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九号院的开放、包容、平等，在王岐山和他的朋友们身上留下印记，在特定历史关头，为中国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本刊记者林珊珊 杜强 发自北京

1990年的一天，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一个工作组走了进来。他们宣布，决定撤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年来，清查组进进出出，另一块牌子“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不久前刚被摘下，九号院的人已接受事实，也就没什么可惊讶的。没人说一句话，各自默默走出会议室。

23年后，我们来这里寻找往事，看见围墙高耸，门口警卫荷枪挺立。我们被告知，这是某国家领导人的住处。门侧依然挂着“清代礼王府”的石牌。

熟悉院子历史的人说，李自成入京时在这里住过3天。三百多年后，当华国锋在院落边上独自徘徊时，杜润生带着一群老中青正埋头苦干，决心给农民新的命运。这是1982年，九号院立起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往后7年，九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

农研室是中央直属咨议机构，5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它最为人知的成果。尽管“文件”早已无法“治国”，但在1980年代，他们却引领了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改革漩涡的中心里，年轻人出现了。

“那时的青年有伤感的、哀叹的、悲愤的、抗争的，也有批判的，杜老引导着一帮批判的年轻人走向建设……他破格培养，委以重任。”多年沉浮后，曾轰动一时的“最年轻副部长” 翁永曦一语概括：“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

年轻人如今已过天命之年，谈及九号院，都流露出纯真神态。财讯传媒总裁戴小京曾是其中一员，他强调自己只是边缘角色。我问他，“农研室毕竟是官办组织，在1980年代理想主义氛围里，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

“改革者。”他很肯定。

“改革者”后来散落各方。2002年，杜润生90岁生日，在曾经起草一号文件的京西宾馆，他们再次相聚。杜润生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他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团队成员王岐山，还将成为中共打击贪腐的最高领导者。

“像三十多年前那样，中国又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一名受访者乐观地认为，反腐反特权预示变化的开始。

他们怀念九号院，以及1980年代的改革氛围。

“我们这一代人，自小受到以天下为己任的教育，”翁永曦回忆起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往事，试图找到一代人的文化基因。

1979年，翁永曦31岁，从内蒙古农村调回北京，到农民报当记者。王岐山和翁永曦同龄，从陕西调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任实习研究员。朱嘉明和黄江南是社科院工经所的研究生。解放全世界的梦想放到了一边，四人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往何处去？

北京像被抛入新的时间轴，到处都在宣扬“思想解放”。青年们从上山下乡的历练中归来，将批判体制的声音贴满民主墙。人大代表的竞选也即将往高校里蔓延。

翁永曦喜欢交友，回京不久就在办公室办了沙龙，三五十人挤着讨论，以后几乎每周都聚会。青年们达成共识：要改变产生“四人帮”的土壤，就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

漩涡之外的农村，农民已经行动起来。就在前一个冬天，当北京的老干部们纷纷沉冤昭雪，一千多公里外，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冒死包干到户。他们太穷了，20年人民公社，村里人数减半。三年大饥荒，村民十死其三，幸存者四下逃生。1978年，饥肠辘辘的农民仍在到处行乞，夏天又遭遇大旱，肥西县山南区土地干裂，连乌龟都渴死了，鸟儿坠落到地上，小麦种不下去。生产队把田分给农民自己种，没想到一包产到户，干旱的土地竟然获得丰收。1979年夏天，安徽参事郭崇毅来京送山南区经验的材料，可包产到户仍是禁区，即便被称为历史转折点的三中全会，对此也明文禁止。

他处处碰壁，直到遇见陈一谘。

陈一谘也是1979年从农村回京的青年，在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和朋友去民主墙看大字报。在他看来，政治民主缺乏基础，从经济入手则是大方向，中共中央也正呼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改革从何入手？来自山南区的材料让陈一谘似乎看到了线索。他很高兴，把材料交给胡耀邦和朋友邓英淘的父亲邓力群，几个月后到安徽农村调查去了。

1980年，陈一谘跑了14个县，调查了3个月。回来后他决定成立研究农村问题的组织，朋友何维凌、邓英淘、王小强、杨勋、江北辰、白若冰、张木生等人很支持，加入筹备。早在1968年秋，20岁的张木生就写万言书提出“包产到户可以增产”，招致牢狱之灾。如今，年轻人重新探索改革路径，从计划经济体系中最薄弱的农村入手。

1979年，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新上任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也在寻找新的历史机遇。这是他自1955年被打为“右倾分子”后的首次复出，有人劝他紧跟党中央，吸取邓子恢的教训。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还在谈集体经济的好处，但敏感的人从语气中揣摩出形势的微妙变化：一年前三中全会规定的“不许包产到户”，已在这年9月改为“不要包产到户”。

杜润生找到胡耀邦，让其将“不要”改为“准许”，胡耀邦要他等待时机。5个月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支持包产到户的万里接替王任重主管农业。不久华国锋辞职，邓小平开始赞扬包产到户及大包干。

杜润生没想到，各省市区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并不赞同。在争论、妥协之中，75号文件诞生了：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

表面看来，包干到户是包产到户程序的简化，“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然而一旦实施，不仅农民将逐步拥有私产，分配及核算也不必通过生产队了，这意味着生产队及人民公社将名存实亡，以此为根基的计划经济也将动摇。老同志们痛心疾首，拉着杜润生：“包产到户，关系晚节！”另一些人更为愤怒：“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在改革的关口，杜润生和支持他的新领导人，需要绕过守旧势力的高墙，寻找更多支持者。就这样，开放的高层和民间的改革青年注定相逢。

1980年翁永曦到农委不久，杜润生就跟他讲中央考虑未来十年向农村投入1500亿的计划，让他拿出方案。“1500亿！”他很惊讶，随后就和工作组出发前往内蒙古调研。火车临开前，黄江南和朱嘉明跑进了车厢。

在当地，他们拉翁和几位朋友聊天，当晚海阔天空，翁永曦畅谈中国社会问题、外交和国际形势。没想到，回北京两三天后的中午，有人喊他：“小翁小翁，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总理看了你的文章，约你去中南海谈谈。”

原来当晚聊天的有新华社内蒙分社社长和记者，把内容写进了内参。翁永曦感到吃惊，“一个白丁，最底层的干部，中南海要听取你意见？”

第一次和时任总理谈话后，又约了第二次，“我说我们还有3个人，是个‘康拜因’，一块参加行吗？”翁永曦回忆说，在80年代的聚会中，自己和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志趣相投，都十分关心国民经济问题，因此四人总在一块讨论，像个小组合，就自称康拜因联合收割机。

“第二次见面，几位副总理都来了，国家计委的几个主任、几位经济学家，也参加了。总理说，这个会议室还没有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进来过，我们来听听几个年轻人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些看法。”

此后，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就常一块儿写文章向中央建言，人称“四君子”。杜润生很赏识王岐山，将他调到农委来。翁永曦说，王岐山“精明能干，不搞心血来潮、昙花一现的花架子。研讨会上，听得多，说得少，总能探骊得珠；喜欢看书，涉猎甚广，总不离思考和解决中国现实和长远问题的大框架。同事、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总很热心，骑个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驴狗子似的。上下印象都好，很快入了党”。

1981年2月，陈一谘们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走上历史舞台，还是学生的周其仁、陈锡文、杜鹰等人都加入进来。成立前一晚，张木生借到了经费，寒夜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摞，是一千元，另一个口袋里又拿出一摞，往桌上一拍说：办好了！

成立会上，邓力群和杜润生都去讲话支持。邓力群帮他们向国家计委主任沟通，最后计委给他们下达了编制。编制放在社科院农经所，农委则常给他们调查经费。

1981年夏天，他们就用农委拨的经费，到安徽滁县调查去了，回来后又参与讨论、起草杜润生主持的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1982年1月1日，文件宣布：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结束了30年之大争论。随之而来，是农委取消，代之以新成立的农研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它的另一块牌子）。农村改革由此通向大道，更多年轻人走了进来。

二十多年后，周其仁仍记得一个细节：有一年文件通过程序后，杜润生派他去国务院印刷厂做最后的校订。他自知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文件付印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后，自己是不可以过目的――文件只传达到县团级，而他甚至不是党员。

“起草反对包产到户文件的人，为什么又成了起草推动包产到户的人？”赵树凯反问。这是多年后才想到的问题，当时只沉浸于“总参谋部”的氛围中。

赵树凯年轻时是个山东农民。他喂牛、赶马车，也听村人说，农民不是人当的。他时常惶恐，为什么生在农村的人将来只能是农民？1978年的高考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4年后，他来到九号院，成了一名秘书。

那年夏天，整个九号院都在忙着第二个一号文件。九号院人来人往，会议不断，几台老旧印刷机成天响个不停。他时常收到办公室主任高文斌电话：通知XX部长明天来开会。他很惊讶，一台保密红色电话一通知，“第二天呼啦来了十几个部长。”

“放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赵树凯感叹。在受访者的描述中，九号院风云际会，全国各地的人物进进出出，纵横交汇。

某个春节过后，刚回农研室上班的干部就被叫去听一场汇报。到会议室一看，是习近平、刘源、万季飞等人。都是从中央到基层任职的高干子弟――熟悉中共干部文化的人，一下理解了其中的抱负和深意。

“他们无所顾忌，敢讲真话，不像地方干部，报喜不报忧。”联络室的蒋中一说。后来，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中提及这段特约研究员的经历，“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们几个（习近平、刘源、陆学艺、翁永曦）请过去，先让我们讲，农村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干部参加。”

翁永曦是1982年去凤阳兼任县委书记的。他说无论习近平、刘源或是他自己，每天直面三农现实问题，都盼望得到杜润生指点。这其中，安排送文件资料、组织会议座谈，“保持基层任职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密切联系”的，是王岐山。

在80年代的相会中，王岐山展现了“广泛交往“及“很强的组织能力”。赵树凯注意到，“风风火火，爱讲笑话，直率犀利很有鼓动性”的王岐山，很快就从楼下的平房搬到二楼，又从联络室成果处处长提为该室副主任。

“他比较特殊，常是杜老直接找他办事。”和王岐山同一办公室的魏唯说，联络室的功能是组织社会力量研究农村问题，将题目委托出去，不断发现新人才。魏唯主持的农村问题论坛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那是一份不定期出版的内部刊物，时常充满激烈的争论。

《走向未来丛书》也是与联络室合作的成果，王岐山担任丛书编委。它构成了1980年代的思想运动之一，正如序言所引用的：“思想的闪电，一旦照进人们荒芜的心田，必将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1982年毕业进入九号院的研究员袁崇法对丛书印象颇深：“这套图书不停地介绍国外先进理念，我们因为封闭了多年，又搞文化大革命，不了解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这些信息整天刺激着我们。”

那些年里，王岐山的办公室成了年轻人的聚集地，每天中午，老人们休息了，年轻人就到那儿交流信息和思想。他们对新资料、新情况、新观点、新思维、新理念特别的敏感，“就怕自己跟不上”。

他们阅读、思考、到农村去，收集最真实的细节，杜润生则总是重复毛泽东那句著名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后来他们发现，九号院的风格几乎重塑了他们。

其中一个故事，蒋中一记了几十年。1982年，他随翁永曦到凤阳挂职，听说一个农民运大米到东北卖，被书记抓去批斗。他们想，这有什么，就把农民救出来，却意外听到他的忏悔：“土改”时他是民兵队长，地分完了，就把老地主捆起来了，要他交出财产，老地主哭诉家里这点东西，都是爷爷辈辛辛苦苦挣下来的。农民说当年无动于衷，等到自己被批斗了，才知其中滋味。

蒋中一很震撼，他去档案馆阅读原始记录，才知道大跃进的饥民死亡状况，“反霸”时十恶不赦的地主，不过是普通雇主。

回到北京，他和王岐山交流情况，王又汇报给杜老，最终派了一个小组，把档案都抄回来。

“上接天，下接地”，翁永曦将之总结为九号院得人心的根本。这里信息无碍，机要室也可以进去查阅文件，丝毫没有神秘感。在去除了等级的农研室，年轻人往往突然发现，自己被重用了。

1982年的一天，翁永曦被杜润生叫去谈话。他忽然被告知，自己是农研室的副主任了。

“杜主任，这个事可不能开玩笑。”翁很震惊，一名普通科员一夜升格为“副部级官员”，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我爹我妈1936年参加革命，到现在才是个局长，把我提到这一级，别说别人不服气，我爹我妈都会觉得很奇怪。杜主任说中央定了，你要服从组织安排。我说到此时此刻为止，估计上下领导对我印象还不错，但这个任命一公布，我就立刻成为王八蛋坏小子了，污水全朝我泼过来。”

一语成谶。他的任职消息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立刻引发轰动。随后，他被高层派去改革发源地凤阳县兼任县委书记。翁永曦大刀阔斧，倍受关注，很快成了改革新星。

毕业不久的袁崇法、魏唯、戴小京和何道峰等人也担任起组长或副组长的职务（农研室一百多人，分为若干组和室），组员不少是局级甚至部级老干部。他们说这是杜润生的智慧：职务和级别待遇并不挂钩。没有相应的级别和待遇，却委以重任。

“和当了官感觉不是一回事。”袁崇法每天沉浸在兴奋中，无论吃饭还是坐公车，开口就和业务有关。魏唯将动力归为成就感，“农村改革大步推进，明显感到农民的生活变好。我1968年下乡插队，对当年农村的情况太熟悉了。”加班干活，到农村去调研，和老乡聊到半夜，他感到充实。后来到了其他单位也加班，但“那股劲看不到了，没有那个心思了”。

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副主任魏唯怀念当时的氛围，“踢门就进太夸张，但杜老的办公室推门就进是没问题的。”

昆百大董事长何道峰更抒情，“平等和自由氛围，像种子植入了我的身体。”1987天夏，北戴河国务院常务会议要讨论粮食问题，重点是粮食价格倒挂（从农民收粮的价格高于供给城里人的价格）导致财政补贴节节攀升情况下如何确定粮食政策走向。农研室要拿一个上会讨论的文件。杜润生让小伙子们先拿个方案，指定由袁崇法、何道峰、戴小京负责找十几个年轻人在十八所讨论。

何道峰还记得汇报时，他们穿着短裤趿着拖鞋就进门了。会议室里坐着主任杜润生、副主任刘堪和几位声名赫赫的老部长。老部长们疑惑地上下打量，杜润生则从容地让他们汇报。最终，表情复杂的老部长们肯定了他们的方案。

流通组组长段应碧是中年一代，回想起年轻人就笑起来：“他们去农村调查，穿个裤衩在人家炕上蹦，鞋也不穿。开大会时，穿个短裤就去讲话了，农民就想，中央来的干部怎么这个样子？”

他们从未问过杜润生为何信任自己。翁永曦偶尔会旁敲侧击：杜主任，这个大活让我们白丁来干合适吗？

九号院是个神奇的院子，当历史更迭到1980年代，北区院落里住进了3位国家领导人。一栋3层灰色办公楼坐落在南区，农研室大多人员就在那儿办公。充满干劲的年轻人无数次走进小楼，研究或是争辩。

偶尔也会看到院子里独自散步的华国锋，赵树凯有时向他问好，他只是点头示意并不说话。有一次，赵的儿子在院里玩耍，华国峰和小朋友说话：你读哪个幼儿园啊，家住哪儿？

蒋中一过去和他握手，叫他华主席。华国锋说，我已经不是华主席了。蒋中一有点尴尬。

“我们还是叫你主席，党内不都是这样叫么？”

“不要叫我华主席了，我不愿你这么叫，就叫华老吧。”

“你在家里都干什么啊？”

“看书呗。”

1976年，华国锋出示了毛泽东一张“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成了接班人。他粉碎“四人帮”，决心追随毛主席的道路，继续捍卫人民公社。但实践论最终取代“两个凡是”，被宣布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包产到户”突破人民公社的边界，成了顺应农民实践的伟大成果。1980年代初，华国锋辞职，一拨老干部也被转移岗位，其中一部分来到农研室。

年轻人再一次惊讶，和自己共事的部级老干部就有二十多位，还有前副总理纪登奎等等。按照某些时期党的标准，他们中的一些人犯过某些时期的“错误”，到几号院也就带着贬黜的意味。但翁永曦说老人们乐于在九号院工作，因为杜润生“包容杂音”，他们总能“畅所欲言，心情舒畅”。

每年秋季，争论就开始了。各组调研归来，拿着自己的成果，提出新的改革方向。联络室也邀请各级官员、研究者参与座谈。老的，少的，保守的，开放的，坐在一起吵上七八天。最激烈的争吵经常发生在农研室老干部和农村发展组的年轻人之间。

在段应碧印象中，发展组年轻人自信，观点新鲜，常毫不客气地打断老人们的表达。

有一次他们和杜润生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拿出数字模型证明一个方案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反驳，年轻人邓英淘脱口而出：“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领导人马上向年轻人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你们慢慢说，我仔细听。”

走出中南海，张木生以为杜润生会批评他们张狂，却听到他嘿嘿乐：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小家伙”和老人的那些最激烈的争论如今看来显得可笑――能不能雇工？雇多少算是资本主义？――这些争论往往被拔到生死存亡的高度。另一些争论夹杂着饥荒记忆带来的对粮食的感情。因而，当年轻人论证粮食相对过剩时，老人们强烈抵触：

“混账话！粮食怎么会过剩？”

戴小京描述这些场景时，坐在五星级酒店的餐厅，气氛有些不搭，但他沉浸在往事中。他试着理解老人们的历史。有一次他和联络室主任卢文出差，“老卢讲起战争年代带着队伍在十万大山里行军躲避敌人追击时抓过一个人，审问觉得八成是老乡，但也不排除奸细的可能。可万一是奸细全队就麻烦大了。怎么办？只能杀。队伍继续往前走时就听到后面大喊冤枉，之后几十年都为此而纠结。”这是戴小京第一次认真听老人们的故事，慢慢“脑细胞开始复杂起来”，“看上去很不合理的事也许有其深刻的原因。”

到了美国农业部，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保守派。看到美国人刷刷两笔画出了供求曲线、理性讲着如何发挥“比较优势”，倏地想起饥饿的童年时代，曾一遍遍数着粮票，到了近乎强迫症的地步。他对他们说，“如果不只饿过一两顿而是持续地饿过一段时间，那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在你们看来粮食供求就是一个曲线，但对挨过几年饿的人可完全不同，在中国讨论粮食政策的时候，那可是直接联系到情感神经的。”

他开始接受――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个合理的东西必须脚踏实地才能往前走。那些年里，让戴小京触动最大的一个词是“实感”，脚踏实地的感觉。“每次坐到桌上来，先不要说我认为，而应该说我去哪儿了，看到了什么，之后才是看法。”

在冲突中找到融合，正是杜润生所要寻求的。段应碧说，杜润生喜欢激烈的争吵，对只有单面意见的座谈会，他会宣布取消。他时常咨询年轻人的看法。如果赞成，他会提反对意见，如果反对，他又说赞成。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真正态度。

翁永曦很快领悟了杜润生的方法，称之为“反方向推敲”：倾向性极强的一件事情，要做反方向推敲，看看能不能驳倒反对意见。反对意见中有合理成分的，也要提炼出来。这样就能得到各方面最大的接受度。

经过如此反复的调查、交锋、论证、磨合、折中，所有的政策被谨慎规范的语言包装成文件模样，最高层领导几乎不做修改就可拍板。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鬼词只有杜老才能发明出来。”何道峰笑着说。这些语言显示了在体制缝隙开拓空间的努力。尽管将土地所有权和支配权分离，不彻底的改革给往后留下了乱局，但改革似乎总伴随着妥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也有一个保存了几十年的细节：

“大包干就大包干，包产到户就包产到户，何必说得那么复杂，又是又统又分，双层经营，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电梯里，刚出校门的陈锡文问杜润生。杜回答说：“小伙子，你从学校刚出来，可不懂得，在中国有时候一个提法不当，是要掉脑袋的。”

某种程度上，杜润生1955年就体会过这种凶险。那一年，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他和部长邓子恢不配合毛泽东过于急切的农村合作化，被斥为“小脚女人”。中央委员会议上，毛宣布邓子恢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有人包括邓本人都义正词严地谴责邓。这是1949年后以意识形态批判打击不同意见者的最早案例之一。此后，邓子恢饱经折磨死去，杜润生跌入政治生涯谷底，人民公社则浩浩荡荡展开了。

往后，凡对农村经济有不同意见者，都被划入意识形态大牢，施之以专政压迫。在打倒“四人帮”的最初年月里，他们宣称，不满人民公社的，都是“四人帮”罪孽！直到1978年，万里挑战人民公社，华国锋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严责万里约束百姓不得有超越中央指令的举动。就连杜润生本人，也不得不公开表示反对包产到户。

“作为部门领导，表态总要和中央一致，不仅要讲不可以，还要讲出不准的道理。但心里怎么想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几个知道他推进方案有多积极，设法撕开口子。”段应碧说。

改革不够彻底，诸多妥协，但年轻人后来认为，80年代以最低成本突破意识形态，波澜不惊地瓦解了人民公社，是了不起的智慧。他们都记住了杜润生的一句话：“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

“如同金子般闪亮”――回忆起这段时光，81岁的姚监复用了这样的词汇。在他看来，农研室之所以能真正去做事，和它摆脱了利益关系密切相关。“管人财物，必然产生部门利益。农研室不管人财物，没有部门利益，是站在全国的角度考虑问题。”

“总理曾批10万部卡车，让农研室转给农村。我跟杜润生说，差价很大的，一辆就是多少万。能不能留1000辆指标作机动？他说不留；我说留100辆呢？他说不留，一辆也不许留，全部分下去了。”

当九号院突破了意识形态和部门利益的束缚，它催生出的一号文件迅速结出改革成果，1983年，农民有了“创世纪的大丰收”。它的成功促使更为困难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了。

一年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释放了信号：“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年的莫干山会议贡献了“价格双轨”的改革方案。这是年轻人和高层改革者绕过官僚体制高墙的又一次遇合。农研室的王岐山和发展组的周其仁、邓英淘等人都加入其中。不久，他们就正式成为同事。

1985年，改革不断深入扩张，发展组也随之解体。张木生等人去办《百业信息报》。陈一谘带了一批人筹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出谋划策。陈锡文、周其仁、邓英淘、杜鹰等人则留守农村研究，编制转入农研中心。1986年，杜润生为他们成立了农村发展所，王岐山出任所长，陈锡文是副所长。两年后，陈锡文和杜鹰、林毅夫成了正副所长，王则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任总经理了。

“为什么王岐山后来转到金融界？”1986年进入发展所的王振耀分析，“因为在发展所时，他去和世界银行谈几亿美元的贷款，启动了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刚开始，世行准备把那笔钱贷给别的国家，岐山领着五六个人的团队，一笔一笔、一个一个跟人家谈判，谈完之后世行代表知道中国改革有希望，决定贷款应该给中国。”

80年代中后期，王还担任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他很少署名发表文章，说自己就是提供平台的。在这个平台上，周其仁更像是学术权威，“周其仁评价高就意味着获得大家肯定。”1986年进入发展所的王振耀回忆，当他的一篇文章受到周“很高评价”后，王岐山也肯定了他，一年内将他提为非经济分析室副主任。

发展所成立之初，戴小京也被借调过去。戴还是学生时，就曾参加过发展组一些调研活动，成了外围组员，他暗想毕业后一定参加他们的事业。现在，终于可以和陈锡文、周其仁、杜鹰一块学习宪法、读书讨论、做调研。

王岐山“历史感很强，喜欢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并不轻易发表看法”，更爱推荐书目。王振耀记得王岐山推荐大家读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经常在一起反复读。戴小京则记得，发展所建立之初，全体人员都在读《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分开章节分头阅读，之后每个人都要讲解和讨论。

读书会一结束，大家就下去调研，为下一年的一号文件做准备。但1987年1月1日这天并没有发布农村文件。

这年的农村文件是1月22日下发的，编号为五号文件。学者陆学艺注意到，这个文件和前面的写法有所不同，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一系列指导文件做了简要总结，像是告别演说，亮明心迹，祈望未来。

问题从1984年开始变得复杂。农村改革开始与城市利益息息相关。这一年，农研室提出改革粮食统销统购制度――1953年建立这一体制，是为了低价收购粮食，以支撑工业建设。

当杜润生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谈起这一设想时，姚依林对他说：“老杜啊，让农民做点额外贡献，这种体制恐怕得维持下去。”杜润生说，“做贡献我不反对，但应贡献到明处。5%的土地税可提一两个百分点，其他都平等交换，以有利于激励生产。”姚依林说，“时机成熟可以这样搞。”

这一年大丰收带来粮食卖难、存难、运难，刚好是个契机。他们着手改革统购统销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合同收购和市场收购。这形成了1985年的一号文件主要内容。可1985年粮食出现大减产，随之而来的是粮价上涨、抢购恐慌，以及激烈的干群冲突。

事后看来，杜润生认为“大减产”另有原因，简要归纳有三：一是连年丰收的农民发展多种经营，转移了投入方向；二是政府对大丰收准备不足，采取了购粮“打白条”和拒购行为；三是改革统销统购制度时，合同制的细节不够科学，不能鼓励农民继续生产――在当时，这成了一些人否定农研室的证据。

这些人窃窃私语，说包产到户走到了尽头。赵树凯观察到，从上层到外界对于九号院有了质疑，甚至是激烈批评；农村改革研究陷入了某种僵局，九号院似乎有找不到北的感觉。“在餐厅吃饭，或者在班车上，聊起下一步的改革，明显感到改革着力点不甚清晰。”

五号文件果然成了终结，之后两年就没有像前几年那样的指导文件颁发。在戴小京看来，这已不是发一个文件就能解决农村问题的年代了，利益矛盾日趋复杂。

1989年初，戴小京去海里参加国务院副秘书长主持的粮食协调会，听到有关部委和有关省区在讨价还价，终于体会到“管柴盐油米的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们自然和作为改革咨议机构的农研室有所分歧，“执行部门觉得你们老影响我过日子，老想着改革，我日子都过不了，改个屁，是吧？他说我刚要把日子过好，你又改。我们则说过日子的人太保守，要你们这么过，就过到黑去了。但终归还是过日子的人多，一旦出点什么问题，大家都说是我们把这篓子捅大的。”

这一年，“物价闯关”已经失败，当戴小京去参加物价改革会议时，能感到艰难的关口已经来临。会上，物价局几位局长：一个管今年的价格改革，另一个管明后年的价格，还有一个管长远价格的，都说自己这个阶段动不了。“改革”像是烫手芋头，成了击鼓传花。

九号院伴随着这时代，结束了。

多年后，赵树凯再次经过九号院。当年向往做研究的秘书，如今已是著名三农学者。2006年给胡锦涛等政治局委员讲课时，他想起19年前陪同纪登奎去贵州调研，纪登奎和胡锦涛晤谈的那些场景。从中南海到九号院，他时常感慨，“我是毛主席的遗少，已经落在了时代后面。”

走在时代前面的年轻人意气风发，不曾想九号院也物是人非了。

农研室撤销后，人员分往5个部门，人最多的是农业部农研中心，段应碧任主任，“他是九号院的承上启下者。”魏唯说。但段应碧并不认同，“全会把阶段目标、大的路子都定了，我就是贯彻，只能按照那个做。不是我想做什么。”

1992年刚刚入夏，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混合了左右的复杂词汇，借助它，改革之船又被拉回了航道。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以填补九号院撤销留下的空白。段应碧主管办公室工作，手下只有七八个人，办起事来常常捉襟见肘，后来干脆把陈锡文调了进去。

魏唯1990年代初去参加一次座谈会，满眼都是旧同事，大家纷纷议论，“农业软科学的研究经费很有限，研究能力强的业务人员，更多地参与了基金会资助的国际研究，只拿有限的时间应对政府任务”。

农村改革形势却丝毫没有变得轻松。财政“分灶吃饭”已实施5年多，财权过度集中到中央，全国两千多个县级政府一半入不敷出……段应碧不断听到这些消息。

1993年人代会上，他们提出增加农村财政拨款，改善教育和医疗条件。“那就加点吧，实在看不下去了，几乎每个领导都是这个看法。正说呢，不行了！”说到这儿，段应碧停下了手中的香烟，“美国向伊拉克发射巡航导弹，从烟囱钻进去，在一楼爆炸，百米外新华社记者所在的酒店却毫发无损。这个太厉害，咱们没有点东西不行，要搞杀手锏，就要钱。当时只有3500亿元的财政，怎么办？”

预备给农村增加的拨款只能作罢。那些年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阴影还在飘荡。电视里的中国将军再也不夸耀战士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是兴奋地介绍更换了多少新式武器。

撂荒了耕地的农民投身城市“盲流大军”，出现在所有可能的街角和天桥。而国企改革正造就着史无前例的失业人口，1995年城市中有564万人衣食无着，250万人领取救济金――就业机会首先属于城市失业者，对于驱赶和收容，农民工只能选择忍受。

“80年代的改革是意识形态之争，观念变了就行。但是90年代的改革是城乡利益的博弈，城里人自己都解决不了，哪个市长能提出‘善待农民工’的口号，就算不错了。”段应碧似乎觉得有些片面，掐灭了烟头补充说，“道理都知道，你当个家试试？”

“1996年就酝酿取消农业税，但不能对外讲，讲出去就通不过了。只发了个九号文件，说了一句，税费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取消农业税以外的其他东西，全国都搞了，中央文件还是叫试点，因为地方都不同意。”

段应碧和陈锡文还想把农民工问题写进中央文件，一番激烈争论后，往往只留下聊胜于无的一句话。而改革收容遣送制度的设想，从一开始就遭到公安系统反对，他们说城市中一半刑事犯罪都是农民工干的。“我们当时给领导送材料都说，宪法没授予这个权力，说到这个程度了，司法部门协调不下来，因为涉及法律修改。”

赵树凯体验过小菜贩的艰难，知道收容所里的毒打和强制劳动，“为什么农民总被牺牲？那么多中央文件，国务院一次一次会议，却没有农民的声音，农民为什么成了局外人？”

中农办尽管是农口重要机构，却也是“大局”的一部分。90年代改革重点已经转向城市，市场经济制度、金融改革、国企改革，重要性都排在农村之前。九号院创造辉煌的背后，是历史垂青，是高层重视，而在后一个十年，利益博弈的格局中，农村与农民处处落败，“没往后退已经算不错了。”段应碧说。

2002年以后，城市下岗潮消退，社保体系初具雏形，借着“孙志刚事件”的舆论环境，“我们顺势做文章”，多方合力，终于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此时，中央财政逼近两万亿，“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之后是取消农业税，政策转变之下，乡村开始恢复生气。

“小产权房不合法，不是对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歧视，是因为土地规划不能建房。”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阶梯教室里，我们见到了陈锡文，教室旁走道里挤满了学生和记者，有人未经许可就站起来喊出问题，陈锡文一一作答，声音不大，似乎所有问题都不足以挑战他。

讲座结束，二三十人朝讲台涌去，将陈锡文团团围住，3名助手不断提示“对不起，让一让”。第二天，他说过的话就占据了报纸的显著位置。

接任中农办主任以来，他的声音屡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痛批农地增加挂钩，声讨“农民上楼”，反对突破耕地红线改变农地用途。在他背后，城镇化的机器轰然作响，每年有2100万人涌进城市定居，房地产疯狂生长，土地供应日益紧张。随着城镇化成为当下中国的焦点，他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市长们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经营土地的主意，都被陈锡文识破和抨击。一次调研中，一位地级市领导告诉陈锡文，准备用3到5年时间把所辖村庄全部拆迁，省出100万亩建设用地。

――“哪来这么多钱？”陈锡文很惊讶。

――“100万户农民让他住楼，至少省出70万亩地，50万一亩就是3500亿，100万亩就是7000亿，什么事干不了？！”

――“你真是了不起，将来出了问题哭都来不及！”

陈锡文阻力重重，“市长们反对他。挡住一些人的财路了。”一名受访者说。

自由市场派学者批评：没有人比农民更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把土地分给农民，赌了、卖了，那是他自己的事，他不是你孩子，你管什么？没有粮食，可以从国外买。

陈锡文则认为，农民工并没有真正成为城里人，教育、就业、社保都没有完善，所以不得不留一条退路，一旦城市经济滑坡，至少可以退回去，2009年的返乡潮就是例子。

在农民无法自发组织的时候，70年代末的农委、80年代的九号院、90年代至今的中农办，其人格化形象是“家长式”的：它知晓利害关系，掌握着进退机宜，必要时顾全大局。

“应不应该把农民当作最重要的政策决定力量？”赵树凯问。7月接受我们电话采访时，他正在美国一所大学访问，在档案馆见到了80年代改革的历史文献。为什么赞成和反对包产到户的都是同一拨人？他的答案是：“九号院其实是高层政治的工具，它之上还有一种力量，那种力量告诉九号院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

可他又产生了疑问：“那种力量的依据又在哪里？”

1980年代末的一天，戴小京走在北京街头。

“我当时羡慕开大卡车的，全国到处跑，就想将来开大卡车去。”在等待的日子里，戴小京计划未来，还开车到天津帮同学拉鱼，“有钱就给我点钱，没钱就给我点鱼。”

就在准备远离体制去过率性生活时，一位领导打来电话说，“你也晃悠够了吧？总还得为国家继续做点事吧。”于是就被介绍去见了王波明。当时叫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戴小京的新角色就在这里。

这基本是一家民间机构，市场化运作。戴在这里除了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创立，创办《证券市场周刊》，还一度被派到广西北海筹建证券业培训中心，结果就在那里盖了个酒店，连经营歌厅和夜总会什么的都干了。离开体制，自嘲说变成迎来送往的“地陪”，戴小京感到些许失落，时常想起九号院的时光，想起二十七八岁时带着工作小组去实验区指导工作、给地方几套班子领导讲话的情景。“那时很自以为是啊。”说完又换了表情，“当然，从政肯定没我现在过得自由。”

与戴小京同时，何道峰离开了体制。“我觉得这样下去找不到生命的乐趣，那个时代让你觉得，政治上你对这个国家有什么用呢？我看不出来。”下海后，何道峰成为中国最早涉足房地产的商人，不断收购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如今已是成功企业家。

见到何道峰的那天晚上，他约了同一个小区的3名业主，商量怎么应对业委会的违规选举。几天后，他联合一百多名业主要求暂停选举，重新修订业委会规章，候选人要进行书面演说。

“九号院出来后我落下了病根，有改革情结，所以我走到哪就想改革到哪。”1999年，何道峰以志愿者身份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取消基金会的事业编制和行政级别，首次将官办组织改成民间社会组织。

“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他们先是专制或威权政府，搞市场经济化后搞社会市场，最后水到渠成，中国只能走这个路。”小到社区维权，大到扶贫基金会改革，何道峰习惯了用宏大的历史视野去审视。他逐渐否定了时髦的“顶层设计”，即便是九号院时代的改革模式，他也认为已经结束了，“不会再回到那个路线了，我也已经翻过那一页。”

伴随着80年代的落幕，政治权威也开始消散，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部门与部门，各自计算、各自追逐，中国政治的逻辑悄然改变，“文件治国”再无可能，改革的图景等待着重新书写。

“现在，上级精神对于我们不再重要，除非这是个直接给钱的精神。如果不能增加乡镇收入，上级无论什么新精神，对于我来说都是白费精神。”去基层调研时，有乡镇党委书记直截了当地告诉赵树凯。他发现，“许多政策文件，上级怎么写，下级怎么写，如法炮制，层层转发，转发完了往往一了百了。”

复杂和坚硬的利益格局下，没有人具有统揽一切的权威与智慧。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变革的契机并不在庙堂，它只能从社会的肌理中缓慢生长――社会组织、市场化媒体，也许正是这肌理的一脉。

戴小京如今是联办常务干事，财讯传媒集团总裁。1992年以来联办陆续创办了《证券市场周刊》、《财经》等二十多本杂志。 2012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决心实名举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他发出微博后，很快收到戴小京短信，“昌平啊：务必克制啊！”平时被认为镇定、气场强大的戴小京，少见地使用了两个“啊”。罗昌平意识到：这一次他真的有些急了。

第二天，两人约在公司附近吃午饭，戴小京问了举报的来龙去脉。“很难想象，换一家机构我会遭遇什么样的下场。这种宽容既看到了杜老魅力的影子，也更多源于他们大风大雨的经历。”罗昌平在回忆文章《打铁记》中说。

《财经》杂志曾经遭遇的风浪，也许让罗昌平对戴小京的反应早有判断。

“你没有压过稿子吗？”我问戴小京。

“怎么可能没有过，我再怎么跟你保证我们不干涉，你也不能全信。但是反过来说，我们如果真是天天干涉，能有这个杂志吗？一年到头，不会超过一两次。今年以来肯定是零。不定期的，我们会开个会说，大家得悠着点，注意建设性。如果我要说什么，会在事后。通常不是政治原因，而是新闻操作的规范问题。”

接受现实，诚恳地面对存在的合理性，戴小京的回答暗暗地吻合着九号院时代的行事风格。自认为是“改革者”的他，对于隐蔽的风险很敏感，运用着“界限的艺术”，既保全自己又能有所作为。当然，他会倾向于表达“杂志只是一个生意”，有时又难掩骄傲，“《财经》杂志还是挺有影响吧，在改革问题上这本杂志是有使命感的。”

关于“界限”，他每天都与之共处。每天早晨醒来，九号院的那个自己就跟着苏醒，很自然地“关心起13亿人的事”，很快又告诉自己――“还是先关心关心公司1300名员工的事吧！”

“我不想要特别硬，我想的是橡胶那样子，不软不硬，所以才能在金属和石头之间起个缓冲作用。越是多元化的社会，越是高速变迁的社会，越需要这种缓冲。首先你得存在，你自己都不生存了，你有什么意义？”戴小京说，“杂志是个平台，也是个船，大家还得待在上头，理想主义最后也得扎根于现实。都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那是因为有个藕在底下，哥几个别把藕给忘了。”

看似远离了政治的场域，细究之下，是在培养公民社会空间，仍与政治互动。不过，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转型路径少有复制者，《财经》的存在也被称作一个奇迹――这既证明了开拓价值，也显示了变革之难。

这样的路径，似乎也是杜润生所期盼的，95岁时他曾说，他最希望看到两件事，一件是土地确权，一件是成立农会。

早在80年代，杜润生就曾向邓小平建议成立农会。邓小平说，共产党代表农民利益；杜润生又解释，党代表农民利益，也代表政府利益，农民利益和政府利益有时矛盾；“好，那就看一看，3年后再说。”邓小平回答。

一等已过30年。

7月18日，北京紫竹桥附近的酒店里，九号院的老同事聚在一起，庆祝杜润生101岁生日。投影中的杜老像个孩子，摆弄拐杖，拿反了手机，拢着耳朵做出听不清的姿势。

温家宝、王岐山、陈锡文、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等人到医院去看望，俯下身听老人家讲话，屏幕上出现哪位老同事的身影，现场就轻唤一声他的名字，“毅夫”、“锡文”、“岐山”……去年，王岐山自己开着车来参加杜老的生日会，“我是中午逃出来了，因为实在想见见你们，1点钟必须得走。”

他们都说，王岐山始终保持着九号院的风格。

“他从不听套话，有事说事。5句话能说清楚的就用5句话。你要说50句，还没到正事，你就不要说了，他不听。就是这种风格。”王岐山任北京市长时，蒋中一去办公室看他。王岐山说，有些人不适应，对他有意见。“我不改，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给他们扯这些事，留下时间我还不如多看几本书。”

“语言系统、办事风格，跟已经形成的官僚系统不一样，”蒋中一说，“但他尊重这个规则，他知道多年形成，破不了。”

九号院的开放、包容、平等，无可避免地在走出的人的身上留下印记，既是个性的、思维的，也是感情的。一位受访者见证过这样一场景：90年代末一次会议中，周其仁发表了观点，领导不悦，说他们无非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周回应，怎么着？我就愿意当徒子徒孙。

杜润生的“徒子徒孙”已然散落四处，九号院的故事也显得遥远，人们回忆它、总结它，总是带着期望，似乎其中蕴含着某种可能。

在北京东三环附近的一间办公室里，翁永曦决定对我们说些什么。当年成了最年轻副部长，羡慕与仇恨夹杂着污名不断袭来，他被迫离开体制，下海经商，如今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他仍然保持着热情，像三十多年前那样，时常下去调查研究。他递给我们名片，正面是名字，背面是电话和邮箱，没有企业名称，没有职务和头衔，只印着握手图案。他说，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永远是朋友。我是良民翁永曦。

采访到最后，翁永曦找来一段文字，要读给我们听。那是有记者提到“农民不能恢复成立农会，很难抵制权力侵害”时，杜润生回应的话。

翁永曦站起来，右手拿着文章，背后的灯光随着他身体晃动，有点儿刺眼。他大声地、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

“林肯在签署《解放黑奴宣言》以后，有人问他，你怎么敢将成千上万的黑奴从奴圈里面解放出来，你怎么敢，你不怕天下大乱？林肯很平静地回答说，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可怕的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感谢段应碧、姚监复、郭书田、魏唯、翁永曦、赵树凯、袁崇法、戴小京、何道峰、蒋中一、张木生、王振耀接受采访及提供的大力帮助。部分内容参考孙方明《潮聚潮散》、余展高文斌《我所认识的杜润生》、杜润生《杜润生自述》、凌志军《1978历史不再徘徊》、赵树凯《农民的政治》、《农民的新命》、柳红《八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及《财经》杂志、《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的相关报道，特此致谢。实习生郑子琳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