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日本首相安倍氏参拜了东京靖国神社，许多日本国民为之振奋，国际舆论则哗然，中韩则更批安倍奉行路线“右”海无边、“欲”海无边。今年初中国《环球时报》发表题为《打赢同日本的“舆论甲午战争”》的文章，最近日本媒体也多刊文关注中国动用官方力量在世界舆论界批判安倍政府。

安倍在去年2月访问美国华盛顿时发表演讲称“一个强大的日本回来了”，今年安倍元旦新年致辞又说“夺回强大日本的战斗才刚开始”。世界不要低估了安倍的坚毅性格与宏大愿望，更不要低估了二战后出生的许多日本政人、国民对突破战败格局、恢复正常日本的责任担当。日本能否牢固获得钓鱼岛、独岛及“北方四岛”另当别论，但日本走出牢笼、恢复自由的前驱不可阻挡，这是日本内生的强大愿望所致。

中韩受日本战祸最惨，但中韩并不是对日战胜国中的对日驻军国，故谈不上如美国一样地“驾御”日本，只有所谓“反制日本”而已。中韩反制日本有很多内容和手段，但我去年初曾撰文指出“反制日本需要占据人道主义之高度”，即使是纠葛日本二战历史，也要牢牢站在人道主义的高度上，这样才有对日本历史、文化或国民性的解剖力，才有伦理道德上占据世界性、普遍性的道义力量，才能赢得欧美文明人及全世界文明人（非文明人除外）的伦理关注与道义支持（至少是不反对）。

我友杨际开先生去年曾为日本靖国神社及日本二战反省问题辩解说：“日本国民对战争的反思，还没有超出‘国家’这个框架……他们要对为‘国’捐躯的先人表示敬意，为战争的受害者祈祷，也表达了和平愿望。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在人情上，悼念死去的亲人也是可以原谅的事情。在这里，如何来区分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界线，取决于每个人的良知。我相信，日本国民的大多数是已经彻悟的。”

此说法很典型，在日本国内很有市场，但我致信批评杨先生观点时指出过：日本的暴行正源自国家至上与国家扩张，既然于侵略战争之反思未超出国家及敬意自己先烈的框架，又如何“已经彻悟”？彻悟什么？在单独为日本烈士表达敬意、感谢的日本礼式中能哀悼、悲悯到他国百万千万的屠杀亡灵、战祸哀魂吗？屠杀未发生、战犯非实有、侵略无定名等历史认识、伦理主张下，不向他国遭战亡灵致礼悲悼而只向本国施战亡灵致礼敬祷，此蕴涵何良知？日本官方做到了象德国官方一样亲到他国祭悼亡灵并严禁国民否定暴行、美化历史吗？日本官方不仅不亲临他国祭悼，甚至日本首相还趾高气扬地参拜供奉纳粹战犯神位的东京靖国神社，且连本国“8·15”纪念日都不再提反省自己战争罪责、哀悼他国死难者、誓言永不再战等，此是何等人道良知？

靖国神社则是一只神奇的“潘多拉盒子”，这个盒子里有很多诡异的日本政治“舞蹈”，但这些舞蹈命中注定带上了人类道德的“镣铐”。质言之，日本政治领袖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必陷入“激励日本—激怒邻国”的政治困境，更必陷入“国家主义—人道主义”的道德困境，而此道德困境是日本政治领袖参拜靖国神社的最大硬伤。二战时日本罪行毫无疑问不是一般的领土侵略，而是带有种族屠杀罪行的人类人道主义大灾难、大罪行。对这样罪恶累累的历史，日本有象德国于二战后一样的忏悔与救赎吗？虽然日本有本多立太郎、岩田隆造这样有良知的老兵晚年蹒跚地到中国南京等谢罪，但他们在日本社会是罕见和孤独的，他们还受过他们国民的恐吓、威胁，他们的谢罪言行也并不为日本媒体、舆论所报道，他们也说出了“现在很多日本青年对这段历史根本一无所知，甚至还有歪曲的认识”这种真话。

二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带来了巨大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对人道、人权的血腥吞噬。但东亚并没有好好吸取这种人道与人权的教训，所以人道与人权的觉悟在东亚并没有象在德国及欧洲一样深入人心，二战后日本频频对历史有奇怪的二战观及伦理翻案也就并不奇怪了。日本当局虽然经常回避因果关系而将自己单独塑造成二战同盟军海陆空作战及核弹轰炸的受害者以表达人道主义悲情及国家主义忧患，但对自己侵略亚洲的历史或暴行却依然奉行纯粹式的国家主义而压倒了人道主义，他们多数人只有对内的悲情与敬意，却没有对外悲戚与歉意，以至于有人道主义反省意识的“珍稀”日本政人（如鸠山由纪夫）或文化人（如宫崎骏）反而成为了日本异端甚至“国贼”。

如果日本继续高标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立场而拒绝人道主义、仁道主义的战争反省，拒绝人格、国格的人道主义、仁道主义改良，那么日本将永久背负二战罪行、二战记忆而永远被亚洲尤其是东亚所鄙视、谴责甚至愤怒，日本也自然无法进入世界政治、人类良心的潮头，无法获得二战同盟国家的真心信任与宽恕。今天的美国如此与日本结盟，实非民主政治使然，更非真心与良心地尊重日本，日本右翼领袖石原慎太郎说日本不过是美国的“妾”是实话实说，中国报纸评论称日本不过是美国的“豢犬”亦是难听但生动的比喻性修辞。

《坛经·忏悔品》说：“忏者忏其前愆，从前所有恶业、愚迷、憍诳、嫉妒等罪，悉皆尽忏，永不复起，是名为忏；悔者悔其从过，从今以后所有恶业、愚迷、憍诳、嫉妒等罪，今已觉悟，悉皆永断，更不复作，是名为悔。故称忏悔。”前愆不忏，从过不断，则必罪业时时复起，日本不老老实实回到明治维新前的政治版图上，还在美国的支持下将琉球失而复得之后梦想再吞进钓鱼岛、独岛（日本复得北方四岛不过是远远的憧憬，中国于东北失去的领土则做梦都不敢），那么日本的二战战败前罪业就没有彻底终结。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日本不彻底走出国家主义来实际反省明治维新以来的侵略战争尤屠杀行为，日本就没有“彻悟”。

为纳粹暴行下跪忏悔的德国前总理勃兰特说：“谁忘记了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不能忘记这样的历史正是由于灵魂里还有人道主义底线，倘若这种底线都没有了，这不回到了纳粹式的心理基盘么？这样丧失了人道主义底线的灵魂，当然是病入膏肓甚至无可救药了无疑。德国之所以在伦理与法律上彻底否定自己纳粹时代的政治历史及军队行为，正是基于人道主义，基于人类文明的最底线。也正因完全否定了纳粹，德国的自我救赎也完成了。什么样的文明都不能越过人类伦理底线，东亚文明的基盘如果不基于人类文明之基盘，那么所谓东亚文明、亚洲主义亦不过是自闭自恋式的幻觉或怪胎而已。

如果日本政治及日本民众如德国一样真正获得了对二战的人道主义反省，那么日本才因此而获得“仁”及人类文明，获得东亚甚至世界的宽恕与友爱；而如果深受日本战害的中国等也获得了对单一阶层、单一民族至上的国家暴力及国家暴力思维之深刻的人道主义反省，那么中国人等才真正获得了“仁”及人类文明。所以，反制日本需要中国进入人道主义，需要日本的亚洲侵略战争之受害者的人道主义联合，需要人道主义的呼唤与行动。中国是日本亚洲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中国有责任出面批判日本的非人道主义战争及依然残存的“大和帝国”的政治梦想并同时优先地推动中国自身的人道主义进步。

孔子说“人道政为大”、“政者正也”，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日本想主导东亚甚至亚洲是他的政治意愿，也是他曾经的历史画卷，这是日本政治领袖参拜靖国神社的理由，但日本的岛国宿命、孤族骄狂及人道主义思想等的匮乏，决定了他主导不了东亚，更主导不了亚洲。而中国要影响东亚及亚洲等，除了美国式的力道与技道，更需要东方式的“正道”与“仁道”，于外政如此，于内政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