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巴西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虽已暂告段落，却依然有人担忧民众会再次走上街头抗议——政治的不稳定会恶化经济；那边，埃及持续动荡的局势至今仍未能完全平息，民众依然在街头呐喊抗议，埃及仍旧一片混乱；而在土耳其，有64名记者因报道反政府示威游行而被捕入狱。
在关注这些示威游行事件本身的影响时，不禁让人生出疑问：这些民众为什么要走上街头抗议？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又为何偏偏是这些国家的民众要走上街头抗议？他们到底抗议的是什么？
29日，摩根斯坦利全球及新兴市场股票主管卢舍?夏尔马（Ruchir Sharma）于彭博社新闻网发文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就此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表示，新兴国家的民众之所以会走上街头是因为政府的执政效率未能够满足当前中产阶级不断扩大的经济和政治诉求，要想改变这种现状，新兴国家的执政党及领导人必须做出反思，力求改革，才能稳定政权。以下为编译全文：
在埃及和巴西爆发的抗议引起了学者和记者对新兴世界国家抗议者不满情绪根源进行探讨的竞赛。让我们从头说起，街道上的抗议者让我们看到这是一群年轻的、善于利用推特的崛起中的中产阶级。在这种境况下，抗议示威代表着“成功的危机（perils of success）”——不断增长的财富让一个有时间和财力向领导人要求更多经济繁荣和政治自由的阶层诞生了。
这种理论是说的通的——虽然对我们而言，它有点太过于熟悉以至于不完全具备说服力。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中产阶级就一直在抗议示威的最前沿冲锋陷阵。自今年5月以来，中产阶级在土尔其、巴西、埃及以及自2011年以来在其它6个新兴国家爆发的抗议示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中产阶级的作用也只能到这里了。中产阶级已崛起多年，在过去的十年，新兴世界中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呈爆炸式增长。
那么，为什么抗议会在现在爆发？并且有选择性的、零星的在一些国家爆发呢？
最近爆发抗议的国家的中产阶级人口数量增长的不算很快。根据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15年，全球最大20个新兴国家的中产阶级人口平均增长了18%，超过了这20个国家总人口的一半。布鲁金斯协会把“中产阶级”定义为每日消费能力在10至100美元的人，近来准备组织起来抗议的人都可以被算在中产阶级的范围内。然而，自2010年开始，抗议也在那些被布鲁金斯协会评定为中产阶级增长最快和最慢的国家里爆发，前者比如俄罗斯，后者比如印度。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发生在那些中产阶级人口增长率接近平均水平（18%）的国家里，比如埃及（14%）、巴西（19%）、土尔其（22%）。
抗议示威与中产阶级破碎的财富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自08年以来，新兴国家经济平均增长率由8%跌落到4%，因此，几乎每一位新兴中产阶级人士都有理由失望。一些发生抗议示威的国家经济减缓尤其明显，包括近来的巴西和在它之前的俄罗斯。但是，较之其它国家，新兴国家中的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得很快，包括土耳其和甚至处于穆巴拉克执政时期的埃及。
那么，在这些中产阶级已经发生变化的国家，为何还是会爆发抗议示威呢？
或许，找出这个问题答案的地方不是在示威游行的街道上——而是在权力的大厅里。在这20个最大的新兴国家中，执政党平均执政至少8年多，有的执政时间几乎是10年前的两倍。在9个执政党执政超过8年的国家中，有6个国家出现了针对国家领导人的严重抗议活动，这6个国家分别是：阿根廷、巴西、土尔其、俄罗斯、南非和印度。在11个执政党执政少于8年的国家中，只有埃及一个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抗议。埃及的自由派人士抗议穆斯林兄弟会让埃及的经济停滞不前和实行与前任总统穆巴拉克无异的独裁统治——实际上，他们抗议的旧有的专制制度。现在，伊斯兰教人士向埃及军方的“政变”发出挑战，于是埃及的中产阶级感觉又被长期萦绕埃及的冲突所围困。
这些抗议示威都是对旧有政治制度的反抗，长期执政的危险显露无遗，和路易十六（Louis XVI）时代的危险有些许相似。一般来说，即使是成功的领导人也会变的自满和自负，不能够足够快的制定出能够维持各地区和阶层经济平衡发展的方案。最后，很多人便对旧有政治制度产生了厌倦——尽管这些旧有政治制度推进了战后的经济发展，比如印尼的苏哈托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迪在国内所实施的系列政经措施。
最后，如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美国思想家、文学家）所言：所有英雄变狗熊——无一幸免。
当前还不清楚为何这么多的旧有政治体制还能维系到现在，但过去10年是新兴国家飞速发展的十年，150个发展中中国的经济几乎都飞速发展。这给予了很多执政党继续执政的动力。然而当今，当经济增长减缓，很多人开始对那些不能够适应后经济危机艰巨世界的领导人失去耐心。
在巴西，劳工党已执政10年，总统罗塞夫遵循前任领导人的计划经济政策（statist approach）——即使下跌的商品价格重挫了这个商品依赖型（commodity－dependent）国家的经济。同样地，俄罗斯在2011年和2012年爆发了对普京和他所领导的统俄党的抗议示威，部分原因归咎于他在掌权13年（2000年至2008年连续两次任总统、2008年至2012年任总理、2012年第三次获选总统至今）后并未能改变俄罗斯单一的石油导向型经济。在土尔其，问题同样是因为执政党对在过去十年内使经济强劲增长的经济模式的过分自信。在南非，2010年第一次出现的矿工罢工仍是对执政20年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威胁。在印度，对腐败案和处理不当强奸案的抗议表达了民众对执政9年、由国会领导的联合政府的失望之情。这些抗议是否会被再次引爆在于民众是否有权力来改变旧有的政治体制。在真正的多党派民主国家里——譬如印度、巴西——即将到来的大选提供了这样（抗议）的机会。但是在俄罗斯和南非这样没有明确能够替代当前执政党的国家，再次爆发抗议的危险更大。
如果爆发的抗议是针对旧有的政治体制，那么失败是必然的：新的政治体制正从崛起的中产阶级手中获得自由通行证。在墨西哥、菲律宾、尼日利亚、甚至巴基斯坦，新任领导人们都在动用他们的政治资本来推动必要的改革。这些国家的年轻人、受过教育的人以及新富裕起来的人没有理由向他们的朋友发牢骚或者走上街头。目前，他们满足于观看在电视上上演的政治大戏。（陈承 编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