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同伐异、结党营私、君子不党……透过这些古老的成语，我们不难想见在漫长的农业帝国中，“党”并不是什么褒义词，在繁体字中“党”尚“黑”，世人忌讳分门结党，“死党”、“朋党”也不是什么好词。老派共产党人李锐先生晚年念兹在兹的就是把“党”搞清楚，几乎逢人便说。自19世纪以来，党派逐渐在古老中国兴起，开始各显神通，1912年民国初创，一夜之间冒出数百个政治党派。尤其是进入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党成为时代的重心，可以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决定了古老民族的方向，一部中国政治史几乎成了国共两党史。特别是1949年尘埃落定之后，党代替一切，覆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影响不可谓不大矣。然而，长期以来，国人并不清楚，在风云跌宕的20世纪，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在国、共两党之外，除了我们熟悉的几个民主党派之外，到底还曾有过哪些或大或小的党派组织。

蔡鸿源、徐友春主编的《民国会社党派大辞典》（黄山书社2012年）收入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治党派，可以窥见那个时代会社党派竞相争妍的风景。有些政党真可谓昙花一现，1923年，留学美国的北大“五四”学生康白情痛感中国内忧外患、既无中心思想又无中心人物，与康纪鸿等留美学生筹组新中国党，提出“发扬中国特性，融会泰西文明”的新中国主义，制定了政治上主张国权统一、国民自治、四权分立（三权之外加劳工），经济上主张差别生产、中庸分配、惠侨保商，社会上主张文化奖励、劳工保护、男女平等的党纲。显然，这些主张中不难看到“少年中国学会”早年的理想色彩，康等都是少中会员。

辞典中的许多党名都是我们今日所陌生的，比如中国中和党、中国少年劳动党、中国大同党、中国公利党、中国民生共和党、中国民主自由大同盟、中国国民自由党、中国民主合众党、中国农工党、中国民主急进党、中国农民自由党、中国劳工党、中国和平党、中国革命共产党、中国急进党等。其实，光是一个中国国民党就是党内有党、党内有派，先后出现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生产人民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中国国民党再造派、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中国国民党革命青年团、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组织，说它山头林立、派系众多当然可以，但也未尝不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观察。深受苏俄建党模式影响的国、共两党，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反复较量，最终以海峡两岸的对峙暂告一段落。那些选择中间道路的党派则分别归向两岸，或消失在历史的烽火硝烟当中。

1947年6月21日，中国洪门自治党、中国民生共和党、中国国民自由党等三党在上海联合组成中间党联盟，提出的政纲包括：要求国家秩序，实现和平统一；要求政治进步，实现多党的政党政治；要求民生安定、确立适应国情的经济制度；要求国际合作，建立平等、互惠、友好的国际关系，并采取主动的外交政策。与大多数主张中间道路的党派一样，中间党联盟也消失在急剧的大变动前夜。

农学家董时进先生1946年倡建的中国农民党，宗旨为“维护农人之利益，促进农业与工业及农村与城市之间平衡发展，并实现以农业及农村为基本之现代化的民主法治中国”。1949年春末，未受邀请的董先生从香港北上，在天津码头一上岸，随身行李即受到严密检查，连一张纸片都不放过。本来他们到北平的目标是寻求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机会，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北京饭店接见了他，当面拒绝了中国农民党参政的意愿。李表示，农民党没有发展的可能，“假使我们要走真正农民的路线，那么农民会加入共产党，不会加入农民党。”并指出董的言论对中共不够友好，当场翻出他的两篇文章来，把段落指给他看。最后李劝告他，“农民党最好是结束，不必搞政治，专门搞技术，从事生产建设的工作。”叫他回去和同人商量一下，他回答已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这般人原本不是搞政治的，只要政治上了正轨，民主实现了，大家可以安居乐业，我们宁愿下乡种田或干技术工作。”李表示，虽然不能承认中国农民党，但认为他们都是一些好人，不是坏人，仍然愿意招待他们。当年6月，中国农民党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党务活动，董时进计划养蜜蜂为业，不久即因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政策而被重庆公安局找去谈话，最后他选择了出走香港。那些因邀参加新政协的民主党派，毛泽东一度觉得太多了，会后想整合成民盟、民革、民建三个，后来因故没有实行，他便顺水推舟说了一句：“既然开销差不多，为何不多挂几个招牌，看来也火热。”这是民盟副秘书长周鲸文《风暴十年》中的回忆。

2013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