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查阅刚开放不久的北京市级文革公文档案，有一批起名为“清理政治环境”案卷较为引人注目，在那个酷烈的运动环境中有这样的命名顿时让人有几分沉重和惊奇。但仔细查看之后，发现大都是处理污损的毛泽东塑像、语录牌、更改宣传牌等事务性的隐密内容，延伸到1973年后竟把治理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工作事宜也归入此大项。六七十年代之际中共内部行文时，经常以“清理政治环境”做为此类行动的统称，是相当一段时间内谨慎处理领袖相关物品的代用称号。但其伸缩性极大，各方使用时都会巧妙地扩大其内涵，一时成了变化多端、沿用方便的内部专用术语。
毛泽东塑像、语录牌在1967、1968年文革运动火热时期成批量地涌现，达到史上难遇的造像高峰，到了1969年九大前后见缓，蔓延到1970年基本陷于停顿。那几年狂热时节，全国范围内不惜财力物力，塑像语录牌遍地竖立，而且工艺水平、制造规模不断上升，令世人惊叹。毛一方面充足利用了群众的崇拜之情，全力营造了全国“山河红”的崇高形象；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有所忌惮，有意收缩。1967年7月5日在中央办公厅报送的《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报告上，毛批示说：“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他请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一次，予以制止。为此中央在1967年7月13日专门发文，文件名为《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在赞许群众热心建造塑像的同时，又希望各地有所控制，并应由中央统筹安排，保证质量。文中措辞极为到位和稳妥，显示高超的文字应对能力：“建造毛主席的塑像是一个严肃政治问题，每一座塑像都应保证政治上、艺术上高质量，传之千秋万代。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才能做好。”有意思的是，此段后面还有紧跟的两三句，后来在党内文件中多半有意不引：“现在某些群众组织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而且还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二个月后，9月13日中央又追发了《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七一三”指示的通知》，明令在“七一三”指示后计划或动工建造毛主席塑像的，立即停止下来。
实际上在个人崇拜火热之际，一切以政治第一、“三热爱”为指针，追棒领袖的举动大多能获得实际好处和印象分，塑像及语录牌的建造得不到有效控制，此起彼伏，根本无法将息。在周恩来的指示之下，中办不得不在1969年6月12日下发《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文件，批评各地在宣传毛主席形象、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上存在“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现象，再次重申了不造塑像、不制作像章、物品包装不印主席像等规定，同时明确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等形式主义活动。这就表明，“文革”运动刚进行两三年，极左一套的某些东西不时被自我淘汰和内部消除。
从这样的大背景下来看“清理政治环境”专项下的行为，就陷入一种不好言及的两难处境：源于毛和中央事先张扬的造神运动，无人可挡，极尽盛大、奢华之能事，现在又得着力扑灭“造神”的势头，手法要巧妙和隐蔽，动作还需干净和正当。
文革期间这样起伏、轮回的事例还算不少，人与事都会轻易进入时而被拨高、时而被否定的悲喜两极境地，一遍遍榨取而“糟塌”政治资源，又一遍遍回复到凌厉、惨烈的斗争出发原点。
二
现在一直没有找到文革期间北京城内外存有毛泽东大型塑像的实际数字，估计当年也无从统计。照当时的办事规矩和政治行情，各大单位门前应该都应建有大型塑像，如无塑像，也有大型画像矗立。
1969年后北京大中型塑像的建造基本停顿，此后就是塑像的留存和转移。京城里出现这样的景象：一些小单位因面积受限，长期摆放大中型塑像有点困难，因此总是想尽办法以正式名义赠送外单位。
北京市绿化二大队只是一个园林系统的小单位，人员不多，办公地点窄狭，却存有一座三米五左右的毛全身塑像，为北京彩色厂建造。1970年初夏，西城区北海中学师生到绿化二大队劳动锻炼，结束之后绿化二大队就把塑像用车运到北海中学，美之名说“革命师生同工人师傅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工人师傅因此得以赠送。这下弄得北海中学革委会有点为难，他们向西城区革委会请示说：“经请示上级领导机关审查许可后，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塑像在该校广场落成。如果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即作上交处理。”西城区革委会接报后也觉辣手，写了“关于北海中学毛主席塑像问题的请示报告”呈送市革委会研究。这份报告在市革委会政治组、宣传组来回周转，最后即以中央文件为由，提出“北海中学的毛主席塑像不建为宜”的审批意见，政治组负责人舒怀用铅笔批“同意”二字。（见1970年8月21日《市革委会政治组致陈副秘书长》信函）市革委会政治组即用电话通知西城区，并再三叮嘱他们对北海中学“妥为解释”。
安不安主席塑像？市、区两级领导部门纠结了一个月才予以答复，可见其间的踌躇和不安，也看出这个时间段官方态度渐趋的明朗。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市里不同意在北海中学安置塑像，那么欲上交的塑像又该如何处理呢？市、区两级只能暂存某个仓库，留待以后妥善处理，因为即时把领袖头像粉碎或掩埋都是犯忌的大事，不是某位领导所能轻易决定的。
到了1971、1972年，各区县暂存的塑像已经蔚为大观，存放工作已经难以为继。尤其是当初不少石膏像建造时过于仓促，质量不一，随着形势变化又不注意维护，随意围档之后置放在简易库房或露天野地，风化速度惊人，面部严重污损，缺胳膊断腿，根本不能示人。市革委会政治组为此专门写一报告，其中提到：“反映比较普遍的是：大型塑像究竟如何解决，希望赶快拿出个办法。不少单位经群众讨论，认为自己单位的大型塑像有的是形象塑造不好， 有的是位置不当，有损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应请走。但苦于无处存放，或在等待领导最后决定。”（见1972年7月26日政治组《关于重新布置和整顿政治环境的近况》）
1972年5月12日，宣武区革委会无奈之下写了《关于石膏像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诉说塑像存留的为难之处，并说他们曾派人到市建材局下属的烟灰制品厂联系，该厂革委会原则上同意接受毛主席石膏像的回收处理任务。市革委会负责人吴德、黄作珍、丁国钰笼统地做了批示，总算以组织的形式开了绿灯。
城区的暂存塑像照此办理，秘密送往烟灰制品厂捣毁回收。不料，郊区几个县闻讯也要求同等处理，派人到烟灰制品厂联系，该厂领导却有些犹豫、后怕：“有能力承担此项任务，但市里没有明文指示，不敢接受。”为此市革委会农林组多次与政治组、宣传组、工交组公函联系，希望把这项任务直接布置给有关工厂，尽快解决这个难题。1972年10月14日农林组致信工交组王磊，报告了郊区县暂存主席塑像的数目和状况：“根据市委指示，郊区、县于1971年9月份，请下一百二十余尊大型毛主席全身塑像和一万多尊半身塑像，暂时存放起来，因为时间较长，有些经过风化和潮湿又有损坏。”信中还埋怨说郊区县多次提出请市里迅速明确处理办法，但迟迟不见回复。（见1972年10月14日《农林组致王磊同志》）
光是郊区县就有一百二十尊大型塑像和万尊半身塑像，可见当年营造的规模之大，浪费的钱物之多。但是回收处理的过程非常缓慢，过了一年还有成堆的塑像未能处理。昌平县委向市委报告中表示，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影响，留存两年之后，这些移请下来的主席塑像已经脏污和破损，特别是大型塑像，放在院子里用油毡或席子一围，既不严肃又容易损坏。鉴于市烟灰制品厂的不得力和拖延，昌平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后决定，将移请下来的塑像全部集中到昌平石灰厂，对陶瓷和石膏像进行粉碎后就近掩埋，塑料像焚化后掩埋。（见1973年9月15日昌平县委致市委《关于妥善处理移请下来的毛主席塑像的请示》）县委报告中提及此项工作应采取极为秘密的方式进行，成立一个临时领导小组，由主管政治工作的副书记挂帅，挑选政治可靠的党团干部去做具体事宜，并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和保密工作，同时昌平石灰厂远离居住区，环境僻静，便于隐密行事，不会惹人眼目。
市革委会主管政治事务的丁国钰很快批复同意，并特意点明按城区的办法处理。此后在官方文件中少见处理塑像的请示报告，由此判断，时至1973年，在北京全城毛的石膏像已在秘密状态下基本处理完毕，只留下几十尊坚固、质量上乘的大型石材塑像固守原地，时至今日已演变成当代中国史的红色遗物。
三
文革期间党政领导出于政治的最高目的，对红色造势运动竭尽全力，所用的各类宣传器物大都保证供需，财政上竭力支持。在文革档案中，此类器物报销报告比比皆是，出手阔绰，签准潇洒。有时一份请示文件排列七八位领导人名，各位领导用铅笔在各自名字上划大小圈。哪怕明眼也能看出铺张扬厉的一面，领导们也绝不提一点反对或犹豫的意见。
譬如1968年8月，中央气象局报告称每年节日在天安门广场开大会时使用的绸胶气球标语已经陈旧，需要更新替换。市革委会办事组了解后汇报说，天安门广场群众集会时需悬挂九个大型气球，每个气球上各写一巨字，连串起来就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八个字，外加一个感叹号。每个气球造价七千余元，共计七万余元。（见1968年8月12日《市革委会办事组致黄作珍同志》）一只飘浮的气球就要花费七千多元，九只气球就得七万元，只是在半空中“构成”一句领袖敬语的排列，彰显广场火热的气氛。对当时北京市财力来说，这应算是一笔不菲的行政款项，但是在营造政治环境方面，北京市已习惯于大手大脚的花销方式。市卫戍区政委、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黄作珍在原件上批：“我同意，请吴德同志批准。”市委书记吴德在名字上划了一个大圈，以示同意，这笔款项由此完成组织程序上的认可。
长期投入资金加以维护的是首都市区主要街道上永久性的语录牌标语牌，它们分段建立，有的绵延数里，多是毛的不同阶段的标志性画像和当年热门语录、标语。几年间维持之余，最大的难题是挡不住的自然破坏力，靠定期的油漆修补已无济于事。城中心几个区革委会政治组收到不少群众来信，最多的就是反映某某机关、学校、工厂和街面的主席巨幅画像胶漆严重，形状变异，迫切需要更换或修补。为了迎接建国二十周年大庆，1969年8月市革委会宣传组曾组织相关单位检查主干道上的宣传物品状况，结果发现情况比预想要糟糕：“经过风吹雨淋日晒，不少语录牌和毛主席画像有脱漆变色现象，有损于毛主席光辉形象。”（见1969年8月27日市革委会《宣传小组致国贺、少林、孟祥同志》手写件）检查人员向市革委会领导建议，在露天标语牌上，今后不画毛主席像为宜，以免脱漆后有损主席的崇高形象。
六七十年代之际，每逢“五一”、“十一”节日前，市区各级政工人员最忙碌的莫过于检查或刷新所属街道的标语口号，请求审查、更换标语口号的请示报告层层上呈，让市里领导应接不暇，苦不堪言。1970年8月20日市革委会政治组拟订一份《在今年十一前刷新更换各街口标语口号的请示报告》，要求各城区政治组对所属街道的标语口号在十一前做例行检查。本是多年沿袭的常规动作，但市革委会领导舒怀批复时依旧战战兢兢，叮嘱再三：“同意。但内容要绝对负责，不能弄错了，领导同志要审查。除标语外，不要又大修门面，刷油漆。”（见1970年8月20日《政治组致作珍、舒怀同志》手写件）保证内容不出错，而且要领导亲自把关，还得提倡节约，这又是那些年市领导批复此类请示报告的常规句式和内容。
四
从城区通往首都机场的迎宾道，一直被视为事关国家名誉的形象大道，在几个重要道口分别设置显目的标语牌，其内容又得突显国家内政、外交的最新元素，实际上是展示中国政坛对外革命、对内斗争的“肌肉秀”，也是国内外观察中国变化的一扇敏感“窗口”。矗立在主要街头的大型标语牌由此就具备了国家层次的政治意义，下属各部门是不可随意拆除、移动的，一旦有特殊变动，就必须呈报市一级主管。
迎宾道上有一路口叫牛王庙，道路朝向较为复杂，由于设计不周到，所设置的大型语录牌挡住了路中央指挥交通的民警视线，因处置不及时，造成了几起交通事故。市公安局无奈之下提出拆除此语录牌的意见，但各方生怕有误，探究、批复过程极为谨慎，最后由公安局邀请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等单位一同前往现场研究，比对许久，才初步拟定拆除。（见1970年3月31日《市革委会政治组致舒怀同志》手写件）各单位把是否拆除的拍板权留给市领导，舒怀批了一行字：“拟同意，请黄政委批示。”市革委会实际二把手、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划圈认可，拆除工作方可进行。黄作为进驻首都管理的军队高级将领，当时主管全市政治、组织事务，事无巨细，样样把控，事涉重要标语牌的拆除，自然要由他作最后的决定。
从现存文件看，那几年北京市涉及“清理政治环境”的请示报告大都由黄作珍政委划圈了结，表明文革某个特殊时段地方重要事务的操作权严格由军人掌控，在政治方针、施政措施方面更容不得地方民事官员事先越权拍板，统一由军方将领决定是否执行。
在当时的公文文件中，黄作珍的忙碌显得特别突出，到处都见他的批示，可以说是“日理万机”，但遇到麻烦的事情也同样“不知所措”。1970年7月副外长乔冠华觉得机场迎宾大道的酒仙桥有一条大标语不妥，上面写的是九大政治报告中引用的锵锵有力的毛语录：“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乔没有具体指出更换的理由，只是建议是否根据当前斗争形势，另换内容。市革委会政治组接到外交部电话通告后，同有关单位人员赶到现场察看，也不知其间外事斗争的关联和深浅，一头雾水。焦虑之中，刚好看到《人民日报》7月3日刊发《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一文，众人揣摩再三，拟定其中一段话做为更换新标语的内容：“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大家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大家需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见1970年7月9日《市革委会政治组致舒怀同志》）后一条标语明显去掉苏修，表示共同敌人是美帝，这表明外交斗争的侧重点有所变化，非同小可。黄作珍熟稔几年间中美苏的外交角力，但他无力知晓上层有何新动作，此次确实犯难，不敢写“同意”二字，只是划了一个小圈，在新语录边特地标明：“查一查，不能出错。”去做查实工作也是一件辣手的事情，高层外交事务大都是秘而不宣，无从考究，甚至乔冠华本人都难以说清情由，下层官员只能凭新近的宣传口径大致揣摩。
每年毛泽东寿辰如何操办活动？也是黄作珍几年间颇为操心的一件工作事宜，因为寿辰之前总有不少单位询问如何庆祝。一般回复较为常态，就是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和中央规定的精神，不祝寿，不搞游行，不敲锣打鼓，不燃放鞭炮，不上街张贴大字报标语。但是每年均要布置单位内部庆祝的特定内容，这是黄作珍他们煞费苦心的所在。1969年12月25日市革委会宣传组就根据黄政委嘱咐的意见下发《口头通知》，其中提到当年庆寿的新特征：“今年各单位群众可组织小型座谈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出墙报、黑板报，畅谈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三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交流活学活用的经验，表决心，鼓干劲。”“各单位还可结合本单位情况，对照检查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伟大战略方针的情况，制定改进措施。”
该通知充斥诸如“把热爱化为动力”这样政治上的老套话，年年均有。在“清理政治环境”案卷中，这样工作性质的表态言语举不胜举，读之乏味，看出文革政治术语系统的程式化和严重老化。
五
在文革“红海洋”的氛围中，副统帅林彪歌颂毛的题词在公众场合出现最多，成为一座城市政治生命的符号和不可切割的有机体。但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之后，铲除林彪的文字痕迹又成为官方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且要求在半隐密的状态下全力完成。
遵照中央57号文件的规定，林彪出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北京市区内对林彪的题词均未作改动。随着批林文件的逐级传达，形势把控较为得力，去林化的工作得以提上日程。1971年12月13日市委做出指示，要求在为尼克松访华而改进政治环境的同时，在保密的原则下，由各单位采取适当方法，将大街上有关林彪的文字一律清除掉。
在短短几天内，街区内的林彪题词被组织起来的党团员干部、积极分子迅速铲除，没有言语的喧哗，只是数千人默默地挥动手臂，满城砖墙上到处都是工具作业的刮削痕迹，胡同里流淌暗红色的污水，全城像是一座清扫过度的大工地，面目刹时变得有些奇异和骇人。这种全民规模的大清除在北京城历史上也较为少见，伤筋动骨，又百般遮掩，引发人们内心的震荡和迷惑许久无法消融。值得关注的是，市委系统布置此次清除行动，吴德、丁国钰等领导人几次特意交代要用电话或口头转告、答复，不用文字传达。刻意不落文字，似乎期望在记载中有意留下一个“空白”，制造一个特别的“空档期”。
由于林彪题词的规模过于庞大，消除工作难免不彻底。1971年12月底，西城区委派人对区管范围内的主要大街做了一遍检查，发现仍有十五处地方有“叛徒卖国贼林彪的文字”，其内容有“大海航行靠舵手……”，“读毛主席的书……”、“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还有四个“伟大”、四个“念念不忘”，四个“第一”等等，比较明显的有两处（小西天副食商场、百万庄人民银行储蓄所），其他十三处均不甚明显，有的在胡同内、大门口，有的已陈旧、残缺。（见1971年12月24日西城区委致市委《关于清除大街上有关林彪的文字的请示报告》）市委同意他们继续清除十五处痕迹的请求，吴德用铅笔批复道：“可口头答复他们同意，其他地区可照此办理。”
直至1975年底，仍有一些热心群众给中央写信，反映北京城乡还有不少林彪的手迹未根除。中办信访处将信函转给北京市委，吴德指示查办。市委宣传组派人沿着群众通告的线路检查，发现情况完全属实。譬如七机部二院、工程兵后勤部机关墙上，过去曾刷掉“四个伟大”标语，经风吹雨淋又显露出来；延庆大庄科公社霹破石大队的一座山头上，文化大革命期间修了一个影壁，画有林彪的头像，后来曾涂了一下，未涂深，现在仍可看到原来的形象。为此，市委宣传组向各区县宣传组打招呼，明确提出：“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整顿和改进政治环境的工作，要把这一工作当作一年重大和严肃的政治任务经常抓。目前，各区、县、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群众彻底地进行一次整顿。”（见1976年2月13日《市委宣传组致市委》）
宣传组要求在全市范围内普查，首先提出“林贼的画像、题词要彻底搞掉”，不能容忍存在；第二，“对过去刷盖了，现在又显露出原标语内容的，要设法彻底刷盖住。”同时，对于油漆脱落、字迹不全的语录、标语或口号要油饰更新，农村山头上用石头、白灰做的标语、口号，要做到庄重、整洁。
从这里可以看出，1976年还在一丝不苟地执行“整顿政治环境”任务，此任务一直伴随文革的始终，成为十年运动的衍生物和维护器，忠实地维系最高领袖的领导意愿，尤其在出现不便局势时得以周转和通关，竭力弥补政策执行的出错和不当。
六
1972年北京市悄声地进行一项“重新布置和整顿政治环境”活动，市委事前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而是在内部督促甚紧，逼迫各区县（局）以点带面，分别制定方案上报。工交组、农林组、文教组等革委会大组纷纷拟定方案送审，同时继续抓了不同类型的样板，并对这些样板组织了参观和讨论。譬如文教组在反修医院召开了卫生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现场会，让与会者在参观检查之中讨论反修医院的政治环境；财贸组报送了以百货大楼为点的商业方面方案，并召集各局领导干部会，进一步讨论和研究这项工作；农林组甚至召来各县委书记，逐条进行了检查研究。
西城区最耀眼的是要把西单南口到西单商场这一段商业繁华的街道，打造成政治环境的模范点。在市委强力推出西城区方案后，各城区领导干部普遍进行了讨论，并召开了区属各单位领导干部会议，逐条进行了研究，进一步商讨和制定了搞好政治环境的具体措施。（见1972年7月26日政治组《关于重新布置和整顿政治环境的近况》）但是到了后期，一旦上级抓得不紧，褪去浮华的政治说教，基层组织反而纠结在事物多与少的偏向上，譬如有的单位认为宣传品越少越好，如前门器材厂有33个车间，只有两个车间有主席像，其余有些车间环境条件不错，没有主席挂像，这被批为不积极，政治上不努力。还有一类就是按兵不动，保持原貌，懒于挪动，如立新百货商店面积不大，却挂有主席像和二十五条语录，有挂像语录过多过滥之嫌，被崇文区委指责为“至今未动”。在一些区县，饭馆可以挂主席像，却不许食堂悬挂，涉事的单位就为此争执不休，意见不一。
从当初的雄浑到后期的琐碎，活动的宏大主题逐渐走偏、变形，人们容易从严肃转向滑稽，从有担当演化成无所谓，这就是文革政治斗争依惯例和惰性而伴生的异化和蜕变。
现在没有更多的文件显示这项整顿活动的全貌和开展的深度，似乎就那么昙花一现，几个月后声息俱无，被其他运动轻易替代。这确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不起眼、不求解的政治活动，起事时不明根由，结束时也无解释。十年文革经常有这种短命、难测的政治活动，随意发动，激情号召，又莫名地让它熄灭。
不断根据形势调整标语口号内容，是“清理政治环境”的常规主项目。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个典型事例作为说明。天安门观礼台和东西标语塔、公安部东侧及人民大会堂西侧的标语一向被视为中国政治的风向标，微小的字句变化都会被外界解读为重大的政策调整，因此其内容大都由中央高层确定，所有的字句变动要经过政治局委员过目认可。
1973年9月国庆前夕，十大闭幕不久，政治议题有不少悄然变化。北京市国庆筹备小组根据对外关系的新近调整，准备对广场东、西标语塔的内容进行改动。譬如西标语塔北面标语原是这样一段：“坚决支持美国人民反对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战争政策和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 筹备小组建议改为：“坚决支持北美、西欧、大洋洲人民的正义斗争。”西面原是：“坚决支持英雄的朝鲜人民反对美帝侵略、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建议变动为：“坚决支持英雄的朝鲜人民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南面原有：“中国人民同日本人民、朝鲜人民、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一道，坚决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筹备小组提议此条更换新内容：“坚决支持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诸如此类，可以见出筹备小组有意减弱反美的力度，尽量不用“美帝”“反动派”这样多年的专用称谓。
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委员姚文元格外谨慎，基本否定筹备小组关于大改标语的意见，他在送交的请示报告上用钢笔批道：“送总理阅批，我倾向于不在上大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可在节日以后、元旦之前作一次调整。现在只改个别必须改者。”观礼台上的西边头条标语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姚文元只是把标语中的“九大”改为“十大”，周恩来同意姚“九”变“十”的改动意见，也表示“其余等今年底再改”。周还细心地用铅笔把这条标语中的“继续”改成“坚决”，使标语的政治立意更加醒目和坚定。（见1973年9月19日《国庆筹备工作小组办公室、宣传报道组致姚文元同志》原信函）
国庆筹备小组历经繁重的考证和排比，好不容易弄出一个全套、庞杂的修订意见，还特意要把毛的“三要三不要”最新语录安置在广场东部显著位置。没想到被高层全盘否定，只是批示修改一两个字。下层的人们没法知晓上层的想法与斗争内幕，谁也捉摸不了“清理政治环境”所包含的实际内容和操作暗示。
对于后人来说，文革运动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不可读解的谜团，我们无法感同身受地去理解当时人们的所作所为，也无法从现代的理性去认同他们的悲欢和苦乐。细究“清理政治环境”一件件繁琐的事务，或许能帮助我们贴近那个晦暗如天的畸形年代。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2013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