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治当代文学史著称的学院派评论家程光炜，又发表了富有文学史意味的《1987：结局或开始》（以下简称《结局或开始》，载《上海文学》第二期，笔者所引用的相关材料也出自该文）。此文不露声色地沿用“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一世俗逻辑，以分析——重新认识当代作家池莉的中篇名作《烦恼人生》的社会内涵为侧重点，以“1987年”为中轴线，划分并确证“‘乌托邦冲动’年代（1980）”的结局和“‘新兴资产阶级’年代（1990）”即世俗时代的开始。
在程光炜看来，《烦恼人生》是这前后两个年代的分水岭，它显示了社会发展意义上水到到渠成的递进关系。《结局或开始》借助“重要评论家”陈晓明的观点：“池莉塑造的普通人物形象也许并不比知识分子形象在历史认识价值上丝毫逊色，相反倒是揭示了结束年代与开始的年代的内在关联。”就是说，“90年代文学可能就是80年代文学本身的一部分，它是被80年代文学生产出来的一个文学史事实。”正因为有着浓厚的文学史梳理的意味，似乎也就增强了该文“由此及彼”的内在逻辑性与说服力。
用“可能就是”这样的字眼表明，文坛上存在“80年代文学与90年代文学存在明显分野”的认知，而程文则极力求证这两个历史年代文学内在的关联性，也就是统一性，像婴儿产自母体，前者生产出后者，后者就是前者的一部分。沿程文逻辑，可以更准确地说，后者就是前者的自然延伸，从社会层面，后者指谓中产阶级壮大的“世俗社会”就是起源于80年代的合目的的推动，从文学形象——社会细胞上找确证，不是别的大人物或风云人物，而是《烦恼人生》的小人物印家厚就承担或演释了这样的“结局或开始”。
我还注意到，程光炜对20世纪90年代初具有世俗化路标的《烦恼人生》给予了青睐式的回顾，是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社会各层面，社会上各色人等都彻头彻尾“世俗化”的当下。于是，80年代小人物印家厚无助无奈陷入物质生活——世俗化沉沦，倒成了90年代“新兴资产阶级”的先声，池莉的小说也就成了90年代“新兴资产阶级小说”的开启之作。这里，学院派程光炜们用诠释文学史的方式，抹平了80年代与90年代的思想精神落差以及这两个年代很大不同的精神特质，为当今社会泥沙俱下的富有中国特色的世俗景观，做了学理上的呼应与梳理，等于为今天举国世俗化做了说理性的解释。
必须指出，《结局或开始》的相关阐述及结论，存在“内在空疏或空洞”，使得程光炜的相关论证勉为其难，充其量只是他一厢情愿的自圆其说。而且，也显露了学院派疏离和无视建立在事实和真相基础上的现实的作派，对 “90年代世俗性与新兴资产阶级关联性”这一庄重的文学研究——社会研究也就滑向了平庸和昏愦。
二
《结局或开始》毫不讳言，对小说《烦恼人生》有“两种阅读”。一种是程光炜们的阅读。他们肯定《烦恼人生》主人公印家厚转向世俗化生活，并对他的世俗化生存以及为“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世俗化”热身给予高度评价。另一种是以评论家刘川鄂为代表的“人文阅读”。他们对1980年代“乌托邦冲动”的丧失表示惋惜，批评“《烦恼人生》之后，池莉的作品中“‘人文精神’处在一种弱化的状况，‘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作家张扬的现代性——自由、民主、理性、人权等价值在池莉的作品中是非常薄弱的”。程光炜们对刘川鄂们的批评，其实就是反拨80年代文学中浓厚的乌托邦情绪或情结，为《烦恼人生》所揭示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已经彻底丧失了乌托邦冲动”即回归世俗生活持肯定态度。程光炜们更进一步，由肯定印家厚的世俗性，肯定90年代中国中兴资产阶级，进而批判新启蒙，为“新启蒙小说的一统天下终于风光不再”而由衷欢呼。
对《烦恼人生》，有没有第三种阅读呢？
这里，我无意重复并坚持刘川鄂对于池莉作品的批评观点，我也认为小人物印家厚不必在世俗沉沦中承担“人文”重任；我想表达的就是，当下离80年代并不遥远，80年代与90年代因那声巨响而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两个年代，中国社会并不按由低级到高级社会的“进化论逻辑”而乐观地展开，而是显示着迥然不同的社会及其主流的特征，它像个不听话的孩子，故意跟“进化论”过不去。质言之，一个变革的年代的经济状况在一开始可能是拮据的，其主流精神却可能是昂扬的；一个世俗化全面展开的年代，其主流精神却可能淹滞的，甚至是堕落的。以拥抱人文精神、开放情怀为特征的“80年代文学精神”是个客观存在，它成了往后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起点，它具有启蒙的一面，更带有我们民族的血汁和情感，将它抛入“新启蒙”这个筐是不确切的，何况对90年代的中国现实而言，“启蒙”并不过度，更不过时。
就说程文所肯定的90年代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所推动的大面积的世俗生活，它有着堂皇亮丽极尽奢侈的外表，据此就能肯定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精神丰沛地登上历史舞台，驾驭着社会世俗生活么？事实和真相却是，在华丽外表之下，含藏着巨大的精神之熵。“精神之熵”即“精神耗散”：“我们每当能量从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时，我们会‘得到一定的惩罚’。”（杰里米·里夫金等著《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精神之熵，遍布华林，官员百姓，无可幸免。当阶级斗争状态转化到改革开放状态，置身这个社会的全部成员在生存和精神上都“得到一定的惩罚”，创伤累累，内在的思想精神跟外在的世俗生活不同步（失调）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常态，都可以我们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相得到印证。显然，程光炜们对我们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之熵所结出的苦涩果实是视而不见的。
《结局或开始》以不小篇幅引用《烦恼人生》中印家厚百般无奈却又全身心投入世俗生活的情状（片断），其实正是我们时代普遍精神之熵的悲剧现实，印家厚就是“精神之熵”的体现者和承担者，它与“人文精神”的多寡，即与“乌托邦冲动”的消失无关。于是从这一角度，展开了《烦恼人生》新的解读，也就是重新解读印家厚，自然也解读了90年代新兴资产阶级。
我们也就无法回避“谁的乌托邦？”“谁是中产阶级？”这样的追问。
三
我注意到，《结局或开始》将小人物形象印家厚跟现实中王蒙（50年代右派）、王安忆（60年代知青）的回归，跟《天云山传奇》主人公罗群形象的回归，扯在一起，能起到“生活就是小说，小说就是生活”的逼真效果，以及强调“归来一代”“在路上”的精神状态。他们生活的外在状态确有相同（类似“时间开始了”）的一面，不过，透过王蒙笔下的“布尔什维克”形象（还应加上走上红地毯的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我们容易辨识，“归来一代”中有早先就在体制核心的，在经受一段被误解被错待被羞辱的苦难之后，又英雄般地回到体制核心或被核心体制所接受，至少他们在社会身份上进入了准体制。他们以50年代前期欣欣向荣的中国为乌托邦着落点，也与当时“老干部经历文革冲击后回归”重点理想之火产生共鸣。这也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说它是主流乌托邦也未尝不可（它实际上有着迥异的思想方向）。
但是，同是“归来一代”，分野立即呈现，印家厚灰头土脸无奈地沉浸于世俗生活。这个文学形象只是到了90年代初期才出现在池莉的《烦恼人生》中。
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融入世界、反思的深入，从那场浩劫中归来的人们有理由对体制、对曾有的乌托邦情怀进行重新检视，那种“‘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作家张扬的现代性——自由、民主、理性、人权等价值”的理想追求，也应视为一种乌托邦，不过在中国的语境下，它一度属于主流乌托邦而又被非议和排除，成了遭遇重重设限（说它不符合中国国情），或被歪曲被肢解的乌托邦。
以21世纪的当下中国现实，显然都不是上述两种乌托邦的兑现，倒是《烦恼人生》印家厚“世俗生活”的无限放大，小人物弱势群体无可奈何的世生活俗依然如故。印家厚不属于王蒙们、王安忆们“英雄般归来一代”的精神谱系，他虽有知青插队的“流放”经历，却与前者无缘，是一个扮演了父亲、丈夫、情人、女婿、工人、乘客、邻居、拆迁户之类多重角色的世俗小人物，他并不负载社会问题，也不引领世俗潮流，却体现了各个层面的世俗生活，何况，工人正在被边缘化、市场金钱日趋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要素，作家池莉借写印家厚写出了带有普遍性的凡俗生活（也就是“新写实”）。印家厚的“精神之熵”是客观存在，这类人的的生存状况见证着我们时代的社会问题。跟千千万万社会弱势群体一样，印家厚对自己的“精神之熵”可能是无所感觉的。
当然，不能说池莉写小物无可奈何的凡俗生活就缺乏人文精神，她写《烦恼人生》自有其创新追求和审美追求，放到当年的语境之下，作家还有着与主流意识形态避免正面对撞的考虑。“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魄力”（雷达语）的新写实主义小说也可视为文学创新文学突围的努力。这就是《烦恼人生》背景中隐现的历史内容。人物是作家创造的；这也是印家厚凡俗生活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根本原由。但不等于作家写出他，他和他的生活就应该体现作家或明显或潜在的意图，因为在作品中他是个独立的社会存在和情感存在，在真实世界里小人物普遍地呈现精神之熵——精神缺失的情势之下，印家厚们展开的世俗生活同样处处闪现精神之熵的诸种特征，这在《结局或开始》一文均有充分的引用。
于是，在《烦恼人生》——印家厚身上，我们不但能看到文学向新的领域拓进，更能看到社会急转弯——现实的“空档”、精神的“空档”和文学的“空档”，拿程光炜的话，就是“乌托邦时代”的结局，“世俗时代”的开始。而我宁可认为，上文提到的乌托邦及其消退跟印家厚没有关系，简言之消退或结局的不是印家厚的乌托邦。人来到世上就有尘世的理想，在宽泛意义上，人无论尊卑高下都有乌托邦情结，印家厚有着自己的乌托邦（可称之为尘世乌托邦），他的乌托邦跟人的最低生活需求（活下去；活得像人）相纠结，因而是不会消退的。
问题正在于，印家厚的乌托邦降格为或等同为被动的、昏昏浊浊的生活——社会小人物或底层为柴火油盐衣食住行的凡俗生活，为什么就成了他们苦苦争取而不可顺得的“崇高理想”或叫乌托邦？（在程光炜们看来只是“世俗性”而不是乌托邦。）换言之，印家厚的生活为什么是被动而萎弥不振（这些当然化成了他的性格和情感，我们看到经池莉之手写出的世俗化的性格和情感），而不是相反，其中有着巨大的能为我们同代人所理解的历史内容。这就是，不管池莉有没有意识到，《烦恼人生》有没有显现，印家厚远没有上述作家笔下的英雄归来式人物幸运，他比这些幸运者更承受了时代的精神之熵，池莉不经意地通过他写出了这种遍布草根阶层的精神之熵。
印家厚的乌托邦并不在程光炜“乌托邦”视野之内，但是，印家厚却意外得到程光炜的垂青，他的琐碎惨淡的世俗生活被《结局或开始》视为90年代世俗生活的“基点”，他本人竟成了90年代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肇始者。一个精神之熵的负载者反而成了历史转型的先声角色，而获得当今学院派评论家的重新发现，耐人寻味。在我，则“寻味”出直到今天，包括90年代异军突起大出风头的新兴资产阶级，普遍的“精神之熵”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
如此寻味有可能是苦涩的，但也有可能是乐观——乐观其成的，程光炜们属于后者。
四
印家厚有着90年代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成色或底色吗？
《结局或开始》这样概括：小平同志“南巡”后，市场经济在法律意义上确立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这使他们终于冲破了“人文精神牢笼”，成为这三十年间中国最具历史活力，为这个民族的历史进步贡献最巨的社会阶层。新启蒙小说思潮的强势存在，遮蔽了新兴资产阶级及其小说是毋容置疑的历史事实。池莉和她的小说《烦恼人生》……在新启蒙小说的天罗地网中撕开了一道裂缝。池莉的小说，其实可以称之为是“新兴资产阶级小说”， 而不是带有贬义色彩的所谓“市民立场”、“市民生活”。这么着，印家厚没能承担新启蒙小说所主张的“人文启蒙”，倒无目的但合目的地承担了程光炜们的新兴资产阶级进军式的“转型之役”了。如果说，80年代以印家厚为代表的小人物的世俗生活“生产出”90年代新兴资产阶级的世俗生活，那么印家厚就是后者的前身（础石）了。
一不小心，80年代印家厚的凡俗生活倒成了90年代新兴资产阶级的滥觞。这可不是池莉的本意，而是程光炜们的重新发现：“刘川鄂所批评的《烦恼人生》等小说的世俗性，代表的正是从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一股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和要求，在那个时候叫作‘普通人的生活’。”据此，程光炜们还严正地贬斥道：“80年代所培养出来的文学贵族是在压抑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兴起，这种表现在1993年的‘人文精神讨论’中达到了高潮。”
以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新兴资产阶级冲破了“人文精神牢笼”所呈现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大家都一肚两明。在80年代叫作“普通人的生活”等同于90年代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和要求，此说法也过于牵强。这里，我搁置这一话题，还是沿用“印家厚线索”追问下去——继续我对印家厚的解读。
我当然注意到程光炜们所强调的“世俗性”。就是说，它跟印家厚个人及家庭生活是不同的，不是在生存漩涡里苦苦挣扎的印家厚，也不是印家厚为代表的不无灰暗的底层世俗生活，而是《烦恼人生》所传导的“世俗性”。这里，程光炜们借《烦恼人生》做了“世俗性”提纯或净化，因为90年代新兴资产阶级可不要印家厚式灰头苦脸的世俗生活，他们倒继承了印家厚的生活没有“人文承担”或不知“人文承担”为何物的那种世俗生活的精神状态，即反启蒙的精神状态。那么，他们的精神动力、社会表现和社会效果又是如何？从最普遍而深刻意义上，90年代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同样承继着印家厚的“精神之熵”。
在我看来，所谓世俗性，是市井小人物的情感、他们的家庭和社区生活，以及大环境小环境的交融所呈现的社会景观和精神风貌，它应该是整体性的。而市井小人物的情感既有现实碰撞的内容，更有历史文化的内容，他们身上流淌一条历史文化的血液，这种“血液”的健康元素至关重要，拿《烦恼人生》说事，其世俗性必定要通过印家厚及其家庭生活社区生活所体现。从小说最基本的审美元素是人是主人公来说，离开了印家厚的情感和精神构成，也就没有这部小说所流淌的世俗性。所谓世俗力量的强大，应当跟他世俗化的精神磁场之强弱有关。但在《烦恼人生》里，印家厚只是“失意落魄或堕落的人群”中的普通一员。程光炜也承认，走出文革到改革开放，“中国这十多年的巨大进步，就是以成批生产这种失意落魄或了了堕落的人群为代价的。”由此可见，《烦恼人生》所体现的世俗性，从精神质地上，是不足以引领和催生90年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的。
因而能够勘探，90年代以来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内里，不但没有“人文承担”，而且因袭着印家厚们的精神之熵。在外在生活情态上，他们抖权、抖富、抖阔、抖势，抖的就是权力加金钱的力量，而不是他们以自身（进取阶级）素质产生的力量，印家厚跟他们没任何关系。小人物和弱势者的印家厚情有可原，而高调亮相的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心灵上的精神之熵谁会在意呢？世俗生活的衣食住行几乎全被假冒伪劣产品所充斥，环境恶化空气恶化，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和要求又体现在哪里（仅仅是少数智者对此敏感，头脑清醒，但他们还不能代表整个新兴资产阶级）？难道仅仅是那种“世俗性”吗？资产阶级与世俗性与生俱来，是不必向小人物生活借取“世俗性”之光的。世俗性应该是有人性之根的，而那种漠视基本人性和人文关怀的光鲜亮丽之下的世俗性是无根的，畸型的。程光炜们说池莉的小说是“新兴资产阶级小说”，这种判断是站不住脚的，相关的论述没有说服力。
谁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印家厚显然不是。印家厚与新兴资产阶级无关。印家厚所提供的“世俗性”也与新兴资产阶级无关。谁的新兴资产阶级？也不是印家厚——《烦恼人生》所显示的资产阶级。应该说是90年代——我们时代的新兴资产阶级，它以利益集团式出现，出演了一拨又一拨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悲喜剧。官商勾结，权力寻租，集团利益自我利益最大化，而社会责任最小化或冠冕堂皇化。以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为证，在揭露并批判资本罪恶时，作家的人文精神即在其中。人文精神非资产阶级之累，在欧美，世俗宗教里就有着人文精神，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过深入的分析。可以说，普世价值就是上流资产阶级持恒推动的结果。既然有“上流”，就有“下流”，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如果是“上流”（在程光炜们看来，他们为这个民族的历史进步贡献最巨，自然应归于“上流”），它又为社会树立了什么风范，立下了什么精神标杆？换言之，9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的精神风范是新兴中产阶级引领的吗？当然，环顾中国的现实，不能把主要责任推给这个阶级，但是，这暴露了它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精神萎缩的“内里”，从“精神之熵”角度，它恰恰跟印家厚属于同一精神状态。这样的“关联”是程光炜们没有或不愿看到的。
新兴资产阶级冲破“人文精神牢笼”意味着什么，其负面性的社会效果不是很明显吗？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成为上流阶级仍有很长一段要走，“人文精神”仍是锻造其心灵的良药。
五
“1990年代，新兴资产阶级及其小说终于终结了新启蒙小说的垄断地位。”这种说法也是武断的。因为它不符合事实，一，“文学的‘市场化’”、“陕军东征”、“《废都》现象”、“女性小说”、“都市小说”等等（为了坐实其论点，程光炜们把这些“文学势态”通通归入新兴资产阶级及其小说），就是从其总和，也不能称之为新兴资产阶级小说，这些小说的正能量（聊借时髦语一用）更多的是程光炜们的评论所赋予，而不是小说本身流露的；二，出自于《烦恼人生》的新兴资产阶级及其小说，其精神质地是先天不足，加上后天失调，它只能是畸型发展，或者说新兴资产阶级及其小说笔走偏锋；三，世界文明史和文学史表明，启蒙或人文精神非新兴资产阶级及其小说之累。四，从中国的现实语境，总体上新兴资产阶级并没有达到驾驭社会平衡社会的作用。那些活跃在社会舞台前面的官办、买办和官商联盟，并不能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全部，却以社会主流的姿态招摇过市；五，新兴资产阶级及其小说的成熟，有赖于社会空间的扩大，有赖于八面来风。中国新启蒙远未完成，时代呼唤有深刻的艺术形象和思想的新启蒙小说，何来“新启蒙小说的垄断地位”？程光炜们如此肯定新兴资产阶级及其小说，肯定的只是他们心造的幻影。
如是，我进行了对《烦恼人生》属于自己的解读，同时也解读了《结局或开始》的相关阐述及结论，对其存在的“内在空疏或空洞”，作出了自己的分析。
2013年2月25日
原载于：《粤海风》（文化批评杂志）2013年第四期
