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多年来两岸经济关系的演变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化发展密不可分。两岸经济关系的恢复与发展，是两岸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化发展，促使两岸经济关系形成以产业梯次转移为主导的发展特征。目前，两岸经济关系已成为两岸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平台，推动了两岸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今后，经济全球化进程与两岸经济转型将进一步推动两岸经济关系向纵深发展，并对建立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机制提出更迫切的要求。

关键词：两岸经贸、全球化、产业转型、两岸交流合作机制

壹、两岸经贸政策互动与经济关系的演变

回顾二十余年来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两岸关系的缓和与经贸往来的恢复（1979-1987年）

两岸经贸往来的恢复，始于1970年代末。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大陆进入改革开放时期。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首倡两岸「三通」主张，其后经过1981年的「叶九条」和1983年的「邓六条」，大陆对台政策完成了由「解放台湾」向「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历史性转变，使两岸军事对抗状况大大缓和；同时，大陆加快改革开放并逐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也使两岸经贸活动增加了新的市场诱因。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大陆有关部门开始启动对台贸易活动。1979年5月8日，外贸部颁布了《关于开展对台贸易的暂行规定》。1980年6月，商业部颁发《购买台湾产品的补充规定》，对进口台湾产品免征关税，对台商购买大陆货品优先供应。1979年起，大陆开始主动邀请台湾商参加广交会，并于1980年主动派出大型采购团赴港采购台湾产品，仅第一批合同金额即达8，000万美元。1「厦门市对台贸易促进中心编，《对台贸易手册》（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1年），页51.」1983年4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台湾同胞到经济特区投资的特别优惠办法》，给予台商在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费等方面一系列优惠，允许30%产品内销。两岸经济往来进入恢复时期。

这一时期，两岸经香港的转口贸易额由1979年的0.77亿美元增长至1987年的15.15亿美元，增长近20倍；其中大陆自台湾进口额由0.21亿美元增至12.27亿美元，台湾自大陆进口额由0.47亿美元增加到2.89亿美元，增长近6倍。这时的两岸贸易也基本处于互通有无阶段，与后来两岸间的投资推动型贸易特征有着很大不同。同时，随着大陆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在1980年代初期开始有部分台商通过在香港、新加坡、泰国等第三地设立子公司方式，试探性的赴大陆投资，这些投资形式隐蔽、规模很小，均为加工出口型的劳力密集型产业，主要散布在广东与福建沿海地区。

二、两岸政策互动与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1987-1992年）

1987年前后，台湾方面解除「戒严」和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台商赴大陆投资逐渐化暗为明；台湾民众赴大陆人数迅速增多，由1988年的43.8万人次迅速增加至1992年的131.8万人次，五年间增长3倍多，其中许多民众借探亲名义赴大陆进行经商和投资活动，两岸经贸交流活动开始活跃起来。

针对这一形势，大陆制订和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法规与措施，加强鼓励台商对大陆投资与开展两岸贸易活动。在投资方面，198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即「二十二条」），对鼓励台商到大陆投资首次提出了系统的规定，予以台商以较大的优惠与便利，对台商在大陆投资的权益提供保障。此后，国务院批准在福建省马尾、杏林、集美、海沧等设立台商投资区，有关部门并专门为台商投资设立专业配套资金。

与此同时，1980年代中后期台湾也步入新一轮经济转型期。多年累积的巨额贸易顺差使台湾资本大量过剩，在当时台湾仍保持外汇管制和投资机会减少情况下，大量资金涌向房、股市，造成严重的泡沫经济。同时，新台币大幅升值、土地与劳动力价格迅速上扬，加上「解严」后环保、劳工等社会运动激发，使传统以加工出口为导向的劳力密集型产业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

为解决「泡沫经济」问题，台湾于1987年大幅度放宽外汇管制，允许每人每年汇出外汇金额500万美元。于是台湾劳力密集型产业大量向大陆转移，赴大陆投资迅速增多。

从台商赴大陆投资情况看，按照台湾统计，台商大陆投资额由1980年代中期的1亿美元左右增加到1991年的9.3亿美元（累计），投资项目由不到100件增加到2，730件（累计）。按照大陆有关部门的统计，投资件数由1988年以前的435件增加到1991年1，735件，增长4倍多；协议投资金额同期由6.2亿美元增加到13.9亿美元。这时赴大陆投资的企业，其大部分生产设备由台湾搬迁而来，生产原料也多由台湾进口，拉动了台湾对大陆出口的快速增长。据估算，从1988年到1992年，台湾经香港转出口大陆金额由24.8亿美元增长至105.5亿美元；经香港转进口大陆货物金额也相应由1.1亿美元增加到23.4亿美元。2[高长、宋恩荣，《台海两岸三地间接贸易之实证分析》（台北：中华经济研究院，1994年）]两岸经济关系由此步入快速发展期。

三、两岸经贸政策的法制化与经济关系的深化发展（1992年至今）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大陆掀起了第二次改革开放的高潮，经济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在引进台外资政策上出台一系列新政策和优惠措施，对台经贸政策不断完善，并趋向法制化。1991年，外经贸部提出发展两岸经济关系应坚持「直接双向、互利互惠、形式多样、长期稳定、重义守约」的基本原则。1993年9月25日，为便于管理两岸民间的海上贸易往来，外经贸部与海关总署又联合发布《对台湾地区小额贸易管理办法》。1994年3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这是第一部专门就台胞在大陆投资制订的法律，标志着大陆对台政策走上法制化轨道。1994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对台经济工作会议」，将推动两岸经贸交流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重点。随后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发展海峡两岸经济关系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对台商投资的领域、项目和方式，采取「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原则。3[《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zixun/flfgk/item/dwjjf/falv/1/1-4-3.html]1996年8月，交通部和外经贸部又分别发布《台湾海峡两岸间航运管理办法》和《关于台湾海峡两岸间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办法》，规范两岸航运市场，促进两岸海上通航的发展。2000年12月，为应对两岸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外经贸部颁布《对台湾地区贸易管理办法》，就对台贸易的指导原则、管理方式、纠纷解决等进行了规范，使开展对台贸易有了公开的指导依据。

与此同时，台湾经济结构调整速度进一步加快，传统劳力密集型产业加速向海外特别是大陆地区转移，并进而带动了中上游重化工业的大陆投资步伐。台湾的大陆经贸政策也进行了一定幅度的调整，1992年后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基础上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对大陆投资、贸易等领域的许可管理办法，从而步入「法制化」轨道，并逐步开放大陆产品进口与台商赴大陆投资的规模与范围。在两岸间接「三通」上也有所松动。

在上述背景下，两岸经济关系自1990年代以后步入深化发展期。一是台商赴大陆投资维持快速增长、迭掀投资高潮，其中1992年一年的台商赴大陆投资额就超过过去历年累计总额，1993年投资额又超过1992年前的累计总额。按照大陆统计，截止到2003年底，台商赴大陆投资项目为60，623项，协议金额706.3亿美元，实际投资金额365.1亿美元，大陆成为台商赴海外投资的最主要地区。同时，赴大陆投资的厂商由过去的中小企业为主转为大中型企业为主，投资行业也由传统劳力密集型产业转变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二是两岸贸易在投资带动下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按照台湾统计，两岸贸易总额由1992年的108.2亿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583.7亿美元，增长近6倍；其中台湾对大陆出口额由97亿美元增加到493.7亿美元，大陆对台出口由11.3亿美元增加到90亿美元。大陆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地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三是两岸经济关系呈现多元化发展，除贸易、投资关系外，两岸在农业、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交流全面展开，两岸间接「三通」也取得一定进展。

贰、全球化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

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两岸至今仍处于间接、单向的基本格局，即：两岸仍未实现全面直航；大陆企业、机构无法进入台湾投资、设点，对台产品出口也受到诸多管制；台商赴大陆投资仍受到一定限制。尽管如此，两岸经济关系仍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这其中，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化发展扮演了主导力量。

一、国际产业分工与两岸经济关系

两岸经济关系由恢复到快速发展，与国际经济的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冷战后，经济全球化成为新的浪潮，世界范围内各国和地区间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的趋势不断强化，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性规则或机制也趋于形成。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各国和地区间在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迅速增强。尤其1978年后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其充沛廉价的劳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以及迅速扩大的内需市场，越来越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进而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及产业分工产生了深刻影响，国际产业分工尤其是电子产业分工的链条因此而大大延长。

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实际上是国际产业分工深化发展的结果。而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化，则与国际直接投资密切相关。根据弗农教授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4[Raymond Vernon，"International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Economics ，May 1966，pp.190-207.]产品的成长过程可经历新产品时期、成熟产品时期和标准化产品时期三个阶段。一旦进入标准化产品时期后，该产品便进入海外直接投资阶段，以直接供应当地市场或利用当地廉价生产因素降低生产成本。与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5[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跨国经营的日本模式》（纽约：普雷格出版公司，1978年）。]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或本地区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亦可称为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自1960年代开始，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不断向外释出不具比较利益优势的产业，形成亚太地区的「雁行分工」模式。在这种「雁行分工」中，台湾等「四小龙」扮演着「雁尾」的角色，成为美、日等发达国家在海外的重要生产基地。而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和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亚太地区国际产业分工不断深化，「雁阵」队伍不断扩大，于是「四小龙」的传统产业又梯次向大陆等地区快速转移，自己则通过产业升级，发展新的具有比较利益优势的电子等新兴产业。而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即是与台湾传统产业向大陆的快速转移相伴而生的。

1990年代中期后，随着计算机低价化时代的来临，以及信息电子产品摩尔定律（计算机处理能力每18个月翻一番）的作用，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边际产业转移理论的「雁行分工」模式面临新的挑战。多数IT跨国公司开始改变过去以产品生命周期的时间序列进行投资，而是纷纷采取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 ）模式，从研发、制造、组装、运输、存货管理、采购、配送、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加以细致的整合，将生产尽量推近市场，避免IT产品因运输周期或存储过剩，造成价值随着产品的生命周期结束而降低。供应链管理在1980年代末提出，目前已有超过80%的国际跨国公司将供应链管理视为第一选择的管理模式。这种新的管理模式，以及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采用的专业化投资模式，使世界各地许多分散的制造业及销售厂商通过跨国公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紧密的全球供应链。在供应链管理模式下，跨国公司对下游代工制造商（OEM/ODM ）的要求大大提高，不仅要求供货商要尽可能降低成本，生产地点也要尽可能接近市场以缩短交货时间和降低库存。大陆市场的迅速扩大，使其成为国际电子跨国公司进行全球资源配置和布局的重要目标。在跨国公司的要求下，作为其产品供货商的台湾新兴电子产业，在其产品尚未进入成熟期时，便开始加快赴大陆投资，并成为1990年代中期后台商赴大陆投资的主力。

这种新的国际分工趋势，使两岸产业分工关系不断深化，并成为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信息电子产业领域，台湾通过将下游的生产与组装阶段移至大陆，自己开始充当关键零组件的生产乃至初步的研发与创新角色，从而使两岸信息电子产业在生产制造领域的优势不断强化。这种分工打破了美、日等跨国公司的整合生产模式（IDM ），迫使其加快将中上游的核心零组件和关键技术不断向两岸转移，而自己则更专注于品牌开发、研发创新与标准的制定。这种生产上的分工也最终体现在贸易领域，即台湾不再承担最终产品的输出角色，而是转而扮演中间产品的中介者，并将最终产品输出者的角色转移至大陆。过去日本进口-台湾生产-出口欧美的三角贸易关系，转变为日本进口-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出口欧美的四角贸易关系。自90年代后，台湾对美国的出超逐年减少，反之大陆对美国的出超逐年增加，两者之间的消长关系相当程度上是台商在大陆投资所产生的出口转移影响的结果。

二、产业转移对两岸经济关系的深刻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在两岸间的产业转移，对两岸经济关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发生在两岸间的产业转移，主要是以台商赴大陆投资来体现的。台商赴大陆投资拉动了两岸贸易的快速增长，并进而带动了两岸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全方位交流。

按照投资与贸易的有关理论，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大体包括二个方面：一方面是投资对贸易的替代效应，即通过在当地投资拓展当地市场，从而代替对当地的出口；另一方面则是促进效应，即：投资厂商通过中间产品的回购带动母公司所在地向投资地的出口，同时其产品的回销又带动了母公司所在地由投资地的进口。从投资与贸易的替代效应看，台商赴大陆投资对两岸贸易的替代效应并不明显。尤其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台商赴大陆投资的主力是传统的加工出口产业，其所生产的产品大都由大陆出口至第三地，因此其对岛内同类产品出口大陆的替代效应并不大。而台商大陆投资对贸易的拉动效果则十分明显，这种拉动一是体现在台商向岛内回购中间产品形成的拉动台湾对大陆出口效果；二是体现在台商产品回销对大陆出口台湾的拉动效果。从实证分析看，1990年代以来台商赴大陆投资与两岸贸易增长趋势呈现高度的一致性（请见图1）。

大陆台商在中间产品等领域向台湾的回购，是过去拉动两岸贸易特别是台湾对大陆出口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估计，在1993年时，台商共向岛内回购1466亿元新台币的机器设备与中间原料，约占当年台湾出口额的6.5%，占台湾对大陆出口额的43.6%；台商回销台湾的制造业产品金额为新台币340亿元，占当年台湾进口总额的1.7%.有学者还估计，台商在大陆创造了约新台币2731亿元的出口，占当年大陆出口的11.3%.6[邱秀锦，〈两岸经济依存关系之分析〉，《自由中国之工业》，1996年8月。]这个比例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变化不大。根据台湾「经济部工业局」发布的「台湾制造业发展升级策略长期研究计划」（2001年6月）的研究结果，2000年台商投资大陆所带动的台湾对大陆出口金额为96.03亿美元，占当年台湾对大陆出口金额的37.7%；而根据大陆发布的资料统计，则台商大陆投资带动的台湾对大陆出口额为143亿美元，占当年台湾对大陆出口总金额的56.22%.7[许振明、林树明，〈对外直接投资之角色：台湾与中国大陆间之经济整合〉，《国政研究报告》（台湾），2001年10月5日，http://www.npf.org.tw/.]表3是根据1993年和1997年大陆台商回购系数推估的台商投资带动两岸贸易效应，大体可以肯定，在90年代后半期，台商对大陆投资带动的台湾对大陆出口金额，约占台湾对大陆总体出口金额的50%左右。

而对于台商产品回销对两岸贸易的拉动效果看，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台湾严格限制大陆产品的进口，使台商产品的回销遇到极大障碍，所占大陆对台湾出口比重并不大。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台湾逐步扩大允许大陆产品进口的幅度，大陆台商产品回销的比重有所增加。尤其进入21世纪后，台湾IT厂商出于两岸分工布局的需要，开始增加产品回销的比重，促使两岸产业内贸易比重不断增加。但总体来看，由于台湾市场规模要小于大陆的市场规模，因此总体上大陆台商回销的比例要大大小于美、日等在大陆投资厂商的回销比例。研究指出，1994年在大陆的日资、港资、美资、台资企业所生产产品，回销投资母国或地区的加权平均回销比例分别为25.6%、19.5%、9.6%和7.6%，台商回销台湾的比例最低。8[陈丽瑛，《大陆东南沿海地区产业发展与两岸合作潜力之研究》（台北：中华经济研究院，1996年），页333.]据估计，直到1998年，大陆对台湾的出口中，也只有约10-13%是因台商产品回销岛内而产生的。9[童振源，《全球化下的两岸经济关系》（台北：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页40-41.]投资与贸易是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两大主轴。而台商投资对两岸贸易的强力拉动作用，更使其成为影响两岸经济关系的主导角色。台商赴大陆投资扮演的主导角色，对两岸经济关系的整体格局与发展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两岸贸易产生的严重不平衡。据大陆海关总署统计，从1979年到2003年底，大陆累计对台贸易逆差为2，230亿美元，占同期大陆自台湾进口的80%以上。大陆对台贸易逆差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加工贸易项下的逆差、台资企业进口设备用作投资的逆差和一般贸易项下的逆差。其中加工贸易项下的逆差占主要部分，据大陆海关总署的统计，2003年大陆加工贸易项下的对台进、出口额分别为325.36亿美元和52.86亿美元，分别占同期大陆对台进、出口额的65.8%和58.7%；该项逆差额为272.5亿美元，占大陆对台贸易逆差的比重为67.4%.10[中国海关统计资料，张世宏，〈两岸贸易严重失衡原因分析及应对策略之探讨〉，《台湾研究》，2004年第4期。]这种加工贸易形态表现在台湾对大陆出口的产品结构上，就是中间产品占对大陆出口产品比重的不断上升，据分析，1990年台湾对大陆产品按研发密集度分类，最终产品所占比重为29.7%，一般中间产品为68.24%，高阶中间产品为2.06%；而到2002年，三者比重分别变化为17.31%、59.05%和23.64%.11[林昱君，〈台湾对大陆贸易出超的本质与发展趋势〉，《经济前瞻》，2004年1月5日。]同时数据也显示，三资企业（尤其是台资企业）占大陆自台进口的主导地位，2003年自台湾的进口总值为357.9亿美元，占同期自台进口总额的72.5%；对台出口额为57亿美元，占同期大陆对台出口的63.3%；逆差额为301亿美元。12[同注10.]因此总体来看，两岸贸易虽然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但其中约三分之二左右是台商赴大陆投资形成的，逆差主要发生在台湾企业与大陆以台资为主的三资企业之间；同时这些逆差又大部分通过大陆出口转移至美欧市场，大陆并非这部分巨额贸易逆差的最终承担者，未严重增加大陆的外汇负担。这一状况也部分说明，两岸虽然存在日益严重的贸易不平衡，但近二十年来却始终保持快速发展势头的原因。如果巨额贸易顺差完全是由大陆最终来承受，这种状况是难以长期维持的。但是，由台商赴大陆投资引发的贸易转移效果，也加大了大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加重了中美贸易磨擦，客观上损及了大陆出口企业的外贸利益。

参、两岸经济关系的影响

两岸经济关系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促进两岸经济的日趋密切和共同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促进了两岸经济的相互依存

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使海峡两岸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强。

在贸易方面。依台湾方面统计（请见表4），台湾对大陆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占其总额的比重，在1990年分别为4.2%、6.5%和1.4%，到2000年已分别达到10.8%、16.9%和4.4%，2003年三者比重又迅速增加到17.1%、24.5%和8.6%.而按照大陆海关统计的两岸贸易数额，2003年台湾对大陆的贸易、出口及进口依存度则分别已达到21.5%、34.2%和7.1%.同时，大陆对台贸易依存度也相应增加，按照大陆海关统计，大陆对台贸易和出口依赖度分别由1990年的2%和0.5%增加至2003年的7%和2%.目前，两岸已互为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2003年，台湾是大陆的第五大贸易伙伴、第二大进口地区和第六大出口地区；而大陆则是台湾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地区和第五大进口地区。

在投资方面。从台湾统计看，从1952到2003年，台商赴大陆投资共31，151件，投资金额343.1亿美元，占台湾对外投资总额的47.0%，居台湾对岛外投资的第一位。13[台湾《陆委会》，《两岸经济统计月报》，2004年5月。]实际上，如果加计台商经由中美洲等地间接赴大陆投资额，台商赴大陆投资数额还要更高。台湾官方部门从2000年到2002年连续三年进行的《制造业对外投资实况调查》结果显示，台湾制造业对外投资有七成以上集中于大陆。14[台湾《经济部》，http://www.moea.gov.tw/meco/stat/.]2004年1-5月，台湾核准的赴大陆投资金额占其对外总投资额的72%.而从大陆统计看，台资也已成为大陆吸引境外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2003年台商对大陆的协议投资与实际投资金额分别占大陆吸引境外总投资额的7.44%和6.31%，仅次于香港、威尔京群岛、美国、日本和韩国之后居第六位，15[《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年鉴》。]而实际上来自威尔京群岛的境外资金中有相当部分属于台商赴大陆的间接投资。

二、两岸产业分工关系日益深

随着台商赴大陆投资的迅速增加，两岸间已形成日益密切的产业分工关系。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台湾失去竞争力的大量传统劳力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大陆，并与台湾中上游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形成垂直分工关系。

1990年代中期后，台湾电子产业也开始大量将生产基地向大陆转移，使两岸产业分工关系进一步深化。

以信息电子产业为例，目前两岸已形成密切的产业分工关系。根据台湾资策会市场情报中心（MIC ）的统计，台湾IT产业最大的部门——个人计算机及周边产业移往海外部分，1995年占其总生产值的比重为25%，1998年为43%，2002年又上升到75.1%.其中移往大陆部分在2002年达到58.9%，2003年又达到63.3%.16[台湾《资策会》，http://www.iii.org.tw/.]包括笔记本计算机、液晶显示器等在内的大部分计算机硬件产品在大陆生产部分已超过台湾。概言之，台湾中下游的信息硬件产业已基本移至大陆生产，台湾本地则承担新兴起的关键零组件、芯片设计制造以及产品接单、资金与研发技术的供给等角色。

两岸产业分工尤其是信息电子产业之间的分工，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其分工形态十分复杂，划分水平或垂直分工的意义相对降低。从过去的演变趋势看，两岸产业分工呈现动态性发展格局，即在台商投资初期，大陆台商会利用既有的产业网络，继续向台湾采购机器设备、零组件及原材料，并将成台品或半成品回销，使两岸垂直分工更为紧密；但另一方面，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供应厂商也会因产业网络的关系，主动或被动的随着下游加工制造业前往大陆投资，使两岸产业在制造方面的分工缩小，使投资初期所形成的产业分工格局不断被打破并重建。一些公司在生产线移往大陆后，台湾母公司发展成为营运基地，注重在经营管理、研发、市场营销、财务调度及人才和技术的支持，从而形成两岸企业间经营的功能性分工格局。17[高长，〈两岸电子产业分工现况与合作展望〉，发表于昆山「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发展论坛」，2001年12月。]

事实上，即使这种功能性的分工也在不断处于变动之中。台北市计算机公会2002年的调查显示，有56.3%的信息电子厂商在大陆的制造与生产部门将取代台湾事业，34.8%的厂商业务部门将取代台湾公司、32.4%的厂商表示大陆研发与设计部门将取代台湾，另有近30%厂商的大陆事业研发经费将在短期内超过台湾，18[台北市计算机公会（TCA ），〈2002年高科技台商赴大陆投资调查〉，《数字周刊》，2002年3月。]显示台商在大陆除生产外，业务经营及研发设计也在相应跟进。而台湾「投审会」于2001年1月发布的《大陆投资事业营运状况调查摘要（1999年）》也显示，19[台湾《经济部》，http://www.moea.gov.tw/.]由于大陆台商正逐渐建立其自身营销渠道，未来有可能取代台湾母公司，由「台湾接单、大陆出货」发展成为「大陆接单、大陆出货」的模式。这种趋势，与两岸至今未能「三通」、台湾方面严格限制大陆产品进口密切相关。因为在「间接、单向」的格局下，两岸产品与生产要素流动受到极大制约，使两岸产业分工难以合理地通过正常贸易与资金、技术与人员的往来加以体现，从而促使台湾企业进行连动性投资，将经营业务越来越多的向大陆转移。

一般而言，水平分工体现为竞争性，垂直分工体现于互补性。但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分工形态向水平分工演变的趋势，并不必然意味着两岸间竞争或彼此取代关系的强化。这是因为高科技台商在大陆生产的产品，与岛内同类产品在许多方面仍有所差异，而且在市场上是相互区隔的。台湾「投审会」的调查显示，台商赴大陆投资后，在台湾扩大经营规模或维持现状之投资事业仍占76.04%，只有20.90%的投资事业表示岛内公司已缩小经营规模。而台北市计算机公会的调查也显示，表示未来大陆投资事业将在营运总部、投资和财务部门将取代台湾母公司的只占10.6%和8.9%.因此总体上这种分工关系的互补性仍大于竞争性。

总体上，由于IT产业的全球分工体系更为紧密，以及IT产品在标准上的高度国际化，两岸在IT产业领域的分工态势正超脱移往大陆台商与台湾的分工关系，而出现了多个子生产和供应网络并存的情形：一是移往大陆台商同台湾产业在中间投入品、技术、资金、财务及人员等方面的密切关联。二是大陆高科技台商之间通过群聚效应建立的相互供应关系。三是高科技台商在移向大陆后，进一步强化了与跨国公司之间的代工关系。四是高科技台商通过企业经营的当地化，正在逐步形成的与大陆当地产业及客户之间的产品供应关系。这些子生产网络相互交错，既有区隔又相互联系，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使两岸高科技产业分工呈现日益多元化的复杂格局，从而将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两岸之间的产业分工关系，使两岸经济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

三、推动了两岸经济的共同发展

两岸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对推动两岸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对大陆而言，台商赴大陆投资设厂，增加了当地的就业机会，有助于大陆出口的增长。尤其近年来台湾电子信息产业加快赴大陆投资，对于推动大陆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在一些地区，台资企业产品已成为当地出口的主力。台商所带来的较为先进的生产管理与经营方式，也对当地厂商发挥了示范效应。对台湾而言，两岸经济关系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更为明显。尤其在2000-2003年间，台湾对大陆累计贸易顺差1，146亿美元，为台湾总贸易顺差590亿美元的2倍。据专家估计，正是由于对大陆出口扩大了台湾的外部净需求，1990年代使台湾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提高0.5个百分点，对大陆出口在台湾创造60万人以上的就业机会，否则台湾失业率将超过10%.20[叶万安，〈台商，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功臣〉，《联合报》，2001年8月15日。]尤其过去四年来，台湾经济不景气，在内需扩张乏力以及对欧、美、日出口持续衰退情况下，正是依靠对大陆出口的快速增长带动了经济的逐步复苏。

2000-2003年台湾经济增长率平均为2.6%，其中来自外需扩张的贡献率高达97.6%，提供了2.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而外需扩大几乎全靠对大陆顺差的扩增。到2004年第一季，台湾上市公司赴大陆家数达451家，占全体上市公司的67.4%；到大陆投资的上柜公司274家，占总数的63%；投资大陆收益累计汇回236.7亿元新台币。台湾上市、上柜公司在大陆投资的报酬率有不俗表现，绝大多数台湾股市的类股整体都获利，大陆概念股已成为支撑台股的重要力量。21[〈台湾逾六成上市公司投资大陆〉，《新华社》（台北电），2004年6月2日。]

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还加快了各自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对大陆而言，台资与港资及其它境外资金一起，已成为推动大陆改革开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力量。一方面，以加工出口为主导的台资企业，对于大陆出口产品结构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快了大陆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步伐；另一方面，随着台资企业经营活动的逐渐本地化，与大陆当地企业的合作迅速扩大，向当地企业的采购以及接受当地企业的订单都在迅速增加，既带动了当地企业的产业升级，也强化了台资企业的竞争力，并使台资企业获得了新的市场空间。对台湾而言，两岸经济关系大大促进了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1980年中期前后，由于在台湾失去生存空间的传统劳力密集型产业在大陆找到了第二春，从而使台湾产业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传统的中上游产业通过在大陆盘活的下游产业得以继续发展。同时，通过释出资源，台湾将有效资源更集中于建立新兴的信息电子产业，并很快使其成为台湾新兴的主导产业，较为顺利地完成了工业的阶段性升级，台湾因此由过去的传统劳力密集型加工出口基地转变为国际重要的技术密集产品加工出口基地。

当前，台湾经济又步入一个新的转型时期，未来转型更将与两岸经济关系密不可分。从台湾制造业升级角度看，只有向高附加价值的上游研发、创新和下游的增值型服务方向升级，才能创造新的竞争优势，这种转型显然离不开大陆生产基地的强力支持。从服务业角度看，未来台湾服务业转型升级应加强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同时通过拓展新的外部市场扩展服务业的发展空间。无论从经济地缘关系还是两岸经贸关系的密切程度，未来台湾服务业欲拓展外部市场，都无法离开大陆的庞大市场支撑。同样，台湾欲在亚太区域整合速度加快形势下摆脱边缘化的危机，同样需要加强与大陆的经济联系。

一方面台湾应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利益优势，建立起自己在发达国家和大陆间的技术、服务中介者角色；通过将服务业市场向大陆的延伸，台湾可以充当大陆的重要门户。另一方面，如果今后两岸能够建立起更为密切的经济合作机制，随着大陆与港、澳地区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效果的日益显现，以及大陆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将有助于带动台湾更深地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进程，提高台湾在其中扮演的地位与角色，从而避免「经济边缘化」的忧虑。今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不仅仍将是促进台湾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也将是推动台湾经济完成新一轮转型的重要因素。

肆、未来发展趋势

纵观二十余年来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从市场因素角度可以发现一条很清晰的主线，那就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深化发展作用下，通过台湾向大陆的产业梯次转移，推动了两岸经济关系的持续快速发展。同时，两岸经济关系发展也成为两岸经济更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的重要平台：对于大陆而言，两岸经济关系推动和加强了其成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与角色；对于台湾而言，两岸经济关系促使其由加工出口基地转向中间产品的供应者，并由工业化社会向服务业化社会转变。

以产业转移尤其是生产制造部门转移为主导的两岸经济关系，形成以台商赴大陆投资并拉动两岸贸易的基本主轴，投资的主要领域发生在制造业，两岸贸易也以有形的制造业产品为主。台湾产业不断向大陆的转移，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1990年代后期的信息电子产业，其动机仍以利用大陆廉价的制造资源为主，其最终市场也大体以美欧市场为主。从国际产业分工及两岸经济发展态势看，这种状况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还将继续维系下去，只是产业转移的层次将不断提高、贸易产品不断向更高端的中间产品转变。

但从中长期看，随着国际产业分工的不断深化、两岸经济的进一步转型以及大陆市场的持续扩大，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形态将会逐渐发生新的变化。

第一，从电子信息产业的国际产业分工角度看，跨国公司长期进行整合生产（IDM ）的垄断地位，在两岸产业分工的不断冲击下将会不断将层次更高的生产阶段向两岸转移，从而持续推动更高端产品如半导体、TFT-LCD 等产业在两岸间的转移与分工。

第二，两岸经济转型将促使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形态发生进一步变化。从产业分工看，随着台湾逐渐由生产领域不断向产业研发、创新方向转变，以及大陆制造业的进一步技术升级及自我创新能力的强化，两岸产业分工将更多由产品生产阶段的分工走向研发与创新、营运、制造、营销等功能性的分工。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领域看，在台湾不断加强服务业的外向型发展，以及大陆加快服务业发展形势下，两岸在服务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将成为今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又一重要领域，尤其在金融、保险、物流、研发等领域的交流将成为今后的重点头戏。

第三，大陆市场的进一步扩张，使未来大陆在国际经济中不仅扮演「世界工厂」角色，也将成为全球重要的新兴市场。这一趋势正在改变跨国公司在大陆进行直接投资的策略，即由过去以利用大陆廉价生产因素建立生产基地为主，逐渐向以投资方式拓展大陆市场转变。例如在汽车生产领域，目前几乎世界各主要汽车生产厂商正以在大陆的大手笔投资方式，以争取潜力巨大的大陆汽车消费市场。这种趋向也同样发生在台商身上，今后追逐市场的动机将超越追逐成本的动机而成为台商赴大陆投资的主流。这种投资动机的改变，长远来看将改变现有日本进口-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出口欧美的分工模式，大陆对于台湾而言不仅仅是加工再出口的生产基地，也更多地是产品的最终市场。这种态势，一方面将促使两岸贸易形态发生转变，若两岸贸易逆差逐步扩大，大陆将成为巨额贸易逆差的重要承担者，从而使两岸贸易磨擦的机率升高；另一方面，台商在大陆投资也将由以生产基地扩张为主，逐步向拓展大陆市场的内销渠道、提供售后服务等服务业领域延伸，与跨国公司、大陆内地企业的竞争程度也将不断加深。

从总体来看，未来以产业转移为主导的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特征将逐步发生改变。随着两岸各自经济转型的加快，两岸经济交往的主导领域将由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从而推动两岸经济关系的深化发展，促使两岸由制造业领域的产业分工向更全面的经济分工转变。这种态势将大大促进两岸经济的相互依存与整合，并对两岸经济的交流与合作机制提出更迫切的需求。从两岸经济关系的建制化角度看，由于目前两岸经济关系基本处于「间接、单向」的格局，尚未实现最基本的正常化，未能建立正常的交流交往机制，有关两岸经济关系的建制化行为更多地是通过各自的法规与政策来体现，彼此间缺乏交集与互动。这种状况已越来越无法适应两岸经济关系的需要。今后，随着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在金融等领域交流交往的扩大，建立正常的两岸经济交流机制乃至发展更高程度的合作机制势将提上日程。

未来两岸如何摆脱政治因素的干扰，寻求一条务实可行的解决之道，对未来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张冠华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兼经济室主任、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