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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当代事件最终都会成为历史事件，而历史事件与当代事件从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如果用最简单的办法来做区分，可以这样认为：当代事件是当代政治运行的一种表象，是当代政治的一部分；历史事件则是时间对当代政治事件进行“脱水处理”以后得到的抽象物，是为历史发展趋向所提供的证明。为了便于叙述，我将这两者分别称之为当代解释和历史解释。我们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为例，来验证政治事件在当代和历史两个范畴截然不同的解释。
云：中共“十大”（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以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四人帮”的政治团体。按照当时官方的说法，这几个人搞宗派活动，妄图篡党夺权；在文革期间互相勾结，逆行倒施，对老同志进行无情迫害，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于是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 、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骨干进行了处置。
具体情形是这样的： 1976年10月6日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向相关人员发出通知，通知当天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为：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设计方案和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安置。通知特意指出，由于需要改动毛泽东的文稿，姚文元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晚8时，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先后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会议，随即被采取强制措施，隔离审查。
过了4年多一点儿时间，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的特别法庭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进行了审判和宣判，这四个“祸国殃民”的家伙分别获死刑和有期徒刑，这就是“粉碎四人帮事件”。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论定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这意味着这一影响深远的事件被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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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当代和历史分别做出了怎样的解释呢？它们是怎样记忆这个著名的政治事件的呢？我们先从当代角度看。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通知”称：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罪行极为严重。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
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宗派活动。1974年10月，“四人帮”背着中央政治局，私自派王洪文去见毛主席，告周恩来总理的状，妄图利用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组织他们的“内阁”，遭到毛主席的痛斥。1976年2月3日，在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的同一天，张春桥亲笔写了一个《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他们对毛主席亲自提议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极端不满，妄图取而代之。
他们大搞阴谋诡计，私立秘密联络点，私整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到处插手，煽风点火，企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在宣传报导中，突出地宣扬他们自己，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舆论。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在同某外国作家进行的几十小时的谈话中，出卖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他们动不动就训人，给人戴大帽子，捏造罪名，陷害同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另搞一套，在党内自成体系，为所欲为，称王称霸，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
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王、张、江、姚以为时机已到，无所顾忌，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四人帮”加紧秘密串连，阴谋策划。他们四出游说，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封为“无产阶级钢铁公司”，提出蛊惑人心的口号，公然煽动反对党中央。他们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在9月16日的两报一刊论社中发表，并连篇累牍地加以宣扬。10月2日，华国锋同志在一个文件上的批示中指出，毛主席1976年4月30日亲笔写的指示是“照过去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错了三个，戳穿了他们的伪造。10月4日，他们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用“梁效”名义写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肆意攻击党中央。文章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加快了步伐，要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为了粉碎这个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中央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这份文件颁发的时候，笔者尚在陕北插队。那是一个蒙昧的时代，无论对于当代事件还是历史事件，民众通常都是无条件接受官方说法的（比如“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等待我们去解放”、“世界人民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之类），无论语言句式、思维表达、是非确认，还是对事件的性质判断，都是来自官方意志的横向移植，我们没有自己的观察，没有自己的思索，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我们都是一些被蒙蔽的傻子。
从此以后，关于那个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政治生活和历史内容的事件的表达，就都扣紧了上面引述的这份文件，我们在随即展开的全党全国人民批判四人帮运动中，都声嘶力竭地控诉四人帮反对毛主席、推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篡党夺权阴谋，很少有人质疑当时对“四人帮”采取的所谓“强制措施”是不是符合规范的法律手段？那种情景与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宫廷斗争中经常出现的诱使政敌进入某一场所，设伏士兵“一跃而起，尽数扑杀”是否相仿佛？很少有人会用自己的脑袋去想，那场被称之为“浩劫”的政治运动是不是仅仅出自四人帮之手？这四个野心家有没有如此大的能量和手段？很少有人会用自己的脑袋去想，在这个戏剧性的政治事件中，有没有权力者为了维护政治大局所做的精心设计的政治切割？很少有人会用自己的脑袋去想，如果没有深层政治结构（或者说独有的社会制度）的原因，会不会发生如此惨烈、深入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给每一个家庭都带来深重苦难的空前的民族灾难？ 没有人这样想。
我前面所谓“官方意志的横向移植”，指的就是当代对于政治事件的解释，一种出于现实政治斗争需要的政治的而非历史的解释。既然“官方意志”被“横向移植”到了我们的大脑之中，那么，我们所记忆的当然也就仅只是从属于现实政治范畴、符合当代政治需要的当代解释，经过“脱水处理”之后的历史解释距离我们还十分遥远--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更不知道要去往何方，我们的观念意识距离历史的真实情境还像星际空间那样遥远。特别应当强调指出，这里所谓的“遥远”恰恰是由“太近”造成的，我们身不由己地深陷在现实政治之中而不能自拔，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者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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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已经逝去将近四十年的“粉碎四人帮”这个当代事件，历史做了怎样的解释呢？形成了怎样的记忆呢？
我曾经阐述过一个观点：历史是个公约数，历史在对当代事件进行审视的时候，必定要将其规范到历史逻辑的范畴，使之能够被以历史的方式进行表述，换一句话说，历史总是以“公约数”的方式对政治事件中的政治人物做“类”的归纳，从而消泯政治人物彼此间貌似不同的区别，让被政治事件的当代解释弄得迷糊不清的历史曲线变得清晰可辨。尽管汤因比提醒说，“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任胜利者对后人叙述故事的权力”，但他同时也乐观地认为，“历史”是“上帝向正在虔诚地请求他的人启示其行动的一种显圣。”（上述引文均出自《汤因比论汤因比》，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汤因比所谓的“上帝”，就是历史的解释，就是历史记忆，历史规律，它是无情的，它也是公正无私的，它的本性是向善的，它一定能够辩证我们经验的这个混沌的世界，筚路蓝缕其内在的机理和纹路；它也一定能够还原被现实政治需要所掩盖了的实事，使其被普遍的不可遮挡的人类理性所审视……这就是尽管我们绝望于现实，甚至对未来也不抱什么希望之时，内心深处仍然燃烧着一团温暖光亮的原因。
“粉碎四人帮”这个所谓的当代事件，历史不是就光荣地履行了职责么？现在谁会用中共中央1976年10月18日那份“通知”的语言表述那个事件呢？现在谁还会认为四人帮“推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罪名有多大的意义呢？现在谁还会认为四人帮忙来忙去只是为了一句空洞的“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呢？没有人这样认为了。反之，人们透过现实的迷雾逐渐看清了导致这一政治事件发生的政治学机理，看清了一种含蕴其中的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秘密政治之“术”，看清了它之所以发生的制度性成因，也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后面大面积发生的对自由民主的渴望，才有了对宪政的渴望与呼唤，才有了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走的“邪路”的憧憬。
如前所述，当代解释是当代政治运行的一种表象，是当代政治的一部分，它与历史记忆既不同源又不同流，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历史解释仅只是当代解释的自然延伸，不能这样认为。历史解释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独立品格，它是在与当代解释保持一定距离的基础上独自形成的，因而它具有一种符合历史逻辑的客观的本质属性，这种本质属性的形成是不以人的意志--尤其是不以国家权力的意志--为转移的。譬如文化大革命，直至如今都是不允许讨论的，贯穿于这场浩劫的权力罪恶还远远没有得到清算，然而我们现在却的的确确看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看到了几乎已经成型的历史解释或者记忆。这种解释和记忆就弥散在人们的聚谈之中，就弥散在很难被出版的著作之中，就弥散在人们未经表述的心灵世界之中，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甚至强大到了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和阻遏作用的程度--如果现在再有人企图发起类似于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政治运动，他将遭遇到什么是不难想象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理由断言，中国已经永久性地失去了重新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土壤，尽管仍旧有心怀叵测的政治家梦想重新祭起这面褪色的旗帜，尽管仍旧有一些不明就里的人渴望以权力主导的政治运动来限制权力、清算权力罪恶，但是，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绝对不会再发生了。这就是历史的力量，这就是历史记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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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质疑：“陈行之先生，你太乐观了。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不是获得过很多人喝彩么？直到现在，不是还有人为薄熙来鸣不平么？你怎么就敢肯定中国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政治事件了呢？”
我仍旧用本文标题中的两个概念来做回答：重庆模式还只是一个政治事件的当代记忆，这里边隐含着哪些政治家的政治之术，尚有待于时间做出证明；如果它在更大范围内发生--譬如随着薄熙来及其政治团伙地位抬升而形成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社会后果，更有待于历史的解释和记忆。我的直觉是，这样的事情一旦在更大范围内与民意（历史记忆）相碰撞，它必定会被制止或者不得不调转方向，重新进行粉墨。
薄熙来一干人在重庆风生水起之时，我曾经写作《红歌·红歌会·红色经典》（2010-11-14）、《黑·打黑·黑打·黑》（2012-2-9）等文章，对公然开历史倒车的倒行逆施做了谴责和剖析，我在前一篇文章的结尾说：“历史犹如人生，细小开端所蕴含的意义，只有在终结时才能够看出。”仅仅两年多之后，随着重庆模式的破产，我们不是就看到这种结局了么？我们不是就看到这种意义了么？可见，无论当初还是现在，重庆不足虑，薄熙来也不足虑，值得忧虑的反倒在于：我们怎样才能够获得不被现实政治需要所切割的、有别于当代解释的对于政治事件的历史解释？我们能不能在从当下发生的政治事件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历史的启示？例如薄熙来案，即对薄熙来的审判。
本文副标题为“兼说薄熙来案”，然而行文至此，我却突然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历史是有意义的，如果历史解释对于健全我们的灵魂真的不可或缺，那么，我们从已经形成的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解释中是不是可以感悟到一些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当下的政治事件中同样看到源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秘密政治之“术”，看到它之所以发生的制度性成因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未来必将产生的历史解释，一定与当下的当代解释存在巨大的差异，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呢？
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一个人不可能一次又一次跌进同一个坑里，这就是我们总是相信“历史呈螺旋式向上发展”的内在原因--从表面上看，历史似乎在简单地进行一次又一次重复，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中，人这个万物之灵才体悟到了不断递进的历史认识，而历史认识的形成，恰恰依赖于人在灵魂深处不断衍生、不断完善的历史记忆。
让我们像汤因比那样期待“上帝向正在虔诚地请求他的人启示其行动的显圣”吧，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挣脱了现实政治运作所罗织的重重雾网，我们获得了反映历史规律的历史的解释与记忆。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宣布说我们是在用思想活着，我们是自觉的有理性的人。
2013-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