实践中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反面，最终不是治病救人而是动辄整人。由于“批评教育”模式已经预设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人的改造权力，因而是一种以绝对自我中心为出发点的对周围人的伤害甚至残害，表现为极度自信，极端理想主义，[24]但目标再完美，“只要是具有排他性的，就会轻易走向极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个事与愿违的黑影就会在后面紧紧相随。”[25]虽然表面上看大家都“畅所欲言”，但实际上言论未必是自由的，如被批评者的自我批评可能是违心的，有些批评者也可能是附和的，“说服教育者”也可能是违心的，甚至可能整个批评会都是违心的——只是为了向上级交差。还有可能批评者是为了公报私仇，借机排斥异己，或者发泄内心某些阴暗的情绪，做自我批评者只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在严格的组织纪律下，不论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都很难说有什么自由，[26]他们可能是在响应领袖号召，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他们必须对某些人或某些现象作出批评，或者必须对某些事作出自我批评，他们完全不是在自由地讨论某个问题，某种现象，而更像是群众和干部相应党的号召而展开的行动，这种民主只是有一大群“民”在参与，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做主”。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说服教育”在党内、军队内比较有效（有党纪、军纪做后盾），但推广到全社会就难以奏效；在根据地等小范围内比较有效，在全国统一实行就很困难；在农村比较有效，在城市就阻力极大。以毛泽东的才学说服普通工人农民乃至党内的工农干部这些人是比较容易的，[27]但对知识分子乃至党内的城市干部，说服的效用就差一些，尤其是社会上的高级知识分子（如梁漱溟、顾准）其思想的独立性是难以抹煞的，他们几乎不可能事事都保持和领袖的意见一致，也不太可能轻易被说服，一些人即使迫于形势不得不顺从，内心也仍然是有抵触情绪的，这令毛泽东觉得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比就是不厚道，不听话，臭硬臭硬的，因此党群关系恶化首先表现为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恶化，建国后不久党内知识分子型的干部大多失势也就在所难免。毛泽东没有看到，当权者要统一思想是不可能的，不论你怎么礼贤下士都不可能，唯一的办法是承认现实，允许思想和言论自由。不论你的观点多么正确、决策多么英明，社会上都会有各种不同意见和批评，这些意见和批评有的是有道理的，有的可能是没道理的；有的是友善的，有的是故意抬扛的；有的是诚恳的，有的是尖酸刻薄的。言论自由就是允许所有这些言论存在（宪法允许而不是开明的领导人允许），不分对错，不论善恶（只要不构成法律上的侮辱诽谤等）。越是文明的地方、越是文化普及的地方，人们就越是要求自由，各持己见、众说纷纭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常态，当权者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都不可能改变，硬要去改变就将自己推向了独裁专制。毛泽东对此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他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也是在告诫自己）：“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8]但这不过是道德教化，而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保持五年、十年还可能，保持二十年、三十年就不太可能，在位时间越长越难以保持，所以我们今天才强调要在制度上变终身制为限任制，民主才要制度化法律化——不论当权者是否开明，法律保障言论自由不受权力干涉，制度约束权力人无法压制思想自由（在位时间长了难免要压制）。[29]因此即使在民主制度下有些事需要少数服从多数，这种服从也只是行为上的服从（行为上也不服从就是反法治了），不一定是思想上的服从，思想上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可以对既成决定（如法律、政策）怀疑和批评，民主只要求统一行动，不要求统一思想。[30]

（三）“整风”运动与小民主

整风是“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曾在1942年、1950年、1957年进行过3次”。[31]毛泽东说：“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32]可见“整风”与“批评、说服教育”不完全一样——多了一个“自我批评”，即被批评者要有所“表示”（没有沉默权），这个表示也不能是反驳、辩论，不能据理力争，而必须是检讨——自我批评就是批评自己，也就是一种检讨，因此整风的方法就是批评者有批评的权利，被批评者有自我批评的义务。至于批评者的批评是否“摆事实，讲道理”，当然不是由被批评者评判，也不是由法律、党章事先定出标准，而是由批评者来判断、因而也就基本上等于没有固定统一的判断标准。而是否需要整风、何时整风、整什么风、在整风中谁是批评者、谁是被批评者，在整风之前已经基本敲定，如“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33]

在毛泽东1957年7月的论述中，整风已经超出了“党内”的范畴而进入到全社会：“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在毛泽东看来，适用于党内的整风理所当然地也适用于党外，“为什么通用整风这个口号呢？这是因为整风的口号较易为多数人所接受。我们向人们说：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尚且进行整风，难道你们不应当整风吗？这就十分主动了。”而实际上党内和党外是应该有区别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是先锋队，是领导者，应当有更高的觉悟、更严格的要求，更强的组织纪律，定期整风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并不能从中推论出全社会也应该整风，党外人士、一般群众应该拥有更多的自由、更大的活动空间、更宽松的社会环境。在毛泽东的表述中，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尚且”进行整风，“难道你们不应当整风吗？”这其中似乎表明了一种不平等地位：我们是领导者，“尚且”进行整风，你们这些被领导者不是更应该整风吗？我们即使不整风也是可以对你们整风的，何况我们现在自己带头整风，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其中的潜台词甚至反映出领导阶级本应该享有更多自由的这种特权意识；同时也在不经意间透露出整风即整人的意思：我们连自己人都整，难道你们不能整吗？因此，很自然地，他把整风分为两种：“其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34]可见虽然“通用整风这个口号”，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进行整风”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整风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整顿作风的问题”；后者是解决敌我矛盾，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整风的重点是后者。结合毛泽东这段话的历史背景（1957年7月已经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35]）来看，两种整风之间是可以转化的，即开始鸣放时是在人民内部进行的，是让人民群众（包括知识分子）鸣放，给党提意见，此时是将提意见者作为人民对待的，但鸣放的内容超过了当权者容忍的界限时，人民内部矛盾随时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两类矛盾之间的这种任意“转化”使得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可避免。由于没有法律的事先规范，当权者的态度可能开明一时，却不可能开明长久，40年代打江山时还比较开明：“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36]50年代末坐稳江山后就不那么开明了，同样的批评意见就成了“向党猖狂进攻”，“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这种“整风”事实上已经超越了小民主而奔向大民主了。

毛泽东对两类性质矛盾的界限，在理论上抽象论述时比较清晰，如：“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37]但具体运用时却相当混乱，如“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38]其中“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虽然也是“批判”的对象，但明显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明显属于敌我矛盾，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作为“批判”对象，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则不十分明确，从“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这句话来看，似乎有点超出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但从“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仍然是进行‘说理’斗争”来看，还是应基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后一句“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又似乎表明，不仅是“地富的反革命行为”，而且“动摇的富裕中农”都涉及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斗争肯定是敌我斗争，其中“地主富农”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似乎是没有争议的，因此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主要是“动摇的富裕中农”的问题，所以才需要将批判的“主要锋芒”对准他们，这样看来和“富裕中农”的斗争才应是农村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其性质也就应属于敌我矛盾了。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正式发表于1957年6月19日），毛泽东在理论上较为清晰地阐述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特点和不同的处理方式，[39]但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对不同矛盾的表述却如此混乱不清，[40]可以看出毛泽东两类矛盾的理论并没有顺利通过实践的检验，这套理论还没有成熟、定型，后来又被阶级斗争理论取代了，阶级斗争理论固然不可取，但两类矛盾的理论是否可以重新捡起而为新时代所用，令人怀疑。

四、毛泽东有时把民主视为解决敌我矛盾的一种手段（大民主）

毛泽东曾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41]一种进行斗争的手段，战胜敌人的手段。

“大民主”一词是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出现的，毛泽东说：“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我们的确是爱好的。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的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付资本主义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就它的性质来说，也是对付资本主义的。我们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动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主要是贫农下中农首先组织起来，上中农也只好赞成。至于资本家赞成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那是因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来，工人群众又在底下顶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这样。”[42]“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再来一个‘五反’，他们是不赞成的。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43]“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44]

在毛泽东的这段论述中，大民主有三个功用，一是在夺取政权中的作用，用大民主“对付阶级敌人”。“我们”“发动群众”是民主，是为了斗蒋介石，斗地主阶级、斗资产阶级，“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等，这是指当年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用枪杆子打天下，这其中的“民主”主要体现为“人民战争”，人民投身革命，支援革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45]二是在巩固政权中的作用，用大民主“对付资本主义”。如“三反”中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也是“斗资产阶级”，[46]以及“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本家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被迫“赞成社会主义改造”，还有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异己者”，如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他们已经被视为新的斗争对象——因为他们本来就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在毛泽东的论述中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是并列的——“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这类大民主虽然没有用人民战争的形式，没有动用枪杆子，但它是以“人民政权”为后盾的，是用“大民主”的方式（发动群众）处理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三是用大民主对付党内的“官僚主义”。对于那些“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的干部，“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毛泽东对此“最赞成”。可见1956年毛泽东已经把党内官僚主义与阶级敌人、资产阶级相提并论，这是极其超前的“预见”（注意这是在1957年反右前的1956年说的）。到文革后期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47]

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只要是斗争对象，不论是蒋介石，还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或者“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乃至党内官僚主义者，都可以用大民主的方式去对付。但在上述斗争对象中明显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官僚主义应属于政府和人民的矛盾，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此外“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也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48]而人民内部矛盾在性质上与敌我矛盾是有本质区别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需用不同的方法解决，[49]因此用同一种方法（大民主）解决上述所有问题（包括敌我矛盾也包括人民内部矛盾）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也不符合，是混淆两类不性质的矛盾。“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50]那么大民主属于“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还是“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呢？“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是“斗”蒋介石，“斗”地主阶级、“斗”资产阶级，是“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肯定适用的是“强制的、压服的方法”，那么对“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乃至党内官僚主义者，应该适用什么样的方法呢？从实际情况来看不是或不完全是“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更像是“强制的、压服的方法”，也就是说把这类人民内部矛盾也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了。“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51]而大民主显然不是相对集中而言，而是与专政密切相关，是用“大民主”的方式（发动群众）对敌人专政，因此大民主成为解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通用的武器。既然适用共同的武器，那么两种矛盾的界限就势必模糊了；或者在毛泽东的潜意识中，那些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属于敌我矛盾的，比如与知识分子、商业阶层、富裕中农、民主党派的矛盾。

在毛泽东上述关于大民主的论述中，大民主虽然可以应对各种敌人，但作为对敌斗争的手段其表现方式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第一种大民主是共产党作为反对党发动群众，对敌斗争的形式是军事斗争，这种大民主是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第二种大民主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发动群众，对敌斗争的形式是以群众运动配合政府实现镇压职能；第三种大民主是共产党的领袖作为最高领导人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对敌斗争的形式是发动群众整党、炮轰党、再造党、重塑党。三者之间有极大的差别，而毛泽东却用同一种方法（大民主）解释之，不免有粗糙之嫌。而理论上的粗糙必然导致实践中的粗暴，法治的要求恰恰在于有精致而稳定的法律规范以及一批严谨而独立的执法队伍。

五、毛泽东民主观的基本特点

“大民主”与“小民主”是毛泽东民主观的核心（尤其是大民主），是毛式民主的鲜明标签，让人讲话、民主监督、民主权利都可被涵盖在其中。“大民主”与“小民主”都有发动群众、让群众广泛参与的特点，但也不完全相同，笔者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首先，“小民主”在规模上一般较小，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的（如单位内、党委内），参与人数较少；而大民主的规模往往比较大，参与人数较多，如在社会上或单位的整个系统内展开。其次，“小民主”的方式相对温和。小民主是“毛毛雨”，“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针对的是“犯错误的人”，态度上相对温和友善——“保护他又批评他”；而大民主是狂风暴雨，激烈甚至残酷，是毫不留情的阶级斗争，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进行专政。如果说小民主是一种内部的批评，那么大民主往往是公开的批斗。但“大民主”与“小民主”在毛泽东那里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阐述的很含糊，这种理论上的似是而非必然导致实践中的混淆混乱，由此给人民造成的损害是触目惊心的。

毛泽东的民主观，不论是小民主还是大民主，都是不正常的民主，甚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主——虽然它们也并非一无是处。

（一）毛泽东的民主之“民”

毛泽东的“民主”之“民”包括一切小人物、老百姓、穷人、地位卑微者、弱势群体，等等。毛泽东的民主是穷人的民主，不是富人的民主，也不是穷人和富人共同的民主（不是共和），而是广大穷人对少数富人的剥夺。

在官与民的矛盾中，毛泽东常常为民抱不平，向着小人物说话，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种不护短、向官僚主义开火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令习惯了官官相护的老百姓倍受鼓舞，既温暖又感动，时至今日仍然被许多人念念不忘。毛泽东抨击官僚主义时语言犀利，慷慨陈词，义愤填膺，令所有反感、痛恨官僚主义的人都大呼过瘾，大快人心。“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52]“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53]“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54]毛泽东与那些一旦掌权就害怕民众的官僚相比确实有明显的不同，对“群众上街”毛泽东不但不怕，还很善于因势利导，加以利用，为其服务。毛泽东充分肯定群众发明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肯定他们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肯定民众的集会游行示威自由，肯定群众有参与国家大事的权利，有斗官、罢官的权利。这是毛泽东民主思想中比较有积极意义的一面，是我们今后在民主建设中可以适当借鉴的因素。如果连这种充分的人民参与也予以否定，我们就可能走向反民主。民主需要法治，法治也需要民主，只有法治没有民主也不可能真正走向宪政。

虽然很多人都反对毛泽东式的民主，但似乎难以否认那是一种民主——“大民主”也是民主，因为在毛泽东发起的运动中群众确实前所未有地发动起来了，大家（不是个别人）情绪高涨，积极投身于运动，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充满“活力”，领导靠边站，群众说了算，这确实看上去很像民主。

笔者认为，毛泽东把民主理解为人民“参与”是有片面性的。“人民参与”往往表现为广泛动员，人数众多，因此颇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气氛，这种“民主”确实具有群众性，公开性，它明显有别于组织机构的正常运转\规章制度按部就班的操作，体制的规范运行。但毛泽东的民主只是“人民参与”，而“人民参与”不等于就是人民民主，“人民参与”是人民民主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如果人民连参与的权利都没有，那么人民民主肯定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实现了“人民参与”不等于就实现了人民民主。

“人民参与”有直接民主的色彩，如都是人民亲临现场，集体性地直接表态，但“人民参与”与直接民主也有明显不同。在直接民主中，人民不但参与，而且亲自作出决定，而人民参与则不一定。有时候是“人民参与、人民决定”，有时候是“人民参与、领袖决定”，前者是直接民主，后者不一定是民主：如果领袖是人民选举产生的，那么“人民参与、领袖决定”就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55]如果领袖不是或不完全是选举产生的，那么“人民参与、领袖决定”就只是开明专制。应当指出的是，人民选举应是定期的，而不是一劳永逸的，把人民的一次选举结果或者某个时期的支持拥护当作永远的授权，是政治权力的僭越。

在毛泽东看来，组织机构的正常运转，规章制度按部就班的操作，体制的规范运行，这些都是官僚主义，老爷作风。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明显过于偏执。组织机构、规章制度、体制运行，这些确实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应当承认世界各国的管理体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官僚主义，我们的体制机构中官僚主义尤其严重，但因此而否定体制机构存在的必要性，进而要全面打倒，彻底推翻，完全用群众组织取而代之，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反映了毛泽东作为浪漫主义诗人与国家最高领导人所需要的务实精神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理想主义的民主不符合现代社会组织的管理规律。官僚主义要反对，要克服，但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并没有带领群众理性地去做制度上的分析，措施上的改进，没有引导人民和平地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沟通协商，没有促成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理解与融合，而是赞成“打扁担”，“打石头”、“闹事”，“文攻武卫”，甚至挑起群众斗群众、挑起干部斗干部，挑起群众斗干部、挑起干部斗群众，在领导和群众之间、穷人和富人之间、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极力挑拨离间，煽风点火，助长人们的偏激情绪，激起人性中的恶。[56]这样不但不可能改进官僚主义，还会使旧的官僚主义变本加厉，同时滋生新的官僚主义，它们更赤裸裸，更凶残，更无情无义，文革后的党风、社会风气、人心比过去更坏更糟，已经说明“大民主”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实验是失败的，教训惨痛。毛泽东的大民主不是走向团结，而是走向分裂，文革不仅使共产党几乎分裂（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直至1976年一派用武力解决了另一派），也几乎使人民分裂（群众以反对还是支持当权者而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并势不两立）。克服官僚主义是很复杂的问题，其中最基本的措施就是要实行法治，客服官僚主义当然需要民众参与，但不是民众取代组织体系就能简单解决问题的。

“人民参与”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批评建议、协商沟通、媒体报道、座谈会、上访、请愿、示威、集会游行、罢工、选举投票，等等，毛泽东明显偏爱其中激烈的参与方式，这和毛泽东个性中的好斗有关，也和毛泽东靠枪杆子打出天下的经历有关，亦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有关。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也和官僚主义势力的强大有关。

（二）毛泽东的民主之“主”

毛泽东强调“民主”的“人民性”并没有错，这是毛泽东民主思想中的精华，问题在于“民主”有“民”的一面，还有“主”的一面。“民主”之“主”意味着人民有权“做主”，这可能是民主更重要的一面，“民主”之“民”是民主的主体，“民主”之“主”是民主的行动，民主不仅应有“民”的广泛参与，而且民还要“做主”——参与不一定是做主，参与也可能是陪衬。

在毛泽东的民主中，群众往往是被发动的，被领导的，被动员的，虽然他们有时也积极参与、热情洋溢、兴高采烈（并不完全是消极被动），但他们始终是舞台前面的一大群演员，并不能真正当家作主，群众运动之所以不是民主，就是因为在群众运动中，“发动群众”是其主要特色，发动者（党或领袖）是主动的，群众是被动、被发动的，因此不是群众做主，而是发动者做主，群众只是参与。。如他曾明确说：“农村中也要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这应当在上级派有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农村整风的条件下，逐步推行。”[57]即农民的“鸣放”也是有“善”和“不善”的，对前者可接受，对后者要“批判”（他用了“批判”这个词，而不是“批评”或“说服教育”，更不是“解释”）。那么谁来判断“善”还是“不善”、进而决定对其接受还是批判呢？很明确是“上级”派的“工作组”和主持整风的“当地干部”，即强调农民的鸣放是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58]对于群众中某些人试图独立思考，不跟风，不盲从，想真正自己“做主”，如遇罗克、张志新之类，毛泽东总是将他们视为异类而坚决地清除出局，他不喜欢有思想、有独立见解的群众。今天许多怀念毛泽东的人只看到毛泽东痛斥官僚主义的一面，替老百姓说话的一面，对走资派毫不留情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他对任何不同意见都难以容忍的一面，对群众中不听话、不服从的人绝不手软的一面，对知识界、新闻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残酷改造的一面。如果要紧紧跟随毛泽东，就要在思想上做他的奴隶，就不能有自己的任何思想而必须永远对他效忠，与他保持高度一致，在自己的思想与他的思想发生矛盾时永远都要检讨自己，修正自己，而永远不能怀疑他，更不能反对他。

这是一个高明的导演，他准确地挑选演员，条件是既要有造反精神又保证不造他的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但绝不会怀疑或打倒他，激情澎湃，一点就着，极具杀伤力，又无限忠诚，相信领袖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毛主席的话儿句句听”，“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对于这样一群“人民”，他并不包办一切，而是将舞台适时地让给演员们自己临场发挥，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让大家说话，让众人参与，这看上去的确很像“民主”，以致许多人都自以为真的当家作主了，进而扬眉吐气，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蒙昧不可能长期持续，人民群众的眼睛虽然不一定是雪亮的，但他们确实不可能永远是傻子，在少数思想先锋看出破绽、予以揭露、并被专政之后，相当数量的群众总是渐渐会觉悟、会明白，当许多人意识到自己只是“领袖”手中的一个棋子、群众运动不过是运动群众、民主只是民众参与而最终还是领袖决定、并且民众的参与也服务于领袖的决定时，人民追随领袖的热情开始减退（表现为对运动的消极），进而有部分人开始怀疑领袖，甚至反对领袖。我们应当承认驾驭群众运动是毛泽东这样的政治高手才敢玩的游戏，但驾驭群众运动并不是民主，相反人民可能是被利用的对象，或者说有时利用，有时保护，有时需要借人民的力量去反对官僚主义，有时需要借助官僚机器去清除人民中的异己分子。

（三）毛泽东的民主是脱离法治的民主

笔者认为毛泽东的民主中最大的败笔不是民主不够（如只参与不做主），或民主太多（动辄搞群众运动），而是完全排斥了法治。没有法治往往就容易导向人治，人治和大民主结合，使得民主走向了极端任性。领袖没有法律约束从而成为暴君，人民没有法律约束从而成为暴民，他们的结合可以砸烂一个旧世界，但不可能建设一个新世界。[59]

文革作为一种“大民主”是明显反法治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但“做主”不是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如果“民”恣意妄为，践踏人权，文攻武卫，广泛专政，则人数再多，社会地位再底层，曾遭受过的待遇再不公平，我们可以理解可以同情，但其行为仍然不可取，暴力的、反法治的行为是不能倡导的。在毛泽东眼里，只要有群众参与就是民主，群众干什么并不那么重要，因此众人和风细雨地批评某个人是民主，众人口诛笔伐、慷慨激昂地批斗某个人甚至给他带高帽子游街也是民主，众人对官僚主义“打石头，打锄头”更是大民主。[60]毛泽东的民主往往不是民众平等温和地讨论问题，而是群众运动，是大批判、游街、武斗，充满斗争性、暴力性、残酷性。这种“大民主”基本等同于他最擅长的“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充满火药味，充满血腥，毛泽东在论述这类大民主时字里行间洋溢着着战斗豪情，充盈着红色恐怖的快感。

整风运动作为一种“小民主”也是排斥法治的：“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他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61]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既保护又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的确是很好的，然而涉及“贪污”这样的问题，已经不属于“犯错误”的范畴，而是涉及犯法、犯罪的问题，应由法律出面解决。是否“承认错误”，受否“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等问题，“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时是否需要“免了”，都应按法律办事，而不应由领导人（如毛泽东）说免就免，说保护就保护；也不应由群众讨论决定，而是法律怎么规定就怎么处理，不论领导人还是群众都应遵守法律，所有人应都在法律之下。当然在立法时不论领导人还是群众都可以发表意见，对贪污的构成、处罚、自首等问题都可以充分讨论，但法律一经公布实施，就应当严格依法办事。依法办事与领导决策或群众决定[62]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法治，后者是人治，人治的特点是不稳定，实践中“人”（不论是领导人还是人民群众都是人）都有情绪化的毛病而难以做到完全的客观公正，处理事情难以掌握好分寸，因为往往没有固定的、具体的、法律化的分寸，只有一些原则性政策，因此人的自由裁量权太大，而人的认识水平、道德品行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即使同一个人其前后的情绪也可能发生极大变化，使其决定很可能带有太多的感情色彩而不具有理性和客观性。

毛泽东在痛斥官僚主义时曾说：“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63]在此毛泽东再次把“打扁担”等暴力举动与“上街示威”等合法权利以及“学生闹事”这样的贬义词并列在一起，划为同一性质，说明在毛泽东眼里民主从来没有什么合法违法的界限。法律总是碍手碍脚的，革命领袖不必拘泥于那些繁文缛节，[64]革命群众也不能被这些东西束缚手脚，因此只要是革命行动就可以无法无天，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然而，当权者的任性会失掉政权，群众的任性会令社会无序，当权者和群众一起任性，就会天下大乱。任性对行使权力的一方来说（不论是权力人还是革命群众）是非常痛快的，甚至可以说是过瘾的，但对另一方来说（如被打倒者），则基本人权完全没有保障，即使不是阶级敌人，也基本类似阶级敌人，不但官职要丢掉，名誉扫地，而且可能被虐待、被批斗、被不经审判而殴打致死。这样说并不是为“统治阶级”辩解（把所有人都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本身就是粗暴的），因为大民主一旦开了头，就会愈演愈烈，难以控制——过去是对国民党，后来是对自己人（反党集团）；斗争对象昨天是彭德怀，今天是刘少奇，明天是周恩来；可以是当权派，也可以是毫无权力的牛鬼蛇神；[65]在大民主面前当权力人尚且没有生命、自由的基本保障，小小老百姓的什么人权就更加不堪一击。

毛泽东的“民主”是没有法律做底线的，尤其是他晚年搞的“大民主”，基本上是专政的代名词，也是最能刺激毛泽东神经、最令他兴奋的一种斗争方式。毛泽东一生热衷于大民主，青年时代搞农民运动轰轰烈烈，中年时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独领风骚，晚年仍念念不忘发动亿万群众造反，“搅得周天寒彻”。无法无天、暴力对抗是毛式民主的一个突出特征。

毛泽东的大民主与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有相似之处：都是反抗当权者，都是借助暴力手段，都有大规模的底层民众参与，都没有真正实现造反前的美好理想，都有势如破竹、风卷残云的气势，都对现存制度有摧枯拉朽般的撼动，都对国计民生有致命的打击，都有成千上万人付出生命代价，最终都呈现出一幅民不聊生的乱象。二者也有区别：农民起义中的领袖往往是地位卑微的贫民，大民主的发动者却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农民起义是由于水深火热才揭竿而起，是生活所迫，毛泽东是因为深虑自己的党脱离群众、终被人民推翻而先下手为强，是政治远见；农民起义既反贪官也反皇帝，文革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农民起义是受压迫者造反，文革是受压迫者响应号召；农民起义是为了拯救自己，文革是为了捍卫领袖——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是文革最诡异的一幕——上下是通的，是最上层与最下层联手，共同反对中上层、中层、中下层）。

《领导者》2013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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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1960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于《人民日报》1978年7月1日。

[2]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460页。

[3]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解放军出版社重印，第818页。

[4] 毛泽东：《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1948年1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5页。

[5] 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3、742页。

[6]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810页。

[7]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1940年3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8] 毛泽东：《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1960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于《人民日报》1978年7月1日。

[9]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10] “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11]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12] 见黄炎培著：《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49页。

[13]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14] 毛泽东：《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1948年1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5页。

[15]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8页。

[16]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

[17]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0页。

[18] 例如美国社会对堕胎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几十年的讨论和争议，但至今没有统一认识。参见林达著：《总统制靠不住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99-306页。“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一切问题的可讨论性，以及讨论的激烈和深入程度。……对于一切与民众密切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大家面前全方位地彻底摊开。各方面的利弊，有可能发生的前景，都使大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然后，请人们自己做一个选择。选择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去投票站投下自己的一票。”见该书第312页。

[19] 其实多数决也不一定是常态，很多时候无法形成多数，只有最大的少数。

[20]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9页。

[21] 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1937年9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9-361页。

[22] 改造人还包括改造“坏人”：“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毛泽东：“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1960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于《人民日报》1978年7月1日。

[23] 毛泽东的某些行为在一些人看来是玩权术、搞诡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没有基本的诚实信用，但在毛泽东看来，只要是为了革命事业，是可以不择手段的，这不是阴谋而是智慧。长期的战争环境养成了他斗智斗勇的习惯，进入和平环境后很难说改就改，同时他也在不断发现新的敌情，不断制造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因此不断地搞阶级斗争，既然阶级斗争是新形势下的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那么继续声东击西、按兵不动、隔岸观火、瞒天过海、引蛇出洞、诱敌深入、内外夹击、各个击破等等战术就成为必要，而且是革命理想的需要。

[24] 如，毛泽东曾豪迈地宣称：“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3页。

[25] 林达著：《总统制靠不住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41页。

[26] 其中有的人是自愿的，有的人是勉强的，有的人是被迫的，但即使是自愿的也很难说就是完全自由的。自由是可以选择，如可以发言也可以不发言，可以批评也可以不批评，可以接受教育也可以不接受教育，甚至可以参会也可以不参会。如果说“批评、说服教育”这套小民主的方法在党内实行还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推广到全社会则弊端甚大。

[27] 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做法在农民中也已经没有说服力，文革中继续革命的理论连党内的工农干部也无法说服，毛泽东感到孤独，一方面他感到需要“批评、说服教育”的干部和群众太多，另一方面他也开始认识到阶级斗争在以新的形式呈现，阶级斗争仍然很激烈，继续革命很艰难，因此需要动用专政手段。

[28]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29] 在美国，统治者“只能根据民意反省和调整你自已，使自己适合选民的需要，而不是相反。”林达著：《总统制靠不住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56页。

[30] 我们一直倡导“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似乎二者是密不可分的。甚至“统一思想”是前提，只有统一了思想才能统一行动。但在民主社会，法律只要求一定范围内的“统一行动”，绝不要求“统一思想”，认为“统一行动”在一定范围内是必要的，“统一思想”则是有害的。我们总是觉得思想如果五颜六色，行动必然五花八门，这一逻辑建立在“思想与行动具有一致性”的基础上——人们怎么想就会怎么做，其实不尽然。有时候人们怎么想就会怎么做，有时候这么想却可能不这么做，这么想也可能那么做，也可能只想不做，总之想和做之间有很复杂的多重可能性。在民主法治社会，在私领域人们有较大的自由空间，个人怎么想以及怎么做，政府一般都不干预；在公共领域，个人怎么想都可以，但怎么做需要受法律约束，因而行动具有一定的统一性（不是全部行动），这样“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如果行动完全不具有统一性，社会就会四分五裂。不要求“统一思想”并不是说思想越乱越好，思想能否统一、在什么问题上统一（不可能所有问题都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这些是道德领域的问题，是只能通过平等讨论来解决的，而不宜由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批评”、“说服”，更不能居高临下地“教育”。

[31] 见百度百科，编辑词条，“反右运动”，2012年8月10日访问。

[32]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457页。

[3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7页。

[34] 以上毛泽东的论述见：《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456---457页。

[35]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这是开始反击的信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705页。

[36]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解释”与“批评、说服教育”有明显不同，但“解释”的前提是自信没错，并无接受对方意见之意。

[37] 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364-365页。

[38]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457---458页。

[39]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做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同年6月19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期间经历了从整风到反右的过程，这期间文章共修改了13稿，“正式发表稿保持了原讲话稿的主题、原讲话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理论形态更趋完备，思想内容更为丰富，逻辑结构和文字表述更加严谨。在修改过程中，中国政治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因而毛泽东在思想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不能不反映到修改稿中。稿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20、707、708页。

[40] 在1957年7月17-30日的青岛会议（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将他与一些省市委书记的谈话要点加以归纳，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并在会议上对此文进行了讨论。8月3日该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自己认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是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补充”，“没有这个补充是不行的”。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713、714页。

[41] 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

[4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324页。

[4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6页。

[4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4—325页。

[45]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80页。

[46] “三反”、“五反”运动是指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军队、党派中进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三反运动），以及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五反运动）。”见百度百科，编辑词条，“三反五反运动”，2012年8月9日访问。

[47] 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48] 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365、364页。

[49] 参见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4-365页。

[50] 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

[51] 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

[52]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460页。

[53]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解放军出版社重印，第818页。

[54] 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55] 属于民主制度下的行政权行使，但不能说是间接民主。间接民主主要是指人民选举、人民代表决定，人民代表与领袖即使都是人民选举的，也有区别——前者是一群人，后者是一个人，因此前者是间接民主，后者不是。

[56] 在文革中，“邪恶与野蛮”被“合法化、英雄化了”，一些人“以‘响应号召’为名”，“冲撞社会上一切高于自己的文雅所在。这又吸引了不少地痞流氓的加入，情况就更加严重。”余秋雨著：《寻觅中华》，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27页。

[57]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457---458页。

[58] 这是在50年代，到60年代的文革中，由他个人以及直接受他领导的文革小组及其追随者成为真正的“做主”者。

[59] 毛泽东什么都想破，但立什么、怎么立却很含糊。毛泽东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他自己从没有明确地讲述过”。“《五一六通知》只是说要‘夺取’什么，‘批判’什么，‘清洗’什么，讲的完全是‘破’，而要建立什么，那里面并没有说。《十六条》倒是提出要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但‘四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谁也没有说清楚，仅仅是一堆抽象的口号。”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有关具体分析可参看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54-61页。

[60] 当然前提是在他的领导下，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人民群众为数众多，但毛泽东并不认为那是民主，相反是反革命事件。

[6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7—328页。

[62] 这里讲的“领导决策或群众决定”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决策或决定，而不是依法民主选举领导人之后的领导依法决策，或群众按法律程序作出决定（如公决）。

[6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4—325页。

[64] 1958年8月24日，毛主席在北戴河借评论司法、公安会议，发表谈话说：“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成。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有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4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后来，毛主席更明确指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65] 牛鬼蛇神一词“未经严格定义，被借作为政治概念，弹性很大，先后经历了许多演变：从过去的右派到文革初期的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很快发展到指称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后来主要指走资派、叛徒、特务等。凡是历次政治运动被打入另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都是。最后蔓延到只要是造反派、当权者不喜欢或认定应打击的对象，无论你的出身好不好，已否做过历史结论，还是说错了一句话，都可以定为‘牛鬼蛇神’。它成为了一张无所不包的天罗地网。对这些人的处理，也象他们罪名的确立一样，随意性较大。因为没有法定的政策界限。轻的被贴大字报、批斗、审查，剃阴阳头，限制人身自由，关进牛棚；或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注销城市户口，遣送农村落户，甚至家属亲友也受株连。据统计，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达三百多万件，被投入牛鬼蛇神这张天罗地网里的涉及人数逾千万。而且，进入统计的都是立过案并有结论的，还有部分未立案、未记入档案的，因此实际人数应当更多。”百度百科，2012年8月9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